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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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

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

近代公司制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后，公司股票以其整齐划一、转让灵活的特点，为国人理财带来了不少方便。

但是习惯于独资、合伙与借贷等经营方式的民众，尚难深入理解与体验公司的经营原则。

于是，近代手段同传统经营理念的嫁接，便导致了一些奇异的经济行为。

民众股票投资方面的债券性要求就是其中一例。

在中国近代早期，民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信用制度被引入中国，发行债券成为外国资本家继发行公司股票之后，在华筹资的又一重要手段，国人初次有了债权化的认识。

外国股票与债券以其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和稳定的商业信誉，逐渐受到华商的青睐，从而使不少华资或被吸纳入洋行，或被外国资本家借去又高息转借于清政府。

对于外国股票与债券，晚清士人在很长时间内统称之为股票”至少，在官方的言论中，直到19世纪末这两个概念还是混淆的。

在不少中外借款条约的中

文文本中，借款债券都被写成股票”（注：

见王铁崖编：

《中

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98-599，627-629，734-7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

直到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二月，朝廷官员在筹借内债时，尚将此项债券命名为自强股票”后又改名为昭信股票”以区别于官方在铁路、矿务等方面获利惯于失信”的股票。

由于晚清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股票与债券的属性没有区分开来、他们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晚清民众对股票投资之债券性要求的一个突出例证，就

是公司股票普遍存在的官利”现象。

所谓官利，就是股本利息，即股息的俗称。

股息本来是公司扣除经营运作之后，为股东提供的或大或小的利息”[2]（），是公司投资风险性的体现之一。

正如马克思所言：

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1]（）

而在近代中国公司企业中，官利是固定的，而且是必须予以保证的。

官利必付、官利先付是近代中国实业界的一种俗成制度，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

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股东在缴纳股金获得股票的同时，还会拿到一种息折，据以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

检阅晚清官督商办和商办公司企业的章程，几乎没有不规定官利的，只不过表述略有差异而已。

关于近代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制度产生的原因，笔

者和其他学者已从中国传统的高利贷等方面进行过探讨

（注：

朱荫贵：

《引进与变革：

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忠民：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

玉、熊秋良：

《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

诚然，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

首先，不难发现，当时在华发行股票的外国公司多未规定固定股息，而这并没有影响华商对外国股票的认购热情。

虽然华商起初对洋商所发行的股票视为畏途”，朱敢问

鼎”[3。

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4]。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因买股份之人多为华商”，乃至

该行虽为外国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

有的洋行股票因

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

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4]。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汇总，发现洋务民用企业在关于官利”的规定方面，同此后的各类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有些区别。

主要体现在对支付官利的起始时间上。

后期的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一般规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务民用企业则突出企业见到效益后方能分利。

例如金州骆马山煤铁矿章程规定：

自见煤之日起，每商本一

百两，长年酌提官利银十两”[6]平泉铜矿规定：

见铜后十

二个月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国

矿务局规定，股东缴纳股款后，矿局给予股票并取利股折，

俟煤铁运售之日起，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

登州铅矿则照章议定，（自）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口炼发售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

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人也承认之所以规定官利，是鉴于如果将官利纳入余利之内”，则股东不自觉矣”。

所以公司章程向须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

但是，在早期洋务民用企业中，并未见到后来在民办企业中常见的官利吃股”现象。

有的实际上并未按规定于投产后即支付官利，例如开平煤矿规定见煤后支付官利，但实际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开始配发官利，且首次官利仅为六厘，而非章程规定的一分（注：

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一一辑，下册，第643-644、660-661页。

）。

同样，洋务民用企业关于官利的严格”规定，也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高潮。

时人记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11]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12]于

是，市场之中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13。

商民视公司股份，皆以为奇货可居”[14,乃

至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15。

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

时人记叙：

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

票为幸”[16,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17]在当时，投资者其实并不关注企业的官利，他们专心致志于（买卖）

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因为股票转售，

其利已属不赀”[14。

在股票之利的诱使下，凡市中有些场

面者，莫非（公司）股东”[19；本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

抵或借”，不惮罗雀碰掇之劳”，争购股票，以图厚利”[20。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之所以火热起来，也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企业关于官利”的较后来严格的规定

并没有限制投资者的热情，民众大兴认购股票之风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关键性作用，而上海股票市场的崩溃，贝U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投资心态。

经历了上海股市风潮之后，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

乃至人皆视集股为畏

途”[21,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注：

《股

份转机说》，《申报》1884-12-12;《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申报》1891-08-13。

），几同于惊弓之鸟”[17。

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时人称：

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

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22,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

《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中国史学会主编：

《洋务运动》（七），第316页。

）,

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23]凡有企业招股，商民犹惴然

惧皇（惶）”，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誓不买公司股票”[24；即使是铁路、织布之股票，真实不虚”，商民亦观望不前，未能踊跃”[23。

商民投资受到的重创，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

几年后，云南铜矿局在上海招股，商民仍鉴于数年内之前车，往往裹足不前”，致使该局竭力招徕来者，总不甚旺”[25。

1887年漠河金矿在上海招募股份时，商民犹惕于数年前股份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26]（）。

在这种情况下，官利”的及早与

即时兑现就成了尽可能挽回公司社会声誉的不多的手段之

一。

例如湖北织布局于1894年招商承办时，之所以规定本

局允为保利一分五厘，每股（百两）每年凭折到局领息银十五两”，就是为了解除若绅商入股恐所分额息，欲称官利，多寡无定”的顾虑[27]（）。

著名实业人物郑观应也说，中国

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有，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故此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28]（）。

促使晚清股票官利”属性强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清政府于19世纪末发行的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

昭信股票本为清政府为缓减危机而发行的一种公债，之所以如此命名，旨在强调其信用的稳固性。

用策划本项活动的朝中官员的话说，就是区别于以往国内有关企业发行的惯于失信”或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的股票

[29]（）o虽然朝廷为此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这种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则严重背离原定章程，使该项公债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最后不得不停止。

昭信股票的社会声誉遂大为败坏，由此也进一步影响到民众的投资心态。

乃至在民众看来，集股即劝捐别名”，每逢公司募股，则率皆借词推诿，纵使谆谆开导，亦属藐若罔闻”（注：

《河南官报》第51期，引自杜恂诚：

《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在这种情况下，集股创业者自然也不得不在付息方面显示其诚意”例如陕西铁路

总局创办人员在议定西潼铁路招股办法时，就特别强调了严格执行官利”制度对于挽回昭信股票引发的股票失信”之社

会不良影响的重要意义：

陕西自劝办昭信股票，未能取信于

人，以故在上偶有捐输之举，在下即广生疑虑，今办铁路股份，以定期付息为最要之著”；只有如此，方可坚入股官绅商民之信，期于事成之举，祛疑忌而收利权”[30。

长期受自

然经济浸濡的国人，普遍有着宁可一人养一鸡，不愿数人牵一牛”的习惯心态，这种潜在的单干”意识本来就难以即时转变。

而官方的不良商政，无疑加剧了他们对新式企业投资的恐惧。

是故人之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

”[31]（）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创办者不得不对投资者制定一种利益的保障，即各省商

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而广招徕，

已属不得已之办法”[32]（）。

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官利”制度虽然是一种普遍的作法，但各个企业的规定又不尽相同。

以民办与官商合办企业为例，除了利率的不同外（注：

这一时期企业股票官利利率大致在周年四厘至一分五厘之间，一般以年息五厘至八厘的规定较为普遍。

），在计息时间方面，有的企业规定以收到先期股银之后即起息，有的规定股款收齐之时起息，较多的企业规定以收到股款之次日计息。

多数企业声明官利发放，不计闰月。

也有不少规定常年行息，例如云台山树艺公司明定“股

本）连闰八厘计息”[33]（）。

民国元年创办的浙江则规定：

本

银行股本官息按周年六厘计算，即以交股之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前项官息每年分二期发，上半年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终日止；下半年自翌年正月一日起至二月终日止。

”[34股票所载官利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也有个别企业因应于不同的时期，规定了不同的官利利率。

例如汉阳铁厂在实行招商承办时议定的章程规定：

“（股东）自入本之

日起，第一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

”

官商合办溥利呢革公司章程规定：

本公司所收股本，均于缴

到之后一日起息，未出货以前按周年四厘算，既出货以后按周年八厘算。

”直隶工艺总局劝办之织染缝纫公司则在章程中写到：

本公司第一年生意未必能遽获厚利，拟第一年各

股份按照常年四厘包息……自第二年起，每年结账，各股东一律按五厘官息照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