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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全产业链

一、灿星制作

一档节目的成功,自然是离不开其背后的运营团队。

  好声音的运营团队为上海灿星制作。

这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制作公司,其作背后的大股东是星空华文,而星空华文则是由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与星空卫视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其中,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占股53%,星空卫视占47%。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又是由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所控股的上海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出资人发起的。

应该说,灿星制作与东方卫视具有深厚的渊源。

  灿星制作在栏目策划和制作上的经验也十分丰富,灿星制作总裁田明原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副总裁,家喻户晓的《中国达人秀》的核心制作班底都在灿星制作旗下。

  强大的制作能力和资源背景并不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红透全国的最关键因素。

因为类似的歌手选秀节目,在各卫视都有相应的节目储备,例如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天津卫视的《王者归来》、青海卫视的《花儿朵朵》、湖南卫视的《天声一队》、山东卫视的《天籁之声》、辽宁卫视《激情唱响》、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云南卫视《完美声音》等。

  很显然好声音节目走向成功的最根原因,还是好声音制作班底精心打造的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总结为“两分一合”。

  

(1)制播分离

  目前,各大卫视的“制播分离”通常所采用的三种模式为:

  

(1)电视台外包模式。

即电视台把一部分工作交给电视台以外的制作公司来做,这种模式只是把一些纯粹的劳务工作外包出去,但是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由电视台掌控,有时还派出导演把握整体质量。

节目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电视平台一方。

  

(2)电视台负责审查、付费和播出,制作公司节目制作生产,这是目前的主流模式。

制作公司负责创意、理念、制作,独立完成一档节目。

制作公司先拿出一个节目样片,交由电视台审片委员会审查,电视台审片委员会会预估节目的收视率和广告吸引力,然后考虑是否购买这个节目。

  (3)《中国好声音》创新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模式。

《中国好声音》制作公司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播出平台与制作公司在这个模式下成了紧密的合作伙伴,而不单纯是一种简单的采购与被采购的关系。

由于激励机制的不同,在这样的模式下,制作公司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请到具有影响力的明星和专业的制作人员。

这种制播分离的模式直接激励制作公司和电视台双方,都各自施展最大功夫提升节目质量。

  既然注定是一档大制作的节目,双方开始大量投入之前,就需要对节目的版权进行确认。

版权的确认不仅可以提升节目的可复制门槛,也让制作人员更清楚地了解节目制作的每一项细节。

版权引入的购买方会全方位引进原版的节目形式和制作细节,再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并且在制作过程中,原版权方也会专门地对版权购买方进行监督和指导。

灿星方面引入了诞生于荷兰的《TheVoice》版权,《TheVoice》在RTL4电视台播出曾轰动一时,当《中国好声音》开播时,由NBC推出的美国版《TheVoice》即将迎来它的第三季,该节目获得了很好的收视率。

由此,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得到了《TheVoice》非常丰富的版权内容,内容涵盖前期准备、内容安排、导师选择、学员挑选、音响安装和调试、灯光的色彩、明暗的调校,甚至细致到编导手记,接线的方法。

引入了版权也是引入了经验,这些细节上的经验手册,提供了成熟的制作流程,大大缩短了节目准备周期,提升了节目的制作效果(如图一)。

  

  

(2)利益分成

  ●类似业绩对赌的广告收入分成

  灿星制作直接参与播出平台的广告分成。

过去的模式下,制作方由于不参与广告分成,因无法在节目制作收入上实现开源,只能把关注重点放到节目成本控制上来,过度强调控制成本则影响了节目的质量,导致节目收视率的下降,过低的收视率使得播出节目的电视台在广告收入也受到影响。

  在广告分成的模式下,为了实现更多的利润,制作方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推动广告价格上涨。

由于播出平台的相对强势地位,为了实现广告分成的模式,灿星制作承担了前期包括版权费在内的所有投入,如果节目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他们还将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如果节目收视率在一定的标准以上将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

不论怎样,类似业绩对赌的合作方式极大地激励着制作方拿出最高质量的制作产品,当然,反言之,也极大地挑战着灿星制作的风险承受能力。

  ●持续互动的明星导师分成

  华语流行乐坛最具实力的明星导师的加盟,是整档节目重要看点。

为了保障明星导师的持续参与和投入,灿星制作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导师参与计划。

明星的出场不再单纯地按照出场次数计价,整个导师团队跟后期的运营和市场开发成果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明星导师们在《中国好声音》节目当中的参与作为其合作投资或分成的前提。

如果学员潜质高、实力强,通过专业培训和指点之后,学员受到市场认可的话,学员歌曲的彩铃下载收入导师将参与分成,学员通过签约灿星后参与的唱片、演唱会、音乐剧、商业演出等的收益,明星导师和灿星制作继续分成。

  有了持续互动的参与机制,明星导师们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流露出真性情,持续地关注自身学员的成长,尽力帮助学员提升歌唱实力,而这正是观众们想要看到的。

  ●音乐学员分成

  通过节目的播出平台,学员得以获得明星导师指出,增强自身曝光度,提升乐坛影响力。

灿星制作与学员签订一定年限的合作协议,将参与签约选手的商业演出等项目的分成。

歌手们通过灿星制作,获得线下演出、唱片、数字音乐、彩铃下载等获得分成收益。

这种互动机制,使得歌手们有足够动力去准备每一场节目的录制并展示最佳的声音,也让制作方有足够动力去动用自身资源为选手搭建平台。

歌手和制作方的共同努力,观众能够从节目中听到好声音,提升了节目收视率。

收视率的上升又为制作方在广告价格上提升了空间。

  

  (3)平台聚合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策划显然把节目当成了一个重要的展示平台。

既然称作平台,就需要有平台内容的广泛承载能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着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

  99家媒体全程参与投票,提升了平面媒体和新媒体的曝光度,同时媒体的积极性也被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起来,他们将密切关注好声音的动态,持续关注并报道好声音学员,这都为好声音学员的“星途”奠定了媒体关注基础;

  多部电影的主演明星纷纷登台表达对《中国好声音》的关注和祝贺,在宣传了自身电影的同时,也使得好声音的舞台变得星味十足。

  开场植入广告及各项内容植入性广告,将好声音的舞台变成了巨大的商业路演平台,广告的种类及数量也超越了其他综艺类节目(如图3)。

  

  这种具有聚合能力的平台建设,在全媒体时代应该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通过平台的动员能力,调动了相关的资源,让好声音的播出平台相得益彰变得更有价值。

  全产业链的设想

  通过公开资料,不难看出好声音的制作班底已经具备了哪些资源。

灿星制作通过好声音节目,有了多边性的展示平台,签约了具有强大成长潜力的年轻歌手;有了中国最具有实力的资深音乐人的鼎力相助;有了举办大型演唱会的经验;有了庞大媒体群的互动参与和持续关注;有了广告及赞助商的肯定;有了节目多样化的分销渠道……

  上述提到的这些资源都粘附在了灿星制作打造的平台上。

这就将是一个富有想象空间的事情。

好声音节目的广受追捧,也仅可以看成灿星制作的商业构想的第一步。

在了解灿星制作想要藉此达到的商业构想之前,不妨先粗略地了解一下音乐这条产业链及产业链中的问题。

  音乐全产业链,涉及到歌手、经纪公司、唱片制作公司、发行公司、演唱会承办公司等,随着无线音乐时代的到来,产业链条中又加入了运营商和无线音乐提供商。

在综艺节目制作上,涉及到的有明星、制作公司、电视台,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视频网站为加强用户流量,也纷纷加入到了节目的采购中,成为节目的采购商。

  产业链不长,产业结构也相对简单,但是产业中问题却是不少。

主要有:

  

(1)音乐内容长期受版权问题困扰。

  从早期的卡带向唱片过渡的过程中,行业内盗版情况即已泛滥,加之唱片的定价过高与盗版形成的显著差异,逐渐培养起用户使用盗版的市场环境。

数字化音乐时代的到来,让音乐制作面临的情况雪上加霜,音乐作品的盗版变得更加容易,上游内容提供方的利润空间由于盗版问题被严重挤压。

  

(2)优秀的音乐人逐渐减少,音乐质量下滑。

  盗版环境不只侵害唱片公司以及发行商的利益,对音乐人的影响更甚,以及用户对音乐的态度改变,挫伤音乐人的士气,从而整体市场音乐内容量大质低的特点渐现。

  (3)用户付费习惯难以短期改变。

目前数字化音乐的时代下,通过运营商渠道、互联网渠道等较之传统唱片更加便捷的方式,音乐的传播更加广泛,音乐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免费获得,用户不愿为版权付费的付费习惯很难以在当前的情形下得到扭转。

  《中国好声音》通过电视栏目的形式,以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高举音乐正能量的旗帜,为音乐创造了多种收入途径(广告、商业演出、彩铃下载等)。

或者换言之,如果《中国好声音》试图单纯以音乐制作获得收入盈利,在当前的条件下是件困难的事情,开创多种途径的盈利方式,是解决音乐行业因版权问题难以盈利的一种尝试。

  前文已经提到,在全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灿星制作已经通过《中国好声音》节目获得了相应的资源和能力。

比如,通过歌手经纪、举办演唱会、发售唱片、音乐剧,甚至是开设音乐培训学校等全产业链条上的利润环节获得多种途径的收入(如图4)。

  

  不可否认,灿星的音乐产业蓝图还有诸多未知因素,诸如团队的持续创作能力,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性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都将摆在灿星制作的面前。

  但不论如何,《中国好声音》栏目的模式创新给了电视节目制作行业及饱受版权困扰的音乐行业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

甚至通过灿星制作,可以看到电视节目大制作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

二、中国好声音

【后续动作】

“歌手养成”计划

  1全国十场巡演12月启动

  据悉,目前制作团队已经开始筹备从12月到明年春节前的首轮十场全国巡演。

据悉,预计每场演出的时长达五个小时,将从下午5点持续到晚上10点。

  在内容上,四位导师确定全程参与十场演唱会。

学员每场演出都会演唱不同作品,其中包括新歌和改编的老歌。

  2导师和学员合作新歌曲

  与演唱会同时启动的,还有专辑制作。

首先将推出的是由节目中学员演唱过的金曲集锦专辑。

接下来,刘欢、那英、汪峰、杨坤都将与学员合作新的作品,并将收录在他们音乐专辑中陆续发行。

陆伟表示:

“一部分学员和导师合唱的歌曲,会收录到导师的专辑中;一部分创作型的学员,也会自己出专辑。

”此外陆伟透露,“好声音”有46名学员的全经纪约和唱片约签到了灿星制作,公司也会与各大唱片公司合作,为“好声音”学员筹备专辑。

  3打造中国《欢乐合唱团》

  为了打造节目品牌,还计划于11月底到12月初期间,在三亚举行“中国好声音”国际音乐节,四位明星导师将率领各自战队参加。

音乐节也将邀请港台歌手等助唱。

  此外,“好声音”还将引进美国当红音乐电视剧《欢乐合唱团》的中国版权,“好声音”学员将在音乐剧中扮演角色。

陆伟透露,虽然目前版权还没有买下,但是基本已经谈妥。

  

竞争对手

  湖南台或引进《XFactor》

  近日一则关于湖南卫视明年所有节目冠名费的帖子在微博上流传,其中新节目《唱出我人生》比较受人关注,据悉,这个节目的版权买自英国音乐节目《XFactor》。

而《XFactor》出过最有名的选手就是曾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献唱的英国歌手LeonaLewis。

  昨日,湖南卫视工作人员证实,这档节目的确在明年的计划中,但节目名字还不确定,而在购买《XFactor》版权上,也没把“最后一槌子”拍下来,一切都在进展阶段。

据悉,这档节目定位为全民励志音乐节目,同样也有明星导师坐镇,但不会有转椅。

湖南卫视的工作人员透露:

“明星大牌是评委,也担任辅导选手的工作,节目模式目前还没有敲定,更谈不上和《中国好声音》PK。

【三大启示】

1.节目模式用资本运作的方式看待电视节目

  有人将今年的《中国好声音》和2005年轰动全国的《超级女声》做对比,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本土歌唱选秀节目的杰出代表,《超级女声》进行了节目形式上的巨大创新,也因此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而《中国好声音》除了在节目形式上引进了荷兰原版的《TheVoice》,这档节目更注重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开发,和在整个音乐产业链上的布局,从本质上,《中国好声音》也是一笔“中国好生意”。

  在文化产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何从产业、资本的角度去做文化,将文化做大做强,是整个文化领域都在思考的问题。

这其中不仅缺少产业化的思路,也缺少既懂文化又懂资本的操盘手。

《中国好声音》在这个方面无疑开创了一种可能性。

在电视这个领域里,海外的成功经验早已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做出了成绩,以《TheVoice》为例,它在英、美市场上不仅吸引了广告主的赞助,同时也通过与Itunes的合作,将在电视荧屏里即时呈现的音乐与线上的销售挂钩,获得更丰富的经济效益。

来到中国,《中国好声音》在拥有多个赞助商的同时,也与无线运营商签署了彩铃分成协议,学员在节目中演唱的歌曲,同时就可以通过彩铃下载。

另外制作公司灿星制作也与某无线运营商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为学员的后续发展保驾护航,这被看作是国外版权模式的一次本土化创新。

  用资本运作的方式看待一档电视节目,通过合作经营、资源置换、协议分成甚至股份互持等方式极大地整合各种资源,以此形成合力发挥巨大能量,这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好声音》的命脉所在。

对此,《中国好声音》的幕后推手,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的首席投资官李怀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产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内容策划、制作、播出、广告经营、后开发等环节需要无缝配合。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团队具有多年的中国本土传媒市场经验,并且持续关注和参与产业政策的研究和产业规则的制定,希望引入创新机制,探索尝试出一个让各方合作伙伴目标高度一致,高效协作的模式,从而发挥各方优势,打造出品牌节目,最大限度释放内容的商业价值。

2.行业前景产业链整合带来的启发

  《中国好声音》的学员能否在节目结束后通过经纪公司的运作获得良好的发展,通过节目对产业链的重新梳理,是否又能救中国的原创音乐于水火,这样的疑问从节目尚未开播的时候,就已经被不断提及,而直至今日,这个疑问还尚无答案。

  早在《中国好声音》于今年6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宣传总监陆伟就曾经做出过判断:

一档电视节目不可能彻底改变一个行业的面貌,我们关心的是节目能为行业做一些什么事情。

而随着第一季节目落下帷幕,节目也的确为行业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启发,有待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与释放。

  音乐产业中的主体——唱片公司、演出公司、经纪公司长期以来都处在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各自力量的薄弱,不仅让它们在面临互联网冲击的时候显得毫无还手之力,也让它们无力通过整合产业链释放出行业潜在的能量。

事实上,在传统唱片市场式微、演出市场地域性较强的现状之下,将精心制作的音乐作品通过强势的传播平台以不落俗套的方式进行传播,继而取得与新媒体、互联网之间足够的话语权与议价权,是这个产业在尚未找到更新换代的产品前,无法绕过的发展之路。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通过这个节目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因为对原版模式和运作团队的认可,四人加盟了节目,而他们在节目中对学员的选择不仅代表了个人对音乐价值的判断,也影响了公众的音乐的喜好,将好的音乐推广给更大多数人,将如何欣赏好音乐介绍给普罗大众,这本身就是对音乐的传承与发扬。

尤其是刘欢在学员袁娅维离开舞台时对于原创流行音乐细分市场的一段振聋发聩的讲话,也只有在真正主流的强势平台上才能得以最广泛而有效的传播。

 3.年轻力量草莓一代通过节目证明自己

  一个是21岁的男孩,一个是20岁的女孩,9月30日《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巅峰之夜,属于两个90后的年轻人,梁博和吴莫愁。

21岁的男孩梁博最终赢得了年度好声音的称号,而20岁的女孩吴莫愁也用歌声证明了自己。

更重要的是,两人用年轻人的态度和音乐,唱出了90后的心声。

  这是中国第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将最后的荣誉交付到90后的年轻人手里,也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了中国90后年轻人的真情实感,如果说节目的创新和对行业的启发是节目组有备而来的话,那么《中国好声音》对不同年龄阶层人群沟通和互相理解带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其效果则让节目组出乎意料。

  梁博和人们印象中的90后有着许多不同。

有人认为90后的年轻人性格强烈,行事夸张,但梁博的身上却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重;有人人为90后以自我为中心,做事没有长性,但梁博却执着地坚持着音乐这个爱好,并有将它付诸行动的力量。

这也正是很多年长一些的观众喜爱梁博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梁博代表着90后沉稳的一面,那么吴莫愁的特立独行则代表着90后突破传统的勇气。

吴莫愁的独特唱腔曾一度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引发强烈的争议,然而一封讲述她和父亲父女情深的家书则让人们了解了她善良孝顺的一面。

在巅峰之夜,她用“新时代的年轻人大家一起来加油”这样直抒胸臆的呼告,让大家看到她的努力,也让她成为了90后的意见领袖。

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真性情的女孩只说了一句,“一定会坚持做自己,我希望有更多人能感受到我的热情和开心。

  一位网友这样说到,很多人对90后的不理解源于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当他们看到舞台上年轻人的努力拼搏,这种成见自然会渐渐消失。

人们开始理解这些孩子,也欣赏90后为了梦想付出的努力,从而喜欢他们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歌声,这就是沟通的价值。

【与其他节目的对比】

“快”似乎是大家都在追求的节奏,就像华少播报广告的语速那样。

好声音在这一点上满足了所有的游戏参与者,它让参与的各方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了自己过去梦寐以求的东西—灿星制作有了自己的王牌,浙江卫视蹿升为收视最火爆的地方卫视,学员通过短短的几期节目就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而对于广告商来说,要迅速建立起品牌知名度,好声音也成了一个最有效率的机会。

 

 

所有人都看到了好声音给加多宝带去的远超6000万元冠名费的价值—这个凉茶品牌在今年夏天进行了更名,如果不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记住加多宝这个新名字,就很有可能失去经营多年的市场。

但现在,没有人会不记得中国好声音的冠名商。

 

 

大家都在想办法借助好声音的平台去达到像加多宝一样超预期的品牌传播效果。

  

 

但明年一定会更好吗?

好声音的势头究竟能不能够延续?

  

1.《超级女声》在2005年达到巅峰,李宇春夺冠的那期年度前3强的总决赛,收视率达到了11.65%。

但接下来一年的超女,总决赛的收视率只剩下3.2%。

2.东方卫视的《加油!

好男儿》在2006年推出时,总决赛上海地区收视率超过10%,但第二年也下滑到了7%。

  

这些在首季推出时红极一时的选秀节目,到了第二季,其火爆程度和造星能力,却总给人感觉是强弩之末。

3.2007年开始在台湾爆红的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也遇到了收视率滑坡的问题,其最高收视率从第一届的7.11%下滑到第七届时只剩2.19%。

这也因此导致了《超级星光大道》在2011年起停止常态播出,转型为季播的《华人星光大道》。

 

但《超级星光大道》让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对这个节目产生了超越于收视率之上的话题性。

包括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等一批台湾新生代的一线歌手,都出自于《超级星光大道》,他们被称为“星光帮”。

  而在美国,因为出过两个获格莱美奖的歌手,音乐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也才会持续火爆。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按照《超级星光大道》的赛制,每季他们都会与不同的唱片公司合作,当季的冠军除了赢得高额奖金外,还将获得合作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拥有发片机会。

  区别之处就在于此—《超级星光大道》的制作公司金星娱乐本身也有演艺经纪项目,旗下的着名艺人包括大小S、黑人等,但金星娱乐却几乎不涉足“星光帮”的经纪合约。

他们把从《超级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送到最专业做音乐的唱片公司。

“我跟萧敬腾说,我不会把你做成星光选秀出来的萧敬腾,我要把你做成一个非常有音乐性的萧敬腾,但可能你就要忍受一两年的寂寞。

”曾经在EMI签下了蔡依林、孙燕姿、张惠妹的“巨星操盘手”陈泽杉在2008年到华纳唱片任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之后,签下了在《超级星光大道》上成名的萧敬腾。

  唱片公司对待这些“星光帮”,用的是传统的做歌手产品的思维,他们并不着急利用选手当下的热度。

  

宋柯说,“按照唱片公司自己的选秀手段,不论是跑酒吧听歌手唱,还是听小样选,都需要一个过程。

而后面的培养周期会更长。

比如说我在太麦的时候做的MIC男孩组合,要培养四年,基础打得很牢靠。

等他们出道以后,还需要电视等媒体的曝光。

” 

 在音乐工业的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快”字就能真正生产出一件好的产品(歌手)的。

  包括音乐工业本身也早就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要想靠音乐赚钱,只能做演唱会,做商演,做代言。

现在唱片公司或者厂牌的招人的门槛很低。

大学毕业,第一天就可以做项目了,就可以带人去上通告了。

”环球唱片国际部版权经理王皓说。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电视的强大已经将选秀节目所能产生的价值完全垄断,并且没有给音乐行业带来任何改变。

如果把歌手作为一个“产品”,那么电视作为平台和渠道可以展示他原有的价值,并且借势垄断了这部分价值,但是要创造他作为一个“歌手”新的价值,这种平台的强大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阻力。

 

 

对于名噪一时的天娱来说,虽然垄断了湖南卫视选秀歌手的资源,但它们的强项显然还是在于电视的运作,旗下的艺人与其说是歌手,不如说是电视艺人,他们更多是出现在湖南卫视制作的拼盘演唱会、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中。

东方卫视旗下的运作选秀艺人的上腾娱乐也是如此。

 

 

就这样,虽然打着“音乐”的旗号,但音乐在这里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其实,选秀这个事儿,本质还是‘秀’,只是把音乐作为了一种载体。

他们没有推动音乐产业这个责任,‘秀’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围绕‘秀’进行的环节设计,这是做选秀节目的人关注的。

但拯救乐坛这事儿就别提了。

”摩登天空唱片公司总裁沈黎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他曾经是2009年快乐女声的评委。

  

  

“美国的电视台很少会签歌手。

最多是为电视节目做一些宣传。

他们的专业分工是非常细非常清楚的,电视是电视,经纪公司是经纪公司,演出推广公司是演出推广公司,唱片公司是唱片公司。

” 而在中国,一旦电视及其关联公司垄断了选秀歌手的价值链,当与电视相关的业务能为电视台和制作公司等电视关联公司带来大部分的和稳定的收入,他们在内部资源的分配上也自然会向利润高的业务倾斜。

  

这也就使得歌手后续的运作很难成功,更难说让他们对选秀节目本身进行反哺,维持节目的关注度。

  

《中国好声音》的巡回演唱会已经启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要在全国办12场演唱会。

据田明透露,12月即将开始的中国好声音巡回演唱会之后也将被做成电视节目播出,而演唱会本身则将以四个战队推新歌积分决出最强战队的系列形式。

 

 这仍然是在挖掘电视选秀节目的价值。

内部资源的倾斜仍会将大部分投入都指向电视广告收益的增加。

而成熟的音乐工业模式,应该可以与电视形成一种半合作半竞争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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