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docx
《文以载道.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以载道.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与毛泽东文学功用论思想
咸阳师范学院文传院白秀云
摘要：
文道关系一直是我国古代文论探讨的重要课题。
“文”与“道”的关系也涉及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从唐宋古文家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到宋明理学家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更有甚者提出“作文害道”之说，都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作文一直是作家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
直至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将文学的作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是一位文化素养非常高的政治家、文学家。
他的文学功用论思想是在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文论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必然也受其影响。
从传统的“文以载道”到毛泽东的文学功用论思想，它们之间必然有一定的联系与不同。
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毛泽东文学功用论思想都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者对文学作用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
诗言志文以载道文学功用论古为今用
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学家、政治家。
他的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不仅受到西方马列文论的影响同样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
这其中就有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以载道”的影响。
一“文以载道”的思想内涵
（一）文以载道中的“道”
这里周敦颐所讲的“道”是儒家传统的道德。
区别于道家之道。
无论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中的“道”还是韩愈柳宗元“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中的“道”都是指具体的儒家的孔孟之道治世之论。
是孔子所言的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更偏重封建伦理道德。
而传统的道家之道这是指世间万物的自然之法及普遍规律。
如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指人要依存于“地”，也就是人所处的环境，“地”要依存于“天”，“天”依附取决“道”而这其中的“道”则取决于“自然”，那么这其中的“道”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了。
庄子同样也认为“道”作为自然规律是不可逆转，不可违背的。
如张少康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精选》中就对其有过论述：
“《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是其文艺美学思想之核心，《庄子》明确提出要‘无一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篇）’，否定和取消了人的智慧和创造，这种哲学观点反映在文艺美学方面，就形成为崇尚天然、反对人为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原则。
此无疑存在片面性，但其一系列技艺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削木为鐻、津人操舟、吕梁丈夫蹈水、佝偻者承蜩等，无不阐发其艺术创造的精辟思想，即艺术虽也是人工创造，但其主体精神与自然童话，因而也必须绝无人工痕迹，从而达到天生化成的境界。
”【3】从张少康的论述中我们能清楚的看到，作文要做到天然化成而无人工痕迹，这就完全不同于“文以载道”中文章要承载作者的意志，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要求不同。
儒道两家作为我国哲学思想的两大源头，在文艺思想等方方面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以载道”就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产生并成为中国文艺理论有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二）“文以载道”的思想源泉
“文以载道”思想虽最早见于周敦颐《通书》，但其源头却是儒家“诗言志”思想。
两千年来，“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从未间断，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文艺理论与创作。
《尚书·尧典》记载：
“诗言志，歌永言。
”【4】中我们首次看到“文以载道”的源泉。
这里的“志”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有不同含义。
“‘志’的内涵在先秦时期就有所发展变化，在国家政治语境之中，‘志’一般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然而到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也有所变化，人的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由‘志’来包括。
”【5】人们可以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志”。
后来的“文以载道”则更过的继承“诗言志”在先秦国家政治语境中的内涵。
而“诗言志”在后来的发展中其实质更多的集中于诗歌是人独抒性灵方面。
孔子是我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从其一开始就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也就是诗歌的“教化”作用。
《论语·季氏》有云：
“陈亢问于伯鱼曰：
‘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
‘未也。
尝独立，鲤趋而学过庭。
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
’‘不学诗，无以言。
’鲤退而学诗。
”【6】这里说不学诗就不能说话，可以看出儒家对于诗歌给人的教育作用，让人能知礼节，不说错话，明显的是诗歌的教育感化作用。
儒家的“诗教”传统突出了诗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功用性。
在《论语·阳货》记载道：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7】同样这里儒家对诗歌的作用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他指出为什么不学诗呢，诗歌可以感发意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朋友，可以讽刺指出社会不平，近的可以孝敬父母，远的可以忠于君王报效朝廷，也能更多的了解大自然的鸟兽草木等自然事物。
《诗经》里民风简朴的歌唱在孔子这里已不是那些人民自然的生活状态，而是寄予里孔子及弟子的处世哲学和社会理想。
当时就认为诗歌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认识水平，并对人有教育作用。
其中的“兴观群怨”也对后世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在战国时期的《荀子》中“文以载道”思想初露端倪，并提出“文以明道”的思想。
（这一句具体看）
（三）两汉、魏晋时期的“文以载道”
《毛诗序》作为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诗歌专论。
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言志载“道”功能，其中：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8】就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同时张少康也对《毛诗序》中的讽谏功能做了肯定。
书中提到：
“《毛诗大序》提出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
”【9】《毛诗序》从“诗言志”到文学的教化功能，都强调了文学中承载着作者的意志和治国之道。
这与我们现代所说的“文以载道基本一致。
（四）唐宋时期的“文以载道”
唐宋时期，“文以载道”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它越来越与儒家思想相联系。
由最初古文家先驱柳冕就就曾说过：
“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
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盛。
”【14】在这里柳冕既强调了因道生文，同时指出了文以气盛是因为有道的存在。
到了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家，为了扭转齐梁时期的华而不实的绮靡文风，力求改革使文坛风气为之一变。
他们在理论上已提出与“文以载道”十分接近的“文以明道”之说。
韩愈说：
“君子思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15】“愈之志在古道，有好甚言辞。
”【16】“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17】而这里韩愈所明之道他也明确指出就是“古道”，那么这“古道”是什么，韩愈有明确的论述：
“吾所谓道也，非尔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柯之死不得传也。
”【1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愈的“道”是指儒家所建立的传统思想，而非佛老之道。
要求文章要符合弘扬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以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并将这种思想赋之于文，反对那种空洞无物的文章文风。
与韩愈同一时期的柳宗元同样也相信“文以明道”的作用“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
及长，乃知文章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以为能也。
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
”【19】柳宗元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文的实质认识越来越深刻，由最初的好辞工，到反对当时华而不实的骈文，而提出“文以明道”的文艺思想。
柳宗元的“道”与韩愈所宣扬的“道”都是指儒家的道统思想。
但是柳比韩在“文以明道”这一方面论述的更为灵活与深入。
柳宗元指出在“明道”的同时也注意在为文时博采众长，吸收诸家之长“参之谷梁试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20】柳宗元认为可以吸收他家所长以利文之器，加强文章的艺术性，从而更好地彰显儒家之“道”。
柳宗元在彰显儒道的同时比韩愈更加重视“道”经世致用的现实作用。
他在《报崔秀才论为文书》中说：
“道假辞以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
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21】在这里柳宗元指出“明道”是为了“及物”，“及物”也就说所明的儒家之道要与现实生活有所联系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另外柳宗元在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提到的“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22】从分论证了这一点。
指出文章可以发挥针砭时弊，讽刺社会的丑恶现象，弘扬正义，给人们以好的导向作用。
这也正和我国早期“诗言志”的思想。
韩柳二人的“文以明道”思想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的功用论思想。
到了宋代欧阳修在文道关系上，他与韩柳一样重视道对文的重要作用，继承了唐古文家的传统文学观。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24】“圣人之文，虽不可及。
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25】欧阳修这种“文与道俱”“道胜文至”的都是在重道的同时而不废文的文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学中文道关系的丰富。
“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与“文以载道”虽为一字之差，但在理学家与传统儒家韩愈柳宗元等学者那里却有很大不同。
首次将“文以载道”明确提出的是周敦颐，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
况虚车乎？
”【26】周敦颐认为“文”是载道的工具，正如人对于车，车上的装饰于人无用，况且是画的车呢。
在这里周将“道”上升到一定高度，以致与“重道轻文”另外周敦颐还有言曰：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实。
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27】在这里作为理学家的周敦颐只讲立德、立行，而不讲立言，实际上是一种完全否定文学的思想。
在这方面其他学者已有论述，在此引出学者观点“在理学家眼中‘道’被置于了更突出的地位，而且‘道’的意义也更为明确，即道德。
既然文学必须以道德为实，那么‘哀苛政之苛’、‘下以风刺上’等传统的美刺思想就被淡化了。
与理学家不同，韩愈、欧阳修等人虽也十分强调‘道’，但他们是按照儒家学说对‘道’的传统理解，既要求文学宣扬封建道德，也要求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
同时他们有继承了儒学重视‘文’的社会作用的观点，反对言不及道，又不因道而废言。
表现在‘文以贯道’这一口号上，一个‘贯’字更突出了‘文’的重要性。
对此，道学家也就自然而言指责其‘体用倒置’了。
所以可以说‘文以载道’和‘文以贯道’这两个口号实际上体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的两种文学观的差别。
而从‘文以贯道’到‘文以载道’，标志着传统儒家文学理论到道家文学理论的转变”【28】以上已经对儒“文以贯道”与“文以载道”有了明确的论述。
我们可知两家虽有所不同，但都承认文学不仅仅是纯艺术的东西，它的实质是“道”，文学是在有所承的情况下存在的。
承认文学的功用性宋代的另一位文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所论著。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一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一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余诗。
【29】”张戒在文中重申了先前“诗言志”思想。
他在其诗歌理论中认为诗人以言志为本意而咏物则是余事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性。
（一）文艺与革命、人民大众的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指出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
皆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
但是仅仅有这种队伍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
”在这了毛泽东把文艺视为一种革命的武器。
是为了完成革命的重要一部分。
同时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待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采取暴露与歌颂的不同态度从而服务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
对于敌人要揭露，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要有批评有赞扬。
对于自己人要赞扬教育改造。
这些都说明作为新民主主义的领导人，毛泽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求文艺为革命服务的。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提到：
“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33】这里作者对《讲话》中关于这一点做了精到的概括。
毛泽东认为文艺不应是为地主阶级为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者的文艺，而是为人民的。
他在明确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同时还在《讲话》里说出了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也就是他另一经典论题。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
所谓提高，也就是向工农兵提高。
”【34】在这里作者提到的普及与提高的对象都是工农兵。
那么也就是说作者将文艺的功用提升到了为人民的高度，而非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闲情逸致。
另外毛泽东还在《讲话》论述了革命的文艺，他说：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的很平淡；文艺就是要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35】毛泽东又一次文艺典型塑造问题上强调了文艺对完成革命任务的重要性。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毛泽东从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说明了文艺是具有社会作用。
另外，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看待文艺的作用上同样也带上了政治的色彩。
“文艺是重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
”【36】毛泽东在这里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并给政治以影响同“文以载道”思想中强调的文学可以巩固封建统治有相同之处，都能对阶级统治产生作用。
而最大的不同则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文学服务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不同于以前的为少数人的政治。
毛泽东在谈到文艺标准的问题是提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毛泽东对于二者也有清晰地论述。
“各个阶级社会中都有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在这了作者将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其实也就是强调文艺对政治的影响作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较为系统的将文学功用论思想得以提出，这是他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与结合中国实践得出的重要理论。
三“文以载道”与毛泽东思想功用论
毛泽东的创作实践所体现的的文学思想
毛泽东的文艺理论
毛泽东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学家、政治家，他的文艺思想是在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中他的文学功用论思想就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密切相连。
毛泽东生活学习革命的地方是中华大地，他的思想里避免不了受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他在自己著作中也多次提到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态度。
“我们必须承认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37】另外有学者也做过总结，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引用得最多的是孔夫子和心孔夫子的原话，其次是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最少。
”【38】这说明毛泽东的文学功用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我们古代文中与儒家文化有深厚渊源的“文以载道”的影响。
“毛泽东对传统政治思想采取了‘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态度。
”【39】毛泽东文学功用论思想既受“文以载道”思想影响又是它的发展。
他们都有其相同点。
第一，二者都更看重文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作用。
“文以载道”强调文学要宣传儒家传统道德及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毛泽东的文学功用论强调文学对于革命的作用，指出“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40】。
第二，两种观点中都承认文学是有阶级属性的。
“文以载道”思想无疑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时期尤为突出。
“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41】这说明这两种文艺思想都为某个阶级服务。
但是而这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他们虽都强调其中的“道”和文学的社会作用。
但是对于其中文的地位、文学的地位认识却是不同的。
在古代文论中多把“道”看作根本，“文”作为枝叶，更有甚者提出“作文害道”的思想。
而毛泽东的文学功用论思想虽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却不忽视文艺。
在论及文学批评的标准时毛泽东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42】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兼顾“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也就是说好的艺术作品要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第二，再涉及到文艺服务的对象问题，古代“文以载道”思想强调的是“道”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作用，他的服务对象是封建统治者是地主阶级，是相对与人民大众的小众。
而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则与其有本质上的不同。
《新民主主义论》反复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43】毛泽东将文艺的服务对象上升到绝大对数的人民。
文艺不再独是文人雅士的专利，而是要求文艺使人民大众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
这使得文艺成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工具。
从古代的“文以载道”到毛泽东的文学功用论思想，是文学理论的发展与进步。
他们共同的特点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文质兼备的特点，是文学的社会作用更为突出，使作为领导阶级的封建统治阶级者和现代社会的领导人更重视文艺从而促进文艺的发展。
另一方面，过度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从而产生的忽视文艺的艺术性的现象，以及强烈的文艺阶级的属性使中国文学的发展缺乏自由主义的土壤。
“文以载道”与毛泽东功用论思想都需要我们辩证的理解，从而形成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文学作品，促进文艺的良性发展。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