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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

2008——2009学年度课程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

院系：

政法学院

班级：

思想政治教育一班

年级：

2005级

姓名：

王会娟

学号：

20050114027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思想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宣扬交往、包容和平等的同时,又流露出偏爱本土文化、鄙视和排斥异域文化的狭隘的地域性思想。

这种地域性思想既包括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争斗,也包括西方文化对第二世界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歧视。

除了“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作祟之外,还存在着欧洲精英艺术和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抗。

在思想传播和流动中,辩证地处理地域性与世界性两者关系,积极地与他者交往和对话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知识分子;地域性知识分子;西方中心主义

　　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传承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由于其宣扬主体间平等的、自由的交往和对话,反对霸权主义行为;强调包容和谅解,反对歧视和排斥;关注被忽略的第二世界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而赢得了“世纪的良心”（对萨特的称赞）和“文化白求恩”（对詹姆逊的赞扬）这样的美誉,他们是世界性知识分子。

但同时“西马”又偏爱和自恋其地域文化,贬低、鄙视甚至歧视异域文化,他们又是一个地域性知识分子。

“西马”狭隘的地域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世界性思想的光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思想

哈贝马斯提倡一种以“相互学习”为主旨的“主体间性”,“因为学习本身既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他们,而是双方同样都被卷入了学习过程”[1]他宣扬一

种开放的、自由对话的“公共领域”,他还提出了“世界公共领域”概念,要建立一种跨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希冀把所有世界公民都包容于其中；他提倡一种包容心态：

“包容意味着,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对于一切受到歧视的人都敞开大门,并且容纳一切边缘人,而不把他们纳入一种单调而同质的人民共同体当中。

”[2]

詹姆逊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心,相对于别人对苏东剧变的悲观态度——“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终结了”,詹姆逊认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动力和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他勇敢地揭示出美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霸权地位:

“是好事也罢,是坏事也罢,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生产,或不如说将‘美国’不断地生产出来的娱乐业和文化在当今世界占支配地位。

”[3]他深切地关注着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文化,关于第二世界文化,他认为,前苏联的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和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相提并论。

另外,他不仅密切地关注着第三世界的文化,而且积极地与第三世界人民交往和对话。

他尤其对中国情有独钟,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及其潜能,詹姆逊于1985年“毅然离开病中的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儿女,只身来到中国!

”

另外,萨特积极地、勇敢地反对法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压抑,批判苏联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行为,坚定地支持中国、非洲、古巴和捷克等人民的正义事业。

萨特还为弗朗兹·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写序,支持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批判法国殖民者的奴役和镇压。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序言》中,萨特提醒欧洲人要读一读这本书,要把这本书变成一种医治欧洲的方法,呼吁知识分子们要同那些敢于反抗的人民站在一起来抗击暴力和霸权。

这样看来,哈贝马斯、詹姆逊和萨特的胸怀是开放的、包容的,是非地域的（或德国,或美国,或法国,或欧洲,或美洲）,是面向外在世界的。

他们在为世界人民的民主进程和整体幸福而艰辛地思考着,为全球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现状而深刻地担忧着。

从此立场来看,他们是为公众事情而劳作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是为世界伤民的民主和自由而耕耘“世界性知识分子”。

为此,艾贾兹·阿赫默德把詹姆逊的文本归入抵抗性的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学者称赞他为“文化白求恩”。

萨特被称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但是,“西马”又常常流露出地域性知识分子的一面,即有意地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异域文化。

例如哈贝马斯在宣扬交往主体应该保持平等地位、反对权威的同时,又在强调“德国”和“欧洲”的优越性。

在论说“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时,他说：

“而一切都充分说明,欧洲在经济、社会以及行政等方面共同发展已久,而且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成功克服民族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只要具备了政治意志,只要在宪法问题上扫清障碍,就可以建立起必要的政治交往关系。

即便公共语言的要求——即把英语作为第二母语,从目前的正规教育水平来看,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甚至他把德国当成一个成功事例来推广,“欧洲认同可以说就是民族多元性中的同一性；就此而言,德国在普鲁士覆灭之后通过均衡各种立场而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度就不是一个最坏的模式。

”这无疑树立了一个话语权威、一个令人仰慕的榜样,其结果就是他者都需要向德国、欧洲仰视和学习。

这导致了哈贝马斯由批评美国霸权上升到排斥美国文化,甚至一定的仇视。

哈贝马斯认为,美国所借鉴的现代性经验恰恰是欧洲发展中暴露出的弱点,因此美国的现代性出发点就存在着问题。

“当美国准备在‘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旗帜下退回到早期现代主义幻想中时,人们就在梦想一种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遗产而显得别具一格的欧洲认同。

在古代国家小说所描写的乌托邦秩序中,合理的生活方式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和社会劳动的自由流动,构成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共生现象。

这种把幸福和解放与权力与生产等同起来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误导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而且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现代性批判。

”[4]

这种排斥甚至仇视美国文化的情绪与哈贝马斯提倡的包容性极不相称,此时的他是那样促狭和偏执。

詹姆逊以“美国文化中心主义”来定位全球的文化。

詹姆逊时常流露出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好莱坞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名称,而且也是一场根本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其隐含意义在于,这是人性所共有的；此外,一切历史都在走向被尊为神圣的美国文化。

”[5]詹姆逊还强调美国知识分子应操纵全球的话语权,“我的看法也许有点沙文主义,但比起别国知识分子来,我觉美国知识分子有义务有责任正视更多的问题,尽管我们有时觉得别国的思想环境更为可爱。

”并且他以“自信”、“泰然”的姿态来面对美国文化的霸权地位,“我不喜欢整日作负罪状,或进行自我谴责。

我在性情上受不了成天捶胸顿足说我们真不该做这些坏事,我们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

”他这种“自信”“泰然”的态度与他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相违背的,与他希冀关怀人类幸福的博大胸怀是相矛盾的。

另外,他认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新意的。

他曾不无遗憾地指出:

“普拉东诺夫迫使我们以新的方式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不一定为我们提供任何新的解决办法。

”[6]他说,对于同一时代的法国和欧洲读者来说,作家只需用一些关键性词语就可以轻松地与他们交流,然而,“如果我向美国公民讲述德国占领时期的情况,我就得做许多分析,还得特别小心谨慎;我将白白花掉二十页篇幅来消除一

些先入之见、偏见和无稽之谈;然后我要步步为营,要在美国历史中寻找一些能帮助他们理解我们历史的形象和象征,我还有始终想到我们作为老年人的悲观主义和他们作为儿童的乐观主义的差别。

”[7]

二、“西马”地域性性思想的原因分析

从对哈贝马斯、詹姆逊和萨特等人分析来看,这种地域性思想不是个别、偶然现象,而是流动于“西马”这些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之中的普遍认同。

他们在学习和发扬马克思的丰厚思想和博大胸怀的同时,却难以掩饰自己心中的主观好恶;在宣扬自己本土文化的优越性同时,一定程度上又贬低了异域文化。

那么,“西马”为什么会流露出这样的地域性思想呢?

其一,对于欧洲的精英们而言,“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不易消除的顽疾。

齐格蒙·鲍曼说:

“至少从17世纪开始,尤其是到了20世纪,西欧及深受西欧影响的其他各洲的文化精英们,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为世界历史的一场根本的转折。

由于坚信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比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来得优越,因此,实际上,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作了阐释历史之终极目的的基准。

”[8]当这种意识占据了人的精神世界后,这些文化精英们就会对异域文化报之以不屑,坚信异域文化都远不如欧洲文化优秀,或者说都是对欧洲文化的借鉴和模仿。

在他们看来,蓬勃发展的美国文化只不过是开采欧洲丰富宝藏的结果而已。

葛兰西指出,美国文明不过是“反刍旧的欧洲文化”罢了,它始终要以欧洲文化为学习榜样,永远难以超越欧洲文明。

“关于我们所谈到的美国主义（如果不仅把它理解为饭店的习俗,而且也把它理解为‘扶轮社’的意识形态的话）并不是什么新型的文明这一点,从主要集团的性质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毫无改变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涉及的是在美国气候下不过取得了一层新的皮肤的欧洲文明的有机的延长和强化。

”[9]阿多诺对美国的大众文化持有强烈偏见,马丁·杰认为:

“归根结蒂,欧洲中心主义使阿多诺决不会同情美国人,更下用说同情西方之外的比较‘原始的’文化形式了。

”[10]

其二,“欧洲中心主义”又会自然地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主观地树立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而产生了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简·默哈默德指出,欧洲长期以来流动着一种宣传“优越”的欧洲人与“低劣”的土著人对立的“摩尼教寓言——个白与黑、善与恶、优与劣、文明与野蛮、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各种不同而又可以互换的对立领域。

”[11]除了受主流思想的制约外,西方的读者也要求进一步确认西方的优越性,长期浸泡于这样文化氛围中的作家很难出淤泥而不染的。

葛兰西不仅一定程度上轻视美国文化——换了新皮肤的欧洲文化,而且他对所有“非欧洲”的异域文化都持一种俯视态度。

“即使人们承认其它各种文化在世界文明的‘等级制’的统一过程中具有一种重要性和意义（这肯定无疑地是会被承认的）,它们也只在其变成欧洲文化的构成要素——就是说,就它们对欧洲思想的进程作出贡献并被它所同化吸收而言——的范围内才具有一种普遍的价值的,欧洲文化是唯一地历史的和具体的普遍文化。

”[12]在葛兰西看来,欧洲以外的异域文化无论多么辉煌、多么丰厚,都不如欧洲文化优秀和重要,他的由“欧洲中心主义”上升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暴露无遗。

与欧洲的精英艺术立场不同,詹姆逊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三个世界的文化等级。

他按照经济发展状况依此把世界分为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第二世界（社会主义集团）以及第三世界（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

但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经济决定论”,即谁的经济强,谁的文化就一定有优势。

实质上,无论詹姆逊所强调的文化取自文化的哪一种含义,他都无法抹杀文化是上层建筑这一事实,这意味着文化不必完全受制于“经济决定论”而失去自主性,它可以遵循马克思所主张的“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来发挥它的能动性。

詹姆逊的这种“经济决定论”犯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忽视了事实的真相。

詹姆逊对第二世界文化的研究更多地立足于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而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解只是建立在几个具体文本上（如《狂人日记》和《夏拉》）。

显然,这种武断的方法抹杀了第二世界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它们风格迥异的文化远非简单的文化同质化就能掩盖的。

并且三个世界的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先进与落后、复杂与粗浅、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它们的交流、对话和相互借鉴早已趋向了多样化和深层化,所以阿赫默德批评詹姆逊这种简便的规划方法“冻结了全球的空间,使其非历史化”。

其三,这是欧洲精英艺术和美国经济主宰的大众文化的对抗,或者说新旧的文化势力之间争斗。

在欧洲的知识分子看来,欧洲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里面储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异域的文化要想发展和进步就需要到欧洲的文化宝库中来移植和借鉴。

他认为欧洲是希望的寄托地。

“唯一剩下的希望是在欧洲,那些充耳不闻的人构成了从四面八方投向人类的谎言的对立面,构成了那些低头只顾跟从领袖的人的对立面。

”[13]而哈贝马斯认为,美国的大众文化是巩固意识形态的工具,是用一种消极的“前景”来欺骗大众和控制大众,“关于星球大战的科幻小说足以让意识形态规划者们用一种恐怖的星球大战的图景来激发革新的动力,以便用新一轮的技术组织起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

”

因此,哈贝马斯坚信欧洲是现代社会的典范,“现代欧洲创造了精神前提和物质基础,让世界用这种心性结构取代理性。

而这正是自尼采以来理性批判的真正核心之所在。

”因此,当美国人借着欧洲文化资源来培育出丰硕的果实时,那些自负的欧洲文化精英们应该反思一下自身了。

实质上,欧洲精英艺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激烈对抗只是一个家族中表兄弟之间的争执,他们相互批判和排斥的目的无非是在竞争这个家族中领导权而已,而东方由于构不成对他们的威胁,所以在他们眼中最多不过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而已,必要时候充当一下“文化白求恩”和“布道者”就足显恩惠了。

三、如何看待“西马”

面对着“西马”这种多样和复杂的地域性思想,人们应该如何辩证地看待它,“西方”应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地域性思想呢?

首先,应该认识到思想的传播和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阵地的不断转移是历史所趋。

马克思指出“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鲍曼语）突破了地域性的阻隔,加强了地域之间的紧密联结。

跨区域的交流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某个地域、某个民族的和国家的私有品了,它现在属于所有的人。

因此,德里达认为,每个人不论他是否愿意,实质上他就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幽灵。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多样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应该是不断移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走向就是由德语或拉丁语的地区转移到英语地区,并且涌现了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伊格尔顿和美国的詹姆逊这样大师级人物。

地域上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例如,文化研究和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中,既发现了新问题,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所有理论在异域的成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同时也是该理论不断地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

另外,世界文化的中心也在不断地移动,欧洲作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培育出丰富的、灿烂的文化,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在全球地位的提高,美国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中心。

但今天,由于美国很大程度陷入了追逐金钱的迷狂之中,并对全球实施霸权控制,而欧洲强调包容性、生活质量、可持续性、普遍人权以及和平,所以,当今“欧洲已经变成了新的‘山巅之城’”,成为新的关注点。

其次,批判“西马”狭隘的地域性思想,目的在于苛求他们应辩证地发挥世界性和地域性双重身份。

哈贝马斯、萨特、葛兰西和阿多诺与詹姆逊虽分别扮演着欧洲和美国的地域文化的辩护者,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对异域文化的偏见,但他们的世界性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是有目共睹的,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

因此,笔者批判“西马”的“地域性”缺陷目的之一,在于提醒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应该处理好地域性和世界性两者关系。

其实,马克思也具有这样的两面性,但他能摒弃自己情感上的好恶,辩证地看待事物的发展。

在分析资产阶级的历史性时,马克思也显露出一些欧洲中心主义———赞扬英国的殖民行为,“英国不管是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14]但他也批判了其虚假性和野蛮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另外,马克思在批判殖民地落后生产方式的同时,又毫无偏见地歌颂了殖民地人民的优秀品质。

最后,要想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地域性思想,“西马”应该增加与他者的交往和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反思。

只有尽可能地抛弃自己好恶和文化偏见,辩证地看待异域文化,以一种平等的、开放的、包容的心态与他者交往,“西马”才能真正地认识异域文化,才能在交往中批判地吸收异域的先进文化,才能有效地改正自己的文化偏见。

例如,詹姆逊曾被中国的知识分子盛赞为“文化的白求恩”,但由于他对第三世界文化存有的偏见,加上他对中国现代性的界定的善变性,为此他得到了令其尴尬的“文化教父”和“布道者”这样的称号。

但是经过多次与中国知识分子深入地对话之后,詹姆逊认识到了第三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当然,仅有交往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反思,“西马”才能把交往中的收获吸纳到自己思想中,才能真正地让自己如马克思一样辩证。

无论詹姆逊还是哈贝马斯,只有在不断地交往和反思的过程中,他们才会发现异域文化的先进之处,才会发觉自己思想的狭隘之处。

这样,他们就会在持续的发现中完善自己理论,使自己成为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世界性知识分子。

最后,对于一些只关注本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需要放眼于世界范围,需要关心公共事务,从而把自己提升为一个具有地域性与世界性这样辩证身份的知识分子。

这样既能弘扬本民族文化,在世界上拥有应有的话语权利,又能增加与他者的交流,使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2][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美]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M].王逢振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5][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M].王逢振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美]詹姆逊.时间的种子[M].王逢振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7][法]让—保尔·萨特.萨特读本[M].艾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

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洪涛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10][美]马丁·杰·阿多诺[M].瞿铁鹏,张赛美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1]简·默哈默德.殖民主义文学中的种族差异的作用[A].张京媛.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意]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13][德]霍尔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9.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