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时评上半年集合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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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时评上半年集合版
人民时评：
接力奋斗，让我们从兔年春节走进“春天里”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在千家万户的欢笑声中，在千言万语的祝福声中，在千响万响的鞭炮声中，我们迎来了兔年春节。
普天同庆的时刻，中华大地洋溢着春的气息，正月初二，立春节气。
春节联欢晚会上农民工兄弟“旭日阳刚”倾情演唱的那一首《春天里》，已经成为激荡在人们心头的春之声。
春节，一头连着亲情，一头连着企盼。
千百年来，春节作为一种民俗，一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期待。
当兔年春节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老百姓对新的一年充满了希望，如果凝结成一句话，那就是走进“春天里”。
每个人心中的“春天”是不同的，工资更高，身体更棒，福利更多，事业更顺，房子好买，上学方便，看病便宜……无数人的“春天”集合起来，就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色彩缤纷的“春天”。
一年之计在于春。
这是祝福的时刻，也是思考的时节；这是谋划的落定，也是行动的起点。
如何让每个人都能走进“春天里”，欣享公平正义的阳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解答好的重大课题。
走进“春天里”，需要民生的关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满足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五”开局之年，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
近年来，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牛市”，而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民生却陷入了日益艰难的“熊市”。
房价高、看病贵、上学难，已经成为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
有鉴于此，从中央到地方，正在进行发展思路和方式的转型，从“包容性增长”的论述到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目标，从年初各地调低GDP增速到重庆率先把基尼系数引入考核体系，改善民生的现实行动不断推出，发展的民生追求日益凸显。
节前，云南省领导同志在贺辞中将“十一五”发展总结为“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
这是总结，也是展望，当中国迈入“十二五”的门槛，经济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民生工作也将在科学发展之路上春意盎然。
走进“春天里”，需要公平的舞台。
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与守护，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这不仅关乎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也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命运。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在发展的起跑线上，让每一个人都有相似的机会，让每一种奋斗都有成功的可能，同样需要执政者、改革者拿出勇气和魄力，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和治理，不让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掉队，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看到更大的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怀，正如一句广告词所说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虎振雄风存浩气，兔驰沃野启新程。
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都如同一声温暖的问候，一阵前行的呼唤。
“凝视着此刻烂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心还在，梦也在，让我们继续去开拓、去追求，汇集每一个人的勤奋努力，汇入30多年来那始终蓬勃向上、一往无前的时代伟力，推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进那无比幸福的“春天里”。
（责任编辑：
崔东）
2011-02-04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
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更多的社会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对促进社会建设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兔年春节，全国亿万人沉浸在喜庆气氛中，彭高峰或许是其中最幸福的人。
他的幸福，是经历跌宕的悲极而喜。
找到被拐走3年的孩子，这个男人从此告别肝肠寸断的失子之痛。
重要的是，是社会力量帮他找到了孩子。
这个心酸又感动的故事，就发生在最近网络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的大背景下，彭高峰正是靠微博网友帮助找回了被拐的儿子。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
在知名学者的带动下，这次行动通过微博激荡起一波一波的浪潮。
不仅有大量社会名人参与街拍，还有多个慈善基金参与进来，以求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各地警方也接连出警调查核实，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明确表态支持这样的民间行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还表示准备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验证了社会力量的强大与智慧，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群众力量的认同与支持。
无疑，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更多的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助推社会建设的进程。
让社会力量对社会建设起到推进作用，这首先是基于自然人的情感与文化的需要。
就拿打拐来说，拐卖儿童，逼迫未成年人行乞，是人性大恶。
而在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失子之痛绝不只是零散的个体伤痛，而是亲情伦理引领下的社会共同记忆与体验。
这就是“微博打拐”最重要的情感、伦理、文化的支撑。
事实上，面对种种公益活动与公共事件，那些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群体很容易黏合在一起。
“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年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以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
随着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不断生长，很多公共事务正是因为充分吸纳大众参与，才避免了走向某种偏失。
从这个意义讲，充分呵护社会力量的生长与壮大，让社会呈现更大的希望与活力，本身就是现代政府的责任。
当然，对于社会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也应该重视其边界。
事实上，对此次“微博打拐”行动，大众除了热情参与，同时也并不缺乏反思与警示的声音。
比如，强调“随手拍”必须注重对隐私权的保护，强调这种行动本身可能存在的专业性不足，特别是看到这种民间参与与现实规章之间可能发生的碰撞，进而诉求于通过制度完善来保证公众参与的理性与正当。
可以说，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一块试金石，证明了社会力量可以帮助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
当大众力量通过与专业机构协作，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润滑剂，以其智慧与理性来形成强大合力，对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王欲然）
2011-02-10
谨防“民心工程”砸了民心（人民时评）
事前、事中、事毕都要尊重民意和法规，把民心工程真正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辽宁新民在117个村实施的“防氟改水工程”，本是一个“民心工程”，却成了一个“伤心”工程：
送走了高氟水，引来了铁锰超标水。
这样的事情，令人心痛，发人深思。
民心工程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面广点多，公众关注度高，社会效益大，搞好了，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从而赢得群众拥护；搞不好，则添了麻烦。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这类工程本应倍加认真，严格程序，保证质量。
本该得民心、聚民心的工程，最终成了扰民、伤民的工程，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尊重民意和法规，恐怕是“把好事办砸了”的主因。
事前不尊重民意，决策不透明，缺乏细致的分析论证。
一些基层干部常感慨，老百姓要求越来越高。
其实，有时候，政府部门抓的事情、干的工程，并没有和老百姓的需求对上弦。
所谓“民心工程”，没广泛调研，未真正反映民意，自然不会受欢迎。
事中不尊重法规，短平快的政绩观作怪。
在任一方，造福一方，这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
可是，一些干部片面追求个人政绩，不但热衷搞一些短平快项目，对周期较长的工程项目，也非要在自己任期内“见成效”。
像新民市投资数千万、涉及至少10万人的改水工程，工期居然只有10个月，导致没时间进行实地勘测、论证和可行性分析，“只好边施工、边设计、边招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这样不尊重制度的事情，时有所闻。
比如说，有的地方搞棚户区改造，盲目追求速度，要求“当年搬迁、当年施工、当年入住”，既给工程质量带来大量隐患，也造成搬迁中手续不全，程序不当，埋下隐患。
事毕缺乏工程项目“后评价”。
工程完工，草草鉴定，匆匆审计，只要查不出经济问题，万事大吉。
至于工程是不是发挥了效益，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群众评价如何,往往很少问究。
办砸的工程花费巨资可以修复，失去的政府形象却很难挽回，尤其是受伤的民意更是一时难以恢复。
半拉子工程损失可以计算，而民心的得失则无法以金钱衡量。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实施民心工程时，从民心得失、政府公信的高度，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事前、事中、事毕都要尊重民意和法规，把民心工程真正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民心工程的监管和评价考核。
对那些明显违背初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民心工程，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及时回答社会疑问，维护政府形象，捍卫群众利益。
（责任编辑：
王欲然）
2011-02-11
如果这个骗钱的“处长”是真的……
无业女青年刘某曾在天津市某大型国企做临时工，去年辞职后一直混迹社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包工头马某，交往期间刘某一直以“处长”身份示人。
2010年6月，刘某自称本公司有个标的上千万元的大礼堂要重新装修，自己可以帮马某拿到工程，但要5万元好处费进行运作。
经营装修工程多年的马某早已习惯这种“潜规则”，就把好处费送到了“刘处长”手里。
她连续索要“好处费”26万余元。
假处长自然是拿不到工程的。
马某觉察事有蹊跷，先后多次向刘某催要款项未果，2010年12月底，马某向公安机关报案，民警很快将刘某抓获归案，此时骗款几乎被刘某挥霍殆尽。
笔者的问题是，如果刘某真是“处长”，如果“刘处长”真的帮马某承包了这项工程，马某还会向公安机关报案吗？
刘某还会被抓吗？
我想包工头不会报案，因为他“吃小亏占大便宜”，从承包的那项工程中能够获取远远超过26万元的丰厚利润。
那么，“刘处长”也就平安无事。
说到底，“刘处长”的真假除了决定着包工头是否报案，还决定着这起案件的性质，是诈骗案或是行贿、受贿案。
笔者接着还想问的是，如今社会上，在装修、筑路、拆迁和建房等工程承包领域，到底是假“处长”的诈骗案多？
还是包工头和真处长之间的行贿、受贿案多？
从披露出来的大量案件看，受贿的官员远远多于冒充官员的骗子，而且，官员受贿的案值也远远超过骗子诈骗的案值。
看来，工程承包领域确是腐败案件高发区，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
王欲然）2011-02-13
人民时评：
新规能否保卫婚姻、遏制"小三"？
现在，一些“小三”大有从“地下潜伏”到“浮出水面”的趋势，“小三现象”也成为人们谈论较多的焦点话题。
令人欣喜的是，即将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也许会打乱一些“小三”们的如意算盘。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法院应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
这个意思是说，包养者和“小三”之间要解除同居关系，“损失费”不论已支付还是未支付，法院都不管，但是包养者和他的配偶要求“小三”返还已拿走的财产性补偿，法院则受理。
此外，日前婚姻法学专家也透露：
“小三”有望被追究侵犯配偶权。
“小三现象”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丑陋现象，会对家庭中的孩子及合法配偶造成伤害，其破坏力已经严重威胁到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的离婚人数已连续7年递增，仅今年前两季度，全国离婚登记夫妻达84.8万对，日均约5000对，其中相当比例是由于“小三”的介入。
“图钱图享受，少奋斗多少年立马就能享福”，是一些“小三”的“小九九”。
他（她）们的“感情”大多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幸福”则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想保护合法婚姻，必须对“小三”有所制约。
《意见稿》盯上了“小三”，有利于家庭稳定，社会稳定。
也能给某些“傍官”、“傍大款”的人提个醒：
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仅仅靠制约“小三”，恐怕还不能有效遏制“小三”的泛滥，因为“小三”现象是由包养者和“小三”共同形成的。
富豪养“二奶”，贪官包“小三”，不是将金钱就是将公权当成了满足私欲的春药，他（她）们一边骗合法配偶，另一边骗“小三”，对家庭不负责任，对“小三”也未必公平，包养者也是婚姻的直接伤害者和“小三现象”的罪魁祸首，不仅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更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
因此，《意见稿》中对“小三”包养者处罚的缺席是一个遗憾，在正式的新婚姻法中，我们希望能够补充违背对配偶忠诚原则的处罚。
在一定程度上，“小三现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与人们的婚恋观、生活观、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功夫在诗外”，“小三”问题，一部《婚姻法》不可能包打天下，还得靠《婚姻法》以外的诸多因素来制约，靠党纪政纪来监督，靠道德的力量来调整，有了多重约束，人们对待婚姻才会更加慎重，对待家庭才会多一份责任，对待婚外恋才能多一份顾虑，也才能自觉遵从婚姻规律，履行婚姻职责。
（责任编辑：
齐贺）
2011-02-14
人民时评：
温总理“唯一标准”说促官员政绩考核方式转变
农历新年前夕，应总理总理的邀请，11位基层群众到中南海座谈，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发表意见。
温总理真诚地说：
“最能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是群众，最能反映政府工作情况的是基层。
群众的意见使我们知道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知道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所在。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
”
“唯一标准”，朴素的表达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用一句通俗的话，就是“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把评判权交给群众，有着多重意义，能够促使官员敬畏手中的权力，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尊重民意，还有利于官员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工作的不足，从而改进和完善。
干得好不好，只有群众说了算，而不是上级说了算、自己说了算，认真贯彻落实此点，必将改变一些官员眼睛朝上、只惟上的思维定势。
观照现实，不少时候，官员干得好不好，群众无法评判，即便评判了，但说了不算，有的官员不拿群众意见当回事。
之所以出现这类局面，一大原因是因为群众决定不了官员的乌纱帽，群众说好还是说不好，官员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由此，某些官员才敢忽视民意、践踏民意。
要实现温总理所说的“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就应该建立、完善民意评价政府绩效的机制，对官员的政绩考核，绝不能让民意缺席。
在一些地方，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多是“上对下”、“内对内”、“官对官”，民意几乎被完全抛在了一边，即使引入了民意，也是象征性的，最多起了点缀作用，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也必须改变。
如何改变？
对官员的政绩考核要公开透明，只有公开透明，群众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才容易呈现；除了公开透明，还应该加大民意含量，甚至确保群众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群众意见只是装扮，评价官员干得好不好，依然由上级说了算，那么即使引入了民意，也并没有实质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对干部的考核，不是要看领导满意不满意，而是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
对干部的考核中，一定要充分发挥民意的作用，在考核内容、程序以及结果的监督中都要体现民意。
诚然，不仅要让群众意见主导考核内容、程序，还要体现在结果中，换言之，应以群众意见来决定官员的奖惩、升降。
如果群众对政府工作不满意、不高兴、不答应，那么相关官员就应该受到问责，相反则应该受到褒奖。
如果不以民意为旨归，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群众说了算”。
当然，还需提及的是，民意考核毕竟是事后评判，欲确保官员恪尽职守、用好手中权力，关键还在于强化事前监督，在官员决策之前就应该汲取民意，否则决策失误了，即便群众给予了恶劣评价，也会造成损失。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一起民心工程变民怨工程事件，辽宁新民市在“防氟改水工程”中，结果送走了“高氟水”，却引来了发黄的“铁锰水”，几千万投资打了水漂，如果在实施改水工程中多一些科学决策，多听取民众意见，也许就不会如此不堪了。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咱老百姓”。
“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真正落到了实处，既是百姓之福，也是官员之幸。
（责任编辑：
齐贺）
2011-02-15
人民时评：
贫困县房价何以“领涨”全国
旧房还没拆，地基尚未打，没影的新楼盘就已卖光，“图纸上的房子”还被大量转卖，一两年的时间价格近乎翻倍，这一幕出现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光山县。
目前，光山县每平方米房价在3000元以上。
相较于一线城市，这样的价格看似“白菜”。
可是，光山县2010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998元，房价已远超当地居民的承受力。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从2010年突破每平方米2000元，到如今的3000元以上，光山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房价涨速与涨幅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
暴涨的房价首先扭曲的是人们的心态。
当地有人花2万元定了两套房，半个月后将“房票”转手，就能赚4万元。
如此“轻松高效”地赚钱，与其说是靠眼光与运气，倒不如说是进入了“人宰人”的赌场——疯狂楼市的变态恰恰在于，购房者在被地产商痛宰之后，如果选择在更高价位卖房，其角色又会转变为宰人者。
在这种暴利循环之下，投机性购房与囤房已将正常的社会生产价值远远抛在身后。
以往，楼市投机更多出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
随着一线城市地产调控趋紧，投机的目光开始转向其它“处女地”。
三线城市平均房价较低，对资金量要求不高，炒价潜力颇大，令更多普通人加入到炒房大军中来。
光山县一家售楼处的工作人员证实，春节期间登门的客户络绎不绝，大多数是在外地工作的普通白领和外出做生意的小商人，他们为县城楼市的上涨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与资金支持。
炒房人自有如意算盘——在大城市买一套房的首付款，可以在三线城市买下几套房，算算三线城市一年的楼价涨幅，“小地方大回报”令人惊叹。
由此也表明，某些中小城市既没有严格控制商品房预售，也没有实行楼市限购令。
另一方面，个人住房信息尚未实现全国联网，为某些人规避调控，在不同地区投机购置多套商品房，带来可乘之机。
但是，天下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
各界关注楼市价格，不仅是因为这关系到群众的居住与生活；更是因为楼价的疯狂暴涨，可能令没有买房的人、以及从事其它营生者心态难平，进而影响社会资本的投入走向。
而过度的地产投机与炒作，将会给金融市场埋下严重隐患。
就光山县而言，购房者还有另一层隐忧。
一些楼盘迟迟不开工。
有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小开发商的房子甚至算不上“期房”，蕴含巨大风险。
一旦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并“跑路”，购房者的钱很可能“打水漂”。
事实上，高层密切关注房地产调控，不断出台政策完善机制缺陷，大力推行覆盖低收入者的政策性保障房，督促地方扭转偏狭的卖地财政，强调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良苦用心皆在降低市场风险，让房价回归理性，还住房以住居的本来目的。
在上述大背景之下，在楼价走向“像雾像雨又像风”之时，奉劝某些人保持一分清醒，别做楼市击鼓传花中最后那个“倒霉蛋”。
（责任编辑：
齐贺）
2011-02-16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尘肺病背后还有什么在艰难呼吸
唯有强力问责，并对制度及时纠正补漏，才能最大程度地构建一条正义通道，避免悲剧的重演
甘肃古浪县上百人患有尘肺病，其中已有多人死亡，但因大部分缺少用工证据，一直维权未果。
健康人可能无法体会，被尘肺蒙胸之后的艰难呼吸，是怎样的痛苦感受，但梳理这些尘肺病患者遭遇的种种，却不难感受到他们的生存困境——打工时，粉尘浓度严重超标无人过问，仅有的一次性口罩一用就是几个月，着实可怜；被雇佣时，绝大多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忍气吞声；离开时，所有暂住证、合同等证据都被老板搜走，无可奈何；病发后，老板以没有务工证明为借口拒绝赔偿，欲哭无泪；求助时，有关部门又以证据不足之名不给撑腰，甚至辩称“找不到老板”，推诿卸责；舆论愤然时，无论是未尽劳动保障责任的矿主，还是疏于监管的有关行政部门，都无人为此承担责任，让人心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患尘肺也非一日之伤。
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一连串的缺位、失守，才导致了逃离贫穷的梦想，最后演变成与死亡赛跑的悲凉。
更要紧的是，这绝不是孤立的个案，这种无助代表了不少基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根据卫生部200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无法治愈的尘肺病，占当年职业病总例数的79.96%，是我国患者人数最多的一种职业病；而相当多数的患者，出现在中小型企业。
因为“制度不完善”，屡屡维权艰难，昔日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就已经验出过制度之失。
遗憾的是，这一案例最终也只是被作为极端个案来对待，未能举一反三。
此番甘肃古浪的“制度尘肺”再次发作的背后，是用工制度的漏洞、普通劳动者权利羸弱、应有的监管形同虚设……这里既有劳动者尊严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民生困境能否改善的问题。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过度透支了“人口红利”，以“中国人多”、“不愁雇不上人”为借口，纵容了一些不良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
这种透支是不道德的。
不管是从社会伦理，还是从劳动尊严的角度，都需要补上这块制度“短板”，改善劳动者的境况。
据报道，古浪当地政府已为每个有尘肺患者的家庭办理了低保，并着手建立应急救助基金实施救助，这是最起码的努力。
但在这类问题上，有关部门显然不能仅仅扮演事后慈善机构的角色。
违法用工、违规施工、逃避责任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执法是如何懈怠的，企业违法成本又是如何降低的，都有谁该为这些尘肺病患者承担责任？
唯有强力问责，并对制度及时纠正补漏，才能最大程度地构建一条正义通道，避免悲剧的重演；才能为更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劳动者，多撑起一片清新呼吸的空间。
（责任编辑：
苏楠）
2011-02—17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司法解释应传递法律的温度
人性化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体现，也应当通过解释体现
报载，广东东莞市某工厂的一名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因为抢救时间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48小时多出了一个多小时，劳保部门因此难以认定其为工伤。
因关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而且很多人质疑该规定的合理性，此事引发了一些争议。
这条引发争议的规定原文是：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48小时，是指病发后抢救的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还是指病发至死亡在48小时之内呢？
立法文字上的模糊，给法律解释留下了空间。
从目前的相关案件看，除了少数案例，各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基本上是以抢救时间不超过48小时来进行工伤认定的。
既然工伤的规定是对工人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伤害进行赔偿，受伤原因、严重程度、身体状况的差异都会影响抢救的时间，那么就不应该从法律上规定统一的时间标准。
《工伤保险条例》中“视同工伤”的规定，是对典型工伤的补充，立法原意上是对劳动者进行更多的保护。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把“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也规定为工伤。
最典型的则是职业病，即使不在工作时间病发，也规定为工伤。
就上述案例而言，像脑溢血等疾病的抢救时间是因人而异的，发病的原因可能与患者的劳动强度相关，可能是职业病间接引发的，还可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把抢救时间限定在48小时之内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立法初衷。
类似情形，还有网上报道较多的“尘肺病”是否属于工伤以及如何证明职业病的问题等。
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和社会形势的变动，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瑕的法律，成文法的局限性必然会与成文法的优点相伴。
法律解释是成文法法律适用的前提，为了更好地理解立法意图，对法律及其规范的含义作出解释是必要的。
在现行体制中，行政法规的解释权属于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属于相应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当出现类似的典型案件时，主管部门就可以启动法律解释工作。
法律解释的基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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