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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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到：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方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破烂摊子上，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充分理解历史和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二、重点与难点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及历史必然性。

2．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3．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计划课时：

2课时

本章主要探讨以下三个大问题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的社会形态呢？

中国又是怎样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呢？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这样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

它是连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和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它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即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社会因素，而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居于领导地位，是起决定的因素，将不断增长并最后取得胜利，而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但其趋势是不断减弱并逐步走向灭亡。

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就决定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早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就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前瞻怕的分析，毛泽东当时就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刘少奇则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清醒地看到这种矛盾”。

为什么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下面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来作一点分析。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份，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还有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再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种经济成份中，其中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实际上这五种经济成份最主要的经济成份是三种，这三种主要的经济成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数量上占多数的个体经济，还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与此相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的也是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再有一个是资产阶级。

这中间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他们既可以被引导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他们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因此，这四种经济和三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就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既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同时并存，那么代表这两种因素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必然要以本级的意志去影响中国社会的走向，这就必然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决定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转变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与此相适应，中国革命与应当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中，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也开始实行了。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官僚资本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产儿，是官僚资产阶级依靠超阶级的物特权，在剥削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是近代中国官僚资本的主要特征。

在近代中国，这种官僚资本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向来都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所以，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场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在中国，没有官僚资本具有两种革命性质：

一方面，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这个意义上来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两个环节：

一是没收，二是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展开。

1950年初，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并随即在这些企业内部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到1952年基本完成。

没收官僚资本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确立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经起步，在1950年合理调整工商业时，国家就通过利用、限制等政策，以及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程度地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成为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形式。

在1952年开展的“五反”运动中，在对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进行打击的同时，党和国家又进一步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

到1952年底，这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占到私人经济产值的56%，这一时期中，私人经济虽然在数量上是上升的，但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是下降的。

3、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在土地改革进行的同时就已经开始。

中共中央于1951年底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试行。

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并建立了3600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就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准备了条件。

上述情况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已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

二、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工业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把实现工业化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

“中国的决议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只有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如果没有把这种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作为它们的基础，那么，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是不能巩固的。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

）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

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2年，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化的任务就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然而，此时的工业发展水平是很低的。

大家请看图：

中国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只有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只占到35.5%，这种数据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相比，苏联在大规模建工业化设的第一个一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达到了45.2和39.5%。

显然，我国工业化的起点比苏联要低许多。

我们再看这组数据，钢产量和发电量，这是两个当时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当时我国的人均产品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美国，甚至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也有差距。

美国的人均钢产量达到了538.3公斤，印度是4公斤，而我国仅有2.37公斤，只有美国的1/227，只有印度的59%。

人均发电的差距则更大，美国的人均发电量是2949度，印度是10.9度，而我国只有2.76度，不到美国的1/1068，也只有印度的1/4，这种差距是巨大的，我国的制造水平很也低。

对此，毛泽东曾经发出这样感叹，他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呢？

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世界历史来看，主要有过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的；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是前苏联走过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呢？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其实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中国民族工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产生，经过80多年的发展，到19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民族工业的资本不过区区20亿人民币，还不到“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总投资的1/38，重工业基础尤其薄弱，没有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诚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客观上亦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如果选择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话，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就可能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其结果不仅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子，连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最终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这样的道路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愿意选择的。

相反，前苏联走的工业化的道路对新中国来说却有着极大的示范性。

十月革命以前，苏联也是欧洲一个比较落后　的国家，其开始工业化的起点也比较低，但是由于实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较短的时间里，前苏联就成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强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　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无疑是最优选择。

为了在较短时间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选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所以我国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其重心是发展国民经济。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后，就要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奋斗目标，并且从来没有含糊过，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在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前，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当时的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当时估计是至少10年，多则15年或20年），等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然后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经济的集体化。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也都论述了“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

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重新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部署，改变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化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并举的设想。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1952年的一反运动中已经表现得较为突出了，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通达社会主义革命。

二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即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集中地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面。

以工业为例，大家看这个图：

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1952年，国营经济从34.2%上升到56%，而私营经济从62%下降到34%，这种变化表明，社会主义成份和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一天一天加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经开始，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变化的实际出发中共中央于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且于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提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中央的设想，是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

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被称为“一体两翼”。

当时的1954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内容是：

“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主体当然不行，没有翅膀也不行。

”大家看看这张图：

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从而为工业化插上翅膀。

两翼丰满，主体才能腾飞。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1、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工业落后，是旧中国国弱民穷、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走向国强民富、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也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表：

1952年，我们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比1949年有增加，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尤其是钢产量，无论是与1949年相比还是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相比，其增长都是巨大的。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农业国。

在我国的工农业的总产值中，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占到26.6%，而且工业而已极不合理，发展也很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

所以只有加速实现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经济上落后的状况，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到不断的提高。

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必然要求。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两面性，表现在它既有增加社会产品促进商品流通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同时又有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破坏统一的国民经济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一面。

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政策，选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

应当说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也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支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经济力量弱小，劳动生产率低，资金不足，所以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本分有限，这种经济是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的。

而且他们对国家和国营经济也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情况下，他们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隔阻了，也就更加重了对国家国营经济的依赖性。

事实上，他们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的帮助来解决困难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已经被不同程度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趋尖锐，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因此，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必须及时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在一个时期内，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但是，由于分散的个体经营，使得这种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个体农业经营，规模窄小，生产力水平很低，基本上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农户不仅没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同时，也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样一种农业生产的水平是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并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的，它必然要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同时这样一种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它不可避免会产生两极分化。

在土改以后，事实上在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显然是有悖于中国共产党人要使广大的农民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宗旨的。

因此，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

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世界大战后为独立奋斗的国家同情中国，而只有苏联能够在各方面给中国以援助，这是建国之初的实际情况。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实现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样一种客观的国际环境，也就促使中国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

正是通过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历史变革。

三、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及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思路，这一思路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2页。

）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全面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也是在这一年全面启动的。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实际上在1951年就在着手进行，“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5年7月，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但是“一五”计划的实施，从1953年就开始了，“一五”计划规定：

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总投资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优越性，在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进行如此巨额的投资是不可想象的。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大家看一下视频（解说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施工的921个大中型基础上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他们包括国防兵器、航空航天、冶金机械、化工能源等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华中、西北等地，这些骨干项目为搭建中国民族工业体系、改变中国工业落后和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面貌起不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指标提前完成，到1957年，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

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是凯歌行进的一年，这一年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个大型项目开工或者竣工。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实际施工的建设项目达到1万个以上，其中大型项目921个，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建成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电力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等新的工业部门，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年中一共兴建铁路33条，修复铁路3条，武汉长江大桥、保成铁路等重大工程相继完成，青藏、康藏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这些建设成就，提高了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也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请看这组数据：

这是反映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的一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

这一期间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粮食从1952年的1.639亿吨增加到1957年的1.950亿吨；钢从135万吨增加到53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加到193亿度；货运量这是反映我国交通运输的水平，从3.516亿吨增加到8.036亿吨。

可见，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我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推动力量。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通过合作化的途径来改造小农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此，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

“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帮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9页。

）

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强调，在实行合作化时，首先引导具有较高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贫农和下中家分期分批地加入合作社，要以增产增收的优越性来吸引其他农民加入合作社，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要反对强迫命令、侵犯农民利益的做法。

同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

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并且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同时强调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在1953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