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城邦与人》 第二章 《论柏拉图王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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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城邦与人》第二章《论柏拉图王制》

第二章论柏拉图的《理想国》

一般而言,我们仅通过一个人的口头对话或书写对话就能够了解他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了解他的政治哲学。

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于《政治学》,它不是一篇论文,而是除了柏拉图之外的人们的对话。

当我们阅读《政治学》总是可以听见亚里士多德的声音,而读《理想国》我们从来听不到柏拉图的声音。

柏拉图未曾在任何一篇对话录说过什么。

因此我们不能从它们中知道柏拉图的思想是什么。

如果谁从对话录中引证某一段来,说明柏拉图有这样那样的观点,他的行为就相当于引用莎士比亚剧本中一位充满吵闹与愤怒的傻瓜所讲的故事,说明莎士比亚的生活毫无意义。

但这种评论又是愚蠢的:

每个人都知道柏拉图不是通过普罗泰格拉、高利克里、美诺、希庇阿斯及色拉叙马库斯之口言说。

只而是通过苏格拉底、埃里提克陌生人、蒂迈欧和雅典陌生人之口言说,柏拉图通过其对话者之口来言说,但是为什么他使用大量的说话者?

为什么他让苏格拉底作为对蒂迈欧和埃里提克陌生人的一个沉默倾听者?

他没有告诉我们,没人知道为什么;那些声称知道的人因为知识而胡猜乱想,只要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们就无法知道一个说话者对于柏拉图而言是什么意思;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说话者是否有为了柏拉图而说的东西。

但这样的看法更愚蠢:

每个小孩子都知道柏拉图笔下的卓越说话者是他可敬的老师或朋友——苏格拉底,他完全或部分地承担了柏拉图的教导。

我们并不希望表现得比小孩子还更无知,并带着孩子气般的温顺重复地说: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笔下的卓越的谈话者。

但苏格拉底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徉缪之师。

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通过一个以徉缪而臭名昭著的人之口,似乎说了等于没说。

难道柏拉图——像他笔下那无知之知的主人苏格拉底那样——真的什么东西也没说?

即没有任何的意义?

让我们假定柏拉图对话录没有承载某种教导,但是这些对话录却是苏格拉底的一座丰碑,它们表现了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模范。

当然它们无法告诉我们:

要像苏格拉底那样生活。

因为人们会认为苏格拉底拥有“魔鬼”般的天赋,才过上那样的生活,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天赋。

这样,对话体录肯定在告诉我们:

要像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去生活。

因此,假定柏拉图不表达某种教导是荒唐的。

柏拉图的教导在很大程度上(不说全部)似乎取决于何谓苏格拉底的徉缪。

徉缪是一种伪装或虚假。

因此亚里士多德首先认为徉缪的本性是一种恶习。

然而徉缪是一种掩饰,并不是邪恶行为或恶习,毋宁说徉缪是善行或美德;徉缪者与自夸自擂者相反,他贬低自己的价值。

如果徉缪是一种恶习的那么它就是值得感激的恶习。

恰当地使用徉缪根本就不是一种恶习:

大度的者具有俯察的本性,因此是诚实和坦率的,这种人把自己当作具有极大价值的东西的人,且事实如此,并且他与别人的交往是徉缪的。

这样徉缪就是高尚地掩饰自己价值、优越性。

我们可以说这是优越者独特的人道主义:

他们不因没有展示自己的优越性而感到低人一等。

在智慧中的优越性才是最高形式的优越性。

这样,徉缪在最高的意义上将是掩饰自己的智慧,即掩饰自己的聪明思想。

掩饰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说明某类思想(比如:

普遍接受的思想)不比自己所拥有的思想“聪明”。

另一种是说明人没有关于“聪明”这方面的知识,避免任何思想把自己当作是“聪明”的,因此人们就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给出任何答案。

事实上,人类中存在着自然的等级秩序,如果徉缪本质上与此相关,则徉缪就是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因徉缪而臭名昭著,毫不夸张地说,苏格拉底针对反方时才使用的徉缪和相关的词语,并且总是带有一种讨人嫌的意味。

从这一点看,人们会回答说:

无风不起浪或公开的徉缪是荒唐的。

但即使可能是这样,我们也必须回到开始的地方。

如果不知道柏拉图对话录说的是什么,人们就无法理解柏拉图所意指的教导。

我们要理解柏拉图的教导,就要明白柏拉图表述的形式。

必须对如何说和说什么给予同样多的关注。

由于“形式”决定了“内容”的意义,所以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研究,都要更注意“形式”而非“内容”。

可是,人们仅仅专注于研究文学问题,就会错过思考最为严肃的问题(哲学问题)。

此外在文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之间有联系。

文学问题(关于表达的问题)关注某种交往。

交往就意味着为了一起生活;在最高形式上交往就是一起生活。

因此研究文学问题是研究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

更重要的是,必须在交往中追问真理,虽然不必面面俱到,至少一个通常的追问理应如此。

因而,研究文学问题是研究何为哲学的重要部分,恰当地理解文学问题,那么它就是社会与哲学关系的问题。

在《斐德若》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讨论了关于写作的文学问题。

他说发明写作是得不偿失的,这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他放弃记录言谈或著书。

但柏拉图是写了对话录的。

我们可以假定,柏拉图写作对话录避免了写作本质上的缺陷。

写作本质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对读者一视同仁,或不懂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或对每个人说同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得出结论:

柏拉图的对话录因人而异——不是偶然的,每次写作都是如此,但因人而异是早有预谋的。

或者他根本上是徉缪的。

如果恰当地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它本身就清楚表明,对话录拥有口头交往的弹性或适应性的。

“恰当地阅读”一部好的著作,其含义与苏格拉底在《斐德若》描述的好的写作特点密切相关。

一个好的写作遵从“标记符号的必然性”的原则,遵从主宰对话录写作的必然性原则,每个记录谈话的部分对于整体都必须是必要的,每个部分在它必须出现的地方就要出现,总之,好的写作必须像健康的动物,可以很好的正确运转。

恰当地写作就是因人而异地言说。

但是,难道每个写作不都是对所有读者言说?

既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求助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根据色诺芬,苏格拉底的谈话艺术是分为两个部分的:

1)当某人反驳他的任何一个观点时,他就提问关于该争论的主旨“是什么”,以便回到假定潜在的整体争论中,然后一步步地往上提问;在这种方式中,真理就对反驳者敞明。

2)但是,当他讨论与自己相关的对象时,即当他对那些不仅仅是聆听的人说话时,他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然后把一致同意的意见升华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层次。

后一种交谈艺术导向一致的意见,它与证明真理不同,它是荷马笔下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的艺术,荷马称他为“安全的谈话者”。

似乎奇怪的是,苏格拉底处理反对者就像处理一群顺民。

在色诺芬另外的记录中,这种疑问得到解决。

我们被告知苏格拉底与人交谈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

对有性本善的人,即天生就有一种吸引力的人,他采用一种方式;对各种缺乏善本性的人又采用不同的方式。

性本善的人具有天赋:

他们学得快,记得牢,并渴望学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苏格拉底已经试图引导那些有能力思考真理的人,并引导其他在有益的意见上取得一致意见的人或坚定了他们的这种意见,那么这并不奇怪。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只和自己的朋友或善的朋友谈论他最高兴的事。

正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说,因为同明智的朋友谈真理是安全的。

如果我们将这些信息与《斐德若》表现出来的信息联系起来,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

恰当的写作是,在引导他人朝向有益的意见时,就真实地向他们谈论,或揭示真理;恰当的写作是激起那些天生就适合思考者思考。

如果让读者仔细考虑“标记符号”在每一个部分的必然性,无论多么的小或者看起来多么不重要的部分,那么好的写作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是“好的写作”只是柏拉图对话类别中的本性。

好的写作的模型是好的对话。

但在任何的书本及对话中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书本中作者描述了许多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物,而在对话中说话者对描述的一个或众人中或多或少有很好地认识。

如果好的写作必须模仿好的对话,似乎首要的是描述一个或多个作者认识的人;这样,首要的描述就像是再现典型的读者——作者最想达到的期待读者。

这个典型者不必是拥有最好本性的人。

柏拉图所描写的对话中,某人与一个或多个他自己或多或少认识的人谈话,这样他能够针对说话者的能力、性格甚至情绪选择说话的内容。

但柏拉图的对话录不同于对话,实际上对话使得大量柏拉图完全不认识的人参与到了对话,并且柏拉图自己从来没有描述过这些人。

另一方面,柏拉图的对话录比使徒书(圣经)更能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在著作中主要说话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向他独特的观众传递教导的,以及更清楚地表明这种教导是如何不得不重述的,为的是在对话问题的特殊场景缺席的情况下保持对话的有效性。

因为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所有与主角谈话的人,其本性都不是最完美的。

这是为什么柏拉图使用大量不同说话者的原因之一:

通过无法再现苏格拉底和伊里提克陌生人或提玛俄斯的对话,柏拉图暗示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没有哪人是或者被认为是同等的。

人们可能会反对如上所见,因为他们过于主要地依赖及热衷于柏拉图的对话者说了什么,而不是柏拉图自己说什么。

让我们再次回到表面的问题上来,抛弃所有妄知,承认柏拉图对话是费解的——是复杂的并且让人感到迷惑的东西。

柏拉图对话录是一个大疑问号。

是白粉笔写在黑板上完全模糊不清的疑问号。

两个这样的疑问号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他们让我们注意到“2”这个数字,柏拉图写下的对话数目有35个。

目前一般认为有一些是伪造的,怀疑者最终依赖于以下信念:

我们知道柏拉图所教,所想或他可能写了什么,否则我们疲于他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我们面临许多同类的个体:

我们能够比较;注意相似点和相异点;我们可以将真正的柏拉图对话录细分;我们可以证明,让我们把35个对话录当作一类奇异事物、动物的个体。

让我们像动物训练师那样去捕获它。

让我们从对个体的分类开始,看看我们通过柏拉图表面的著作是否听到柏拉图的说话,以区别他和对话录中的人物的说话。

即使我们做出最不明智的假设,假设真的是这样,假设我们所知的一切柏拉图对话录都可能是逐字逐句的报道对话,假设这些所选的35个对话同样是柏拉图的著作;假设苏格拉底必定有更多的对话为柏拉图所知,比柏拉图描述过的苏格拉底对话更多;假设苏格拉底必定有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而且没有那片柏拉图对话录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

在柏拉图对话录中全部所说的都是通过柏拉图的角色人物来言说的,柏拉图为其对话录的题目负全部责任。

仅有四部题目命名主题的对话《理想国》、《法律篇》、《哲学家》和《政治家》。

没有柏拉图的本性或真相。

通过题目表明主题的对话多数是政治性的。

根据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观察,最伟大的智术师是政治大众,这一点更强化了以上的看法。

有25篇对话的题目是以人类的名称命名的,他用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参与所纪录对话中谈论问题;这些全是苏格拉底时代的男人;这样一来,题目不揭示获几乎不揭示对话主题的问题,就像《安娜·卡列尼娜》或《包法利夫人》一样。

清楚地以对话涉及主要人物命名的例子仅有三篇:

《提玛俄斯》、《克里提亚》和《巴门尼德》。

在《希比亚斯》和《美诺》两篇中,题录包含的名字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对话录中的过去说话者,这些题目让人想到悲剧题目。

苏格拉底的名字仅仅出现在《苏格拉底的申辩》的题目中。

人们也许会说有七篇暗示涉及的主题《理想国》、《法律篇》、《哲学家》、《政治家》、《希比亚斯》、《美诺》和《苏格拉底的申辩》。

通过题目表明对话主题的大多数对话录是政治性的。

苏格拉底的名字仅在《苏格拉底的申辩》的题目中,这很难说是偶然。

色诺芬所写的四篇关于苏格拉底的作品中,同样只有《苏格拉底的申辩》的题目出现他的名字;色诺芬致力于苏格拉底最勤力的是《回忆录》,但也不是人们从中期望的《回忆苏格拉底》;色诺芬和柏拉图一样故意避免在题目中提及苏格拉底,除了涉及到“申辩”外。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描写苏格拉底的公务,并严肃地描述了他的生活方式,当苏格拉底遭到他人指控死罪,并被迫捍卫自己时,柏拉图就把这些描述带给雅典城邦。

苏格拉底称此事为一场对话。

这是他唯一与雅典城邦的对话,而且是一场故意的对话:

毋宁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对话。

在这件事务中,苏格拉底与那些经常谈话的人说了很长,它表明苏格拉底在公共场合、在市场兑钱前台与许多雅典公民谈话。

他的独特“工作”就是检验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这份“工作”使得其他公民对他不在信任。

他检验了所有自认为拥有知识的人,但他在详细的辩论中,只谈及三类人:

政客、诗人和技术人。

的确,在他简要的重述中他将诡辩家加入到之前提及的三类人中,在他重述之前他说自己检验所有他认为聪明的雅典人或陌生人。

但不可否认,根据《申辩》的信息,人们期望发现更多苏格拉底与雅典普通公民谈话,尤其是与雅典的政客、艺人和诗人的柏拉图对话录。

而不仅仅是和外邦哲人、修辞家及诸如此类的人谈话的柏拉图对话录。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以谈论鞋匠之类的人而出名或令人讨厌;但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和鞋匠之类的人谈过话,实际上(不同于他仅仅在公共场合谈话的自我表述)与他谈话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这些人是在某方面或其他方面的精英,尽管从来不是最高意义上的精英。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整整用了一章,尽管只是一章,来表明当苏格拉底和诸如艺人之类的人谈话时,他对他们是多么的有用处。

在家下来的章节中,色诺芬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来访雅典的一位美丽大方的女人的一次对话。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两篇柏拉图报道苏格拉底曾与著名女人的谈话(狄俄提玛和阿斯巴希亚),但在那里我们只看见和听到一个女人,而且仅仅一次,就是他的妻子——珊西帕。

尤其是在柏拉图表现的苏格拉底中,我们没有看到他与下等人,尤其是与艺人参与过谈话。

他仅描述过苏格拉底与诗人的谈话和少量与雅典政客的谈话,但这些真正的政客都是已经退休了的,他们与远大前程的年轻人不一样,尤其在那些题目和对话主题分离的对话中,我们才听到不同于对话人物的柏拉图本人。

柏拉图对话录明显可以分为两部分:

26篇表演性的对话和9篇叙述性的对话。

在叙述的对话中,有6篇是苏格拉底叙述的,另外3篇是对话中所提到的人叙述的。

其中有2篇是有名字者叙述的,2篇是无名字者叙述的,另外5篇是由未知的观众叙述的。

只在《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描述中才出现柏拉图的名字,而在《斐德若》他是缺席的,前者是表演性的对话,后者是叙述性的对话。

但不能由此肯定地推论柏拉图在所有表演性的对话中都出现和在所有的叙述体中都缺席。

毋宁说柏拉图直接对我们言说,不采用间接的人物;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表演性的对话占大多数,而其他的都是叙述性的对话。

这两种形式各有各的独特的优点。

表演性对话不用因为大量的重复“他说”和“我说”而负累重重。

而叙述性对话中有一个参与对话的人间接获直接地向非参与者提供描述,也为我们描述;在表演性的对话中,对话人物与读者之间没有桥梁;而在叙述体对话中,苏格拉底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他不适宜向对话者说的东西;例如为什么他在对话中要做某种行为,或者他对于谈话者是怎样想的;这样他就能够我们揭示他的一些秘密。

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他把对话录划分为叙述体和表演体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特殊的对话既是叙述性的又是表演性的。

但他让我们看到他将叙述性对话转化为表演性对话,从而让我们一瞥他的工作(秘密?

),苏格拉底已经向美伽人——欧克里德叙述了他与泰阿泰德的对话;然而欧克里德显然不像其他一些柏拉图的人物那样善于记忆,他写下从苏格拉底那里听到的东西,但并不真正是逐字逐句的照苏格拉底的叙述,而“忽略……言辞之间的叙述”如苏格拉底说的“我说”和“泰阿泰德同意”;欧克里德已经将叙述体对话转化为表演体对话了。

欧克里德的表达方式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已经使用过了。

正如他在很多的地方表明,如果作家仅仅像一个或其他自己(作品)的人物一样言说,如果它“忽略”人物在言辞中所说的东西(如“A说”,“B答”),那么作者就完全将自己隐藏了,并且他的作品就是戏剧的。

很明显,即使作者并不“忽略言辞之间的东西”,而委托他(作品)的一个人物之一来叙述同样是完全隐藏自己的。

根据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说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完全隐藏了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隐藏了他的名字;柏拉图是其对话录的作者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只是意味着柏拉图隐藏了自己的观点。

进而我们得出结论,柏拉图的对话录是戏剧的,是散文的喜剧。

因而应该像戏剧那样阅读它们。

没有获得大量的准备,我们就无法从柏拉图对任何人物的的任何声音。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为了知道莎士比亚——他与麦克白相反——对生活的思考是什么,我们就必须从整个剧本中考虑麦克白的言语。

这样,我们也许会发现从整个剧本来看,生活不是简单的无意义,而是对那些违背生活神圣法或违背保存自我的神圣之虚的人是无意义的,或对生活神圣法则的违背是一种自我解构。

但既然麦克白的例子展示了一个独特类型的人的自我解构,人们就会相知道该剧的显白教训是否对于所有人都是真的或是普遍真理,人们就得思考那些看似是自然法则的东西,事实上是否就是自然法则,因为在麦克白所违背的生活法则中,事实上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源于超自然的存在。

同样我们必须考虑到“事实”,以便理解所有柏拉图对话中人物角色的“言谈”。

“事实”在既定的个体对话行为中占据首要位置:

苏格拉底究竟与那种人对话?

社会的时代、特征、能力和状况是什么?

以及它们的表现又是什么?

这些行为会发生在何时何地?

苏格拉底的意图是否实现了?

他的行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也许苏格拉底首先要做的不是传授某种学说,而是教育人类——为了让人类变得更好、更正义或更有教养,更清楚他们的局限。

因为人类要想真诚地倾听教导,首先就必须渴望倾听教导;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有倾听的需要,必须从使自己愚钝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更多的通过沉默和事实而不是言辞得来——通过苏格拉底——不同于说话中的苏格拉底——的沉默行为得来。

但“事实”同样包括相关“真相”,这些真相在“言辞”中没有提及,不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知道的;一个既定的苏格拉底完全说服观众的对话也许与苏格拉底所知道的“真相”有所不同。

我们被引向这些“真相”一方面是有于那些无关主题的细节,另一方面是那些看似偶然的评论。

要理解对话者的说话是相当容易的:

每个倾听者和阅读者都可以意识到它们。

但要意识到没有说出来那些东西的意义,要意识到所说的是如何说的就比较困难了。

对话处理一些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如正义),但对话却是以某种独特的或个人的方式设定的:

这些或那些人在那里谈论,并谈论关于普遍的对象,从事实的考虑来理解这些对话意味着,要看到哲学处理哲学主题的方式是如何遭到独特个体的修改,或如何转化为修辞的或诗歌的方式,或是如何,以清晰或诗人的方式揭示含糊的哲学方式。

从事实的考虑来理解说话人,人们得把二维空间转化为三维空间,或保留原初的三维空间。

总之,人们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那些标记符号的必要性。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偶然出现的,每一样东西在它出现的地方都是必要的。

偶然位于对话之外的一切东西在对话中都是重要的。

在所有真正对话中,偶然都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有柏拉图的对话录根本上都是虚构的。

柏拉图对话录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它是一个漂亮的或美化的谎言,即建立在反对偶然的基础上。

在《理想国》中,当苏格拉底解释戏剧与其他诗歌的不同是什么的时候,朴素的阿得曼托斯只想到悲剧。

同样,柏拉图对话录的朴素读者也是把柏拉图的对话录理解为一种新的悲剧,也许是最精美或最好的悲剧,因为柏拉图首先就是要使得他的读者变得朴素。

然而苏格拉底在阿得曼托斯所提到的悲剧上再加上“喜剧”一词。

这样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柏拉图之外的作家,以及柏拉图死后多个世纪的那些他无法知道的作家。

理由是我们只有首先通过柏拉图传统才能进入柏拉图的世界,这个传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阐述、翻译和编撰的传统。

柏拉图传统中有许多个世纪是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传统。

然而我们不要被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神圣的传统所蒙蔽,事实上,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和最初的柏拉图主义有所不同。

毫不奇怪,要发现这种差别的最大帮助者也许是一个基督教徒。

我想到了莫尔先生。

他的《乌托邦》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自由模仿。

莫尔的完美联合体没有柏拉图的联合体那么朴素。

莫尔对言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理解,因此他所表达出了他的完美联合体与柏拉图的有所不同,莫尔是在晚餐之后才解释他的完美联合体,而柏拉图解释完美联合体是正是晚餐时刻。

莫尔在其《舒适反对苦难的对话》的第十三章中说道:

“为了证明此在的生活不是欢笑而是悲伤的时刻,我们发现我们的救世主本人的三番两次地悲伤,却从未发现他哪怕笑过一次。

我没有发誓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但至少我希望他不要为我们留下这种榜样。

相反,他为我们留下了悲伤的榜样。

”莫尔一定清楚地知道与之相反的是柏拉图或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真相:

苏格拉底从未为我们留下悲伤的榜样,相反,他给我们留下了欢笑的榜样。

悲伤与欢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悲剧和喜剧。

因此我们能说苏格拉底的对话,因而柏拉图的对话录更像喜剧而不是悲剧。

这种关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显而易见,《理想国》显然类似于阿里士托芬的《地母节妇女》。

柏拉图的作品有许多对话录组成,因为他模仿了许多、大量、各种各样的存在。

这么多的对话录构成了一个世界(kosmos),这些世界就是对神秘的世界的神秘模仿。

柏拉图的世界模仿或对模型的再生产是为了使我们意识到模型的神秘性和帮助我们解释这种神秘性。

整体由许多部分组成,因而就有许多对话录。

但个别的对话录不是来自百科全书中哲学原理的一章,也不是来自一个哲学体系,也还不是柏拉图发展阶段的一个遗物。

每个对话录处理一个部分;它揭示该部分的真相。

但关于一个部分的真相只是一个部分真相、半个真相。

我们可以冒险地说每一个对话录都是从该对话录中最重要的那些对象中抽离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严格说来对话录中表现的对象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不可能——或某种不可能——如果把它当作是可能的,则它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徉缪了,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喜剧的。

阿里士托芬每一部喜剧的核心都是他所象征的一些不可能的东西。

可以认为,柏拉图对话录中所完成的那些东西,在阿里士托芬那里已经完成了。

柏拉图最著名的政治著作是《理想国》,并且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著名的政治著作,它是叙述性的对话录,其主题是正义。

它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谈话的地点,而时间、年代却不怎么清楚。

因而我们难以了解这篇涉及政治原则的对话进行时的政治环境。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是茫茫无所知,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讲述了一个上升的故事。

前一天,他与格劳孔一起从雅典下降到比雷埃夫斯港——雅典海军和商业权力所在地、民主的大本营。

他下降到比雷埃夫斯港原初并不是在那里做一个关于正义的谈话,而是向女神献祭——也许对于雅典人而言是新的和陌生的女神——并且他想观察包括本土和外邦都有份的新奇庆祝活动。

当他和同伴急忙往回城赶时遭到一些熟人的留阻,这些人诱导他们对方某人的家(极富有的家族)。

对方打算吃完晚饭之后,去观看庆祝女神的新奇火炬赛,此外还有完上的庆祝活动。

在那个屋子里,他们遇到了一些其他人。

周围的人(包括苏格拉底在内和在场所提到的人)总共有十个,只有五个雅典人,另外安排了四个人以及一位外邦著名的修辞学教师。

(十个人中只有六个参与了对话),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古老雅典、祖先政策方针以及马拉松战士的反面。

我们感受到新颖的和奇异的堕落之气。

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和他的主要对话者——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尽量地检验该堕落,并思忖恢复健康政治。

从未十足难听的民主政权——喜爱新鲜事物的政治制度——可能在《理想国》中就是十足难听的,虽然它没在为捍卫自己发出过一丝声音。

此外,苏格拉底没有遭到严厉的阻力极为根本性地修正了建议。

这次谈话的几年后,人们通过亲戚或朋友关系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企图发动一场政治复辟——打击民主制,恢复致力于美德和正义的贵族制。

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在比雷埃夫斯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十人的权威。

然而《理想国》的人物是不同于这些政治家的。

一些《理想国》的人物(玻勒马库斯、吕西阿斯、尼克拉托斯)并没有在随后所谓的三十僭主中取得胜利。

这种情况类似于苏格拉底在《拉凯斯》中讨论勇气的普通失败或相当于失败一样,也类似于苏格拉底在《卡尔弥德》中与未来的僭主讨论节制一样;在《理想国》中,苏格垃底讨论正义,他通过挫败最不正义者的企图来恢复正义。

因此,为我们奠定了这样的可能性:

在《理想国》中的复辟企图将不会发生在政治领域。

苏格拉底复辟的特点在谈话之前的行动就透露出来了。

关于正义的谈话不完全是自愿的。

当苏格拉底和格拉孔忙于往回赶时,玻勒马库斯(这场战争的领导者)从远处看见了他们,并命令其仆人前去,请苏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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