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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到科学发展观
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到科学发展观
【原文出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原刊期号】200408【分类号】A3
【作者】李君如
【作者简介】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内容提要】邓小平发展理论是指导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重任的科学理论，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如明确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和道路，也是我国坚持和平发展，提高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和迫切需要。
因此，必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正确对待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摘要题】社会发展观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科学内涵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以来，中央正在对一些行业投资规模偏大等问题进行宏观调控，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发展理论，领会科学发展观，把各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把各地的工作重点放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
这里，就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意义、科学内涵和贯彻落实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围绕这个主题，邓小平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
（一）在发展的战略地位上，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强调，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发展；要始终牢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社会主要矛盾，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并把发展体现在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上。
（二）在发展的战略目标上，邓小平强调发展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三）在发展的战略布局上，邓小平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四）在发展的战略步骤上，邓小平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建立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五）在发展的战略重点上，邓小平强调要以农业、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产业和教育科技为发展的重点。
（六）在发展的战略要求上，邓小平突出地强调要做到速度与效益相统一，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并且要做到可持续发展。
（七）在发展战略的实现途径上，邓小平指出要尊重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渐达到共同富裕。
与此相联系，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进入小康社会前以发展沿海为大局、进入小康社会后要以发展内地为大局。
（八）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上，邓小平反复强调全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我国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九）在发展战略实现的必由之路上，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特别是，他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为全党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项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十）在发展战略实现的政治保证上，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根本标准来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保证发展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
（十一）在发展战略实现的条件上，邓小平指出国内的稳定和国际的和平，是实现我们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十二）在发展战略实现的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上，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在改善党的领导中加强党的领导，要在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
因此，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指导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发展理论。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他们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提出完整的设想。
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有了发展的实践，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没有能够形成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前人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形成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创立了正确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
2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其次，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指导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重任的科学理论。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时代特点，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追求和人类关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
我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近代几次高潮且不说，就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走了不小的弯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又是在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发展的环境中，重新扬起了实现现代化的风帆。
因此，我国的现代化不仅要解除精神上的各种束缚，不断解放思想，而且要处理好实践中的复杂矛盾，不断开拓前进。
比如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土地、资源、能源的利用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提高劳动力素质与就业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再进一步相联系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有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有的其他国家是从未遇到过的。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在研究和回答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因而是指导我们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我们只有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才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
最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也是我们党在今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我们注意到，今天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其所强调的一些基本观念，都是在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指导下，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情况下，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否定。
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深入地学习、研究和领会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我们要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也必须以今天新的实践为基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是怎样提出的，有什么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我们党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一样，是来自实践，是对实践中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认识。
具体地讲，科学发展观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
之所以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系列重大事情引起党中央的思考。
第一件事情是，十六大提出，建设一个能够惠及10多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虽然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但仍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
比如，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时，我们原定的16项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有三项没有达到。
一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指标是人均1200元，实际仅1066元；二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指标是人均75克，实际是73克；三是建成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指标是100%，实际上建成80%。
这三项未完成的任务，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影响到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而且，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率连续3年下降，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
因此，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如何解决好城乡差别问题，区域发展中的差距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以此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
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提出，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件事情是，2003年4月突如其来发生的非典疫情，教训严重。
这场灾害，前后只有两个多月，地区也只涉及个别省份，但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旅游业、商业服务业、航空业、运输业、建筑业和部分制造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下降，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因疫情而被打乱。
疫情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艰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
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
因此，在抗击非典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
可见，抗击非典斗争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因素。
第三件事情是，2003年下半年，群众进京上访事件增多。
其中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包括违法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
群众上访提出的问题绝大部分是合理的，绝大部分是应该在地方上解决的。
这些年在经济发展中，有的地方盲目征地，出现了一批无土地、无就业岗位、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
全国“三无农民”，据统计达4000万人。
这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很危险的因素。
我们注意到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升级而引发的矛盾特别多。
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发生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
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政权更迭。
而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的阶段。
因此，我们自身的状况和国际上的经验都表明，在下一步发展中，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要求能够做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做到可持续发展。
这就使我们必须考虑要牢固树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使经济能够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全面进步。
当然，还有一些事也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至少是上面三件事情促使我们对发展问题给予认真的反思。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对于为什么要发展加深了认识，而且对于什么叫发展、怎样去发展的问题也深化了认识，我们的理论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这样的发展观必然切合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我们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指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任务的提出，标志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经济上，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均3000美元，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要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各项权益能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要明显提高，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学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上，生态环境要不断改善，资源利用效率要明显提高，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等等。
显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解决好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解决好由我们的基本国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关于基本国情，邓小平说过，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
底子薄，就是说我们处在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落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有很大的困难。
人口多、耕地少，即我们要解决13亿人口（未来二三十年可能增加到15亿人口）的生计，而我国的耕地及其他资源都相当短缺。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就耕地而言，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
我国农村的农民劳均耕地只有几亩，长江以南农民劳均耕地甚至1亩都不到。
而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民劳均土地，少者几十亩，一般是几百亩，多者上千亩。
我国的耕地奇缺，这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此外，我国的能源、矿产等资源也极为短缺。
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
石油、天然气、铜和铅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
而在资源短缺的同时，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又是粗放型发展，高消耗、高能耗、低产出。
因此，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
我们党是执政党，而且要长期执政。
作为执政党，我们今天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要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样两大历史性课题。
执政能力，包括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治国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等等。
对于我们党来讲，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要善于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长期执政，就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为此，就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既要鼓励人们劳动致富，并依法保障人们的私有财产，又要关心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在这个意义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所要求的。
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是我们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快速的发展速度，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中国崛起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与此同时，出现了两种敌视中国的声音：
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一种是“中国崩溃论”。
事实上，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威胁别人。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发展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而且是因为我们在过去25年里找到了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是通过战争扩张等形式，掠夺别国的资源、能源乃至劳动力，来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走这样的道路。
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实现双赢、互利，拿到我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能源、资金、技术，不断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在世界市场大量采购石油等战略资源的过程中，在大量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恐慌和非议，而我们对世界市场依赖度过高也有很大风险。
因此，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并不只是口号，而确实是要解决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在国际上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发展要消耗大量资源，就要从外引进资源。
去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氧化铝约50%、铜资源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解决。
境外一些舆论已在炒作中美之间所谓的石油冲突以至贸易磨擦、汇率磨擦等问题。
如何做到在中国的发展中，既利用好世界的资源，又能保证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
显然，我们不能走侵略别国、掠夺资源的道路。
出路无非是两条：
一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世界市场提供的资源，也利用我们国内的资源，以解决我们的能源短缺问题；二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降低能耗和资源的消耗，对各种能源、资源尽可能节约利用，并且寻找替代能源，或发挥可再生资源提供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尽可能减少对世界能源、资源市场的冲击。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这一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对我国、对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树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坚持走好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归根到底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非常明确的。
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指出，这种发展是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的基础上的发展。
因此，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来实现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它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贯彻落实。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把宏观的指导性理论变成一个实际中可操作的指针。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又对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新的理论命题，应该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本质要求呢？
首先，要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强调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所谓科学发展观。
发展观实际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
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早期的发展观反映了工业革命的要求，强调的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增长，那个时期把经济发展看作经济增长。
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到它的弊端和不足。
因为光有经济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所以出现了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一个中心问题提了出来。
其代表人物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
他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种新认识。
7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他的著作《新发展观》中，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
在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进一步把经济增长、城市化同人口和资源等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性的生态、人口、环境、资源等等问题。
尽管它是从悲观论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是人类必须注意的。
在此基础上，人类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以积极的姿态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也不仅要重视人的发展，而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协调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都作为发展观的问题来考虑。
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等文件，表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发展问题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和现代化的推进，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暴露逐步加深认识，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发展理论。
但是不管哪一种发展理论，其主题是讲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不发展。
这些发展理论都是围绕发展的现实而展开的。
至于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更要讲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自己，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我们吸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发展问题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所以，讲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把发展这个理念确立起来。
它不是不发展，而是要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硬道理，经济建设始终是各项工作的中心，这一点必须明确。
第二，要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
根本要求是坚持统筹兼顾。
统筹兼顾就是要全面地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各方面利益关系，使之能达到相对平衡。
统筹兼顾是中国的语言，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是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来的。
在这之前，毛泽东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理论，强调要兼顾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各方面的利益。
1956年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问题。
他当时从一个故事讲起。
1944年《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
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说，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然后话锋一转，又说，现在是我们管事了。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包括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也要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
1957年2月，他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报告。
报告的第七部分就是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问题。
这里他开宗明义地讲，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
他还反问道：
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6亿人口吗？
他说，知道是知道，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
因为我们长期搞革命，搞阶级斗争，要分清敌我友，组织一部分阶级反对另一部分阶级。
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要搞建设。
执政党就要对执政的国家中所有的人负责，要整合社会。
这就是统筹兼顾。
但是统筹兼顾并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既承认差别，又要使各方面利益都能得到保护和实现，各得其所，是在总体上能够平衡、协调地发展。
这个方针，由于后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能很好贯彻。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才继续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
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思想的要求，明确地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要求提出来，而且拓展了统筹兼顾的内容和范围，提出了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分析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找到协调、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正确的政策。
当然，这里面要有一种哲学的认识，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不能把统筹兼顾理解为是绝对的平衡，不能理解为搞平均主义，更不能重犯过去一平二调的错误。
应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得社会能够协调发展。
第三，要认识到，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
我们讲发展也好，讲统筹兼顾也好，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
我们搞好生产、促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时，我们对人要尊重，要关爱，要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还要维护和保障公民的人权，等等。
这些都是“以人为本”，当然，由于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在讲以人为本的时候，作为一种理念，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执政党要时刻确立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要不忘人民群众疾苦，不脱离人民群众，不能做使人民群众痛心的事情；作为一种实践，我们同样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和资源少，十几亿人的利益在发展中不可能一下子都得到满足，人的利益和各方面需求是有层次的，要分阶段、有层次地逐步使各部分群众利益得到满足，这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途径。
千万不要把群众的胃口吊得很高，结果口惠而实不至；否则，出发点是要取信于民，结果是失信于民。
所以，在实践中一定要引导群众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等各种关系，并且使人民群众也明白这个道理。
总之，既要树立全心全意、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理念，又要在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才能正确地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这是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的重要一点。
四、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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