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推荐德国右翼破坏者还是拯救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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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推荐德国右翼破坏者还是拯救者

法意推荐德国右翼：

破坏者还是拯救者？

法意|导言

新右派的崛起与德国政治意识的觉醒

一、德国选择党的民粹化二战后，德国一直在竭力抵制右翼民粹主义的诱惑。

但这种努力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三月13号，曾宣扬开枪射击试图非法进入德国的移民是必要的，并提议在德国禁止修建清真寺的德国选择党（AfD），在三个州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两位数的支持率，在萨克森-安哈特尔州该党甚至拿到了几乎四分之一的选票。

一些观察者认为，德国选择党的成功意味着德国的进一步“正常化”。

在欧洲其他主要大国，比如法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反对欧洲一体化，批评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无法代表本国人民的党派，为什么德国应该例外？

至少有两个理由表明，这样的观点是没道理的：

其一，德国选择党受益于并反过来又刺激了激进街头运动Pegida运动（全称为”PatrioticEuropeansAgainsttheIslamizationoftheWest”，意为“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的发展，但我们无法在其他欧洲国家找到对应的现象；其二，也许最为要紧的差别是，德国选择党警告德国可能由于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欢迎难民的政策而面临“慢性文化灭绝”（“slowculturalextinction”）的危险，而这样的警告已经得到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的应声附和。

自从纳粹政权覆灭以来，从未有哪个右翼政党获得过如此广泛的文化支持。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

德国选择党是一群深受尊敬、毫无克里斯马型气质的经济学教授在2013年创立的。

默克尔曾称，只有她所采取的政策可以解决欧债危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于是，这群教授就选择了“德国的选择”（AlternativeforGermany）作为政党的名字，以表达对默克尔这一说法的抗议。

这些教授反对欧元，他们认为欧元给德国纳税人施加了过多的财政负担，并且导致欧洲国家之间出现不和。

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一样的是，他们并不吁求解散欧盟。

即便如此，德国国内的主流政党依然蔑称他们是“反欧洲的”（anti-European），此举使得许多选民愈加深信，德国国内的政治既得利益者们将与某些政策选项相关的讨论视为禁忌。

就像其他新政党一样，德国选择党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冒险分子。

但该党也为许多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家园，他们认为默克尔的许多政策——比如，停止使用核能源和军队招募，承认同性结合，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把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带往了左派的方向。

由于主流的保守主义观点反对这些政策，德国选择党于是便占据了保守党基民盟原来的地盘，且不用担心会被怀疑是反民主的或者是纳粹历史的回归。

2013年，德国选择党差点就进入了德国议会；2014年则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成功地将七名议员送往了布鲁塞尔，这些议员都加入了由英国保守党领导的疑欧派（Euroskeptical）政党。

然而，外部的成功却导致了内部的斗争。

年轻的右派政客试图通过发起“爱国主义平台”（“PatrioticPlatform”）挑战创建该党的教授们，他们表现得更像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而非原来的基民盟所代表的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在2015年夏，许多建党元老纷纷出走德国选择党；甚至有一位元老表示为他参与创建了这么一个“怪物”而感到懊悔。

德国选择党似乎注定会走上许多其他反对党曾走过的轨迹——因为内讧、缺乏专业素养以及无法培养足够能够胜任日常议会政治的专业政客而走向衰败。

但是，默克尔拯救了德国选择党。

去年夏季，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了她的极具争议的难民政策。

一开始，这些政策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此后的几个月里，她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而德国选择党则迅速崛起。

许多人担心德国政府已经无法掌控局势，并批评默克尔未能通过谈判达成一个解决此次难民危机的真正意义上的泛欧洲方案。

前基民盟资深政客、如今德国选择党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Gauland）就曾称，难民危机是送给该党的一份“大礼”。

△难民危机终结默克尔“黄金时代”？

德国选择党看到并且利用了在选民中间广泛存在的一种担忧：

新移民的到来给德国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威胁。

该党将在四月末的会议之后提出一份成熟、全面的政策计划，但已有迹象显示，这份计划里将突出强调应当防止德国的伊斯兰化。

这一计划的草案包含了诸如“我们是并且想继续是德国人”（“WeareandwanttoremainGermans”）这样的口号，其实际含义是与禁止修建清真寺的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正是德国选择党的观点立场与更加激进的、反伊斯兰的Pegida运动明显重叠的地方。

二、激进街头运动的兴起Pegida运动起源于2014年秋，当时右翼政治运动家们动员民众加入到在德累斯顿及其他城市举行的，旨在反对“伊斯兰化”（“Islamization”）的“夜晚散步”（“eveningstrolls”）运动中来。

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还主张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集会中还出现了打着“普京帮我们一把！

”[“Putinhelpus!

”]口号的海报），这一呼吁也获得了来自像高兰这样的德国选择党政治家们的强烈回应。

示威者们打出了“我们才是人民”（“Wearethepeople”）的标语——讽刺的是，这正是东德人民在1989年抗议当时东德的社会主义政权时所传颂的口号。

Pegida运动不仅依靠散播恐惧生存、壮大（德累斯顿几乎没有穆斯林），而且还对民主体制本身发出了质疑。

他们谴责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Volksvertreter）是叛徒（Volksverr?

ter）。

Pegida运动的成员们批评默克尔开放边境的政策背弃了她就职时许下的要保障德国人民安全的宣誓。

△Pegida运动

这一运动的支持者们要求采取“抵制”（“resistence”），或者至少“非暴力反抗”（“civildisobedience”）行动，例如阻断通往难民中心的通道。

示威者们有时还会打出“魏玛旗帜”（“Wirmerflag”），以克劳斯·冯·史陶芬伯格（ClausvonStauffenberg）上校为中心的反希特勒抵抗运动视这一旗帜为后希特勒德国的标志。

实际上，德国的许多极右派团体打出这一旗帜是在暗示他们认为现政权不具有正当性（尽管旗帜的设计者约瑟夫·魏玛是一位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后来被纳粹处死；其子称魏玛家族将以使用了该旗帜为由起诉Pegida运动的示威者们）。

Pegida运动也吸引了德国以外的右翼政客，其中最著名的是荷兰的右翼反伊斯兰政客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Wilders），他曾称位于海牙的荷兰下议院（TweedeKammer）是“假议会”（“fakeparliament”）。

三、德国知识界的回应与政治文化转折

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在此开始进入故事场景。

新闻记者和学者们一开始很难理解为何会出现Pegida运动，以及为何该运动能够吸引如此多德国人；在欧洲的其他地区虽然也有Pegida运动的分支，但迄今为止它们都只获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支持。

一些人认为是“愤怒”（“anger”）和“怨恨”（“resentment”）促使了这一现象的产生。

“暴怒”（“rage”）作为一种政治立场，显然得到了德国选择党重要的知识分子马克·祖根（MarcJongen）来自哲学角度的认可——祖根是著名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的前助理。

祖根不仅发出了德国面临着“文化自我毁灭”（“culturalself-annihilation”）危险的警告；他还认为冷战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致使德国忘记了军队、警察和勇士美德的重要性——或者从更一般的角度来讲，就是古希腊人所谓的激情（thymos，在英语中通常译为意气[spiritedness]、自豪[pride]、义愤[righteousindignation]或暴怒[rage]等不同名称），与eros和logos（即爱欲和理性）相对。

祖根称，激情在今天的德国严重“供应不足”（“undersupplied”）。

只有日本人保留了比德国人更少的激情，主要是因为他们也经历了战后和平主义。

据祖根说，日本可以承受这一缺陷，因为这里的居民不用面对移民的“强烈本性”（“strongnatures”）。

由此，他得出推论——愤怒的示威者们帮助德国社会重新燃起了激情，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

现为德国选择党在巴登-符腾堡州议会中的领导人的祖根，在今年春天之前一直默默无闻。

但斯洛特戴克不一样，他是德国最著名（毫无疑问也是最多产）的哲学家之一，其著作甚至闻名于美国。

斯洛特戴克经常探讨一些如基因工程这样的争议性话题，并以讽刺左派知识分子缺乏幽默感和活力为乐。

他的著作非常畅销，但经常没有明确的观点，而更多地只是提供一些对近代历史（甚至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历史）的暗示性的、哲学上的并且经常是诗化的重述。

正如尼采那本经常给予斯洛特戴克灵感的著作《论道德的谱系》，这些重述意在将读者从对当下的传统看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他的著作并没有多少能够达到尼采对哲学家的期待；尼采视哲学家为“文化的诊断者”（“doctorofculture”），哲学家将以给病患作出不那么令人愉悦甚或骇人听闻的诊断结束他们的著作。

而斯洛特戴克在其著作中经常回到了早已为德国主流思想界所思索过的那些结论，只不过由于他那典型的十分矫饰造作的文体风格——直率的隐喻和类比，俏皮的不合时宜之处，以及一连串自创的新词汇——而显得略微深刻些罢了。

斯洛特戴克还在其著作中援用了20世纪德国右翼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发展出来的“例外状态”（“thestateofexception”）的概念。

正如施密特所说，主权者为了拯救政权于危机之中，可以宣布国家进入了例外状态从而将宪法悬置起来。

他进一步论述道，无论何者，凡是能够对国家是否面临生存性威胁做出决定性判断的主体，就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

但是今天，斯洛特戴克认为，不是国家，也不是名义上的主权者（即德国人民），而是难民决定了（德国是否进入了）例外状态。

斯洛特戴克指责默克尔允许叙利亚难民无限制地进入德国的政策，无异于让德国主动放弃自身的主权；而根据目前情况看，这一“弃权状态”（“abdication”）很可能还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

△德国右翼发起的反难民游行毋庸置疑，难民们确实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状况，他们的到来也确实给德国带来了特殊的挑战。

但斯洛特戴克的观察，最多只是提出了一些能够即刻煽动人心的谶语，但却并未就目前的形势给出任何实质性的分析：

默克尔及其领导的议会多数党实际上仍然掌握着决策权，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让人相信：

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成为了危险的外国人手中的玩物。

但斯洛特戴克驳斥他的批评者是肤浅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他的观点群起而攻之，并说他的观点已经成了“圣诞节前夕的妇女”——这是在影射去年冬天在科隆遇袭的女性。

斯洛特戴克并不是唯一蓄意激化如下忧惧的著名文化人物：

德国人是正在被蹂躏、最终可能会面临灭绝的无助的受害者。

博托·施特劳斯（BothoStrauβ）近期发表了“最后的德国人”（“TheLastGerman”）一文，他在文中宣称，他宁愿成为一个正在消亡的民族中的一员；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主要受经济人口原因驱动而与外族人融合，从而重获新生的民族中的一员。

他认为德意志民族已经丢失了从赫尔德（Herder）到穆齐尔（Musil）以来的各种民族遗产，他如今甚至希望穆斯林能够给德国人上一课，教教德国人延续传统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穆斯林懂得如何适当地保留他们的民族遗产。

施特劳斯甚至猜测，只有当德意志民族（GermanVolk）已经成了他们祖国里的少数群体之时，他们才会重新发现和坚守他们自身的民族认同。

△博托·施特劳斯

上述言论表明德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潜在而深远的转折：

在今天的德国，当一个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者，而不用担心被认为与纳粹历史存在任何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了。

并且，主张今天的德国需要经历一场与1968年之时相反的变革，也变得正常了：

1968年，社会民主党和基民盟组成大联合政府，意味着当时的议会中没有了能真正代表左派（或者说学运人士）立场的政党；而如今越来越多权威知识分子主张，（由于默克尔和基民盟的左转，）右派除了投身“议会外反对运动”（“extra-parliamentaryopposition”），已经没有其他有效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途径了。

反对政府某一特定政策是一回事；像德国选择党那样在其政策计划草案中明确宣称，整体的民主体制已经被一个由所有主流政党组成的自利政治集团劫持了，是另一回事：

该党还称，在（政府）不具有正当性的情况下，人民（Volk）有权予以纠正。

这些观点也遭到了严厉的抵制。

另一些知识分子批评斯洛特戴克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哲学家，他提出的民族心理学（Volk-psychology）分析，丝毫没有考虑到难民生活的现实状况，因而也没有考虑默克尔正尽力解决的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相反，斯洛特戴克坦承，在少数人的现实统治与不沉默的大多数之间，他完全站在平民主义这一边。

社会理论家阿尔明·纳瑟希（ArminNassehi）敏锐地指出，看似先锋的保守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超越一种在社会学上十分幼稚的谬论：

增加国民同质性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以有关“巴尔干线路”的报道而广受赞誉的小说家、散文作家纳维德·卡曼尼（NavidKermani），也提醒德国人难民所面临的真切苦难。

纳瑟希和卡曼尼都是今天德国最为深思熟虑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两人恰好都是第二代移民，他们的父母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从伊朗移民到德国的。

△Pegida游行运动：

种族主义和新纳粹？

德国选择党目前尚未在政治体制中站稳脚跟。

内讧仍在继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该党内部就到底是应该加入联合政府还是应该继续做一个“坚定的反对党”（“fundamentalopposition”）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德国选择党究竟能否成功地唤起抵抗的英雄主义精神，并成为所有普通德国人的家园，这一点尚不清楚。

随着“巴尔干线路”的有效关闭，到达德国的难民数量正在减少，默克尔的压力也正在逐渐缓解。

但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好像都没打算原谅她在难民危机中的政治立场。

如今有四分之三的德国人希望德国选择党在2017年的全国选举中成功进入联邦议会。

即便德国选择党未能达到（进入联邦议会）门槛，该党及其在知识界的支持者，也将给德国主流政治话语带来自1990年两德合并以来最巨大的变化。

|文章摘编自Jan-WernerMüller,BehindtheNewGermanRight,TheNewYorkReviewofBooks,April14,2016

摘编：

郑涛技术编辑：

李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