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弟子忆余英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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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弟子忆余英时
四弟子忆余英时
案：
这样的时代，余英时先生被封禁，非但无法阻止，反而将刺激他的思想之传播，同时成为了他的荣耀。
被封禁的这些学者、作家当中，最可惜的是张千帆先生，作为大陆最优秀的宪政学者，他的《宪政原理》、《西方宪政体系》都是第一流的宪政启蒙读物。
我们四个同门想讲一些余英时老师的故事，希望帮助未来的读者除了透过他的书，还可从另外一个角度稍微知其人，进而了解他的价值观。
没机会与余英先生谈话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难了解他。
比方说，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 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为什么他写了很多中文书，但不愿意接受邀请到中国大陆？
简短的回忆当然不能说清这些大事，但是未来的读者仍可以参考，从而更认识余先生。
哈佛大学的年代
文/田浩
「我1949年5月27号在上海解放了。
」余老师这样开始给我解释，他如何到哈佛大学研究生的路程。
上海解放之前，他父母先离开中国大陆，而让他留下来管一些家里的事，然后到北京入燕京大学修秋天的课。
年底他的父亲来信说已到了香港，而他也应该来。
因他不知道如何去，就问他父亲在北京的朋友。
他们告诉他：
到公安局那边申请批准过年至「九龙」探亲，一定不要提「香港」。
如果官僚问九龙在哪，就简单回答，属于广东省。
北京官僚确实有问，但因为不知道九龙就是香港，就批准他去，所以他合法地离开大陆。
可是他没有护照或者任何正式身分，因此钱宾四先生帮他申请哈佛大学博士班时，他不能利用哈佛奖学金入学。
在余先生看来，台湾国民党政府怀疑他是左派激进分子，所以告诉美国领事馆，一定不要给他签证到美国。
幸亏他见到一位耶鲁大学在香港的代表，而这位美国人信任他，介绍他给美国领事馆，否则他不能离开。
他想着说，他一辈子每次碰到大障碍的时候，就会有贵人帮忙。
可是领事馆不给普通的签证，只给一张特别的许可证：
他只能一次入美，如果离开美国就不能再入，而且必须每年申请延长。
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就每年申请延长。
因为这张特别许可证很少见，承办的官员不太了解，而必须研究一下、向上司请示等等，每每令他等待很久。
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哈佛任教以后，台湾政府对他改变看法，愿意给他中华民国的护照。
但他回答：
不需要，现在已经具备美国公民身分。
利用美国人的身分，余老师在1971年头一次到台湾。
那年夏天，余先生陪师母来台探亲时，他们二位带我去拜访我老师的老师钱宾四先生。
当时《朱子新学案》刚出不久，而我开始读，所以特别想拜访那里有学问的朱熹专家。
我们集合时，余老师笑而问：
「这样热的天气，你干嘛打领带？
」师母也是我中文老师，所以她了解我心，而替我回答说：
「假如田浩觉得拜访时候应该正式一点，没关系。
」到了素书楼，我没想到台湾知识分子那时代可住在这样好的房子。
而且里面客厅的墙上有很多朱熹之文的壁挂。
见到宾四先生时，虽然身躯不高，还感觉到其学问地位、权威特高。
唯一后悔的事就是，这老外很难听懂先生的地方口语，所以必须依靠余老师的翻译。
那晚上的印象还记得很清楚的包括：
第一，从我这个二十四岁研究生的立场来看，宾四先生年龄已经很大，可是身体看起来还很好，所以想问其办法。
先生回答说，在家面前的院子里天天散步，一直散步到流汗就行。
第二，宾四先生会说出很多古代原文。
我们谈到一个哲学范畴或者历史事实，先生一面用其手指轻轻地碰头想，一面说出原文，而且配其个人的解释。
当然那时候，已经知道大前辈中国学者熟记很多古代文本，但从来没见到这样厉害的例子。
第三，读宾四先生《朱子新学案》而当面听其授课的时候，这个一年级的博士生觉得，我这老外后学没有可能做朱子学的研究，大概永远不及格。
但是，幸亏余老师对我说：
「你放心好了，宾四先生自己把《朱子新学案》当做开路的工具而已，希望别的人继续发展，还有很多可以研究，连你也有可能性做出一点贡献。
」所以那晚上到素书楼，给了年轻的研究生一些很深刻的影响，而给了我这后学另外一位新的学术楷模。
因为那个时代，也就是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文革时期。
当时，不单在中国大陆国内很激烈地批判儒家思想、朱熹等人，而且在海外，也有这样的思潮。
在哈佛大学，有些教授看到我在研究宋代的儒家思想，研究朱熹，他们就笑我，说我太「封建」了。
当我看到钱先生晚年转到对朱熹的研究上来，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觉得那么有意义，这给我一些鼓励，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感到这类题目可以做。
余英时老师被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让我提出一个外人不会知道的小例子。
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做博士论文研究之前，都需要通过一个大考口试。
那个口试，余先生、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和拜能 （Caroline Bynum） 三位老师考我。
余先生考试的方法跟别人完全不同。
其它人都是提出一个题目，让我讲一讲。
可是余先生从大的题目开始，问一个问题。
当我开始回答，他觉得我能够答出，马上就问一个窄一点的题目。
这样一直下去。
当我不能回答一个很窄的、很具体的题目的时候，他就换到另外一个大题目，继续这样做。
他的这一做法很聪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搞清楚我对有关知识具体了解到怎样的程度。
那次大考另外一件事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拜能教授也是提问的天才，所以她所问关于欧洲古代思想史的题目，余老师特别感兴趣。
考试以后，他委托我替他买下拜能老师要求我念的书。
因为余老师对我念的欧洲古代思想史有那么多兴趣，我以为老师会赞成我博士论文的题目。
预备大考欧洲古代思想史的时候，我对一个题目有一点启发，就是比较欧洲中古思想家汤麦斯Thomas Aquinas （多玛斯．阿奎那, 1225-74） 与南宋朱熹关于「心」的看法。
为了理解「心」，汤麦斯把古代希腊哲学（包括伊斯兰教学者的解释）、圣经与欧洲人的看法合一当作新的概念，而朱熹利用儒、道、佛三教的看法。
我先去跟史华慈老师讨论，而他说这个题目很值得研究。
然后，到余老师的办公室请教，但没想到余老师会那么激烈地反对。
他说这个题目一辈子做不完；万一完成的话，我的老师们都已走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判断我的研究结果。
再者，我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只考虑自己爱玩什么抽象的概论，也需要考虑家庭。
然后，余老师提出一个具体的题目，他觉得我可能可以做成：
朱熹和他的一个学生的关系，任何门人都行。
然我回答，这样的题目，我不一定有很多兴趣。
余老师就说，那样的话，我最好暂时不想题目，先天天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来读有关宋代的书，等到六个月过去以后，坐下来从读过的资料想出一个具体的题目。
所以我就每天到图书馆看书。
但是因为我太懒惰或者不够耐性，我四个月以后，想出一个题目。
新题目就是研究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来了解朱熹的政治思想，很开心地向史华慈老师报告，但他很失望地说：
朱熹的政治思想比这个又偏僻又小的题目丰富多了。
你三个月完成这个小题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那样，我没话讲，就心不在「马」地回家。
两位老师对论文题目的意见有这样巨大的区别；我看不出任何中庸之道。
三天后再向史华慈老师报告：
请让我先做这个窄题，如果不过，我会快乐地扩充而包括朱熹另外一些政治思想。
他就说，行。
那时候，余老师已经离开哈佛到香港中文大学任两年的行政职，我寄信去。
余老师没反对，所以我继续走这条路，而论文研究很顺利。
后来，一直来不及做那个汤麦斯与朱熹对「心」的大题目；这事实上更证明余老师的立场既正确又省我麻烦。
决定博士论文题目的经验给我一个重要的教训。
两位指导老师的意见差别很大，实在给学生更多的空间，可以更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立场。
没想到余老师在香港当新亚书院校长会遇到与一些老师的斗争。
那时三个学院要建立中文大学，可是教授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余老师1950年代从新亚毕业，而学院的老师信任他，所以请他来帮他们把意见调和。
虽然广听四方、探究情况，他所提出的拟议，马上被一些保守的教授很激烈地反对。
虽然他们也反对大陆的文革，他们反而用红卫兵的办法，写大字报很激烈地批评他们以前的学生余老师。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很重视老师和人情，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支持他所认识的公道。
像孟子所提，他的「志」根据「义」，所以他一直有勇气，向任何人提他的建议。
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余老师的研究方向有一些主要的改变。
他1962年的博士论文 （“Views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史的题目。
五年以后，他的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1967）出来，所以他的注意力转到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和制度史。
然后，他从汉代跳到清代，而从经济制度史深入学术思想史。
他至少告诉过我一次：
美国学术界对具体制度史不太有兴趣或了解，给他们念思想史比较适当。
但很有趣，他自己后来不继续写英文的专著，而在美国拿到永久职位以后，就进一步更加功夫写中文书，面对东亚读者。
比方说，他下两本书就是：
《方以智晚节考》（香港，1972）和《论戴震与张学诚》（香港，1976）。
1976年他也出版了《历史与思想》；这是头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书，故他与台湾出版社最早、永久的关系就是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给我这个研究生更深刻的影响，老师腾越我所注重的宋代；好像老师觉得宋学太抽象。
事实上余老师那时候在哈佛大学不太重视宋代学术思想史，也可以说含有内在逻辑。
他的老师也有一点类似的转变。
钱宾四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他研究的重点或是汉代、或是清代，都属于「汉学」的范畴，强调清代的汉学，比较多受到清代汉学家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熹属于另外一个阵营---「宋学」。
可见他晚期退休以后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转到了「宋学」，研究朱熹。
很有趣，余英时先生本来也不太重视宋代，特别是朱熹与清代汉学家所说狭义的「宋学」。
他也像钱先生，荣退以后，把朱熹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先生请老师为《朱子文集》出版写一个序言，头一次写，太长了；第二次写，又太长了；第三次很成功。
为了写这个序，他阅读了宋代许多其它思想家的文集，不知不觉间，就下了很大的功夫，获得了很多认识，后来写成一部书。
他的结论，一方面跟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很接近；另一方面，认为我走的那条路没有完成，所以他题书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
他觉得「思维」还是受到太多哲学方法的影响，政治斗争、历史事实涉及得还太少。
在这方面，他的那本书也是超过我的。
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认可了我走的路，让我更有自信；另一方面，他当然超过我，走在我的前面，展示出一个更为激烈的立场，向偏重于哲学、宗教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更明确的说法，甚至是挑战。
那本书不仅表现余老师的研究方向的演变，同时也证明他的永久史学方法与他永远不放弃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立场。
例如，他继续强调文化、宗教和思想一定跟历史、政治、经济等等互相有关系和影响。
虽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宗教和思维的批判，老师同时反对哲学家的抽象、形而上的论点。
他一辈子挂心实在、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教育等问题。
大概甚至可以将他视为一个经世思想家。
他崇尚民主、民权，而主张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学习朱熹、吕祖谦、张栻那样道学群体里的士人，要求有参与政治的职责。
在史学方法上，虽然重视宋代学术思想史，但还是避免抽象的探讨，而继续汉学的考证传统。
1980年代下半叶，我曾经询问余老师有关他所参预的新加坡「儒学」计划。
我个人对李光耀总理推行儒家伦理的诚意，颇有保留。
当时余老师正琐事缠身，十分忙碌。
因此，我问他是否如同杜维明对以儒学改造新加坡持着乐观的看法？
余教授回答：
政府的官员并不会真正的改变。
他回答主要是为了文化。
很可惜我忘了他所说的中文，但此基本意思却永远烙印在我脑海深处。
这也是本书之所以取名《历史与文化的追索》的缘故。
师门六年记：
1977-1983
文/黄进兴
初次看到余英时老师是1975年2月，他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不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这个演讲整理成稿后，成为以后20年研究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典范，影响极为深远。
而我当时犹忝列「批余小将」，以打倒学术权威为己志，听了这个讲演，心中若有所失。
后来因缘际会到哈佛大学念了六年书，才算真正接触了余老师。
我能够进哈佛大学完全得力于余英时教授的推荐。
197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还没有注册，听到纽约的同学说，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
之前我申请哈佛的研究计划，写得有些不搭调，要去的院系不大对，所以没被录取。
大概余先生看了有点印象，他当时再次到台湾做演讲，我就在台下聆听，却不知究里。
同学帮我找到了余先生的电话，我打过去，余先生说：
「既然你在匹兹堡还没有开学，就过来波士顿玩玩。
」我就先跑到纽约，再到波士顿，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跟余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对我后来的治学是个转折点。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词。
年轻的时候在台大常批评余先生，现在回想那次谈话我会脸红：
主要批评陈寅恪。
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试时，我说：
「看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
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读者在读这一段数据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
」余先生觉得这个初生之犊，连史学大家都乱批评，当然知道这是很肤浅的。
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说：
「你明年转到哈佛来吧。
」我那时没有申请就知道可以进哈佛大学了。
后来回到匹兹堡大学见到许倬云先生，老实讲了情况。
许先生说：
「既然你的兴趣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跟余先生比较好。
」在匹兹堡大学这七个月里，我就跟着许先生做一些导读，了解他的学问，也是有收获的。
但我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一时无法亲炙教诲。
哈佛大学的六年读书生涯，是我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
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无法早起，常常十二点才去课堂，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就起床，醒来就去读书，士气如虹。
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见书堆到天花板，说：
「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你的书倒下来，会把你压死。
」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后来起了变化，跟两位老师有很大关系。
一个是比较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那时我的西方思想史题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
「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
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
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样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我受到了一些启发，又去请教余英时教授。
那时余先生由哈佛大学转任耶鲁大学，他没有教过我，我读书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师杨联升教授。
可是我上杨教授的课只有第一堂和最后一堂。
第二堂去的时候空无一人，我觉得奇怪，怎么请假也不讲。
后来我从系里知道那时他的精神不好。
史华慈先生说：
「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
」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认识了余先生。
我喜出望外，史华慈先生打了电话给余先生。
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余先生家住一两晚。
这是我一辈子读书最愉快的经验。
我和同学康乐两个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
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铺，醒来再聊，下午才走。
康乐为人热情有理想，对政治独有见解；常跟余先生做台湾舆情分析。
我则把握难得的机会作了很多的提问。
余先生在耶鲁，恰值创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绝。
他每次有文章总会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
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充当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
我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
余老师和师母除了学问上给我们指导，生活上也帮了我们很多。
我们在高谈阔论时，师母便忙着做饭、准备晚餐与宵夜。
师母对我们很体贴，很照顾。
在哈佛，我打了一个比较全面、扎实的学问底子。
那时受余英时先生影响，且战且走，一方面弥补旧学的不足。
史华慈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
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1983）实际上是余英时先生给我的。
他的设计颇有深意，找一个没人做过的题目。
我就无所依傍，没有二手资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章专门写到李绂。
我只有把李绂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归纳出自己的看法。
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
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学识渊博的好老师。
我每写一章就给余先生过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轨道上」，而不是乱讲一通。
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写下去。
另外加上史华慈教授对我的批评，但就这个论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余英时先生。
后来写出来了，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
这至少对得起两位老师。
现在大陆有人也要写李绂，要翻译这本书。
我说：
日本也有人写李绂的，我自己没有看，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想日本人会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没有人做，很隐晦，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
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什么，很难。
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那时的哈佛大学可谓大师云集，我游学于各名师之间，但实际上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教益最多。
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前面表达己见，我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
「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
」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
「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
」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并不好，却很崇拜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梦想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
余英时先生听了说：
「你的身体这么差，不要增加人家负担就很不错了。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练起了罗汉功，身体大有起色。
四十岁以后身体才慢慢变好。
我太太说，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
学问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练罗汉功，没想到身体就好了，度过了人生最辛苦的阶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本来缴上去了就可以毕业，但系上秘书告诉我明年的奖学金已批示下来，我为了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将论文取回来。
但余老师业已推荐我申请到「国际朱子学会」论文发表的机会。
那一次大会值得大笔特书：
大陆甫开放，代表团里有李泽厚、任继愈等，最引人注目则是冯友兰。
但在几天的会议，大陆代表却刻意与他区隔，在餐桌上他与女儿两位孤零零用餐。
不明缘故的我，心里很不忍。
余老师、陈荣捷老先生偶尔会过去跟他寒暄两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不容小觑，居中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教授更绝少出席国际会议。
由于他念过天津中学，中文甚佳，常有请益的机会。
有回他言道，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
这个评断，迄今记忆犹新。
另外，鲜为人知的，余老师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替党外仗义直言。
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当今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先生。
余老师并为台湾作育不少人材，他临别哈佛之际，除了收了我，还有洪金富、丁□两位同学。
在耶鲁时，更收了康乐、陈弱水、周婉窈、陈国栋、吴展良等台湾的留学生。
他认为这是为台湾培养一些读书种子。
这些人后来回到台湾也各自在学术教育学界坚守岗位，不负所望。
回忆耶鲁岁月的余英时老师
文/陈弱水
我是从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从学于余英时师的。
1987年秋天，余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大约完成百分之六十。
余师离开耶鲁后，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负责的课程，一面继续写作论文。
我的论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课则至1988年春天。
我一共从学于余师六年半，其间在耶鲁大学相处六年。
耶鲁大学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
新港是个小型城市，位于纽约市地方交通网的北方顶点，搭火车到纽约大约一百分钟。
由新港往北，距离余师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学车程约三小时，回头往南，越过纽约，离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差不多的车程，耶鲁刚好在哈佛、普林斯顿两校间的中点。
就工作地点而言，余师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动。
耶鲁虽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顿相比，位置比较孤立，哈佛在波士顿郊外，普林斯顿接近纽约，来往的人都相当多。
耶鲁的孤立造成小型学术社群的气氛，在其间，师生、同学关系易于密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余师共处，受到无穷的益处。
回想起来，我跟余师接触最密的时段大概是在耶鲁的第三、四年。
我到耶鲁的前两年，忙于适应环境，锻炼语文，花很多力气在欧洲史的课业上，跟余师在课外的接触不算特别多。
从第三年下学期开始，一方面由于准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一方面因为自己求知的需求，几乎每星期都跟余师见面一、两个小时，谈话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学术方面，这样的日子可能持续将近两年。
不少人知道，余老师惯于在晚上进行研究写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鲁期间，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学部讲演课（每隔一学期一门），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讨论课，处理事务，会见学者、学生。
我跟他应该多是在正规的会客时间（office hours）之外见面，这样才能久谈。
我自己教书以后，才了解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谢他的慷慨，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在1980年代前半，耶鲁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占用余师那么多的时间。
除了单独会面，最主要和余师接触的机会是上课。
在余老师的学生当中，我最特别的经历就是长期担任他的助教。
在老师工作过的学校，不算密西根大学的话，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之中以耶鲁最为重视大学部教育，起码在1980年代是如此。
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学部的基础课，不管修课人数多少，都配有助教，专门的课有时也有。
我到耶鲁的第二年就担任余师的助教。
其实，以我当时的英文能力以及对美国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当此任，但余师原来的助教Kandice Hauf学长因故无法续任，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
余师找我任此职时，我也看得出他的为难，这件事后来勉力撑过，也奠下我尔后长任助教的基础。
我一共担任过余老师三或四次的助教，记得除了一次是「中国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它都是传统中国史的导论课（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透过一再聆听余师的讲演课，我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着通贯的了解，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往后我自己做研究，无论课题有多专门，很自然就会考虑起这些课题或所牵涉现象的各种历史意义。
跟余老师接触，还有一个令我深为怀念的时机，这就是到老师家聚会谈天。
我在耶鲁就学期间，年节时分，余师和师母陈淑平女士往往邀请学生和同事到他们家过节，有时大群人，有时小群，年节则包括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农历新年，都在冬日，老师的两位女儿也常加入聚会。
其它时候我也有些机会到老师家，例如我在耶鲁前两年时，当在哈佛的黄进兴学长前来找老师，我跟在耶鲁的康乐学兄也会一同前往。
余师住在距离新港约二、三十分钟车程的橘乡（Orange），聚会多在晚上，从新港到橘乡之间有路灯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开着车，感觉车灯就像神奇的挖路机，从寒林之中开出一条通往余府的路。
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乐、黄进兴一同前往，谈话一定到深夜，然后尽兴而归。
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往往有严肃的课题，我也在谈听之中得以成长。
譬如有一次触及「文化」或「中国文化」的问题，余师立刻强调，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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