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演讲稿8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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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演讲稿8则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演讲稿8则
（篇一）
我的追梦岁月
我出生1963年12月1日，在饥寒中长大。
曾有过无数梦想，想当一名为国效力的军人，想当一名为民解除饥饿的科学家……但最执着的是走出深山面见大海。
一个初春的早晨，我跟爷爷来到辰河边。
太阳露出了彤红的脸，大地镀上了一层金辉，眼前变得水花花的。
抬头远眺，堤上的柳枝婆娑飞舞，滔滔辰河向远方奔去……我触景生情地问爷爷：
“这条河流向哪？
”
“等你长大读了书就会知道。
这条河从遥远的贵州大山里流来，流入了很远很远的洞庭湖。
”爷爷提起“洞庭湖”，我不知在哪，离村里多远，只是默默地想：
远方的湖是什么样儿？
上学了。
放学回家，我们那几个“调皮鬼”总在柳堤上捡几片叶子，小心地放在河面上，让它带着一颗童心进入洞庭湖。
有一天，我、春明和龙芳几个放下书包在河边追捕一只上岸的龟，龟被擒后，我拿着龟问春明：
“你知道这龟是从哪儿来的吗?
”
“是从大海里爬来的。
”
“不对！
是从洞庭湖爬来的。
”我晃着头极力争辩。
“哈！
你真傻，洞庭湖的龟都是从大海里爬来的。
”
龙芳抢着说：
“我婶见过大海，听她说大海有很多龟，要是咬了人的手指，响雷时龟才肯松口呢！
”
龙芳的婶，听爷爷说是读书飞出大山的，村里人都说她好样的，是咱山里的骄傲。
“总有一天我要比他们知道得多。
”我不服输，暗暗地下定决心。
我要像龙芳婶那样跳出山沟去念大学，去看那神秘莫测的洞庭湖，去看那水天相连的大海。
正当我心驰神往时，“白卷”风刮了起来，儿时的美梦被浸渍在泪水里。
记得一位年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我的政治试卷凶神恶煞地问：
“读书为了什么？
”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惊吓了，久久不敢作答，在他反复追问下，我颤着声回答：
“见——见——大——”。
“海”字未曾说出，就挨了老师两个重重的耳光，八岁的我昏了过去，记不清当时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老师声嘶力竭地对我吼道：
“资产阶级的黑爪牙，滚出去！
”一阵狂风旋来，我不知不觉竟被戴上了“只专不红”的大帽，站在与我年龄极不相称的“大批判台”上，哭哭泣泣地接受众人的揪斗。
度日如年的三年过去了，太阳从大山的背后爬出来了，山里的后生尖嚷着：
“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准备准备，考大学去！
”其实我的心早已冰凉，对一切事物都没有了兴趣。
可是开考的第一年，昔日成绩远远不及我的龙芳考上了，村人说龙芳家坟山屋场好，代代出读书人。
我不相信这迷信话，却不敢争辩，真悔恨自己没有去考。
理智驱走痛苦后，我也藏在家里“准备准备”。
可生活残忍得像一条毒蛇死死地咬着我。
翌年高考又增考英语了，没学过英语的我躁得大哭。
无聊之际，我启开小帧装本，那梦一样的初心，梦一样的年华，汇聚在我的视网膜上，“大海”的呼唤震颤着我的灵魂。
我辗转难眠，扪心自问：
我怎能被困难吓倒？
送走可怕的寒冬，贫瘠的土地上春意盎然。
儿时河畔擒来的那只龟在我家的池塘里不分年代地繁衍着，山沟里的人都在责任田地里大做文章，经济上的拮据不久便离开了大山。
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后，一座座铁塔在山村耸立，一条条乌黑的水泥路通向山里，一栋栋砖房拔地而起，楼内楼外农民也讲究装修了，家具全面更新换代，平板彩电挂上了墙，男女老少都用上了手机，山村的姑娘穿戴也时髦了，可与城里人媲美。
就在那个春天，我参加了“英语速补”学习，也就在那个金秋，我收到了武汉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发疯似地跑到辰河边，对着辰河情不自禁：
“我终于也像龙芳婶去见大海了。
”
带着追梦离开山村时，村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场面比前两年龙芳出山时热闹得多。
四年弹指一挥，我不仅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科学养龟”论文三篇和文学作品多篇，其中一篇论文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散文《母亲》获全国大学生征文竞赛一等奖。
小车载着我去见了洞庭湖，最终也见了大海。
当我双脚站在洁净的沙滩时，心几乎要跳出来，我被大海的粗犷、蔚蓝和神妙深深地吸引和感染。
那腥咸的海风，劲健的海鸥，宽阔的沙滩，出现在我眼前。
特别是海面那盛大的日出，葳葳蕤蕤，蓬蓬勃勃，照亮了我人生的旅途。
走出学校，我成了一名乡干部。
我勤政务实，不重金杯银杯，只重老百姓的口碑，深受群众好评。
我从一般干部升到副书记、乡长，再到乡党委书记、局党组书记。
51岁时，我享受了副处级干部待遇。
回首走过的路，让我深深感到：
我与祖国同成长，祖国是我成就梦想的坚实依靠！
（篇二）
电话之“变”与“便”
每过两三天，我总要和住在城里不习惯、执意要住在乡下老家的母亲用手机视频一次。
虽然我们相隔近千里，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话来，我就像在她的身边一样。
放在几十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
小的时候，父亲是村（那时叫大队）干部，加之我家又在村中心，为了联络方便，村里的手摇电话机就放在了我家。
那时没有电视，虽说有广播，可大山里信号不好，一下雨线路就坏，有时一坏就是几个月，就算好的时候声音也听不太清楚。
报纸几乎没有，偶尔送些报纸来，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
所以，听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的惟一渠道就是这部电话机了，只要它一响，就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方针政策要学习传达。
一旦接到这样的重要通知，村里的电话员就马上把通知送到各小队和其他村干部手里。
要是村里有重要或紧急的事情向公社汇报，也要用电话。
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等重大改革政策，村里都是通过电话得到的消息。
当时，这部电话机用的是两节硫酸电池，电池用久了，打电话时就要狠狠地用劲儿摇，然后必须拖着很长的“喂”音，对方才听得见。
尽管这样，村里的小伙伴也十分羡慕我。
有人接、打电话时，小伙伴们就会趴在我家的窗户上看。
有时父亲不在家，我也会把小伙伴们带到家里来，让他们围着电话机看，特别有优越感。
那时公社有个电影放映队，每过一两个月，村里就能轮到放一次电影，这时，放映队就会通过电话通知。
所以，村里的小孩子们特别希望能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要电话机一响，他们就会问是不是放映队打来的。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去外地上学。
村里有了办公的地方后，那部电话机就搬走了。
听说，它继续“服役”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拨号电话后，才完成光荣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加工作后来到城里，再没见过这种电话机。
单位里用的都是拨号、数字按键电话机。
但这只有单位的办公室里才有，除了领导外，几乎没有人可以自己独占一部。
那时就算有钱，也不是想安电话就能安的。
慢慢地，有了程控电话后，电话就不再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托人装电话，要**元左右。
但大家都感觉这钱花得值，因为有了电话，印名片时就可以印上，给别人名片时，还特意交代：
“那上面有我家电话号码。
”这不仅是一种优越感，更多的是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电话的飞跃发展应该是bp机（传呼机）、“大哥大”出现之后。
bp机出现后，电话就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
很多人买了bp机后，还会专门配个小皮套，将其小心翼翼地装进皮套挂在腰间，偶尔听到电子提示音，还要急匆匆地到处找公用电话回复。
我那时也买了一个bp机挂在腰间，只不过设置了振动提示。
有一次开会，正在聚精会神地听领导讲话，突然腰间振动起来，吓了我一跳，以为是小老鼠或爬虫之类的东西钻进了腰间。
晚上和妻子说起这事，她说：
“那你就别挂了，等条件好点儿买个‘大哥大’吧，反正传呼机也不能接打电话。
”虽然bp机不太方便，但我依然感觉，它的出现是电话普及化、大众化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哥大”在当时可是有钱和有身份的象征。
一些持有“大哥大”的人，常常把它带到街上，不仅不嫌弃它的笨重，还专门要找人多的地方上演“通话大戏”。
随着这些“通话大戏”的增多，手机的知识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并将模糊的概念和实物实现了无缝对接，大大缩短了现代电话的宣传周期，也为电子产品商节省了大量的广告费用。
随着“大哥大”的笨重、价格高等缺点的显现，它像传呼机一样，逐渐被一些功率小、轻质美观的手机替代了。
再看今天的电话功能，多得已经无法用词语来概括了。
过去的电话仅仅有传递声音的单一功能，如今的电话又增加了购物、看书、炒股、看电影、看电视、看视频等各种以前难以想像的功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电话变迁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伟大祖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备感自豪和荣幸！
（篇三）
产“犊”记忆
收到《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通知后，一直都有动笔的冲动，但一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能切题。
直到前几天翻看用稿剪贴，才突然想起那个让我十月怀胎产下“牛犊”的前前后后，那何尝不是我为国家和家乡文化繁荣做出的一点贡献呢？
10年前的**年，在李延孟局长就任县文广局长快一周年的时候，他在县文化馆主持召开第一次创研工作专题会。
会上，他情绪激动地说到，寿县有那么多的人文典故，那么多的历史故事，却没有一台自己创作的舞台艺术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能不说是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个缺失。
特别是《时苗留犊》这样一个早已在古代就被当作少儿启蒙教育读物的好题材，在创作领域都一直无人问津，实在可惜。
李局长一席充满责任感的讲话，让在座的参会人员多了一分感触。
在一番讨论后，创作戏剧《时苗留犊》的任务竟然落到我的头上。
虽然我再三推脱，但大家期待的眼神鼓励着我，一种使命感从心头升起。
我当即表态，愿意尝试着拿出脚本。
那种表态毫无自信，用战战兢兢来形容更为恰当。
就这样，我这只笨拙的鸭子被赶上了架，也才有了以后的《时苗留犊》的诞生。
李局长之所以钟情于时苗这个历史人物是有很特殊的原因的。
时苗，字德胄，河北巨鹿人，东汉末年时被任命为寿春令。
他上任时，一人赶着一架老牛车来到寿春，“居官岁余，牛生一犊”。
当他将卸任时，他执意要留下老牛生下的牛犊，理由是“令来时本无此犊，犊为淮南所生养也”。
百姓们坚决要求一心为民的县老爷把牛犊带走，理由更为充分，认为“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
但最终清廉的时苗还是留下牛犊，赶着牛车，独自离去。
后人为了感念时苗，把小牛饮水处称为“留犊池”，建起了“留犊坊”，修起了“时公祠”，也称“留犊祠”，所在地就称为“留犊祠巷”。
1700百多年来，不少文人墨客为时苗留下赞美的诗文。
在反腐倡廉风头正劲时，时苗这个古代廉吏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廉政形象，也自然是塑造舞台形象的好题材。
领命自当不辱使命，但想不辱使命又谈何容易。
我之所以开始再三推脱，首先是因为我当初的确是写剧本的门外汉。
以前写一些无病呻吟或有感而发的散文、杂文还勉强过得去，官样文章与一剧之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从未涉猎过戏剧领域，连什么叫“立足脑，减头绪”“凤头猪肚豹尾”都不知道的我来说，从哪下手、下笔，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我整天一头雾水的时候，曾出任过剧团团长、文化馆长、文化股长的音乐和民俗专家方敦寿老师为我指点了迷津。
他鼓励我说，只有写了，才会知道该怎么写，哪里行，哪里不行，该改则改，该弃则弃。
他的话给了我启迪，也给了我信心。
在我收集了并不太多的有关时苗的历史资料时，正赶上电视重播连续剧《三国演义》，该剧的时代与时苗所处的时间点基本吻合，其中的人物对白使我获益匪浅。
于是，我在初步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一周内白天黑夜开始写作。
为了一句唱词，或一句对白，常常披衣下床，挑灯夜战。
一周后，我的初稿完成了，人物设置为时苗、乡绅、少妇和书童，唱腔设计为庐剧小戏。
剧本交分管局长和李局长过目后，得到了初步肯定，但瞩我一定请方老师从专家的角度审阅修改。
本以为我首次捉刀，便可以大功告成，没想到，几天以后，方老师把我叫了去，剧本没动一个字，但剧本的背面却满满写了两页创作的基本知识和修改意见。
我细细一看，等于是从头到脚被泼了一盆冷水，浑身都凉透了。
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初稿与演出剧本的距离相差太远，甚至于可以说我根本对舞台剧的创作连门都没入。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越是这样，我还就真的有了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
既然动了手，我还就不能停下来了。
于是，一稿、二稿、三稿、五稿，我一次次修改，一次次厚着脸皮往方老家跑，到处征求意见。
历来桀骜不驯的我，那段时间变得谦恭而有耐心。
两个多月后，《时苗留犊》的脚本基本成型。
定稿后的人物由4人增加到5人，增加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养牛人，剧种也由庐剧改为京剧，可以进入二度创作阶段。
不久，李局长告诉我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县纪委和宣传部主要领导对《时苗留犊》的创作十分关注，并指示一定要在**年内搬上舞台公演，这让我和初定的几位演员十分兴奋和期待。
在县、局领导的再三邀请下，方敦寿老师终于出山，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唱腔设计，并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而有着大段唱腔的时苗一角，也最终请出了曾在滁州京剧团当过演员、在寿县有着很大名气的曲刚出演。
三任剧团团长加盟剧组，分饰不同角色，水维远、王长庚、苏希圣、李贤忠、姚茂群等老师加入俗称文武场的乐队中，车、马、象、士、炮终于齐全，《时苗留犊》的排练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打磨，**年岁末的迎新廉政晚会上，浸透着台前幕后不少人心血和汗水的《时苗留犊》终于呱呱坠地，演出的圆满成功和强烈反响，让我和所有的演职人员释然欣慰。
但现在我坐在这里写这篇征文，心情却是激动和感动交加，高兴和悲伤相融。
产“犊”前后的一幕一幕，又恍如昨日。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武场的那些默默奉献的老一辈艺人们，从加盟剧组排练到当年12月29日正式公演，没有人提过一次报酬的事，没有人吃过一次工作餐，按时间排练，排练完各自回家忙自己的事。
这些人中，有的要打理自己的生意，有的要接送自己的孙子、孙女，有的要操持家里的家务活，但就为了这么一台小戏，他们没有条件，无怨无悔地统统放弃了，足足忙活了几个月。
为了这台小戏，水维远老师家的一间小厨房竟然翻修了一个月，王长庚老师满头满脸长满了湿疹，在医院住院刚出院就忙着赶回来参加排练。
他们两位知道，一个操琴，一个司鼓在京剧的文武场中是何等重要，他们坚持着“戏比天大”的初心，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缺席而影响排练和演出。
曲刚的母亲，德艺双馨的黄羡华老师，今年已经87岁高龄，九年前也已经78岁了。
她驰骋于艺术舞台几十年，塑造过众多的舞台形象。
听说要演自己本土的剧目，她主动请缨，为剧中丁小芹的扮演者薛忠萍担任艺术指导，从唱腔、身段到每一个细节，她手把手地教，一句句地示唱，几乎每次排练她都到场，一句不对，她马上纠正，一点情面都不留，硬是把一个唱庐剧的演员领到了唱京剧的路上。
然而，在节目单上我们看不到她的名字，也没有她一分钱的报酬。
可是，她却说，看到这么多年我们又有自己的京剧上了舞台，又是自己孩子们在演戏，而且演的还是寿县历史上的清官，我高兴呀！
有生之年，能为寿县的京剧艺术做点事，我一点不觉得累，只有高兴。
朴实的话语，让你不由得肃然起敬。
水维远老师的夫人张新喜，也是寿县的京剧名伶，她义务保管着从苏州买回的戏服，每次演员穿过以后，她都细心地熨烫平整，再小心地挂上衣架。
为了丁小芹脸上的贴片，她自己去东门外砍下几根榆树条，一片片地刮下榆树皮，和黄老师精心做成贴片。
在正式公演的当天晚上，她和黄羡华两位老艺人又早早地提前来到演出场地，为演员化妆、看管服装道具。
演出结束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两位默默无闻的老人静静地坐在后台的角落里，脸上挂满了疲惫。
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
眼前浮现出一个清晰的面孔，他就是首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时苗形象的曲刚老弟，黄羡华老师唯一的儿子。
**年2月16日，他被死神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他的灵堂两边是我为他撰写的挽联：
曲终人去，空留京韵余音袅袅；刚断毒侵，徒有亲朋悲泣声声。
至今想起和他为了时苗而结缘的一些片段，我仍然会潸然泪下。
他去了，但他塑造的时苗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留在了寿县县志上。
也许有人觉得纳闷，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图什么？
我的回答是，他们不求回报的一片热心和满腔热情，只是因为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对群众文化的热爱，对清官廉吏的热爱。
点点滴滴的产“犊”记忆，寄托了多少人的舐“犊”之情。
《时苗留犊》在舞台上立了起来，这出不过半个小时的小戏，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参加在安庆的全省小戏调演压缩到20分钟，获得过不少荣誉，又被省黄梅剧院改编成黄梅戏搬上舞台。
它有遗憾，有瑕疵。
但对我来说，收获却是巨大的，上至县主要领导，中至主管部门领导，下至参与的每一个人，他们给予的关注、支持，他们付出的心血、汗水，让我感动，给我信心。
**年1月19日的《**报》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时苗留犊的台前幕后》，次日，时任寿县县长、现任寿县县委书记的从维德在报纸上批示：
“文化立县，从此起航，发人深思，催人奋进，多培育，多支持，多鼓励。
”这是对我的鞭策，也是对文化工作者的鼓励。
《时苗留犊》的创作是我文字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九年过去了，我没有了当初拿笔创作戏剧时的忐忑与胆怯，《碧血忠魂》、《刘仁赡辕门斩子》、《贤良巷》、《都是素质惹得祸》，一个个剧本流出笔端，我在文化自信的大环境中，享受着创作的快乐，又在一个个新起点上，重扬帆，再启航。
谨以此文献给为产“犊”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献给新中国70华诞！
（篇四）
人到七十精神爽
朋友说，有个大爷今年70岁了，还能担桶儿粪上山，把别人撂荒的土地种上庄稼。
老两口每天要喝一斤白酒，走起路来硬是龙行虎步，听得到风响。
出于好奇，我专程去拜访。
刚走进院坝，一串脆生生的哈哈从堂屋里飘来：
“我是说嘛，早上起来就连打三个喷嚏，果不其然，硬是有贵客来哩！
”一位红光满面的老太同一位大爷站在阶沿上笑脸相迎。
彼此都很随和，摆起龙门阵来便无拘无束。
老大爷叫夏生良，老太婆叫龙秀华，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
我问夏大爷，都这把年纪了，为啥还弄这么多地来种？
老太婆抢先回答，“种地是农民的本行，农民不种地，吃什么？
未必去喝西北风？
”一串脆生生的哈哈之后，又放连珠炮似地，“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头脑虽然简单，四肢还算发达。
总不能坐吃山空，依赖国家嘛!
”
夏大爷斜着眼扫了一下老太婆，“就你话多！
”老太婆毫不示弱，“像你，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
我问两位老人，“有人说，你俩每天要喝一斤白酒，是真的吗？
”“有这事！
”埋头抽烟的夏大爷有点不好意思。
老太婆很认真的样子，“我们不是得用酒解愁哈，是因为高兴。
”
“你们是天天高兴天天喝？
”我笑问两位老人。
老太婆把头扬得高高的“当然高兴嘛，国家强，人民安。
侵略者来了，有国家挡着；歹人作乱，有法律护着；遇到三灾八难，有乡亲邻里帮着。
有出息、有孝心的儿女，不但顺我们的气，顺我们的心，还一天到晚把我们顾着；每天早上爬起来，我们俩老儿，他看着我，我看着他，都还是活鲜鲜的，哪门不高兴嘛！
”
“听说你俩种了五亩多地，累不累？
”我问大爷。
“那么好的地，撂荒了多可惜！
”夏大爷说话仍然低着头。
“你这位先生是晓得的，如今的农民，不但不交公粮不纳税，国家还发补贴费。
把土地撂在那儿荒起，不光是对不起国家，也会让城里人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嘛！
再说了，山上树木茂盛，山下高楼养眼，如果村子里到处是长满杂草的插花地，这新农村还美个啥呀！
”
“老太婆，你这思想跟今天这个时代还很合拍哩！
”我从心底里觉得，这位老太婆值得点赞。
没想到，老太婆接下来的一段话，让我震惊了。
“给你老先生说，我们看电视一直看中央一台。
”“为什么？
”我问。
“晓得不，中央一台不但让我们看得远，还让我们明事理，懂规矩。
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年轻时，孝敬好父母，教育好儿女；年老了，照顾好自己，不要给国家和政府添乱。
过日子要合得到社会的脚步，这就叫跟到社会走，跟到社会学，跟到社会发得着。
”
我提醒老人家，“村里正在搞土地入股，没有撂荒的土地了，你们咋办？
”
还是老太婆当了这个家庭的发言人，“我都晓得了，我也有土地入股，二天我两老口儿不光是当股东分红利，还可以当工人。
没想到啊，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可以过一盘上班下班，签名领钱的日子！
”
（篇五）
我与公路的不解情缘
音频来源：
安徽新闻综合广播（安徽之声）
岁月流过，改变的是脚下的路，不变的是初心……
十年，我站在时间的节点上回望“来时路”，作为交通人，我是自豪的，积极的。
我出生在望江漳湖，那是皖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
六十年代漳湖正在掀起垦湖造田运动，我们的父辈在那个年代从毛安、高士搬迁而来。
因此，漳湖在我们的口中叫做“前方”，老家被叫做“后方”。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连接“前方”与“后方”的是一条长长、坎坷的路。
奶奶说，我尚在襁褓时，父母去后方探亲拜年，总是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行李。
没有现成的大路可走，为了抄近路，穿村庄，过田埂，一路走一路歇，从天光微亮走到太阳落山时才能走到外婆家。
能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有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从我家到外婆家也有了一条砂石路。
也许是因为圩区和山区的地质不同，这一条砂石路的前半程是砂，后半程则是石。
去外婆家走亲时，拖拉机的两边坐满了人，砂路时车轮容易陷进坑漕，这时就得大人们下来推车。
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行驶在石头路上，车轮撞到路上凸起的石块，坐在车里的人都被颠得东倒西歪，有时甚至会被甩下车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路颠簸前行，我们常常在颠簸中议论，这条路要是笔直平坦的水泥路多好。
到了外婆家，我们顾不得身上酸痛，奔扑向舅舅们的怀里撒娇卖萌。
那段调皮欢快的记忆里总是溢满了温情，也种下了我对路的期盼。
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我们的身边都悄然发生了改变。
**年，我到县交通部门工作，十年间，我亲眼见证了一条条大道连接远方，一条条小道串通乡邻，我所在的望江县正以崭新的姿态跨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八百里皖江上游架起了第一座长江大桥，国道347、省道211、省道212等道路交织、环绕，为望江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谱写了一篇篇快速发展的华章。
武昌湖大闸蟹、泊湖银鱼、联河有机米、风酿酱油这些农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传播着望江“鱼米之乡”“三孝故里”的美誉。
现在，从我家到外婆家也有了一条笔直宽阔的水泥路了。
对于不太出远门的人们来说，或许感受最深的还是那串起了乡邻，连通了家家户户的水泥路。
阳春三月，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带上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舒心惬意的“自驾游”。
看那一条条蜿蜒的盘山水泥路，穿过金黄的油菜花海，越过潺潺流动的小溪，景随路移，路随景动，一帧帧精美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美不胜收。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当我读到习总书记在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引用的这句诗的时候，我从路的见证者成为了真正的修路人，也深刻体会了这句诗的涵义。
国道347线二期建设指挥部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年我从机关办公室走向了工程建设一线，测绘、征地、拆迁这些以前在案头材料里出现的字眼，现在成了我工作中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
八月的骄阳、冬月的寒霜还有乡亲们的期盼，想想肩上担负的使命，我越来越自信了。
迎着朝霞，走过机器轰鸣的工地，路边的葡萄园在初夏的季节里青翠欲滴，还没成熟的葡萄密密匝匝地挤在一块，象极了可爱又淘气的娃娃，仿佛在说他们要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远方……
（篇六）
告别命运的千年之叹
初访丰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县城码头登岸后，一位前来迎接的当地友人冲着我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鬼地方。
”这句话引出一片会心的笑声。
因属初来乍到，车行中我很留意县城的景观，但满怀期冀却很快变成莫名的失望。
残破老旧的房屋，了无生气的街市和“防火防汛”之类的警示，唯一稍许宽慰人心的是一条横街大标语：
“库区的明天会更好！
”当地友人解释，老县城是未来“高峡出平湖”三峡大坝淹没区，目前只能维持现状了。
当我们一行来到名山脚下时，眼睛却倏然一亮：
那小巧玲珑的山体和满山青葱的植被，树荫下蜿蜒而上的山道和林梢间偶尔闪现的画栋雕梁，都令我蓦然想到了安徽宿松的那座被冠以“长江绝胜”的玲珑可爱的小孤山。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就是不一样啊！
我和同伴们迎着清风，在浓荫掩映的山道上拾级而上。
当地友人说，名山自唐代有了“阴曹地府”之说起始，千百年来之所以香火不绝，说白了乃是源于一代代平民百姓惩恶扬善的生活和心理需求，久而久之，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崇德尚善的传统民俗文化。
下山出城，弃岸登船后，大家凭栏眺望，希望留下对这座山和这座城的最后印象，不知是谁有感而发：
“名山的漂亮热闹和县城的破旧沉闷对比太强烈啦！
”
当地友人无奈地表示：
“各位，这可是我们丰都的千年之叹呀！
”
有人大声道：
“快了快了，三峡工程一上，绝对旧貌变新颜！
”
在大家的应和声中，当地友人大声道：
“到时一定请各位旧地重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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