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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
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
【内容简介】
纪伯伦是驰誉世界的东方诗人。
他在黎巴嫩出生，在欧洲学过绘画，在美国组织过阿拉伯第一个海外父子团体。
创作出一系列小说和散文诗作品。
他的散文诗集《先知》等被誉为“东方赠予西方的最好礼物”。
他既是“破坏者”，又是“建设者”;既要做埋葬活尸的“掘墓人”，又要做医治民族“灵魂”的“医生”。
他把整个世界当作“祖国”，把全人类当做“乡亲”。
他为人类提出的目标是“神性的人”。
这本评传将向您介绍这位东方诗人兼画家的一生，他的生命哲学、艺术性趣的主要作品，他的爱情，以及他孤独的原因……
大自然之子
1883年1月6日，黎巴嫩北部崇山峻岭之中，著名“圣谷”附近的山乡贝什里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父亲哈利勒给儿子起了祖父的名字──纪伯伦。
这个孩子就是日后驰誉世界的阿拉伯诗人兼画家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据纪伯伦的一位女友日记记载，纪伯伦曾向她回忆自己的家史，说纪伯伦家族原是名门世家，祖上有过显赫的历史。
600年前该家族中有两位旅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十三或十四世纪，这个家族的埃米尔曾去法国、意大利打过仗。
但人间沧桑，到了自己父亲这一代，已经门庭衰败，一蹶不振了。
有的文学史家和传记家认为，纪伯伦的这些叙述，未必很准确，但对了解纪伯伦对自己家世的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
纪伯伦的母亲名叫卡米拉，是天主教马龙派乡间牧师扈利的女儿。
她的婚姻生活十分不幸。
她第一次结婚，丈夫名叫哈纳·阿卜杜萨拉姆·拉赫曼，待她很好，曾带她到巴西，生下一子，但不久便客死他乡。
卡米拉回到黎巴嫩不久改嫁给第二个丈夫，不想不到一个月也谢世了。
最后她嫁给了纪伯伦的父亲哈利勒，生下了纪伯伦。
纪伯伦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叫玛尔雅娜，比他小两岁，小妹妹叫苏日丹娜，比他小四岁。
加上妈妈带过来的比他大六岁的兄长布特罗斯，全家共六口人。
纪伯伦的童年是在故乡度过的。
那里群山奇兀，杉林葱翠，清溪幽谷，晴空蓝天。
大自然的美，给纪伯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同时，黎巴嫩、圣谷、贝什里这些词也深深地印在他脑海中。
他日后身处异国时，总像“婴儿渴望母亲的怀抱”一样，思恋自己美丽的祖国和故乡。
在纪伯伦的心目中，祖国黎巴嫩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圣洁的地方。
他身居海外，却永远苦恋着故乡。
他曾写道：
“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充满魅力、庄严肃穆的河谷，逶迤连绵，雄伟多姿的高山，便展现在面前;只要我一捂上耳朵，那小溪的潺潺流水和树叶的沙沙声便响在我耳边，我像哺乳的婴儿贪恋母亲的怀抱那样，思念这往昔如画的美景。
”他虽身在美国，可心却始终留在阿拉伯祖国。
不论与侨民群众在一起，还是孤独自处时，他谈到的，和想到的，都是可爱的阿拉伯祖国。
纪伯伦带有阿拉伯人的历史自豪感，他对自己的民族所怀有的深厚而真挚的情感，自幼便深埋在他心中。
在他的心目中，阿拉伯半岛是一片神圣的土地，阿拉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也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十九世纪末，阿拉伯国家仍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之下。
在黎巴嫩与叙利亚，广大劳动人民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剥削与各种各样的徭役，一旦有所反抗，就要受到凶残恐怖惨无人道的镇压。
正因为纪伯伦对祖国与其淳朴的人民怀有强烈的爱，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出了他对土耳其统治者强烈的恨。
土耳其苏丹的宝座建立在沙滩上。
但土耳其统治者软硬兼施，并且煽动阿拉伯人反对阿拉伯人，在他们中间制造纠纷，从而挑起嫌恶和仇恨。
后来正是这种嫌恶和仇恨横亘在纪伯伦与他的祖国和同胞之间。
纪伯伦对祖国听不到自己的忠诚儿子们的声音感到悲哀。
他慨叹道：
“可怜啊!
她的儿子们是诗人，尽管我们像天使一样在她耳边歌唱，她却听不见。
可怜啊!
”但他对祖国与人民的爱却从未改变过。
阿拉伯民族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但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
在黎巴嫩有二分之一的居民是基督教徒。
由于纪伯伦的父母是天主教马龙教徒，纪伯伦自然也随父母亲信奉了基督教。
在学习阿拉伯文之余，纪伯伦就跟随母亲读一些圣经。
其中的博爱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
然而现实世界与圣经中所描绘的理想王国反差实在太大了。
在贝什里的山岗上矗立着威严而阴森的马尔·萨尔基斯修道院。
穷苦的村民把它当作苦难心灵的最后一处避难所，而实际上，正是通过它，封建贵族与教会僧侣相勾结，利用那些虔诚教民的愚昧与轻信，将他们的财富与自由剥夺殆尽，而他们依旧向宗教寻求保护，对僧侣的行为是主的旨意深信不疑。
纪伯伦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
在他身边，是优美的大自然，浓重的宗教气氛和土耳其政权的梦魇与正在兴起的民族复兴运动。
因此，歌颂大自然的美、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揭露封建统治政权的野蛮暴行、法律的虚伪与残酷，批判迷信、盲从与愚昧，暴露封建教权势力的惨无人道与教士的伪善，从而唤醒人们起来反抗，向宗教与传统陋习发起挑战，成为纪伯伦早期创作的三个重要的主题。
纪伯伦的童年是在贫穷与困苦中度过的。
贝什里与其它土耳其奥斯曼政权统治下的村庄一样，显露出一片凄凉的景象。
纪伯伦的父亲哈利勒是一个犷达的山民，负责统计山村牲畜。
他为人本是不错，但为逃避生活的重压，终日贪杯豪饮，既不会“创业”，又不懂“守成”，以致于一家的生活日益艰难窘迫。
父亲常常醉醺醺地回到家中，喝醉酒的哈利勒脾气变得格外暴躁，有时甚至粗暴地打骂孩子们，对待妻子有时也十分粗暴。
这给有着向往和平、宁静、美与爱天性的纪伯伦心中，留下一道深长而难以愈合的创伤。
相反，纪伯伦对母亲的爱日益加深了，母亲善良、温柔的女性形象，永远留驻在纪伯伦的脑海里。
母亲为一家的生计而苦苦奋斗所表现出来的坚韧精神，为纪伯伦深深地敬佩与崇拜，而她对家人的爱，也正是纪伯伦所最需要的。
因此，母亲的爱成了纪伯伦心灵和感情的支柱。
纪伯伦在当地的小学读书，学习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
他的性格内向，不大愿和别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而喜欢沉静独处。
他常常在山野中静听着风涛阵阵与流水潺潺。
逐渐形成了一种他难以理解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时时流露在他后来的作品之中，在他给友人的信中也屡屡提到。
儿时的纪伯伦已经显示出他的绘画天份。
默默中他对绘画艺术很早便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他经常一个人在修道院的山洞旁，拿着蜡笔和小纸片描画一些风景，小动物与人物的肖像。
但常常遭到父亲的申斥。
在纪伯伦八岁那年，意外之灾再次打击了这个早已困窘不堪的家庭。
一位嫉妒哈利勒牲畜统计职务的人，向当局告发中伤，父亲锒铛入狱，他的房舍与财产也被没收充公。
于是母亲卡米拉不得不带着子女们迁到一处更简陋的小房间里。
这就是现在的纪伯伦的故居。
这间房子原属父亲的一个兄弟，处所偏僻，一家人过着更加贫苦的生活。
祸不单行，纪伯伦九岁那年，不慎从高岩上摔下来，造成严重摔伤，肩骨骨折。
他被送到姑姑家养病。
一连好几个月，纪伯伦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
后来，骨折处渐渐痊愈，但造成他的右臂终生无力。
好容易熬过艰苦的几年，在纪伯伦十一岁时，他的父亲终于从狱中释出。
但这时家庭已经一贫如洗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黎巴嫩不仅仍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残酷统治之下，西方列强更是利用宗教、贸易和武力，加紧进行隐蔽的渗透和公开的掠夺，黎巴嫩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经历着从封建主义到半殖民地性质的变化。
以种族、血缘纽带所维系的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迅速走向解体，从而酿成无数社会悲剧。
许多黎巴嫩人不堪忍受土耳其人的统治，纷纷背景离乡，飘零海外，带着改变贫苦命运的幻想，到美洲等地寻找生活出路。
在他们心目中，在美洲，尤其是美国，可以找到自由与财富。
处在“饱一年，饿二年”境地的纪伯伦家庭，抱着同样的希望，也被卷入了这股洪流。
纪伯伦十二岁那年，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四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
父亲没有走，据说是为了处理财产;等到他想走时，又受到土耳其当局的阻挠。
自此，纪伯伦一家再也没有团聚过，除了纪伯伦之外，没有谁再见过父亲。
这位失去家庭的不幸者，后来在孤独中死去。
1895年6月，纪伯伦一家五口登上航船，经埃及、法国，奔赴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
阿位伯人有名俗语，“出海等于被抛弃，登陆就是重降生”。
等待纪伯伦母子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
新大陆寻梦
1895年，纪伯伦一家满怀着对新的幸福生活的希望与憧憬。
风尘仆仆地来到美国，但登上了新大陆纪伯伦一家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
事业上，身居异地，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地涌来的移民，彼此竞争以求生存，使他们的生活面临新的拮据与艰难。
纪伯伦一家在美国波士顿的华人区租了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作为栖身之所，暂时安顿下来。
这个区是波士顿最穷苦、最肮脏的贫民窟。
从中国、爱尔兰、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涌来的移民大都聚集在这里，苦苦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一排排破烂拥挤的小房子之间夹挤着一道道狭窄脏乱的通道。
路边随时可见的是一堆堆臭气熏天的垃圾和在其周围舞着嗡嗡作响的苍蝇。
便道上横七坚八地堆放着废置而又舍不得扔掉的各种物品，而屋子里又总是潮湿和阴暗的。
这就是纪伯伦一家栖身的爱丁博格街。
为了生存，纪伯伦的母亲、哥哥与两个妹妹都开始四处寻找工作。
布特罗斯，也就是纪伯伦的异父哥哥，在那时是个刚满十八岁的青年。
他热爱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对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细腻的。
为了供弟弟纪伯伦上学读书，为了让母亲和妹妹们能够享受安宁和较为宽裕的生活，他凭借自己正值年轻，身强力壮，在“新大陆”寻找自己的机会，最后，他在一家小商店里开始工作。
母亲卡米拉与两个女儿在家中编织些手艺活赚点钱。
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纪伯伦身上。
纪伯伦于1895年9月1日进人奥利弗·布里斯区的侨民学校，开始了在美国的最初阶段的学习。
由于他的好学与努力，纪伯伦很快成为学校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尤其是他的英文大有长进，不到两年，纪伯伦已能通读象《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难度颇高的英文小说了。
虽然没有经过什么特别训练，但是纪伯伦已显示出他在绘画方面有着不同常人的艺术天赋。
学校的女教师吉·弗里明特·帕尔很快发现了这块璞玉。
她把他的名字简化为“哈利勒·纪伯伦”。
女教师看出，在这个金元帝国，生活贫困会折断这位还没有展翅起飞的年轻的天才的翅膀。
为了避免纪伯伦艺术生命的夭亡，她把他介绍给当时波士顿诗歌、艺术界的头面人物戴伊先生。
戴伊可以算是当时的社会名流。
此人迷恋东方精神。
他发现纪伯伦及其全家是当时“东方”的典型。
纪伯伦家中的困窘生活和纪伯伦本人的好学与艺术才能，都给戴伊留下很深的印象。
纪伯伦认识了戴伊先生，可以说是他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一个契机。
一方面为了给纪伯伦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一方面为锻炼和发挥其绘画才能，戴伊提供纪伯伦许多诗集和各种关于宗教和神学的论著。
鼓励人给这些书籍画封面。
这样，纪伯伦不但在生活上有了保障，而且有了阅读大量书籍与锻炼绘画的机会。
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生涯是不无帮助的。
就这样纪伯伦一边求学，一边画画。
1898年3月8日，戴伊举办了一次画展，在戴伊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纪伯伦将自己创作的一些画拿来参展。
来参观画展的有许多名人，因此纪伯伦在这次盛会上结识了不少文化界人士，其中就有美丽的女诗人约瑟芬·布鲁斯顿。
在戴伊先生的提议下，纪伯伦甚至着手给这位美丽的妇人画像。
在这一时期，纪伯伦频繁地出入戴伊画室和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为图书设计封面。
接触了不少文化艺术界人士，因此，他的生活与其它家庭成员不同。
来到波士顿已经3年了，纪伯伦一家的生活已略有好转。
全家决定送15岁的纪伯伦回国深造民族语言文化。
1898年9月，纪伯伦回到自己梦中都思念的故乡黎巴嫩，他是多么快乐啊!
这年冬季，纪伯伦进入贝鲁特的“希克玛”睿智学校学习，主修阿拉伯语、法语和写作。
他的阿拉伯语教师扈利·尤素福·哈达德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极为擅长写作的少年。
为了引导纪伯伦更好地发挥他的写作才能，尤素福·哈达德让纪伯伦阅读了《圣经》、伊斯法尼编著的《诗歌集成》和阿拔斯王朝大诗人穆台纳比等的诗作，以提高他的文学修养与文字运用水平。
纪伯伦很快吸收了这些作品中的精华。
不久，纪伯伦写的文章，经过尤素福·哈达德教师的修改，发表在这位教师创办的校刊《复兴》上。
1899年暑假期，纪伯伦回到故乡贝什里探望父亲，同行的还有他的同学萨利姆·哈纳塔西等，他是到那里旅游的。
此人后来成为一位名医，而且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
他们一起流连于贝什里美丽的风林山色中，共同领略令人心醉神迷的自然风光。
纪伯伦与父亲相处的并不好。
据说纪伯伦的父亲非常喜欢继子布特鲁斯，而对纪伯伦没有表现出同样的亲情，纪伯伦没有为此伤心。
使纪伯伦难过的是父亲经常用十分尖刻的语言讥讽他。
当纪伯伦的想法不符合父亲的意愿时，便会被父亲视作愚蠢。
自尊心很强的纪伯伦与父亲的关系总是不那么融洽。
在贝鲁特学习的纪伯伦，虽然更倾向于学习自己所喜爱的科目，而不是被要求的科目，但他非常珍惜家人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
为了不辜负母亲与兄妹的厚望，纪伯伦勤奋、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
1900年17岁的纪伯伦在考试中获得全校法语第一名。
睿智学校当时由马龙教派的神甫所掌管。
纪伯伦被要求早晚祈祷。
千年的祷告对于纪伯伦来说已够一辈子受用。
从此。
他不想再进教堂了。
当时与纪伯伦同在睿智学校读书的，还有后来成为作家尤素福·故维克，还有巴夏尔·扈利，也就是后来以“小艾赫塔尔”为笔名的黎巴嫩现代大诗人。
纪伯伦在贝鲁特求学期间也从未中断过画画，他很快在学校赢得了“小画家”的美称。
常常到当时黎巴嫩的大艺术家哈比卜·苏鲁尔的画室去，这位画家当时被人称作“黎巴嫩的米开郎基罗”。
通过大量的观察、欣赏与练习，纪伯伦在绘画方面获益不浅。
这时候，纪伯伦收到约瑟芬的来信，信中说她已收到戴伊转来的纪伯伦给她画的画像，她表示十分赞赏与感谢。
这封信使纪伯伦年轻的心中充满温馨。
同时，戴伊也给纪伯伦寄来50美元，作为他给图书设计封面的稿酬。
这样，纪伯伦的生活变得稍微宽裕一些。
在黎巴嫩求学的最后一段时间，纪伯伦对一位名叫苏日丹那·萨比特的女子产生了朦胧而热烈的少年式的恋情。
这位与纪伯伦小妹妹同名的女子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对纪伯伦很有好感，与纪伯伦互相通信。
但苏日丹娜的家庭很富有，因此对贫寒的纪伯伦不屑一顾，禁止苏日丹娜与纪伯伦来往。
这对“有着一颗敏感地跳动着的心”的纪伯伦打击很大，这段恋情也因此而结束了。
这可作看作是纪伯伦的初恋。
有人说，在纪伯伦后来所著的著名小说《折断的翅膀》当中的女主人公萨勒玛·克拉玛的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这位名叫苏日丹娜的女子的身影。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纪伯伦本人曾对此加以否认，说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
回国求学的这次经历，对纪伯伦的思想影响很大。
他对自己民族贫穷落后的处境，对窒息人的社会的厌恶逐日增长。
他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创作在他的记事本里记下了许多对社会情态与陈腐传统的看法观感。
其中的一些内容出现在他后来所写的很多作品中。
纪伯伦对当时的教育也有许多看法。
他深深感到青春的甜美“被呆板的课本所奴役”，他幻想着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有识之士能将年轻人的梦想和学习的愉快结合起来，谴责那些互相倾轧的心，使它们团结一致”，他幻想着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人的教师是大自然，人类就是他的课本，而生活就是学校”。
这一时期的纪伯伦，由于再次领略祖国山河的自然之美，因而加深了他对祖国的热爱。
而他也看到，在这个国家中，富有欺凌贫穷，教士欺骗虔诚，婚姻牺牲妇女，传统压抑青年，纪伯伦对这个黑暗的社会产生了深深的恨。
同时，他还发现，自己的同胞软化于甜言蜜语，对暴虐逆来顺受，阿拉伯同胞在土耳其人的挑唆下相互残杀，盲目地服从并维护杀人不见血的传统习俗。
纪伯伦对自己民族的愚昧、迷信与驯服又是感到多么愤怒啊!
这样，在纪伯伦年轻的心中，一个叛逆的灵魂逐渐成长起来了，带着爱与恨，成长起来了。
然而，像普通青年一样，纪伯伦叛逆的灵魂依然处于困惑的状态。
在步入青年时代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盼望着有一位“救世主”能使自己从“岁月的奴役和烦恼”中摆脱出来。
他说自己“像一个在荒野中迷路的孩子”，目标尚不明确，思想尚未成熟。
“我的梦还在黑暗中爬行，尚不敢接近光明”，精神上有一种“饥饿感”和“焦渴感”。
1901年，纪伯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在回美国之前，他再次回到故乡贝什里，这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故乡。
直到他逝世后，他的灵枢才被运回，安放在那里。
这次，也是差不多最后一次纪伯伦与父亲相见。
但二人的关系并未因将生离死别而有所改观。
当时“有着一双可以将所感受的事物加以淋漓尽致地表达的双手”的纪伯伦，正在尝试着写诗。
由于纪伯伦两年多的阿拉伯文学习，他已经能熟练地掌握、运用自己的母语，而且为将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那时，纪伯伦已经能写出流畅而优美的诗句。
而纪伯伦的父亲对纪伯伦和他的诗却颇不以为然。
纪伯伦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纪伯伦的父亲设宴招待宾客，一位女士提到纪伯伦的诗，客人们都附和着夸奖纪伯伦。
纪伯伦心中自然高兴，但是──
“我父亲瞪着眼，眼里冒着火。
“当一位先生执意要我朗诵一首我写的诗时，他抢在我前面说道：
‘我不认为朋友们会重视你的废话，你还没有经验。
’
“经一再请求，我朗诵了一首。
父亲紧跟着说：
‘你还不停止你的饶舌!
”
纪伯伦与父亲之间的裂痕是始终无法弥补上了。
1901年年初，满怀惆帐和对祖国的依恋，又带着将与母亲、兄妹团聚的欣喜，十八岁的纪伯伦离开了他生活了两年半的黎巴嫩，登上了回美国的船。
象往常一样，他取道欧洲。
随着每日航程，波士顿更加接近。
母亲、哥哥与两个妹妹的音容笑貌在纪伯伦的眼前就变得愈加清晰。
纪伯伦归心似箭，盼望早一天见到自己的亲人们。
魂断波士顿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波士顿等待着纪伯伦的是一场悲剧。
当纪伯伦途经巴黎时，偶然在一张阿拉伯文报纸上读到他最喜欢的小妹妹苏日丹娜去世的消息，他惊呆了。
十四岁的苏日丹娜在1901年4月4日死于肺病，实际上，她十二岁时就患有颈部腺瘤。
医生简单地给她开了些药吃，而没有给她动手术，因为怕她死在手术台上。
医生告诉哥哥布特鲁斯，苏日丹娜绝对活不了多久了。
布特鲁斯独自承担了这个巨大的打击，他向不懂英文的母亲和苏日丹娜本人隐瞒了医生所说的话。
把苏日丹娜送入了医院，并按医生的吩咐，做了一切准备。
在布特鲁斯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他多么盼望上天和下奇迹，以拯救自己亲爱的小妹妹呀!
然而更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不治之症肺痨侵入了苏日丹娜的肌体并迅速扩散了，当时正在黎巴嫩学习的纪伯伦已得知妹妹病了，但他从没预料到这疾病竟会夺去妹妹的生命。
死神一日一日向苏日丹娜逼近了。
在她去世前两个月，姐姐玛尔娅娜去看望她，她让姐姐看了她的双脚和双腿，她含着泪水哽咽地说道：
“我现在站不起来了!
”
她再也没能站起来，疾病扩散得很快，苏日丹娜在病魔的利爪下面挣扎着，在病榻上辗转着。
在她身边关心她、照料她的亲人们，也惊恐地感觉到死亡之神正在步步进逼，它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苏日丹娜。
那时，纪伯伦曾写信回来，说已经完成学业，马上就会动身归来。
母亲的回信没有提及家庭所面临的灾难。
苏日丹娜终于没有等到他亲爱的哥哥纪伯伦，她在临死之前还在呼唤着他的名字。
她哭喊着：
我想见见哥哥哈利勒!
我想爸爸!
可怜的苏日丹娜在与病魔勇敢地搏斗了七个月之后，终于被死神带走了。
当纪伯伦日夜兼程，赶回波士顿时，妹妹已经死去两周了。
这天，玛尔雅娜向雇主图哈女士请假，因为她的哥哥终于回来了。
图哈女士带着像当初对待她为妹妹的病请假时的勉强态度，准给她一个小时的假，并要求须在完成工作之后。
当玛尔雅娜回到家中时，纪伯伦已经坐在屋中，身穿黑色外衣，由母亲和姑姑陪着聊天。
哈利勒谈到所有的问题，但只字不提苏日丹娜，因为他知道泪水的闸门一打开就无法再关住了。
几天之后，玛尔雅娜问起哥哥是如何忍耐住没提苏日丹娜的，纪伯伦回答说：
“我没有谈，不是节哀使我忍耐下来。
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知道母亲爱她，哥哥爱她，你也爱她。
我知道你们的心和我纷乱的心都在挥洒热泪。
你们这些受难者也知道，我爱她像爱自己，因此你应明白，我不想在痛苦之上再加上痛苦。
”
纪伯伦一家沉浸在痛苦之中，而毫无怜悯之心的死亡之神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饱受折磨的家庭。
苏日丹娜死时布特鲁斯也已染上肺病，他曾小心地自我保护，保存生命力。
但苏日丹娜的死杀死了他。
纪伯伦回忆道，当时“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三天三夜恸哭不已。
他没睡一次觉，没吃一口饭，他遭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用使顽石都能熔化的语言痛悼自己的妹妹。
”
布特鲁斯小心提防着，他害怕别人也染上这种致命的疾病。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赢弱下去。
他去了古巴，希望能在那里得到疗养从而康复。
但他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了。
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使布特鲁斯的身体迅速地垮了下去，但他一直瞒着家里人，还在信中谎称他的病大有好转。
即使如此，他的秘密依旧没保守好，他病势沉重的消息很快传来，使每个人的心充满忧虑。
一天，布特鲁斯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回来了。
家里人差点由于认不出他而把他拒之门外。
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布特鲁斯一回到家中就躺倒了。
纪伯伦与母亲和妹妹忧心忡忡地守在他的身边。
他们昼夜祈祷着。
而布特鲁斯始终高烧不退。
他忍着病痛安慰着家人：
“没有多少疼痛，也不怎么发烧了。
”他的勇敢和忍耐感动了每一个人。
他们多么盼望他能够再站起来，向他们，向生活微笑啊!
1902年3月12日也就是苏日丹娜去世将近一年时，布特鲁斯死了。
死神不肯放弃他手中的牺牲品。
他很平静地死去了，纪伯伦就守在他哥的身边，眼睁睁地看着死神无情地夺去他的生命。
纪伯伦非常爱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他曾这样称赞他：
“所有人都喜欢他。
他很精明，待人和蔼可亲。
人很正直，有教养。
做一件工作就能做好”。
布特鲁斯的死对纪伯伦来说，是继苏日丹娜的逝世后又一沉重打击。
然而纪伯伦已没有时间痛悼哥哥，因为更大的灾祸再次侵入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纪伯伦的母亲卡米拉病倒了。
小女儿苏日丹娜的死，已经带去了她的一半灵魂，儿子布特鲁斯的离去耗干了她眼中的泪，耗尽了她心中的血。
她的生命之光迅速暗淡下去。
尽管纪伯伦和玛尔雅娜竭尽全力照料母亲，怎奈身患绝症的卡米拉已没有生还的希望。
1902年6月26日，是纪伯伦一生最悲哀的日子。
这一大，他最亲爱的亲人，他的慈母卡米拉，呼出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
这位母亲，追随她的两个孩子，回到永恒之中。
纪伯伦曾用一幅画，描绘母亲临终前的一瞬。
在画面上，母亲的容颜没有一丝痛苦，显得十分平静而从容。
纪伯伦把这幅画题为《走向永恒》。
这幅画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是他对一个伟大母亲和一个伟大女性的最高赞美与崇敬。
纪伯伦对母亲的爱，不仅表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而且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在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中，他借主人公之口，这样歌颂母亲：
“母亲啊，母亲!
人类唇上最甜蜜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丽的呼唤就是‘我的母亲!
’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字眼，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爱的字眼。
她是抚慰，是人类心中发出的全部慈爱和甘美。
母亲，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她是忧伤时的慰藉，失意时的希望，软弱时的力量，是同情、怜悯、关怀和宽宥的源泉。
谁失去了母亲，谁就失去了让他倚偎的怀抱，向他祝福的手和眷顾他的眼睛。
”
纪伯伦后来在给女友的信中，也常常谈起他的母亲。
1920年1月28日他给梅娅·齐雅黛的一封长信中，读到了自己的家世，特别提到了自己的母亲。
他说：
“我在性格爱好上百分之九十继承了我母亲──这并不是说在温柔宽厚上我能与我母亲相比。
”在回忆了母亲对他文学创作的灵启之后，他强调指出：
“我的母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因着灵魂（精神）而属于我的。
我至今仍感到母亲对我的关怀，对我的影响和对我的帮助。
这种感觉比母亲在世时还要强烈，强烈得难以测度!
”
对母亲的这种感情，影响了纪伯伦的一生，渗透进他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以至有的研究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出发，去探讨他的恋母情结，解释他以母性为题材的大量作品的深蕴和内涵。
纪伯伦在短短的十五个月当中，接连失去三位亲人，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
这个带着希望和憧憬在新大击寻梦的黎巴嫩家庭，就这样悲惨地解体了。
纪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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