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作文我也追星教学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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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作文我也追星教学设计
初一作文我也追星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知识传授目标：
练习写命题作文，用精炼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能力培养目标：
论证观点的方法
．思想教育目标：
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
课时：
二
话题内容：
我最崇敬的名人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播放郭达、蔡明、赵丽蓉合演的小品《追星族》
二、看法：
你怎样看小品中的女儿和父亲呢？
三、交流：
可以说说你心中的那颗星吗？
四、怎样看中学生的追星现象：
你认为追星有利还是有弊？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追星？
五、总结:
同学们大都追一些歌星和影视明星。
有部分同学不顾父母的反对仍然追星。
同学们追星的目的一般是消遣、跟随潮流、聊天有话题等等。
我发现追星的性质其实也并不会怎么恶劣，只不过部分同学没有掌握好这个度，并且没有好好地与长辈交流沟通，而引起了父母的不理解，但只要克服这些不足，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另外，我们还应该明确追星的目的，不可以盲目地随潮流，在这股热浪中冲昏了头，迷失了方向，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学生追星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慕拜心理。
中学生们所追的星，男的大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扮演的也多是些义胆冲天、侠骨柔肠的铮铮铁汉；女的则羞花闭月、沉鱼落雁，扮演的也多是些娇媚可人、善良温柔的亭亭玉女；球星也都英姿勃勃、气质逼人，在赛场上更有翻云覆雨、左右全局之势。
这些难免让正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羡慕、迷恋、崇拜甚至疯狂。
从众心理。
在中学生中，追星现象很普遍，势力也很大，以致本来没多大心情追星的同学，为了不被看做“落伍”，不被视为“异端”，也自觉不自觉地入了流。
时尚心理。
“追星”，在不少中学生看来，就是件时髦的事，至于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价值，何必管它那么多？
只要有“星”可“追”就足够了。
通过上述分析，你应该能明白，追星对中学生来说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和行为表现，但要把握好分寸：
．不盲目追星。
你所崇拜的应该是真正值得你崇拜的，该不是徒有其表，更应该有高尚的人品和超凡的气度；该不仅仅吸引你的目光，更应该能震撼你的心灵。
．不疯狂追星。
不要滥花时间和钱在追星上。
因为，星的光环不应该罩在你的身上，追星也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更不应该成了你生活的全部。
．摒弃狭隘心态。
同学们所祟拜的偶像有同有异，不能因为偶像的不同，就对别的同学持排斥甚至敌对的态度。
．善于从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身上吸取积极的人生经验。
总之，不要在追星中失去你自己，因为你最终只能成为你自己。
六、老师说追星
我们主张热爱明星、学习明星、争当明星，反对盲目崇拜明星、依恋明星、丧失自我。
热爱而学习，以明星为榜样，激励自己，与明星同行，既是社会之需，也是个人之求，亦是明星之所愿，如此才有利于社会和人的进步。
把明星视为偶像，盲目崇拜、依恋，从而丧失了自我，则是错误的。
明星者，人也，有其长，也有其短，有其超人的天赋、智慧和技能，也有其不如常人之处，不必迷信，无须崇拜。
我们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反对片面追求，伏地生存。
对于演艺界、体育界的真正的明星，做出独特贡献的人物，如冼星海、聂耳、郭兰英、李宁等等，应当尊敬，更应当学习。
对于科技界、教育界、实业界以及军界和政界的人民之星，如钱学森、李四光、陶行知、粟裕等等，也应该尊重和学习。
而只知道演艺界的明星，不知道科技界的明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只知道场面的热烈，不懂得艺术的品味，则是一种悲哀。
所谓伏地生存，指的就是这种长期生活在艺术低层的精神状态。
青年就是未来，未来是由成长构成的，没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成长，就没有未来。
多少民族从历史上消失了，又有多少民族正处于灭亡的边缘，他们缺少的正是与时俱进的文化而不是歌舞！
七：
星光灿烂
大无大有周恩
梁衡
周恩来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
陆放翁诗：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
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
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
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
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
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
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人在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
“江青脱掉帽子!
”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
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
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
灰人大地，可以肥田。
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清冷的夜色中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撒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多少年后还是有人疑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
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
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
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
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人。
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
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
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
纪念死者总得有个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
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
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
“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
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
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人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更加辉煌。
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
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
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
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
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
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
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
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
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
果然，地球上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
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
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
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
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
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
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纪念古人也有三：
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
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
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
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
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
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
他常说：
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
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
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
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
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
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
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
“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
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
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
但总理没有。
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
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
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
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
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
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
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
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
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
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
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
”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
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
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
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
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
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
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
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
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
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
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
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
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
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
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
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
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
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即挖苦此事。
你看那排场：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
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
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
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
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
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
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
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
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
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
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
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
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
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
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
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
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
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
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
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
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
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
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
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
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
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
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
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
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
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
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
“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
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
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
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
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
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
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
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
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
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
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1957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
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
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
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
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的信任。
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
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人民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
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
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
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
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
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
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
“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
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
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
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
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
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
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
“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
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
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
“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
”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
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以周公为首。
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
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
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受苦人。
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置之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
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
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
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
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
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
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入团成员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
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
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
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六个月。
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
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
“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
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
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
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除少数造反派许多人都成了逍遥派，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
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土，放不下，走不开。
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
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
“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
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
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
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
他坦然一笑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
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
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
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
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
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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