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对外贸易要港口演变.docx

广州对外贸易要港口演变.docx

《广州对外贸易要港口演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广州对外贸易要港口演变.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广州对外贸易要港口演变

广州城市对外商贸用地迁移初探

——从唐代蕃坊到清代沙面

关键词：

城市发展演变商埠地影响因素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广州城市历史发展过程，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广州城市职能演变、商埠地迁移以及主要影响因素。

一、序

城市在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受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要素的影响。

然而，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影响因素起到的作用不同。

自秦汉以来，广州曾为三朝十帝选作都城，始终是华南地区的行政中心。

历史上广州城的几次拓建，主要是由于广州在其区域的政治地位强化的结果。

但它又和传统的政治主导型城市区别在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及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极为重要。

广州凭借着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区位优势，成为全国重要港口城市，两千多年持续发展，长盛不衰。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职能始终是推动广州城市空间拓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广州城市历史发展过程，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广州城市职能演变、商埠地迁移以及主要影响因素。

二、宋元时期以前的广州城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设立南海郡,任命任嚣为南海郡尉，以番禺作为郡治，修筑番禺城，史称“任嚣城”。

是广州最早的城池。

任嚣城位置在古番山和禺山（今仓边路以西）,城池规模很小。

任嚣依山傍水筑城，目的是防御外敌入侵。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赵佗继任嚣为南海郡尉，乘中原动乱之机击并桂林、象郡，立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

将“任嚣城”扩大为周围十里的都城，史称“赵佗城”。

位于现中山四路北侧南越王宫署遗址。

东汉（公元217年）重修赵佗旧城，始称广州。

广州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从汉代开始已与海外国家发生贸易。

各国商船10多批。

东汉末年，《南齐书?

州郡志上》曰：

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表现出广州商业繁荣。

见图1。

晋代到南、北朝，广州仍称南海郡，为州治、郡治所在。

这个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在汉代基础上大大提升，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取代西汉的徐闻、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而广州城直至唐初均无扩城的记载。

当时城垣范围比较狭小，政治职能是城镇的形成的主要因素，并维持其缓慢拓展。

城垣围合着官府政治核心，商业贸易交易空间则多在城外西南的珠江沿岸。

图1秦汉时期广州城示意图

资料来源：

《广州市地方志》，笔者绘制

唐宋统治者一改秦汉以来限制商业发展的“抑末”理念，积极鼓励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推行对外开放政策。

唐政府“主动遣使下海以招蕃夷”。

其时，广州已成为国内三大商业城市之一，主要动力是对外贸易的发展。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广州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国。

商舶往来增多，入港的外商船只年达“四千余柁”，“以每舟容载二百人计之，四千余舶当载人至八十万余。

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舶进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

此时丝绸、陶瓷、漆器等传统出口商品在广州集散，进口的海外奇珍异宝和香料也在广州集散，繁华可见一斑。

唐开元二年（714年），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掌管海外贸易的职官。

来华经商的外国人也不断增多，并有大量侨居广州，朝廷为了方便管理，在今光塔路一带设置了供外商居住的“蕃坊”，其范围即古越秀西部，大约在今中山路以南、惠福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人民路以东的范围内。

正是由于有蕃坊的存在，更吸引外国商人到广州经商、定居，同时也促使该地区发展成为了当时广州主要的对外贸易区域。

蕃坊之中有不少外商开设的商铺，今日尚存的玛瑙巷及玛瑙一至五巷，可推断当时出售玛瑙饰物的外商店铺已成行成市。

见图2

图2唐代广州城示意图

资料来源：

《广州市地方志》等，笔者绘制

宋时，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与通商港口，其贸易额占全国的98%以上。

此间，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

广州设怀远驿（今广州西湖路一带）接待过往商人和使节，并延续唐治在今光塔路一带设蕃坊，供外国侨民居住。

这些举措促进中外经济交往，方便海外商人来广州从事商业活动，促进广州海外贸易的兴旺。

广州港外国商船云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

此时西澳（今南濠街一带）已发展成外商的重要码头，蕃坊附近有大市街、象牙街、玛瑙巷等专业集市。

商业外贸的繁荣促使了城垣的发展，广州修筑西城将以上区域全部纳入范围，加以保护。

宋代是广州城的重要发展时期，城垣的扩建和修缮多达十余次。

公元1045年修筑了子城（又称中城），子城周长5里；1068年修筑东城，东城周长4里；1071年修筑了西城，西城周长13里；由于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1211年修筑东、西两厢南临珠江的雁翅城，目的是保障城南沿江一带商业市舶区中商业活动的安全有序的进行。

以官署为中心的中、东两城的道路布局呈十字形，而商业市舶区的西城的道路布局呈井字形。

中、东、西三城和南临珠江的雁翅城的修筑奠定了广州古城墙的基本格局，在广州城垣内形成了官衙区、商业区、沿江商业区及居民区等不同的功能区域。

元代，朝廷出于政治原因曾四次“禁商泛海”撤销广州市舶司，停止对外贸易。

全国对外贸易中心虽移至泉州，这期间对外贸易时开时禁，开禁时期，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其时，广州进口商品包括香料、珠宝、象牙、犀角及珊瑚等物。

而出口货物多以瓷器及丝绸织品为主。

见图3。

图3宋元时期广州子-东-西城示意图

资料来源：

《广州市地方志等》，笔者绘制

古代广州城呈现政治军事职能，政治因素是影响广州城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力。

随后经济因素逐渐发挥作用。

随着唐代蕃坊的建设，反映着从事商贸活动的对外贸易用地空间出现。

为保护商业贸易的发展，唐、宋期间，广州多次扩展城垣,把原位于城外的商业贸易区纳入城垣之中，可见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城市空间形态产生一定影响。

三、明清时期的广州城

明朝初期，朝廷出于对疆域安全及巩固政权的考虑，曾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朝廷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四年（1381年）和二十七年（1394年）屡申通番禁令，规定“片板不许入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然而此海禁政策并非完全禁绝一切对外贸易，只是禁止私人海外贸易，实际上官方直接控制和经营的朝贡贸易始终没有终止，即“惟不通商而只通贡”。

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边疆的管理。

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兴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叩关索市”，使“海禁”遭到东南沿海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到明朝隆庆初年被迫开放“海禁”。

明朝全盛时期，就是“海禁”开放的时期，其时经济繁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众多，广州濠畔街就是当时的一处外贸市场。

明朝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是市舶司。

这个时期，市舶司的管理出现了三大变化：

在业务范围方面以管理朝贡事务为主；在贸易管理方面依靠牙行；在关税征收方面从传统的抽分转变为丈抽。

最初朝廷在江苏太仓黄渡置市舶司管理外贸，后来考虑此地离京城太近，洪武三年（1370年）改在广州、泉州、宁波各置市舶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与此同时，广州的东、中、西三城联为一体。

“因旧浚壕，周二千三百五十六丈五尽。

”这样方便城垣内交通联系；在1378至1380年间对旧城进行了改造，并扩大了城区，“辟东北山麓以广之”，“拓北城八百余丈建立五楼”。

这一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客商云集，促进广州商业日益繁荣。

城市经济发展是这一时期促进广州城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

永乐元年（1403年）在广州、泉州和宁波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驿馆：

广州称为“怀远驿”，泉州称为“来远驿”，宁波称为“安远驿”。

以广州的“怀远驿”为最大，地址在今广州市十八甫，驿舍120间。

怀远驿专供外国使者、商人下榻和从事贸易活动，由市舶司管理。

中国官吏在这里检查外国船只运来的货物，并进行抽税和收购，有时还把国家有关规定在这里张榜公布。

而外国人可通过从事中介贸易的商人，把中国官府收购后剩下的货物卖出，买回中国产品。

明廷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但是却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

在实行朝贡贸易制度的过程中，始终把重点港口放在广州口岸。

洪武初，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

嘉靖二年（1523年）因“争贡之役”，“遂革闽、浙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于是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形成了外国商使来华朝贡贸易“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和“凡夷船趁贸货物，俱赴货城（广州）公卖输税”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同时规定“广州舶船往诸番，出虎头门，始入大洋分东西二路，东洋差近，西洋差远”。

国内各省的官员和商人，也只好把商品长途贩运来广州装船出口。

名曰“走广”。

明朝后期，朝贡贸易瓦解，国际贸易进一步扩大，南洋贸易航线扩展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广州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

至嘉靖四十三年（1563年），广州城的范围扩至北抵越秀山，南抵珠江边，东至大东门，西达西濠。

六条溪水环城而流，形成六脉通海，青山入城的格局。

广州城垣形式基本稳定，见图4。

图4明清时期广州城示意图

资料来源：

《广州市地方志》等，笔者绘制

到了清康熙年间，随着珠江北岸向南伸展，原位于江边的怀远驿已远离江岸，在经济和地理因素的驱使下，在其南面出现了新的外贸商埠区——十三行商馆区。

从此，怀远驿的对外贸易空间职能就被十三行商馆区所取代。

清廷出于稳定东南沿海及中原的政治局势目的，开始了新一轮的时开时驰的“海禁”，并迫于外力唯开放广州一口的对外贸易港口。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颁布“迁海令”要求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

广东沿海对外交往处于停滞状态。

其间，在一些外商的要求下，只允许在广州城外进行交易。

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宣布被迁人民全部迁复原籍，下令驰海禁，实行开海贸易。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粤、闽、浙、江四处海关负责管理中国对外贸易。

次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指定十三行经营广州对外贸易。

外国商船入粤贸易，一概通过十三行办理。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大为增多，有不少国家在广州设立商馆。

清廷规定，外国商人来粤只许住在城外西南河岸的小区域内；外国商人仅许与特许公行交易。

此外，无论何地何人，皆属严禁之列，因此，公行在广州城外西南河岸处辟地一百二十六亩，建造豪华洋楼，供来粤外商居住和营业。

即是后来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其用地范围为“北以十三行街为界，南以珠江为界，东以西濠为界，西以联兴街为界”。

当时，在这一街区里，居住着来华的西方人士，聚集着大量从事中外贸易的中国商号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店铺和作坊，进行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

它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是广州乃至中国最具商贸活力的城市街区。

图5十三行街区平面图

资料来源：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等《广州十三行考沧桑》

十三行最富有特色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十三夷馆”。

夷馆是行商修建的商馆，既是西洋商人居住之地，也是他们的商铺、账房。

按清政府规定，清政府规定，外国船只在黄埔港停靠后，除若干高级职员外，普通人员不得离开黄埔港制定范围，只能居住在各国公司租赁的房屋，即夷馆，多向中国行商租赁而来。

同时，这些房屋也是各国公司的办事地，外国商人叫这些地方作“商馆”（factory），而清代文献中则称之为“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

“夷馆”并非西洋商人的产业，而是向中国行商租赁而来的。

然而，在乾隆以前，外国人多租住民居。

随后，对外国人约束的愈加严厉，清政府确定十三行所在的位置供外国人居住和贸易，规定除了行商兴建的夷馆外，外国商人不得租赁民居。

这就形成了夷馆集中于区，它们与行商的行号毗邻。

见图5。

夷馆货如轮转，就意味着行商生意滔滔。

1836年至1837年间，住在广州商馆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计307人。

一口通商在客观上培植了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中西贸易交流中心，广州城市在空间上也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展迅速。

十三行在乾隆八年（1743年）、道光二年（1822年）、咸丰六年（1856年）和咸丰八年（1858年）共发生了四次大火。

关于1822年大火的记载如下：

“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

”这反映出当时十三行商馆的繁荣和广州对外贸易的鼎盛程度。

1858年时任南海知县华延杰《触藩始末》中描述：

“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

”都说明十三行当时的繁荣富足盛况。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公元1859年（咸丰九年），英、法侵略者以“恢复商馆洋行”为借口，要求租借广州城外的西濠及沙面等处，建筑商馆房舍。

《沙面租界协议》规定沙面作为租界，给予英国、法国两国，英国占地44英亩，法国11英亩，而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沙面的一切权利。

1959年下半年，沙面筑基填埋工程开始施工。

直到1861年9月工程全部竣工。

沙面成为四面环水的小岛，建有东、西二桥与城市联系。

见图6。

图61917年《广东省粤海道广州城图》

资料来源：

广州市档案局

1861年9月4日，英国把租界划成82个区，建了领事馆、教堂和公共设施，剩下55个区拿出来拍卖，规定外国人都可以竞拍。

租界出售后，拍卖到土地的业主即开始大规模建设，英国也加紧修建了领事馆、基督教堂。

1865年，英租界初成规模。

这一年，英国领事馆搬进了沙面。

随后，美国、葡萄牙、德国、日本等国陆续迁入，各银行与洋行纷纷在沙面开设分行，或迁移到沙面开业。

1870年，沙面英租界的各种公共设施及楼堂馆舍已基本竣工。

外国商行及银行等机构大都迁入沙面办公，其中英国13家、美国2家、德国2家、法国1家。

沙面逐渐取代十三行成为广州新的对外贸易商埠地。

五口通商与割让香港以后，广州失去独占外贸地位，外贸日减，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已经逐渐被上海和香港所取代。

广州的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如前，但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仍不失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四、 结语

从广州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广州城垣是政治因素影响的产物，而对外贸易的商贸区则是在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广州城市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受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

以下从层面分析：

1、城市职能演变

在广州城形成的初期，任嚣出于军事政治目的筑城。

赵佗扩建“任嚣城”筑“赵佗城”，亦是为了强化其区域统治地位需求。

王权政治斗争在早期城市发展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此期间，城的空间规模较小，职能单一，单核心布置。

到广州城市发展的唐宋元时期，广州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业繁荣。

城市历经数十次扩建城垣，城市规模在空间上扩大，城市承担着政治与经济复合职能。

城市由三城构成，城市中出现了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双核心。

城市用地随之出现了基本的功能分区。

明清时期的广州受到外来资本主义、传统封建主义、新生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等多种因素作用，城市规模扩大，职能有所增加。

此时，城市中出现了手工作坊加工区，如官府办公、居住、商业、加工、商埠、教育及文化等功能区域也相继形成。

广州城市空间更加多样。

2、不同历史时期商埠地迁移

从唐宋时期的蕃坊、明代时期的怀远驿、清代的十三行到清末的沙面。

它们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其区域职能却是相同的，即城市外围的商埠区。

经济交往的对外贸易因素是影响广州城市形成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很大。

广州作为港口城市，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贡献巨大。

特别在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贡献上，广州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明清时期广州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曾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政策对其的重要性。

外贸商业区的形成和变化也是政治、经济和环境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但由于对外贸易的独特性和敏感性，政治因素由始至终都是伴随左右的。

广州最早的正式外贸商业区是从唐代开始。

唐朝设立蕃坊，宋元沿袭，明朝设立怀远驿，清代十三行区和沙面租界。

从蕃坊到十三行到沙面，在空间上产生了一定的位移，由今光塔路一带转移到西关十八甫一带到十三行一带再到沙面，整体上有向西南方及珠江港口处靠近的趋势。

外贸商业区的空间位移演变见图7。

3、影响广州城市发展与外贸商埠区迁移的主要因素

自秦汉以来，广州曾为三朝十帝选为都城，同时始终是华南地区的行政中心。

历史上广州城市的几次拓建，都与广州在区域的政治地位强化相联系。

但它又和传统的政治主导型城市区别在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及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极为重要。

图7广州对外贸易商业区演变示意图

资料来源：

根据史料笔者绘制

作为区域对外商品交换的外贸商埠区，对于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即从城市经济发展层面上需要布置外贸商埠区。

但是城市的统治者为确保城市安全，防止外国人干扰城市秩序乃至城市安全，不得不布置外贸商埠区在接近水面的城墙外围。

从蕃坊、怀远驿、十三行夷馆区到沙面的布局都说明了这一点。

五、 参考书目及文献

[1]广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广州市志（卷三）.[Z].广州：

广州出版社，1995.

[2]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M].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3]广州博物馆编.广州历史文化图册.[Z].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广州历史地图精粹.[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5]周霞.广州城市形态演进.[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6][美]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录.[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7]文树声.庆祝元旦当中谈谈去年的公务建设.《市政公报》487期，广州市政府印行，民国24年。

[8]广州市政府编印,广州海珠桥.[M].出版时间不详.

[9]程浩，广州港口史（近代部分）.[M].北京：

海洋出版社，1985.

[10]冼庆彬.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M].香港：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2][美]亨特,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