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防非与法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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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非”与法治

稳定大局离不开众志成城，控制疫情离不开法治调控。

根据专家查证，目前，我国与传染病相关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有76个，地方性法规174个。

依法防治、依法维护公民的健康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成为非典时期普法、依法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权利与义务从目前法律法规来看，宪法规定了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出入境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卫生部１９９１年发布的《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特别是5月12日国务院376号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以上法律法规与各级政府紧急情况下出台的各种通知、通告等，构建了我国传染病防治的健全法律体系，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成为现实。

在防治非典，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公民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负有不同义务：

（一）政府领导、组织和实施防治工作，做好各项预防工作。

重点依法履行好下列职责：

1、如实报告、通报和公布疫情，不得隐瞒、谎报；2、切断传染途径，采取紧急措施，停工、停业、停课，限制或取消公共集会活动，临时征集房屋、交通工具、封闭公共用水水源等；3、可以宣布疫区，对出入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直至封锁（或解除）疫区等；4、调动本辖区内医疗保健和卫生防疫人员参加疫情控制工作；5、铁路、交通、民航部门必须优先运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处理疫情人员、药品、生物制品和器械；6、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二）特殊行业1、各医疗卫生机构、机场、码头、车站等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各类交通工具上的工作人员，各类公众聚集场所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戴口罩、手套上岗和其他必要的防护措施。

出租车、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必须严格执行消毒制度，行车时必须开窗，保持通风等列为必须执行的规定条款。

2、食品销售单位要从进货渠道上严格把关。

饭（酒）店和餐饮业作为“防非”工作重点，严禁经销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尽量少销或不销售容易传染病毒的非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以阻断疫病的传染渠道。

3、沐浴、美发美容等直接为居民服务的行业，每天都要对工作间消毒，对毛巾、浴室、使用工具等按法定要求进行彻底消毒；一旦发现顾客有咳嗽、发烧等病症，要立即劝其到医院检查，并报告有关防疫部门。

4、政府定价的商品，要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的商品，要合理定价，切不可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

5、公安和交通运输部门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城市公共交通的正常营运，保证城市交通畅通、有序。

未经省级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立关卡，阻碍城市交通的正常营运。

公交企业未经城市政府批准，不得以任何理由停运或减少车辆和发车班次。

（三）公民个人在享有知情权和健康权的同时，应履行下列义务：

1、接受医疗或防疫部门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措施；2、发现可疑病人，及时向附近的医疗或防疫机构报告；3、传染病人及其亲属等，要配合医疗机构采取的隔离治疗等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能受到公安部门的强制；4、在传染病等未得到治愈或有关嫌疑未排除前，不得从事有关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二、违法与处罚抗击“非典”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参与，容不得任何人有半点的轻视或放纵,否则，就会触犯法律法规规定——

（一）妨害“非典”防治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主要表现在：

1、拒绝隔离。

包括逃避隔离甚至暴力阻碍；不服从管理而强行进出传染病隔离区。

处罚：

由公安机关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对于不听劝阻，采取过激行为，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列》第19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对于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阻碍红十字会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涉嫌犯罪的，根据《刑法》第277条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2、消极防范。

单位或个人认为事不关己，消极应对，甚至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

私营业主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向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告其雇员中出现的“非典”或疑似病例；或擅自驱赶雇员离职；或准许、纵容其继续从事规定中禁止的传染病人从事的工作。

处罚：

根据《刑法》第330条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凡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7年有期徒刑。

还规定，单位犯此罪的，要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追究刑事责任。

3、放任传播。

是指故意引起“非典”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对公众的人身安全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危害。

处罚：

适用《刑法》第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第1款

的规定，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二）扰乱社会秩序行为常见的与“非典”相关的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有：

1、扰乱政府机关、医疗等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医疗、科研等不能正常进行；2、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等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捏造或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谎报险情，制造混乱，哄抢财物；3、无理拦截车辆或者强行登车，影响车辆正常运行，不听劝阻；4、在公安机关明令禁止通行的地区强行通行，不听劝阻，等等。

处罚；对具有以上行为情节较轻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第23条、第27条的规定被处以警告、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22条和39条的规定，从事传染病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的监督管理人员和政府部门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瞒报、谎报造成传播流行的，轻则给予警告，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而《刑法》第9章第409条关于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则规定，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1、非法经营，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处罚：

按有关的价格法规等进行处罚。

对其中构成犯罪的，按照《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论处。

2、制假售劣。

处罚：

依《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处理。

凡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140条、第141条、第142条、第145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论处。

（五）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以传播传染病给他人为手段的故意损害特定对象身体健康的故意伤害，一旦实际已造成他人感染“非典”，则可能构成《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

　　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有引起检疫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直接或间接地侵害劳动者的利益，违反了《劳动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多个条款。

非法解雇民工。

在少数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有的用人单位为了防止所雇佣的外地民工传播“非典”，擅自作出解雇或无限期停止外地民工特别是曾被隔离民工工作的决定。

　　擅自克扣工资。

对于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响应政府号召，尽法定义务积极采取隔离等应对措施的劳动者，有的单位拒发其隔离期间的工资福利。

　　歧视康复员工。

一些“非典”患者康复后，按规定应享有恢复工作的权利，但有些用人单位却拒绝安排其工作或无故变更劳动合同，调整其工作岗位。

违反劳动保护规定。

在“非典”防治中，一些用人单位的劳动卫生条件被查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虽然暂时没有发现“非典”及其疑似病例，但也存在相当的隐患。

劳动者依法向用人单位提出强化消毒及发放口罩等劳动防护用品的要求，却遭到拒绝。

对这些行为，劳动行政部门或卫生行政部门均有权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劳动者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还有可能触犯《刑法》第135条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规定。

三、救助政策非典型传染性肺炎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防治措施，在保护公众健康权的同时，出台一系列救助政策，保护企业、公民的利益。

（一）“非典”治疗费用医院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规定。

发热病人到医院就诊时，免办挂号手续，先就诊。

初诊为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人后，不再由患者缴纳检验等有关费用，实行记帐制。

普通患者补交各项费用。

患者住院观察或留院观察时，免交住院押金等一切费用，办理登记后直接留院观察或入院治疗。

救治过程中发身的各项费用也按记帐方式，患者无须逐项缴纳各项费用。

（二）对农村“防非”收费按照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紧急通知精神，严禁借防治非典名义向农民乱收费：

消毒费用。

对农村集贸市场、学校、卫生院等公共场所、发生疫情的农村居民住宅、牲畜饲养和交易场所、农用机械和车辆等依法进行消毒，费用由当地政府部门或单位负担，不得采取任何形式向农民或农村中小学生摊派；体检费用。

对从疫区返乡农民依法实行体检、医学观察等措施，有关费用均从当地防治非典专项经费中解决，不得向当事人收取；宣传费用。

向农民发放宣传防治非典知识手册、宣传画等，要实行免费提供，严禁借宣传防治非典名义向村组、农户摊派有关宣传费用；防护费用。

预防非典药品及防护用品应当由农民自愿购买，不得向农民强制收费。

不准以防治非典的任何名义，擅自向村组和农民乱收费。

（三）对城镇居民“防非”收费1、各地、各部门严禁以疫病防治为名收取隔离期间保证金、隔离费、管理责任保证金等费用；2、各单位、物业小区、居民住宅小区和村镇为限制出入人员，在“非典”防治期间实施出入证管理，应实行免费发放，且不得收取车辆通行证费；3、对于从“非典”病例发生地区返回人员，一律实行免费体检，并不得将其费转嫁给任何单位。

（四）部分行业规费按照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通知》规定，自20xx年5月1日起至20xx年9月30日止，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娱乐、民航、旅游、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实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

1、对餐饮、旅店、旅游业、集贸市场收取的集贸市场管理费、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企业注册登记费中的年检费、卫生监测费、卫生质量检验费、预防性体检费、疫情处理费、环境监测服务费、排污费、占道费、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或城市污水处理费、公路养路费、机动车辆安全检验费；2、对娱乐业收取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企业注册登记费中的年检费、卫生监测费、卫生质量检验费、预防性体检费、疫情处理费、环境监测服务费、排污费、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或城市污水处理费、公路养路费、机动车辆安全检验费；3、对航空公司收取的企业注册登记费中的年检费、环境监测服务费、排污费、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或城市污水处理费；4、对路客运行业收取的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养路费、排污费、机动车辆安全检验费、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或城市污水处理费；5、对水路客运行业收取的水路运输管理费、内河航道养护费、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排污费、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或城市污水处理费；6、对出租汽车（包括小汽车、中巴、大巴）行业以及旅行社机动车辆收取的公路养路费、排污费、机动车辆安全检验费、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或城市污水处理费。

上述收费中，属于中央收入的企业注册登记费中的年检费、排污费、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等全部免收;属于地方收入的,其具体减免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确定。

浅析当前城市社区依法治理面临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许多涉及到法律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在思想上带来了一些困惑，已形成了对社区建设实践的阻滞，这些正是社区依法治理应当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社区依法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1、观念陈旧制约社区建设的深化。

由于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加上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旧的思想观念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前，保持了很强的惯性。

这种惯性不仅体现在党政机关的各级官员中，而且体现在基层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中。

一是有些机关部门当惯了“婆婆”，习惯于“领导”各类社会活动和社会事务，对社区民主自治心存疑虑，惟恐脱离党政机关的领导，失去控制，使党政机关制定的目标、任务难以在基层落实。

因此，在指导社区建设中，一些机关部门的领导惯于以往的直接领导方式而不太愿意放权。

二是居委会当惯了“媳妇”。

长期以来，居委会并没有实现法定的全部自治职能，习惯听命于政府、街道，一定程度上成了政府、街道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自治能力孱弱，一旦失去政府、街道的直接领导，便无所适从。

三是居民、企事业单位的认同感不高，多数人还是把社区建设当做政府、街道、居委会的事，有与己无关或怕给自己增加负担的思想，居民很少想到通过居委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相信自己的参与能够影响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决策。

四是一些地方领导有创新可以突破法律界限的观念，认为社区建设是新生事物，原有的法律已不适应社区建设的需要，出现了随意超越法律规定的现象。

2、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作机制。

社区建设目前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以政府号召、组织为主，传统的管理方式尚未有根本上改变，法律规定的自治还没有真正在社区实现，社区服务仍是以政府、街道提供的行政服务为主；政党、政府、自治组织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府、街道、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团及中介组织、居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

对社区依法治理的组织运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党的领导、基层民主自治、政府的支持帮助尚未形成有效融合。

3、社区依法治理的内容不确切。

目前不少地方对社区依法治理的概念及内涵认识不清，将社区依法治理等同于社会治安，没有将社区依法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自治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精神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层面有机结合。

4、社区民主自治的实现途径不完善。

理论上讲，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自治的权力组织，代表社区内全体居民（包括居民法人）行使自治权力。

但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定的居民的民主权利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和保障，基层民主自治还没有真正落实。

如对自主决定的事务或否决的事务如何保证履行？

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居民代表、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实行？

居民的意见、建议要求如何被社区接受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否则民主自治徒有其名，难以实现。

5、社区单位、居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不确切。

目前，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自治活动尚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义务很难确定。

只能本着宪法和法制建设的原则进行一些探索，使得社区内利益冲突的调整机制不完善，形成部分成员坐享社区建设带来的利益、好处，对社区建设却很少或不作任何贡献。

如目前多数新型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就很少参加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

这样对于积极投入、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社区成员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利义务不平等，容易挫伤部分单位、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6、规范社区服务的各项制度尚未健全。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载体之一，直接作用于社区成员，目前各类社区服务事业方兴未艾，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社区服务不都是无偿服务，许多是低偿或有偿的服务。

如何规范这些经济组织，使其在社区服务中不以走向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不侵害社区成员的合法权益，走向以人为本与良性发展相协调的道路，需要依法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予以规范，以防假冒伪劣、欺诈蒙骗等坑民害民的现象在社区发生。

7、居委会干部职业化与自治的矛盾。

社区居委会主任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力量，其法律身份难以确定。

《居委会组织法》规定从本地居民中选举产生，而许多城市目前已实行从其他地区招聘，居委会干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职业。

这种职业化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是管理问题。

居委会主任既然是职业，应当是劳动合同主体，受劳动法保护。

但眼下看来，居委会干部还不能简单地归入其中。

如果他们是应聘方，谁是聘他们的主体单位？

是街道办事处，还是居民代表大会？

如果是街道聘用，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是居委会干部的产生，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表着本地居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应对所属的社区代表大会负责，行使着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权利。

然而实践中，一些居委会干部感到工作辛苦、待遇低或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还有的居委会主任不想再干下去时，往往跟街道打个招呼，钥匙一交就不来了。

而要找一个合适的侯选人，并经法定程序认可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往往造成工作的停顿和脱节。

8、社区建设的投入环节不畅。

目前有些城市已明确规定取消居委会的经济考核指标，居委会的办公经费及居委会干部的工资福利均列入区（县）级财政统一拨付。

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基本上来自于政府的投入。

但各地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投入由于受到其经济状况及地方政府领导认识的影响，差别很大。

而且，社区建设各项活动的开展，仅靠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社会投入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社区居委会如要开展一些活动，势必要到企事业单位寻求支持与赞助，而企事业单位对这种被动式的赞助，由于难以见到给本单位带来的直接好处和利益，往往积极性不大，实践中投入的数额很少或者没有。

投入的不足，必然影响到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影响。

二、社区依法治理面临问题的成因初步分析1、社区建设初期阶段的必然性。

应当承认，我国社区建设能在短短几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首要的推动力量是市、区、街三级党政机关。

一方面是党政机关有推动社区建设的需求，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政府在职能转换的情况下，既要减少对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又要有效地保证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势必走社区建设之路。

另一方面在社区建设初期，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居民、企事业单位的参与意识还不高，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不强等因素，决定了社区建设如果没有党政机关的强力推动而靠自发形成和发展的话，将是一个十分缓慢而且杂乱的过程。

然而，党政机关强力推动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党政机关依然主持着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基层民主的意识和自治机制难以真正有效建立，党政机关的参与往往容易过度。

2、传统管理模式及传统文化仍有很大惯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控制体系将不断受到冲击，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在缩小，控制的力度不断减弱，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然而，这是一个渐进、缓慢的发展过程。

处于新旧管理模式交替的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

一是条块分离现象严重，政府、街道、居委会的块块管理与行业的条条管理各成体系，互不联系，难以融合，目前这种状况依然严重存在。

二是社会管理的任务日趋繁重与原有的直接管理方式的矛盾制约了社区建设。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下，政府规模既不能随着社会事务的扩张而扩张，又没有为社区设计出承接这些社会事务的运作机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仍不得不延用行政命令的模式。

三是居民不同于村民的是其经济利益与社区活动联系不紧密，因而其参与的热情也不高，对社区建设能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安全、优美的环境和方便服务是欢迎的，但对社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往往受到个人利益的限制，在当前社区服务及居民自治尚处于浅层次阶段之时，更是感觉社区建设距自身较远。

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往往拥有较多的资源，但对社区的需求很少或没有，参与社区活动往往是付出较多，容易形成社区建设给自己添负担的心理，因而主动性也不高。

国有企事业单位虽然多数已进行了体制改革，但仍要接受行业管理，传统的听命于上级的意识要远远高于横向间的相互承担责任和义务观念；新型经济组织都是“无主管”单位，本身就没有服从政府行政命令的意识，他们对待社区建设往往更多地表现为经济理念，以投入能获得多少回报来考虑自己的行为，致使地方政府在以行政手段推动社区建设时，对驻社区企事业单位无能为力。

因此就形成了一方面社区承接了大量的社会事务，一方面又非常缺少相应的人力和资源投入，缺乏整合社区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手段。

3、社区建设的发展程度受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成员素质的直接制约。

社区建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的诉求。

在当前城区失业人员增多、贫困人群出现、社会性老龄化及外来人口增多的情况下，社会弱势人群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

社区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除政府投入外，需要更多的社会投入，而社会强势群体又有较强的外向性，社区变社会资源、单位资源为社区资源缺乏有效措施，因而提供的服务不足，形成需求与供给的反差。

4、基层民主政治的发育不完善。

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成员，其中尤以社区居民为最。

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否则社区建设就失去了意义和目标。

而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根本途径就是民主自治，动员全体社区成员，决定和解决代表大多数社区成员利益的社会事务，保证社区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在社区内实现。

当前由于关系尚未理顺、法规没有配套，社区自治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政府的代言人和决策的执行者，社区成员参与自治的途径和渠道仍不通畅，社区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很难通过自治的形式在社区内得到化解，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规定自治组织的“三自”、“四民主”落实不到位，社区成员参与的广泛性不够，尤其是当前社区民主均采用间接民主的形式，大多数社区成员难以直接参加到社区民主活动之中，也是影响社区成员认同感和参与积极性的一个原因。

5、社区法制建设自身的滞后。

由于社区法制建设在社区建设中具有根本性、保障性的作用，因此，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对社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社区建设目前总体上处于起始、探索阶段，许多方面还无法可依。

城市在探索社区依法治理过程中，除按照《居委会组织法》运作外，更多是按照宪法、法制的原则、立法的本意以及政策来操作，在缺乏系列、合理、合法的制度规范的情况下，社区建设难免会走入误区。

因此，在理顺政府、街道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动员、整合社区资源、社会力量，依法规范社区服务，兴办社区事业，保障社区成员行使权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等到方面，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或制度规定，社区建设才能规范、有效、健康发展。

三、对社区依法治理组织运作及发展方向的思考社区依法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其实质是在党的领导、政府支持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活动，其目标是规范、保障社区建设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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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党对社区建设的领导，建立社区依法治理组织运作体系。

我国的社区自治，不同于西方的社区自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这就需要加强社区党建，把社区自治与社区党建结合起来。

社区党建有两大任务：

—是发挥党组织在社区自治组织中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保证社区发展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国家的各项法律。

二是发挥共产党员在社区的先锋模范作用。

无论是在职党员还是退休党员，都要对社区建设贡献力量。

社区依法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实践工程，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运作机制，应在城区党委的宏观领导之下，分为具体几个层面组织运作。

一是由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代表区委、区政府负责对全区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进行总体规划和组织实施；二是街道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实施具体组织领导和运作指导；三是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依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本社区范围内依法开展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法律监督等工作；四是发挥社团在社区依法治理工作中的桥梁作用，建立社会契约制度，以社团关系为纽带，以契约形式明确社区各主体对象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相互承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为社区建设做奉献。

2、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

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开展社区建设，并不是不需要政府，相反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必须按照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社区建设的开展。

一是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由注重微观、直接、行政手段等权力性管理，转变为宏观、间接、引导自治型管理，明确凡属社区自治的事务，政府不得干预；二是政府对社区自治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与服务，政府机关要树立服务社区的意识，尽可能把工作做到社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