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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弥勒教与摩尼教的融合

历史上的弥勒教与摩尼教的融合

马西沙

内容提要:

本文要涉及三种宗教——弥勒教、摩尼教、白莲教。

特别要研究弥勒教与摩尼教及其相互融合的历史。

意在证明在民间社会流行了近千年的救世思想,到了元代末年终于演化成改天换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行动。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结论是:

所谓元蒙政权被白莲教起义推翻的说法,不是历史的真实。

(注)

关键词:

救世,弥勒教,摩尼教,白莲教

一、关于弥勒救世思想

佛教分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

两者都传入中土,但终因大乘佛教更具有适应力和吸引力,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即儒家整合社会的观点有某些相通之处,随后逐渐成为中土佛教的主流。

大乘佛教的净土观念分两种:

一种是弥勒净土观念;

一种是弥陀净土观念。

弥勒净土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影响远大于弥陀净土观念。

这从那一时代,有关弥勒佛造像远盛于弥陀佛造像,即可得出这个结论。

日本学者佐滕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佛像,从而得出结论,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150具,弥陀造像仅33具。

[1]

弥勒净土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有强大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所倡导的救世思想及其宣传的彼岸净土——兜率天的美好密切关联。

它与苦难和大乱不止的社会现实恰成鲜明对照,进而启迪了某些不甘现实苦难的民众,为在地上建立“人心均平”、“皆同一意”、“人身无有百八之患”、“谷食丰贱”的“佛国净土”起而抗争。

由《弥勒上生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等又引发出大量“伪经”,成为这些反抗者的思想武器。

弥勒净土信仰分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弥勒由凡人而修行成菩萨果,上至兜

率陀天。

二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世,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会,救度世人。

其中最主要部分是弥勒下生尘世间人之居所,于龙华树下成佛,救度世人。

弥勒菩萨下生之处名“翅头末,长十二由旬,广七旬,……福德之人交满其中,……丰乐安稳,……时世安乐,无有怨贼劫窃之患,城邑聚落无闭门者,亦无衰恼、水火刀兵及诸饥馑毒害,人常慈心,恭敬和顺……”[2]“土地丰熟,人民炽盛,……四时顺节,人身之中,无有百八之患,……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见欢悦,善言相向,言辞一类,无有差别。

”[3]

这块土地虽然物产丰美,人心均平,但不是佛国净土,人们享受着“五乐欲”。

弥勒观此五乐欲“致患甚多,众生沉没,在大生死”,仍不免“三恶道苦”。

弥勒观此,决心修道成佛,救度世人出离生死苦海。

弥勒修度成佛后,向尘世人指出五欲之害,在龙华树下向众生宣讲释迦四谛十二因缘,以解脱“众苦之本”。

共行三次法会:

初会说法,2亿人得阿罗汉;

第二次大会说法,2亿人得阿罗汉;

第三次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

尔时弥勒佛诸弟子普皆端正,威仪具足,厌生老病死,多闻广学,守护法藏,行于禅定,得离诸欲,如鸟出壳。

……弥勒住世六万岁,怜悯众生,令得法眼,灭度之后,法住世亦六万岁。

[4]

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龙华三会”的基本内容。

弥勒救世思想始流行于动乱的两晋南北朝时代,迎合了中土各阶层人氏惧怕“生老病死苦”的心理和生命永驻的理想。

于是大行于中土。

在南北朝时代,弥勒信仰加快了世俗化与民间化,并与底层民众社会运动发生联系。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弥勒信仰的大量“伪经”出现。

这些伪经本依印度传经的某一思想,敷衍成篇;或另有意图,“诈云佛说”。

如《弥勒成佛伏魔经》这类伪经即依《弥勒下生经》中一段伏魔故事,衍成全经。

这类伪经的出现与乱世人心大有关系。

世乱则恶运丛生,群魔乱舞,人民希望有弥勒这样的救世主,伏魔以安定世事。

此后,沙门中有许多人自称弥勒,蛊惑人民,造反起义,如北魏法庆及隋唐时代多类造反事件,都是如此。

由印度传经到“伪经”,再由最初“伪经”发展成后世民间宗教“三佛应劫”救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所谓“三佛应劫”救世思想,即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青阳劫时代,由燃灯佛掌教;

红阳劫(或称红羊劫)由释迦佛掌教。

前两劫各救度两亿人。

白阳劫,乃世界最大灾难来临之时,由弥勒佛下世掌教,救度“残灵”九十二亿,回归天宫。

“三佛应劫”救世思想,在北魏时代弥勒大乘教出现时已见端倪。

法庆提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

有新佛即有旧佛,旧佛大概即指释迦佛。

到了唐玄宗开元初年,弥勒教王怀古已明确提出“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

而北宋王则则更明确地提出“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思想。

三佛应劫说似已成形。

但尚缺一燃灯佛。

燃灯佛亦称定光佛。

佛经《大智度论》卷九载:

“如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太子,作佛亦名燃灯,旧名锭光佛。

”据《太子瑞应本起经》解释:

燃灯佛曾点化释迦菩萨得成佛果,故燃灯佛又称过去佛,释迦则称为现在佛。

而弥勒为释迦佛弟子,故又称未来佛。

此三世佛皆载著于印度佛典。

关于燃灯佛即定光佛至少在唐末五代时已成为民间一救世主。

据朱辨《曲洧旧闻》卷一记载:

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

有一僧,虽狂佯而言多奇中。

尝谓人曰,汝等切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得定光佛出世始得。

同书卷八记载:

“……吾尝梦梵僧告予曰:

世且乱,定光佛再出世。

子有难,能日诵千声,可以免矣。

吾是以受持,……。

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

君其识之。

燃灯佛即定光佛在民间的日益神化,为封建社会晚期三佛应劫救世思想的成体系化,奠定了最后的基础。

但是在民间,将人类历史分成青阳、红阳、白阳三期,又是佛、道相交并对民间宗教影响的结果。

《云笈七籤》记载:

“三天者,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是也。

……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禹余天也,其气始黄;......大赤天其气玄白。

”[5]“过去元始天尊,……见在太上玉皇天尊,......未来金阙玉晨天尊,……。

故朱熹讲道教三清“盖仿释氏三身而为之尔”。

是有道理的。

《云笈七籤》又记载有“日中青帝”、“日中赤帝”、“日中白帝”之说。

这显然是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来源较早的记录。

一.摩尼教传入及其思想

关于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土,众说纷纭。

明何乔远《闽书》卷七记载:

“慕闍当唐高宗时行教中国。

”清末学者蒋斧则认为隋代开皇四年,建立的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亦名光明寺是摩尼寺。

是时摩尼教已经传入中土。

同时代学者罗振玉亦断言摩尼教在“隋文时已入中土,绝非唐代乃入也”。

[6]持唐以前摩尼教入中国的学者尚有张星琅,日本学者重松俊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宣讲其论文《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

此文由林悟殊翻译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宗教研究》上。

柳存仁以史籍与《道藏》资料证明:

“在五世纪下半叶摩尼教经也已传入中国。

”[7]可谓别开生面,有相当的说服力。

其后中国学者林悟殊,著有关摩尼教论文多篇。

分析旧有史料,提出新观点,指出“中国内地可能在四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

[8]

柳存仁的贡献还不仅在于把摩尼教传入中土时间提早,还在于提出摩尼教与佛教弥勒信仰有早期之融合。

这对我们研究弥勒教、摩尼教及宋元之香会,与元末烧香之党的关系都有启迪之功。

传统的摩尼教传入中土的看法是由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及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提出的。

陈垣所持资料为《佛祖统纪》所载之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

《佛祖统纪》卷三九:

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

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

[9]

陈垣指出:

“拂多诞者非人名,乃教中师僧之一种职名,位在慕阁之次者也。

”[10]

持此说者,今人尚多,皆以陈垣考据指实了具体年代之故。

但反对此说者亦代有新出,台湾年轻学者王见川近著《从摩尼教到明教》,即倾向柳存仁、林悟殊的观点。

摩尼教创始人摩尼曾亲创七部经典:

1-《密迹经》、

2-《大力士经》、

3-《净命宝藏经》、

4-《证明过去经》、

5-《福音》、

6-《撒布拉干》、

7-《指引与规约》。

[11]

据史料记载,最早传入中土内地的摩尼教经典是《二宗经》:

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

[12]

唐代尚有所谓“化胡经”(非晋代王浮所著本),载有“老子”乘自然光明道气,入于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传播“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等内容。

宋代史料关于摩尼教经的内容杂芜,名目繁多:

一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恩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文缘经、七时经、月光经、平文策、赞策、证明赞、广大忏、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太子帧、四天王帧……。

[13]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尚引宗鉴《释门正统》

记载的摩尼教“不根经文”:

《佛吐恋师》、《佛说涕泪》、《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天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子曲》。

摩尼教的基本教义的核心是二宗三际说。

现在北京图书馆尚存有一部摩尼教残经。

另一部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分藏于伦敦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

所谓二宗三际说之二宗指明与暗,代表善与恶。

三际是时间概念:

初际、中际、后际。

据《佛祖统纪》卷四八载:

其经名二宗三际。

二宗者,明与暗也。

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

[14]

摩尼教原典之三际是初际、中际、后际,但传入中土后,混同于佛教之三世,成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际。

据摩尼教经,光明与黑暗是两个彼此相邻的国度。

“未有天地”之时,光明王国占据着东、西、北三个方位,最高神是明父,或称大明尊。

此国充满光明,至善至美。

黑暗王国占据南方,最高统治者是黑暗魔王,国内居有五类魔。

在初际——未有天地之时,光明、黑暗各守其界,虽互相对峙,但相安无事。

但此种局面未能持续下去,由于黑暗王国的无穷贪欲,爆发了黑暗王国对光明王国的入侵。

光明王国大明尊召唤出善母,善母又召唤出初人,初人再召唤出五明子——气、风、明、水、火,迎战黑暗王国入侵。

初人首战失败,五明子为暗魔吞噬。

善母向大明尊求救。

大明尊派出明友等,救出初人。

但五明子仍为恶魔吞噬。

大明尊为了收回五明子,不得不创造出今天的世界:

日、月、星辰、十天、八地、山岳等等。

构成这个世界的物质是众暗魔的身体,而管理这个世界的则是光明王国的净风五子:

持世明使、十天大王、降魔胜使、催光明使、地藏明使。

在创造天地之后,大明尊又进行了第三次召唤,召出第三使者和惠明使。

这两位明使把净风俘获的众魔锁住,加以甄别,把恶的部分扔入海内,变成妖物,由降魔胜使将其杀死;那些分不开的,扔在陆地上,变成树木、植物。

而雌魔皆纷纷流产,流产物化为五类动物。

[15]

黑暗王国之魔王则按明使形象,造出人类元祖——亚当、夏娃,肉体由黑暗物质组成,但里面仍藏有许多光明分子,组成人类的灵魂。

摩尼认为人类的身体是小世界,是宇宙、光明、黑暗的缩影。

《摩尼教残经》云:

“如是毒恶贪欲肉身,虽复微小,一一皆放天地世界。

”[16]

由于人类是暗魔的子孙,摩尼教吸收了基督教教义,继承人类生而有罪的原罪观。

因此拯救人类灵魂成为摩尼教的一种使命。

摩尼教教义再杂芜,但最终落脚点还在于拯救人类上。

人类之所以可以拯救,因为在人类灵魂中毕竟有光明分子——即有善的内含。

摩尼本人宣称他是大明尊者派到人间的最后使者,其使命是救度上至明界,下至地狱的一切众生,即要人类劳身救性,修行自己,拯救灵魂。

为此,该教制定出严格戒律:

四不:

不吃荤、不喝酒、不结婚、不积聚财物。

忏悔十条:

虚伪、妄誓、为恶人作证、迫害善人、播弄是非、行邪术、杀生、欺诈、不能信托及做使日月不喜欢之事。

遵守十诫:

不崇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行邪道巫术、不二见(怀疑)、不惰、每日四时(或七时)祈祷。

[17]

以上这些规矩传到中土后,部分地得到实行。

南宋有些史料记载,摩尼教持戒甚严。

而两浙摩尼教“不食肉”、“甘淡薄”、“务节俭”、“有古淳朴之风”。

[18]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

“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授受不亲者为明教。

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

”流行闽、浙的摩尼教徒则反对厚葬,主张裸葬。

摩尼教原典认为,教徒只要严守戒律,灵魂就能得救,即经月宫,再浮生到日宫,最后回归到一个全新乐园。

不知改悔者则在世界末日与黑暗物质同时被埋葬于地狱之中。

那时,支撑世界之神将卸任而去,天地随之崩坍,大火爆发,直燃烧至1468年。

按照摩尼教的说法,中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暗既侵明”开始,到形成天地,创造人类,一直到世界彻底毁灭为止。

然后进入“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的后际。

后际本质是向初际原始状态的复归。

只不过到那时黑暗将受到永久的禁锢,光明世界将永恒存在。

摩尼教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影响,还在于其崇拜光明、崇拜日月及明王出世等救世思想。

据《闽书》记载:

“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

[19]“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

”[20]崇尚“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因此“凡初入教而甚贫者”,“众率出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21]。

在元末则形成了“明王出世,弥勒下生”这个改天换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把摩尼教在中土的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推展到了极致。

二、弥勒观念与摩尼教的融合

弥勒观念与摩尼教的融合出现的时代很早。

对这种早期融合进行了研究的是澳洲华裔教授柳存仁先生、其后则是写过摩尼教专著的林悟殊先生。

我在写《中国民间宗教史》时对这种早期融合,失之关注。

1993年我在写《民间宗教志》时对两者融合的早期历史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正。

[22]即重新研究了南北朝、隋、唐时代融合的历史。

这种研究的结果,是把两教早期融合的历史与宋元时代两教的融合而成的香会,及其后的“燃香之党”,融会贯通。

一种在中国底层社会流行了一千余年的民间宗教救世思想,合乎逻辑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历史的谜团也就此真相大白。

据柳存仁考证,在南北朝时代摩尼教与弥勒教就有融合或相混合的纪录,甚至在摩尼教原始教义中也卷入了弥勒佛的信仰。

据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引道:

“第三,这些起义(指南北朝时代的起义)所打的弥勒旗号与摩尼教有关。

柳存仁教授以摩尼教文献残片M42的内容来证明弥勒佛被卷入到原始摩尼教义中,这块残片记载了一位明使对另一尊神的讲话:

“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和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槃时,他曾命令你:

‘在这里等待弥勒佛。

”’而残片M801亦是这样,把弥勒佛和摩尼等同,说他“打开了乐园的大门”。

在早期译成的汉文的弥勒经中,我们亦发现了不少和摩尼教经典类似的内容。

……

以上这些材料说明了弥勒的教义和摩尼的教义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这种联系很可能是两教在中亚糅合掺杂的结果。

[23]

林悟殊对柳存仁的观点有进一步阐述:

在早期译成汉文的弥勒经中,我们亦发现

了不少和摩尼教经典类似的内容。

……

弥勒经又把弥勒佛描绘成摩尼教的神那样,充满光明和威力:

“自紫金色三十二相,……光明照耀无所障碍,日月火珠都不复现。

”[24]《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形相仪》一章所述摩尼的形象,与弥勒佛相差无几……。

”[25]

如果我们沿着上述思路进一步分析南北朝、隋、唐史料,这一线索将会更加明晰:

学界公认的事实是摩尼教崇尚白色。

林悟殊考据:

“尚白是摩尼教徒的一个特征。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言摩尼“串以素帔”,“其居白座”,规定摩尼信徒的前四个等级“并素冠服”,即要穿白衣戴白帽;[26]在高昌发现的摩尼教壁画所绘的摩尼教僧侣亦正是着白色冠服。

[27]用这个观点分析,早在公元六世纪初摩尼教就有大规模的造反运动。

北魏孝文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汾州等地,少数民族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人“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服,持白卒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

……,大破之,于陈斩回成,复诱导诸胡,会斩送宜都首。

”[28]

弥勒教与摩尼教融合的事实在隋代代有新出。

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

入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

继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

[29]

而大业九年(613年),扶风人向海明“带兵作乱”,“自称弥勒佛出世”,建元“白乌”,亦可证当时的弥勒信仰者崇尚白色。

[30]

从以上弥勒教的一系列活动中,不难发现摩尼教的影响和两教融合的迹象。

由于这种信仰造成的一次次社会震荡,在有唐一朝就两次遭禁,特别在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亲下诏书,严禁:

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

[31]

开元二十年(732年)又禁断摩尼教:

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

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

[32]

这两条史料,可再次证明摩尼教混于佛教的弥勒信仰。

第一条史料中的白衣长发,分明指陈了不同汉俗的少数民族形象,“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正是摩尼教“妄称佛教”的具体内容。

而“诳惑黎元”,“宜加禁断”,说明汉地百姓亦受了摩尼教的影响,和前段史料中“眩惑闾阎”内容一致。

因摩尼教是“西胡”即回纥等西部少数民族的信仰,故在此等民族中不加禁断,“当身自行”,并非完全禁绝了摩尼教。

与唐末不同。

唐亡不过十余载,摩尼教徒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在陈州举事,“陈、颖、蔡三州,大被其毒。

群贼乃立母乙为天子。

”[33]在陈州活动的摩尼教徒的特点依然是混合于佛教,所谓“依浮屠市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

”[34]与唐代“诈云佛说”,“号为和尚”,“妄称佛教”仍属同一流脉。

仍可证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相融合之史实。

两宋是摩尼教全面走向民间社会、并极为兴盛的时代。

而摩尼教与弥勒教相混合之史实仍不绝于史书。

宋代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在贝州发生了与唐代王怀古相类似的王则造反事件。

史料记载:

“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小校。

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

则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

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

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

……则僭称东平王,国曰安阳,年号曰德胜。

旗帜号令皆以佛为号。

”[35]王则暴动后,宋王朝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击败王则军,擒拿王则,斩于京师。

我们在分析王则事件时,可以肯定其为弥勒教无疑。

至于其是否受到摩尼教影响,还需要分析。

此中史料记载的《滴泪》应是《佛祖统纪》记载的《佛说滴泪》。

《佛祖统纪》卷三九记载:

准国朝法令,诸以《二宗经》及非藏经所载不根经文传司惑众者,以左道改罪。

……不根经文者谓《佛佛吐恋师》、《佛说滴泪》、《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天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子曲》之类。

其法不茹荤饮酒,昼寝夜兴,以香为信,阴阳交结,称为善友。

一旦郡邑有小隙,则憑狠作乱,如方腊、吕昂辈是也。

如此魔教,愚民皆乐为之。

[36]

统观全文,无论所数经文、所行教法,皆指摩尼教。

《佛说滴泪》是摩尼教之经典无疑。

与王则事件史料相对照,可知崇信弥勒佛的王则教派亦受到摩尼教之影响。

从王则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弥勒教与摩尼教之融合。

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弥勒教、摩尼教实为南北朝、隋唐及北宋时代两大民间教派,且相互交汇融合,形成民间救世思想的主流。

二.从香会到烧香之党

宋代,北方信阳地区已经出现了“集经社”和“香会”的名目。

以我所见,无论集经社和香会都是摩尼教与弥勒信仰混合的宗教集会团体。

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记载,大观二年(1108年)信阳军(有的史料作信阳君)言:

契勘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及集经社、香会之

人,若与男女杂处,自合依条断遣外,若偶

有妇女杂处者,即未有专法。

乞委监司,每

季一行州县,觉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

此处集经社或香会即宋时广为流传的摩尼教之异名同教。

其理由如次:

第一,陈州(今河南淮阳),为五代、宋代摩尼教活动中心,五代贞明六年(920年)陈州母乙率摩尼教徒造反,陈州、颍州、蔡州“大被其毒”,是见声势宏大,影响深巨。

信阳毗邻陈州,相去不过二百里。

“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之教,自立一宗”,与唐代“妄称佛教”的摩尼教仍是一脉相传。

而“糅杂淫秽”即《宋会要辑稿》所云“男女杂处”。

陈州喜习左道之俗,在信阳亦如是。

至于摩尼教活动的重要地区蔡州、颖州则与信阳相毗邻。

从唐、五代、北宋史来看这一地区除了混于弥勒信仰的摩尼教外,则无他教活动的记录。

这一特点一直延续至元末刘福通传教举事。

第二,五代、宋代之摩尼教皆有习诵经文习俗。

部分摩尼教徒的活动具有“夜聚晓散”、“男女杂处”的特点。

而集会之时必烧香、燃灯。

一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恩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七时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证明赞、广大忏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善恶帧、太子帧、四天王帧。

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道、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

[37]

比年以来,有所谓白衣道者,聋瞽愚俗,看经念佛,杂混男女,夜聚晓散,……。

[38]

关于摩尼教诵经习俗,史料尚有多处,不一一列载。

第三,烧香结会为摩尼教另一特点,而结社之名又多变:

宣和间温台村民多学妖法,号吃菜事魔。

……日近又有奸滑,改易名称,结集社会,或名白衣礼佛会及假天兵号迎神会,千百成群,夜聚晓散,传习妖教。

[39]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

“愚民吃菜事魔,夜聚晓散,非僧道而辄置庵寮,非亲戚而男女杂处。

所在庙宇之盛,辄以社会为名,百十成群……。

”[40]

此处“结集社会”,“辄以社会为名”,依然继承了北宋时代的“集经社”、“香会”。

另一史料把这种组织特点作了集中的说明:

浙右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

……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日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成群,倏聚忽散……。

自称道民,结集党徒。

[41]

“结社”、“诵经”、“烧香”、“设斋”,是宋代摩尼教的几个特点。

而弥勒教与摩尼教的融合趋势,继隋唐时代,无本质之变。

吴晗认为隋唐之弥勒教“白衣长发”或“白冠练衣”,“与明教徒之白衣冠同,亦焚香、亦说灾祥、亦有小经、亦集徒侣,与后起之明教盖无不相类”。

诚哉斯言。

而香会之“香”除上述史料指证的“烧香”、“燃灯”之意,合于摩尼教追求光明的传统教义。

尚有“以香为信”的内容。

《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云:

“其法不茹荤饮酒、昼寝夜兴、以香为信,阴阳交结、称为善友。

”[42]可知香会之香的尚有第二个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香会之名,出现在北宋,那时的白莲教尚未问世。

元代,弥勒教与摩尼教相融汇之“香会”继续发展。

元初耶律楚材再次指斥“香会”,以为佛教之“邪”: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

[43]

耶律楚材将白莲教与香会并列为释教之邪。

但是在元代初中叶,多数白莲教团依忏堂而存在,念经垒忏,安分守法,与元末情况不同。

与香会亦不同。

元末,农民军兴,香会成为组织纽带,香会之称亦变为香军,宗教组织转化为军事组织,烧香结会,礼弥勒佛,继而韩山童父子被奉为出世之明王,下生之弥勒佛。

不甘现世苦难的民众聚拢在这面旗帜之下,揭竿造反;而南方的“妖僧”彭莹玉则倡弥勒下生之说,其徒众终附于徐寿辉,共拥寿辉为“世主”,倡议举事。

轰轰烈烈的反元的农民大起义由是而成。

“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信仰。

它极大地鼓舞了起义者的斗志,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信仰旗帜。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权因“灾异叠见,黄河变迁”,“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

是年五月,“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44]。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刘福通是韩山童的弟子。

关于韩山童,元末或明代史料记载颇多:

初,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

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

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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