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移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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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移民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移民

　企业家在移民时只要不涉及不正当的资本转移，社会舆论就应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横加指责，嘴炮式地抢占道德制高点恰恰是非良性社会的佐证，也是最廉价的伪善、伪正义。

但作为执政者，则必须思考如何留住企业家，因为不管怎么说，被社会精英资源用脚投票，并不光荣、且很难堪。

要想移民美国，只需准备一张三四十万美金的存折。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散落着许多璀璨的明珠——汤加、塞班、马绍尔群岛，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

它是一个迷人的旅游胜地，涨潮时国土缩小三分之一，在那里呆够两年，就可以获准去它的托管国——美利坚合众国……”这是20多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

　　时过境迁，贝劳如今已脱离美国托管。

要想移民美国，只需准备一张三四十万美金的存折，就不必绕道贝劳了。

从理论上讲，在北京四环内拥有房产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美利坚公民，笔者熟悉的朋友中就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计划移民。

　　但相较于一般中产的移民，企业家移民无疑更能刺痛社会敏感脆弱的神经，去年“张兰事件”中的那张无法送达的法院传票所引起的骚动，仍让人记忆犹新。

有意见认为“企业家移民属个人行为、无需为义”“忧心企业家移民是杞人忧天”，与之相左的观点则认为“企业家是最稀缺的社会资源，会造成稀缺资源和民间资本的流失，需设法应对”。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只说对了一半。

风吹方有草动，能在改革开放大浪淘沙之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家无疑大都是头脑聪慧之人（至少也算得上聪明的投机者），他们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恐怕是真真切切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A先生的移民观

　　A先生是笔者熟识的一位投资家，早年供职于中央智囊团任幕僚，后下海经商，通过与洛克菲勒以及索尼等的合作起家。

此前的产业工厂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但如今已选择全部关闭，并将大部分的资金和精力投向了东南亚。

　　A先生在日本遇到一些欲进入或扩大大陆市场的企业家时，总是会建言他们三思，因为他认为“大陆目前的经商环境糟透了”“大陆的黄金时代将终结”“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笔者问其对移民的看法，A先生认为，“企业家随时都能移出去，但对于百姓而言，能移还是要尽快移，等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后，想移的人会更多，各国届时恐怕将不得不提高门槛，移民或许将比现在困难。

”

　　提到大陆某著名企业家呼吁企业家不要移民，A先生回答：

“我与他认识，他本人的可选项很多，想移的时候很简单。

抛开移民的观点不谈，他说的在大陆经商从未贿赂过，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大陆的经商环境，某种意义上说是逼人作恶、犯罪，不贿赂就会随时被找麻烦，但一旦贿赂按照法律就是违法，等于留下了把柄。

”

　　“也就是说，这些或主动或被动所造成的‘原罪’性把柄，会让企业家惴惴不安？

”笔者追问道。

A先生回答：

“‘先天性原罪’是造成不安的原因之一，说到底，人在根子上是向善的，为恶之后有不安是正常的反应，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贿赂借助了公权。

此外，只要公权未得到有效限制、私产在公权面前难得到保护，将永远不会让企业家真正对体制放心，此前的重庆就是鲜活的例子。

”

　　A先生很坦然地认为，“人活一生就几十年，说白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物体，没必要被所谓的民族、国家等人为虚造的概念束缚住手脚。

”不过，话虽这样说，笔者却从A先生身上感受到浓浓的中华情节和不时流露出的忧国忧民，读出了某种“自我矛盾”，其实连他自身都无法超脱这些“束缚”，甚至比大多数人都更为密切地关注着未来走向。

　　B女士的移民观

　　B女士曾被大陆某省评为省内十大女企业家之一，企业经营范围较广。

如今已经移民新加坡，但产业只是部分移至新加坡，大部分仍留在大陆。

　　她曾对笔者说道，“大陆转型很难，顶层不想真改，而其实底层也不希望大变动。

比如我的父母之前就经常不理解像我这样经商成功、衣食无忧的人为何还抱怨，觉得我应该感谢才对。

他们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治理成这样很不容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很多人对取消农业税都已经感恩戴德了。

但将父母接到新加坡一段时间后，他们的观念就开始变了，只有比较才知道差距，在这个基础上，再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就可以慢慢理解了。

”

　　如今她的家人基本上都生活在新加坡，那么，为何要选择新加坡呢？

“我的儿子在美国，我的英语不好，而且生活习惯更偏东方，新加坡当然就是首选。

其实，XX、XX等人都移民新加坡或拿到新加坡永居权了。

”她列举的几人都是大陆响当当的大企业家。

　　笔者问她是否建议移民，她回答说，“拿着大陆的护照，出行确实极为不便。

但移还是不移说到底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尊重个人的选择即可。

何为中国人？

拿着中国的护照就是中国人、不拿中国护照就不是中国人了？

这其实只是法律上的界定，骨子里打着中国人的烙印，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一个国家若真良性的话，其实不太会介意移民这件事。

中国如此介意且触动社会的神经，这一现象本身恐怕也需要思考。

”

　　说完，她反问“日本会很介意本国人移民吗？

”我摇了摇头回答：

“日本不太会关心这些，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报道探讨这一话题。

2008年南部阳一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媒体在报道时会加括号标注‘美国籍’，但很少有人对此批评或声讨。

”

　　A先生、B女士的移民观有同有异，但都符合当前企业家移民的动机——为了更好的生活或安全保障。

笔者认为，企业家在移民时只要不涉及不正当的资本转移，社会舆论就应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横加指责，嘴炮式地抢占道德制高点恰恰是非良性社会的佐证，也是最廉价的伪善、伪正义。

但作为执政者，则必须思考如何留住企业家，因为不管怎么说，被社会精英资源用脚投票，并不光荣、且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