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社会调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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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的社会调研
摘要：
近年来，以社交网络、微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社会化媒体创新发展的势头较为迅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化媒体工具应用大国。
目前我国网络社会化媒体运行整体呈现出用户规模庞大、言论活跃、互动频繁等特征。
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化媒体内谣言传播事件多次发生，在网络环境内造成了较大的恶劣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
高校学生群体是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群体对社会化媒体工具普遍较为熟悉，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表达意识。
本报告重点研究高校学生群体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信息传播的态度行为的基本类型与特征，深入剖析了形成某态度行为的内在外在原因根据，并结合网络媒体使用与管理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本文对深入把握网络新媒体运行规律，正确审视对待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现象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高校学生社会化媒体微博运行机制谣言传播态度行为原因根据
一、本项研究背景情况说明
（一）社会化媒体的概念
1.定义
社会化媒体是一个近来出现的概念，大致上指的是“能互动的”，给与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或者说，如果缺乏用户的有效参与，平台基本上就是毫无内容的媒体。
在社会化媒体领域，有两个关键词：
UGC（用户创造内容）和CGM（消费者产生的媒体）。
2.特征
参与：
社会化媒体可以激发感兴趣的人主动地贡献和反馈，它模糊了媒体和受众之间的界限；
公开：
大部分的社会化媒体都可以免费参与其中，他们鼓励人们评论、反馈和分享信息。
参与和利用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
交流：
传统的媒体采取的是“播出”的形式，内容由媒体向用户传播，单向流动。
而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在于，内容在媒体和用户之间双向传播，这就形成了一种交流；
对话：
传统媒体以“播出”的形式，将内容单向传递给受众。
而社会化媒体则多被认为具有双向对话的特质。
社会化媒体改变以往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方式为多对多的“对话”；
社区化：
在社会化媒体中，人们可以很快地形成一个社区，并以摄影、政治话题或者电视剧等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话题，进行充分的交流；
连通性：
大部分的社会化媒体都具有强大的连通性，通过链接，将多种媒体融合到一起。
3.基本形式
最常见的是博客、微博客（微博）、轻博客、互动参与式百科、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和内容社区。
4.类型
社会关系网络、视频分享网络、照片分享网络、合作词条网络、新闻共享网络、内容推选媒体、商务关系网络、社会化书签。
（二）研究意义
了解大学生对社会化媒体传播谣言的态度以及在生产、接受、传播信息过程中的行为，有助于了解两方面的信息。
首先，有助于了解社会化媒体这种新的信息媒介传播信息的特点，进而了解它传播谣言较之传统媒体的新特点；其次，有助于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对网上纷繁的各种信息所做出的反应。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谣言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于谣言产生、传播过程和危害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
早在1947年，美国学者戈登?
奥尔波特和利奥?
波斯特曼便对谣言传播的心理有了系统的研究，并总结出谣言的基本法则，即R~i×a，即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
卡斯?
R?
桑斯坦（2009）认为谣言的传播者可分为谋求一己私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恶意中伤者。
谣言的接受者则可分为处于困境者或受先入为主观念影响者。
他提出谣言通过社会流瀑和群体极化两个部分重叠的过程传播。
当受众倾向于相信他人所信或所为时社会流瀑就会发生。
谣言引起的恐慌也通过这一从众心理广泛散播。
当想法相似的人集中在一起时，往往经过交流后得出比先前更加极端的想法。
这便是群体极化效应。
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这一效应常使受众由半信半疑转变为坚定相信。
在互联网谣言大面积扩散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感到谣言的强势和辟谣的无力，对此，伊丽莎白?
诺尔-纽曼的（1991）理论解释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能够影响公众对一间气候的感知，进而影响民众在公开场合的意见表达。
从而表现为沉默螺旋中，被感知到的优势意见的扩大与被感知到的少数意见的沉默。
对于网络传播，近年来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业内人士朱海松认为网络传播具有不可预测性、连通性、开放性、互动性且没有终点，网络传播不稳定同时不可计算、不能集中控制，是一个混沌过程，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但是在网络传播中，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当中，存在着信息节点，形成无标度网络模型，少数节点连接数大大超出普通节点。
20%的知名博主有着80%的流量、过千万的点击量，同时又有巨量“僵尸博客”存在。
关于此类媒介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学者刘晓红、卜卫（2001）认为受众的判断受到先前知识、处理策略、人口特征、媒介接触频度、卷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网络传播赋予广大网民以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力，何威（2011）认为网民既生产内容又是受众，他们生产新闻信息、观点评论、知识和艺术作品，他们在生产内容的同时也生产内容传播的渠道，网众通过其媒介接触和使用，生产社群。
目前日益发展的社交类网站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重要媒介。
这些社会化媒体中存在意见
领袖，当这些意见领袖最先发表相关消息时，其他受众跟进形成连锁反应（Noelle-Neumannm&Mathes,1987）1984年，麦克库姆斯（M.McCombs）等说明，媒体并非平等地对待所有话题，其中部分被详细报道，另外部分的报道则被削减的十分严重。
这类似于金融学的格雷欣法则，网络中可以观察到，谣言的传播面积、速率均高于真实信息和辟谣信息，后者在网络传播中被明显的削弱了。
网络媒介的重要使用群体之一是大学生，在对大学生网络使用状况的研究方面，周朝霞、张国良等（2005）调查认为大学生网络使用正在从稚嫩走向理智和成熟，网络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金星人际沟通的重要方式。
使用网络提高了大学生的信息解读、沟通交往能力。
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日趋理性，网络素养持续提升。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学界对谣言、网络传播、社会化媒体传播、大学生使用网络情况有着具体和详尽的论述，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但是目前对于网络谣言或者社会化媒体中网络谣言的传播以及大学生对于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的态度尚没有十分具体的专项论述。
当前网络社会日益崛起并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对于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和对作为重要用户群的大学生与网络谣言态度、行为互动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
（四）研究流程与研究方法
1.研究流程
本项研究全程历时约2个月，主要环节流程包括选题选定与研究方案框架设定、初步访谈并查阅前期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假设整理研究思路角度、设计编写调查问卷开展问卷调查、分析处理调查结果、展开案例分析研究与针对性访谈、撰写调研报告。
整个环节安排完善有序，结构紧凑，能够有效保证本项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本项研究具有较为鲜明的实证属性，开展针对性问卷调查是其内在要求。
基于我们的研究假设与研究预期，我们编写设计了《高校学生对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态度行为研究调查问卷》。
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累计30道题目，题目类型涉及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限选题、多项任选题、量表题、组合式题目与案例分析题目等形式。
问卷总体质量较高，对真实全面反映被调查者观点态度，推动本项研究进程作用突出。
（2）理论研究法
本项研究的成功推进，与学界众多学者前期研究成果关系密切。
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跟踪把握网络媒体领域的最新动态以及学界对此的研究进展，拓宽理论视野并丰富研究视角，为本项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思路引导启发，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总的看来，本项研究在理论研究层面做到了扎实、充分、高效。
研究团队在研究前期查阅了大量相关领域学术专著与在权威学术期刊上新近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梳理归纳总结了诸多高价值的信息，并将本项研究纳入理论化、体系化的轨道中来。
（3）交流访谈
作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补充，访谈交流有助于充分、直接、有效地获取目标研究信息。
研究团队结合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的相关问题，在我校与北京其他几所高校随机选择了若干位普通同学进行询问访谈，了解他们对特定问题的观点看法，并与问卷调查结论相互比较印证。
此外，研究团队还约请了学界权威教授专家发表意见，为本项研究提供进一步理论支持。
（4）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对本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一年以来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内影响力较大的谣言传播事件，了解知晓案例所涉及事件的被调查者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观点认知。
这两个案例分别是：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引发国内民众“抢盐风波”，2011年7-8月“郭瑶假冒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
引入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观察被调查者在具体事件环境中的态度反应，为研究结论的得出提供多方面的佐证。
出于研究便利性考虑，我们将案例研究嵌套在调查问卷之中。
二、高校学生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态度行为样本分析
（一）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1.背景信息说明
本项调查共发出问卷308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
在全部样本中，男性被调查者比例为37.66%，女性被调查者比例为62.34%，样本覆盖本科一年级至博士研究生各学历层次，被调查者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主要涵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沈阳、大连、兰州等地，另外部分样本来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台湾地区，少量样本为海外高校中国籍留学生。
被调查者主修专业涉及众多领域，新闻传播类、财经类、理工类等学科门类均有代表。
总体而言，本调查样本选择基本实现了年级层次、地理空间分布、知识结构背景的相对全面覆盖，样本结构较为科学合理。
图表1被调查者性别构成
2.网络媒体使用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各类互联网络媒体工具的使用度均较高，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络媒体工具为社会化媒体网站（84.4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化媒体工具在当前高校学生群体内部已经实现高度普及应用，登录使用社会化媒体网站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群体网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2被调查者网络工具使用情况
本调查样本每日平均网络使用时间在2小时之内的比例为19.81%，每日使用时间在2-5小时的比例为64.61%，每日使用时间在5小时以上的比例为15.58%，样本整体每日网络使用时间平均估计为3.42小时。
被调查者社会化媒体登录使用频率普遍相对较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能够保证每天至少有一次登录使用行为，其中高达56.8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每天多次登录使用社会化媒体工具。
多数被调查者社会化媒体工具使用经验丰富，对于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的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现象和行为关注度较高，对于这一问题普遍拥有切身体会和相对独立自主的判断认知。
（二）高校学生对谣言信息态度行为反应样本分析
1.受众群体对谣言传言信息初步反应样本分析
在本次调查有效样本中，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经常在网络媒体中发现未经权威方面证实的传言信息或者是谣言信息。
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在传播环节中具有相对较高的受众到达率，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用户对这类信息的获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
受众群体对于此类传言谣言信息的基本认知判断和态度行为反应对于这类信息传播效果的达成与传播目的的实现影响突出。
图表5被调查者在获悉谣言传言信息后的态度反应
调查显示，存在25.0%的被调查者对此类信息持采信的态度（即选择“完全相信”或“部分相信”），表明此类信息在高校受众群体内能够形成一定的传播效果。
有三成左右的受访者对此类信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表明此类信息对于这些受众产生一定的作用，受众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尚无法对信息作出准确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同时这部分受众并无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明确表示，可以推知这部分受众对于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环节作用影响较小。
存在31.82%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权威方面出面对信息进行澄清、证实或证伪，这反映出部分受众在有限的信息掌握知晓量下依靠自身力量对信息本身进行判断行为的困难性，显示出这部分受众对权威信息、正面信息较高的需求度。
另外，也有部分被调查者选择“完全不相信”与“无聊，视而不见”这两个选项，可见这部分受众对此类信息抱有倾向性排斥心理，对此类信息习惯性地赋予主观认定，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谣言传言信息的作用效果相对微弱。
2.受众群体转发扩散传播行为样本分析
图表6促使被调查者怀疑信息真实性的因素
针对引起高校学生群体怀疑信息真实性的原因，约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是“信息来源不明，发布主体并非为正式的组织机构”。
尽管有些信息很难单纯从其内容上明显判断，但是其消息来源却是引起质疑真实性的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另外，从内容本身来看，有64.88%的被调查者因“信息中词语运用存在显著倾向性与色彩性”，55.85%的被调查者因“信息过分强调部分细节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而促使其对信息真实性产生质疑。
对于同一事件，当事各方往往会基于自身立场，陈述不同的事实经过，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
色彩性和过分强调细节有明显的个人主观思想倾向，不具有客观中立事实属性。
本次调查中，58.5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求证，也不会转发那些模棱两可、感情色彩强烈的信息，另有近两成的人表示会在求证真实的前提下转发，同时有17.06%的受访同学甚至在求证其真实性后也不会转发。
基于前面的数据可以得知，大多数受访者对于信息转发基本上还是持有较为慎重的态度。
但需要注意到的是，仍有8.03%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在不求证的情况下就进行转发。
尽管这个数目仅占总数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系统思想的网络社会化媒体，使得每个受众用户都成为了一个“自媒体内容发布者”。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经他一个人转发这条未经证实的消息，他的所有好友或“粉丝”就都能浏览获悉到这条信息，而在其上百个好友粉丝中，只需有几个人接续转载，就很有可能令更多的人获知这条信息。
这条信息的受众规模量度与受众范围广度将以几何级数迅速增加和扩展。
求证信息真伪的方式有很多，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被访者选择“借助权威媒体”来验证信息的真伪。
也有将近半数的被调查者通过“自己多方求证”来辨别其可信度。
仅有少数用户借助转发量和发布者的知名度来帮助判断。
在对被调查者转发原因的调查中，多达58.52%的受访者表示“这条信息意义重大，应该让更多的人知晓”。
受众对信息价值的认定成为重要的传播行为动因，此外选择其它选项的样本比例相对平均，这表明受众转发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影响。
本题将各分支题目选项“完全无影响”、“基本无影响”、“一般”、“有一定影响”、“有很大影响”分别赋予整数值1-5，面向整个样本进行统计，并计算各分支题目选项参数平均值。
信息自身的内容形式结构特征对于受众转发行为的产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各分支题目选项平均值均大于3，可见信息内容所牵涉的社会热点话题与公益性主题，信息发布来源的权威性，信息表述结构的严整性与结论的明确性等因素对于受众转发传播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助推效应。
另一方面，我们对无转发传言谣言信息行为的社会化媒体用户的行为原因进行了调查探究。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选择“不认同其观点或质疑这些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这一选项的比例明显偏高，达72.83%。
由调查结果分析可知，部分受众能够对此类谣言传言信息作出基本事实价值判断与认同度感知，出于质疑信息真实有效性的理性心理因素，加之受众拒绝认可信息所承载的态度观点的判断选择，这部分群体在对待谣言传言信息的行为上会表现出主动抵制，回避参与的现象。
讨论分析受众群体对已被证明过的信息行为态度，多数被调查者表示不会采取继续传播原信息的行动，另外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表示同样不会发布或转发澄清或辟谣言论。
另一方面，有约59.0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可能在小众群体内部通过人际传播方式扩散信息；此外也有17.21%的被调查者对利用网络媒体发布澄清或辟谣性质的信息言论持积极态度。
3.作为原始信息源的受众态度行为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得知在被调查者中，有约70%的受访者承认自己经常或偶尔有过针对热点话题原创内容并在网络媒体平台发布的行为，这表明对于高校范围内的网络媒体用户，大部分受众不仅以信息接收者或次级传播者的身份存在，同时兼有公开信息制作者与一级传播者的身份。
尽管仅有8.7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原创信息并发布，但是考虑到网络社会化媒体传播环节的即时性、广域性与多级扩散性，这部分原创信息的影响力不可小视。
对于有过原创信息并公开发布行为的网络用户而言，传播活动中自我审核控制的环节对于保证信息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图表15可知，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会对自己的原创内容进行真实性确认。
另外有20.13%的被调查者称自己无需查证即可确认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我们可以判断推知这两部分群体在信息制作与发布环节承认自己负有信息真实性责任，并可能对信息传播产生的问题采取积极态度。
同时仍有25.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核实信息的意识，这部分用户有成为不实信息、片面性或不完整性信息源头或助长此类信息传播势头的潜在可能性。
对于信息的一级发布者或次级转发传播者而言，发布决定的做出必然以一定的信息次级因素或目标动机为基础和推动力量。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承认自己在信息原创发布或在信息转发环节中存在对信息传播效果的预期，仅有21.75%的受访者不是如此认为。
在调查结果中，有约半数的受访者对信息可能产生的效应持积极的欢迎姿态，但本选项并未限定该效应为正面或者是负面性质。
另有14.61%的受访者与18.51%的受访者分别选择“可能引发负面效果”以及“对负面效果担忧”这两个选项，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对信息传播效果没有进行足够预见，以及部分受众对原创或转发信息行为的事实上的部分否定，也不排除一些受众用户有意制造负面的传播效果。
（三）谣言传言信息传播范式考察与生命历程分析
本题命题出发点在于整理归纳谣言传言信息传播进程中后期在网络媒体以及传统媒体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并探知高校学生群体在网络媒体应用经历中对这些现象的注意度以及此类现象背后反映出的社会化媒体自生或外生行为举措的效度。
本题中，“传言谣言信息在广泛传播数日后，呈现出关注度骤然冷却的情况”、“传言谣言信息在一段时间后趋于消亡，很少有人反复提及”、“传言谣言信息被澄清与辟谣言论所覆盖”三个选项均得到约半数被调查者的认同。
上述三种情形在高校学生群体网络应用实践中出现的概率较高，我们可以推知，根据多数高校学生用户的观察，谣言传言信息的生命历程较为有限，谣言传言信息在形成传播影响效果的同时也显现出趋向衰亡的必然归宿。
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热度越高，受众对其知晓度与关注度就越大，受众对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产生怀疑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必将促使更多真实信息被披露与解读，更多对谣言传言信息的纠正信息或是对其的批驳言论涌现，此外也会出现更多对谣言传言信息及其恶意发布者的批评谴责。
也有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传言谣言信息超越网络社会化媒体界限引发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与“网络传言谣言信息被传统媒体调查报道后被澄清”这两个选项。
可知有部分被调查者注意到传统媒体等外部力量介入网络社会化媒体内部发生的谣言传言传播事件。
我们在此将非社会化媒体内部因素造成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效能弱化或消失的现象描述为外部净化效果，促使这种效果形成的影响力即为外部净化力。
与之相对应，社会化媒体对于谣言信息传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净能力，这种自净能力是社会化媒体的固有特征，是社会化媒体用户在高度互动性、参与性的应用空间内自发产生的对于信息本身的真实度检验与对正面信息的针对性传播。
从社会化媒体运行现实状况来看，用户行为具有能动性特征，同时这种能动性行为存在高度可复制性与可仿效性，在社会化媒体运行环境中，正面信息的多级传播扩散将使得社会化媒体对于谣言传言信息的自净能力发挥到可观程度。
（四）受众群体对社会化媒体管理举措的意见样本分析
1.受众群体对社会化媒体内谣言传言信息影响主观测度样本分析
问卷第20、21、22题的设置目的在于集中了解被调查者对网络媒体中，特别是社会化媒体中存在的谣言传言信息现象的主观态度认知以及这些信息对自身和社会影响程度的主观感知。
在全部有效样本中，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倾向宽松管理，认为对于存在于网络社会化媒体中的谣言传言信息“可以适当加以管理，但不必过于严苛”；另有29.55%的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持有明确反对和抵制态度，认为应当“应该坚决制止”；存在5.19%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有当谣言产生恶劣影响时才需约束管理”，可见这部分受访者对于谣言传播的态度决定于现实效果的性质，而非谣言信息自身性质。
此外，有1.95%的被调查者认为对于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无需加以约束，存在7.79%的被调查者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从总体上来看，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主张对谣言传言信息加以“适当”的约束与管理措施，网络谣言信息传播存在一定的社会根源与传播者主观心理动因，并与信息透明程度与共享程度不无关联。
尽管部分谣言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是基于不正当目的，但是部分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实质上成为社会化媒体内部对信息进行自我求证、自我辨识的过程，信息的发布者与次级传播者自身并无特定不良目的。
同时对于社会化媒体内部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也难以界定直接责任人与过错方，针对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的约束管理很有可能趋向简单化、机械化，很可能造成管理方式与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规律以及社会化媒体应用发展趋势契合度不高的情况，多数受访者主张审慎对待网络社会化媒体约束管理的态度具有一定合理性。
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谣言信息对于自身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受访者占全部样本数的7.14%，而持谣言信息对于社会“有很大影响”的比例却为55.52%，可见二者数据相差之悬殊；认为谣言信息对自身生活“稍有影响”的受访者占样本总数的比例为44.81%，而在判断对社会影响程度的题目中，这一比例为36.04%；认为谣言信息对于自身“没什么影响”的受访者占据37.66%的比重，认为谣言信息对社会“没什么影响”的比重为3.25%。
高校学生群体对谣言信息对自身的影响程度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被调查者普遍认为谣言信息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于自身的影响程度，在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对谣言信息影响的主观测定中，“第三人效应”已经可以被观察到。
2.受众群体对社会化媒体管理举措意见建议与认可度样本分析
本组题目命题出发点在于全面考察高校学生群体对网络谣言信息治理以及健康有序网络信息环境建设管理的意见看法，这部分的分析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化媒体谣言信息传播治理管理必要性，二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管理的对象指向，三是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对信息传播管理的策略建议。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对谣言信息的始作俑者采取处理措施，仅有6.17%的受访者认为无需处理。
具体到处理举措，“建立用户黑名单，对上榜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发言予以限制”赞同比例最高，达64.29%；此外，“短期禁止发表言论”这一举措同样具有相对较高的赞同度，“永久注销其微博账号或撤销其他社会化媒体使用权限”这一举措的认可度最低，多数被调查者支持对谣言源头传播者实施一定程度的制裁举措，被调查者对于制裁严格程度有所保留，不希望对其采取撤销、剥夺使用权限或诸如此类的驱逐、排除性措施。
被调查者对是否制裁谣言次级传播者（多为社会化媒体内有信息转发行为者）这一问题态度基本持平，赞成比例为45.13%，反对比例为54.87%。
这反映出被调查者对于转发者是否应该为其行为付出代价这一问题尚未存在明确倾向，态度观点相对分散。
在本调查样本中，近七成的受访者支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抢占先机，挤压谣言生成空间”这种策略来应对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网络谣言泛滥的现象；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采取综合措施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以此疏导社会公众负面情绪；相比之下，支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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