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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集》中的妇女形象塑造

邯郸学院

成人高等教育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论《鲁迅小说集》中的妇女形象塑造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年级级专升本

专业汉语言文学

2013年9月30日

 

论《鲁迅小说集》中的妇女形象塑造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特征,大致可分为:

命运悲惨的女性、自发反抗的女性、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三种类型。

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

人的悲剧命运的产生往往不仅仅是来自外界的摧残,还有来自内心的自我毁灭。

祥林嫂最后沦为乞丐、走向死亡,并不是因为她生存能力的丧失,而主要是因为她的精神走向了死灭。

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探索中,他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放妇女,反对封建礼教和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

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地战斗。

关键词:

 鲁迅女性形象  封建悲剧反抗妇女解放

前言: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祖。

他以强烈的启蒙主义思想、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新颖特别的艺术技巧,刻画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极大的丰富了是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学习榜样和丰富经验。

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予极大地关注。

他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妇女形象如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

作者选取的这四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她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同,但她们的命运都是令人同情的,她们都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鲁迅先生通过描写她们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地探索。

一、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

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很大的关注。

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

受苦受难的单四嫂子

《明天》的主人公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

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

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

逆来顺受。

“她是一个粗笨的女人”,但是艰难与困苦并未让在饿死边缘挣扎的单四嫂子对生活失去信心,因为她还有儿子——她的希望。

丈夫死后,她把所有的寄托,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宝儿身上。

宝儿已不仅是她的儿子,更是她活着的意义,她的“明天”丧夫之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她不敢改嫁,更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想靠自己的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三岁的儿子,在深更半夜就开始张罗明天的生活。

然而,生活却并没有因为她遵循礼教从一而终而善待她,厄运向她袭来,她的希望和寄托,她生命的意义——宝儿,生病了,求签、许愿、吃单方都试过了,然而病情依旧不见好转。

最后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何小仙身上,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

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

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

社会不把她当人看,她也不知道人的正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幸,反而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

单四嫂子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单四嫂子这样的妇女们就在这样的桎梏中痛苦地挣扎着。

而更为悲哀的是她周围的人们,“好心”邻人王九妈和庸医何小仙是断送单四嫂子“明天”的罪恶之源,“好心”的王九妈和“乐于助人”的众邻居,是被社会驯服的一群冷血动物。

王九妈在操办宝儿的丧事时,竟如此熟练、如此程式化,对她来说宝儿纯粹是一个小尸体,冷酷之极真是令人咋舌。

当人们七手八脚地盖上棺盖时,单四嫂子的那颗早已痛苦不堪的心也被七手八脚扯得粉碎。

可以这样说,在这样一个阴森的社会里,单四嫂子即使不死在自戕的绳索上,也会被扼杀在封建礼教桎梏的氛围中。

在阴冷冥冥的世界里,尤其是在那塞满诱惑、欺骗的混浊险恶的环境中,面对人们的冷漠她不得不承受精神上的孤独和空虚,单四嫂子孤身一人在“太静、太大、太空”的屋子里煎熬着自己的心,在冷漠、无情、麻木、侮辱中,等待一个毫无着落的“梦”,她对自己所遭受地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所寄托的如梦幻般的明天,“心里算计:

不过是梦罢了„„明天醒过来„„宝儿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地玩去了”。

然而,明天又能怎样?

作者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四权”捆缚的祥林嫂

《祝福》中的祥林嫂同单四嫂子一样,是一个失子的寡妇。

她同样也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但这样一个平凡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活在吃人的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父权、神权四座大山把她彻底压碎了。

祥林嫂是勤快、能干的。

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

她具有传统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品质。

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把她强嫁给山里人。

当她在山里平静的生活中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又成了寡妇。

可是她还有儿子,所以,这也还不能打垮她。

阿毛被狼叼走,给了这个坚强的灵魂不可抵挡的一棍,她终于改变了,"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得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

在周围人的鄙视和侮辱下,她渐渐走向崩溃。

柳妈的话,使她感到了阴间地狱的威胁,以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祥林嫂,你放着把!

”。

这个女人,终于完全失去了抵御的能力,终于在精神上走向了死亡,而肉体上的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祥林嫂是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绞死的。

在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劳动妇女,尤其是寡妇,尤其是再嫁的寡妇、失子的寡妇,在社会上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鲁四老爷对她实行经济上的剥削、肉体上的摧残。

就因为祥林嫂能干,"竟没有添短工"。

不仅如此,鲁四老爷们还在精神上给予她无情的打击。

就因为祥林嫂是寡妇,鲁四爷已经皱了眉;再嫁再寡,就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候帮手的份也被禁止了。

就连如祥林嫂一般的受压迫者,他们实际上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对祥林嫂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

而婆婆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劫回,不顾死活的强迫把她嫁到山坳里去,实际上依赖的是封建社会的族权、夫权。

阴间的恐怖,代表了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在精神上折磨着祥林嫂,使她花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一条门槛。

就这样,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织成了一张有形和无形交织的网,通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有效地完成着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任务,无情地粉碎了祥林嫂的一切努力和挣扎,终于酿成了祥林嫂这个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剧。

祥林嫂在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阴间有没有地狱的疑惑中倒毙在祝福之夜的雪地里。

她至死也不明白她因何而死。

而活着的人就有明白的吗?

且看这段描写:

祥林嫂到处向人倾诉她的痛苦,人们反应如何呢?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只是供人们消遣的故事。

这些老女人正是在欣赏她人的痛苦过程中,欣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

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

她们中又何尝没有如祥林嫂一般的受压迫者,而祥林嫂的死,她们就没有帮凶之嫌?

这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的麻木、混沌,实际上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祥林嫂的悲剧,同样暴露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的劳动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而失子的寡妇几乎就失去了生存的权力。

她们无法承受各种精神上的奴役和压迫,而这种压迫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是无形的绳索,它给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带来的创痛是极其酷烈而不易清除的。

祥林嫂和单四嫂子的形象塑造,正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封建礼教等的无情鞭挞和血泪控诉。

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

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

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封建礼教钳制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在《离婚》中塑造的有一典型妇女形象。

这个典型,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同祥林嫂、单四嫂相比,爱姑是有点反抗性的。

她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最后对方不得不请出"和知县老爷换帖"的七大人来调停。

娘家又有依靠,父兄都支持她,这也是祥林嫂们没法比的。

作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村青年妇女,她多少受过一些辛亥革命反封建的影响,所以不像祥林嫂、单四嫂那样任人摆布,有一定的反抗精神,要大闹一场,"悬想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但又怎么样呢?

七大人矫揉造作的一个动作就让她全线崩溃了,尽管她早以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她的反抗是强烈的,但失败同样是惨重的。

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七大人,并不像她所幻想的那样知书识理,讲公道话,会同情她支持她,而是仍然要维护"公婆说走就得走"的封建礼法、封建秩序,他凭借自己的权势、地位,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爱姑压服了。

在同七大人这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交锋中,爱姑表现得是多么的幼稚和软弱啊。

爱姑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钳制,她的反抗是不自觉、不彻底的。

爱姑由于丈夫姘了另外一个女人而与丈夫、公公闹了起来,她敢于骂丈夫“小畜生”,骂公公“老畜生”,辛辣的言辞、坚决的行动,一洗柔弱的中国妇女形象。

但是爱姑却还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女性。

她与丈夫、公公闹,不是因为她有所觉醒,要争取自主的权利和自身的人格尊严,而是因为丈夫又找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威胁了她的地位,这个女人和她一样都要依附于丈夫,这个女人要分割她作为一个家的一员从丈夫那里得到的仅有的一点经济权,于是她做出了反抗,不接受丈夫的休书离婚,不听慰老爷的调解,而最终闹到了七大人那里,“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

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

那么容易吗?

……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

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她反抗的结果无非是想争到名正言顺、合乎礼教规范的奴隶地位,她企图以高额的遣返费来打消丈夫的念头,好在施家呆下去,因为离开了施家自己也无法生活。

如果不行就要闹的施家家败人亡,以报复丈夫一家,而自己也得到一些钱财维持生活。

她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了掌握着经济大权的统治者七大人或更高职位的人的身上,在七大人处,就爱姑被赶走究竟要多少钱的问题上一直僵持,终于七大人一声“来——兮!

”她心惊胆战,颓然就范,一切成了定局。

爱姑接受丈夫的休书离婚,而自己得到了九十元钱,钱交到了爱姑父亲手里,双方各自收好红绿帖子,至此,爱姑的抗争被迫停止了。

爱姑是不同凡响的,她敢于反抗封建礼教,与自己的丈夫、公公抗争,但是爱姑却无法通过反抗而争取到名正言顺做奴隶的资格,她回到施家的愿望破灭了,她想闹得施家家败人亡的愿望也破灭了,所以她是不幸的,但是她面临着被丈夫抛弃,去抗争的却是继续做奴隶的资格,而不是个人的尊严才是其最大的不幸所在。

这个典型形象,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

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

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

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

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

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

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

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

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

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

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

一句是:

“公婆说„走!

‟就得走。

”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

“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

”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

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

“来——兮!

”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

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

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

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

可见,“来——兮!

”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

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

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

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

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

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

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

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

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

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

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

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

“来——兮!

”后,她不由自己地说: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

”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旧制度吞噬的子君

《伤逝》中的子君是"五四"时代的新女性,有文化,有知识,接受了新思想,心中有真挚热烈的爱。

她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是被“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但最终却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在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不顾一切非议和异样的眼光,勇敢地冲出家庭的牢笼,大胆的跟涓生自由结合了。

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

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

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止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

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

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

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

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

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

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和前面所分析的几位女性的不同之处就在与她心中有爱,她同涓生。

因为爱,她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宣言,这宣言是震耳发聩的,这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热烈的,它使涓生“说不出的狂喜”,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爱,子君背叛了家庭,在世俗的眼中表现的无所畏惧;因为爱,她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第二年初春,他们的同居生活就要解体了。

他们的爱情“凝固”了,出现了危机,生活的空虚和缺乏理想,使她眼界越来越狭窄,思想越来越平庸。

思想上的局限和性格上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

尽管她依然认为他们的生活还是“幸福和安宁”的,但这平庸的爱情是“必定要凝固的”。

封建势力决不允许他们“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

封建社会正像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搽雪花膏的“小东西”那样,用肮脏和卑鄙的眼光看待他们光明正大的行为,不允许他们用“自由恋爱”来触犯封建道德的戒律。

在小东西的作祟下,涓生被解职了,他们那点“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的最低生活保障也没有了,他们失去了爱情生活所依附的经济基础。

这个打击是沉重的,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

强打精神说出的“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是那样的虚弱无力。

在与旧社会的抗争中,力量单薄、孤立无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懦弱的。

他们也曾努力过:

涓生四处求职,子君忍饥受冻,操持家务。

但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欢乐,无法战胜旧势力的侵袭。

在饥饿的威胁下,他们思想感情上的裂痕不断扩大,爱情悲剧急剧发展。

终于,涓生认为子君是累赘,“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分离”,宣布了爱情的死亡:

“我已经不爱你了”。

子君,这个为了爱忘了一切的少女,爱情就是她借以维持生命的一切,失去了爱的温暖和鼓舞,就陷入了绝境。

鲁迅曾经讲过,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子君的路正好印证了他的这个观点。

易卜生没有指给她争取到爱情自由所应走的路,她所生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容她有安身之地,她无力突破生活和思想的狭小圈子,只好负着精神的重担,回到她原来冲出的封建旧家庭中去。

“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

子君的故事,同样是一个悲剧。

二、人物悲剧性根源

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单四嫂子的悲剧

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弱点,逆来顺受。

单四嫂子是勤劳、善良的。

守寡后只靠着自己的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

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从子"的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

她的心中只有宝儿。

毫无疑问,宝儿是她的希望和寄托,是她的劳作以至她的生命的意义。

然而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神签求过、愿心许过、单方吃过、医生诊过,她尽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儿子,然而宝儿最终还是死了。

这个"粗笨的女人"的信念和希望就是让儿子健康地活着,但儿子死了,她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

她茫然的双眼能看透自己悲剧的未来么?

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早已经麻木了,"她能想出什么呢?

""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会怎样?

"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

“在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礼教的枷锁、封建政权的压迫下,可以想象,明天,等候着单四嫂子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对单四嫂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哀痛与愤激之情,他从未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单四嫂子,更多时候他只抨击那个黑暗的社会和冰冷的世界。

祥林嫂的悲剧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

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

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

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

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但是,好景不长。

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

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

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

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

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

他们一不小心。

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

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

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

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

“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

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

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

爱姑的悲剧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

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

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

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

一句是:

“公婆说„走!

‟就得走。

”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

“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

”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

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

“来——兮!

”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

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

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

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

可见,“来——兮!

”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

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辛辣逼人的言语,打碎了封建礼教的枷锁,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新觉醒。

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

她不甘心屈服于夫家的歧视、虐待甚至于遗弃,她整整大闹了三年。

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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