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纹的论证.docx
《饕餮纹的论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饕餮纹的论证.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饕餮纹的论证
镶嵌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
李学勤先生曾这样评价镶嵌铜牌饰：
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李学勤：
《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0日）。
国外的林巳奈夫、艾兰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镶嵌铜牌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夏代遗宝。
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
饕餮纹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不可回避的一个概念。
虽然近世也有学者不断地提出新的名称（注：
李济有“肥遗”之说，马承源有“兽面纹”之说，邱瑞中有“立体龙”之说，……诸说各异，详见下文。
），但却无法在中国青铜文化中淡化“饕餮纹”一词的重要性。
甚至西方东方学学者吉德纬（Davidkeightley）曾说：
“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
”而他自己更认为饕餮是“一个甲骨文卜辞所无法解答的巨大谜团”。
（注：
吉德纬：
《商史材料》页137，转引于艾兰（S.Allan）：
《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1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如果我们暂且不介入有关这一名词是否合理的争论中，那么此词的始作俑者是谁呢？
谁创造了这一“谜团”以致后人为之而困惑不解？
是商人自己？
回答似乎是否定的。
因为商人只是在青铜器上创造了这一视觉形象，但并未给它命名（注：
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商人称这种纹饰为什么，无论甲骨文、金文或青铜器铭文，都没有涉及这一纹饰的名称或者是“饕餮”一词。
），据现有资料看，最早把这种纹饰称为“饕餮”的是《吕氏春秋》。
其书云：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注：
《吕氏春秋》卷一六《先识览》，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
）于是后世自北宋以来，所有金石学书籍一直称商周青铜器上这种神怪性的纹饰为饕餮纹。
至于《吕氏春秋》为何将它名为“饕餮纹”，我们已经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却可以判定：
即这一定名并没有太多的依据（注：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距殷商之时已属久远，且其书之成乃吕氏门人拼凑之作，言多不实。
再者，饕餮纹与饕餮之称存在较多名实不符的逻辑问题，故笔者认为《吕氏春秋》定名之举并无根据。
）。
《吕氏春秋》的著述者可能是从饕餮纹的视觉特征——狞厉感出发（注：
饕餮纹从视觉感受上看具有一种神秘的狞厉感。
此说可参见李泽厚：
《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第一节“狞厉的美”，《美学三书》页39，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再联系传说中神怪之名而加以命名的。
因为饕餮在文献记载中属于上古神话传说的怪兽或恶人形象，多见于战国秦汉的相关著述。
饕餮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用作人的称呼，注云：
“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餮”即贪财贪食之意。
将文献中的“饕餮”总结归纳，我们可以得出二点：
一、饕餮是上古传说中野蛮的部落名称，如“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注：
《尚书正义》卷三，北京大学藏《四部从刊》本。
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春秋经传集解》、《左传》等。
）；“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注：
《吕氏春秋》卷二○《恃君览》，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
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淮南子》、《通鉴纪事本末》等。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注：
《神异经·西南荒经》。
），等等。
二、饕餮非人，乃食人之怪兽，如“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肋下，食人”（注：
《十三经注疏·左氏传文公十八年》服虔引《神异经》注。
）；“为物贪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注：
《山海经.北次二经》中郭璞注语，原句为：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
有兽焉，其状如羊身，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枭，是食人。
”）等等。
青铜器中的饕餮纹是否就是上述文献中的饕餮，我们暂且不论，单就这种纹饰而言，在商周青铜器上是极为常见的。
它集中出现在三个时期：
二里冈期、殷墟期和西周初期。
二里冈期青铜器纹饰简练，大多为带状，少有通体满花的器物。
此期饕餮纹亦较简洁，多带状长条，上下夹以联珠纹，一般为单层，没有作衬底的地纹，多以凸出的线条来表现，或细或宽的线条组合方平，转折处流畅自然。
殷墟期青铜器器形厚重，装饰华美，形成了层次分明、富丽繁缛而神秘的新风格。
此时的饕餮纹已不再是简单的带状布局，而是占据了器皿较大的空间，向通体满花的方向发展，且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绝大多数都饰有地纹（即在饕餮主纹的底部空白处刻上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地纹上饰主纹，主纹上又刻以阴线重叠加花，形成所谓的“三层花”饕餮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大量面部完整而具象的饕餮纹。
西周初期青铜器与晚商基本相同，难以截然分清，饕餮纹亦然。
但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出现了简化的趋向，饕餮纹在器物中逐渐淡化，向周代中期的“素面”过渡。
如“父癸鼎”只在口下有一圈纹饰带，且纹样简单模糊，三足作翘尾夔形，余则为素面。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风格转向“以素为贵”，原先“以文为贵”的繁缛狞厉的饕餮纹便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光。
与此相应，此后的青铜器在“王权下放”之“礼崩乐坏”的进程中逐渐走向生活化的装饰性，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宴乐攻战图等代替了饕餮纹的地位。
于是饕餮纹便成为一种过去的形象记忆，在历史流变中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内涵，令后人为之惊诧而困惑。
除二里冈、殷墟与西周初期为饕餮纹集中出现的时期外，其上限还可以推至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饰、山东日照两城镇玉锛纹样和龙山文化玉圭上的纹样，甚至还有学者将它推到良渚文化（注：
持此说者甚多，如王明达：
《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冯其庸：
《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第5期；王仁湘：
《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文物》2000年第3期；岳洪彬、苗霞：
《良渚文化“玉琮王”雕纹新考》，《考古》1998年第8期；韩湖初：
《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等等，都有类似观点，但却都未曾系统地给予论述，多是兼带论及罢了。
惟李学勤先生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证，见下文。
），把良渚神徽与饕餮纹作比较，指出二者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密切关系。
李学勤先生将这种观点进一步深化，直接称它为良渚玉器饕餮纹，并从8个方面对两者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比较，认为两者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它们显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中介便是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
当然，他也有所保留地认为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尽是直线的，还有待于更多的发现与研究（注：
李学勤：
《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
饕餮纹的下限应以西周中期为妥。
因为至西周中晚期，饕餮纹的主体地位被窃曲纹所取代，而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则以表现现实生活的画面为主，如狩猎、攻战、采桑、宴乐、建筑等，虽也有表现神话与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画面，但却仅仅是一种叙述性的情景图式而非饕餮纹。
后世亦偶有以饕餮纹为饰的器血，甚至还出现了类似饕餮纹的铺首，但它们均非原生性的商周饕餮纹，而是一种次生性的摹仿纹饰，不能作为饕餮纹合乎逻辑的下限。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说明，即有关窃曲纹的理解。
窃曲纹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但何谓窃曲纹，其状如何？
仅以“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注：
《吕氏春秋·适威篇》，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
），似不易确认。
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按《吕氏春秋》之说，列出15种窃曲纹的图像，成为近世确认窃曲纹的依据。
但容庚先生后来又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对窃曲纹进行了重新梳理，只保留了其中的3种纹样，并认为“窃曲纹中多含有目形和兽角的形状，故知其从动物形状变化而来”。
后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发展了这一看法。
他从西周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研究青铜器的纹饰，并认为所谓的窃曲纹实际上是从具有浓厚宗教信仰气氛的兽面纹（注：
马承源先生主张废除饕餮纹这一概念，改用兽面纹，故此处兽面纹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谓的饕餮纹，下同。
）蜕化而成的变形兽面纹。
所以他把这类纹饰分别归入变形兽面纹、兽目交连纹、兽体卷曲纹等，从而废弃了窃曲纹之称谓（注：
以上一段文字参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西周青铜器上的窃曲纹”一节，页182-185，文物出版社，1999年。
）。
容庚、马承源二位先生独具创见的观点对窃曲纹的认识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揭示了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纹饰与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在形态上的继承性，使两者在纹饰风格发展的连续性上取得了统一。
但这一看法对“饕餮纹以西周中期为下限”的观点产生了某种冲击与质疑，因为如果承认窃曲纹是饕餮纹自身演变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饕餮纹在西周中晚期便仍占有一种主导地位，乃至于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笔者认为窃曲纹对饕餮纹的继承仅仅是一种表面形式上的延续，因为它在形态继承上这种面目全非的延续恰恰反映了它在纹饰内涵上与其继承对象的割裂与非延续性（注：
从饕餮纹的共性上归纳，这种纹饰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1、正面的对称性；2、目部突出。
但这两点在窃曲纹上并不具备。
）。
而且笔者认为判定两种纹饰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式的相似性上，而更应该注重形式下所蕴涵的内容。
特别对于中国早期历史图像的研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它们往往都是内容大于形式的象征，具有一种意旨上的符号性。
据此，笔者认为窃曲纹并不是饕餮纹自身演变与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它与饕餮纹在形式上的相似也仅仅是一种新生纹饰对传统纹饰在形式上的某种借鉴与吸收。
并且，这种新旧纹饰的此消彼长恰恰是商周文化发展的某种投射（注：
殷人崇鬼神，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周人崇伦理，以人事为纲。
具有神秘宗教气氛的饕餮纹在西周中期被窃曲纹取代，恰恰源于这种崇伦理文化对崇鬼神文化的取代。
而西周初期对殷墟期饕餮纹的继承则主要源于制作上的延续和文化惯性上的延续，并非周人文化的形象代表。
王国维称商周之变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巨变，是由神性的巫术时代走向了伦理化的人性时代，那么由此进而推论饕餮纹虽然在西周早期有所出现，但却仅仅是一种对商人的重复与模仿，他们自己并没有为饕餮纹增添或改变了什么。
），或可以认为饕餮纹在新的文化背景中被另一种新生的纹饰所取代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那么，以西周中期为饕餮纹的历史下限便仍是一种可行的或是较为科学的划分。
饕餮纹自《吕氏春秋》定名，后世一直沿用，如吕大临在《考古图》“癸鼎”下曰：
“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但对它究竟是何兽或何象却一直未能明确。
如果说早期对饕餮纹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精神相一致，属于感性体悟式的著录方式，那么从20世纪上中叶开始便出现了对饕餮纹系统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
早在1964年，李济先生便说过：
近30年来，有两部研究青铜器花纹的著作为学术界所重视，一部是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另一部是高本汉（B.Kalgren）在《远东博物馆馆刊》23期（1951年）讲早期青铜器花纹的文章（注：
参见陈公柔、张长寿：
《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
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成果拉开了现代“饕餮纹”研究之旅的序幕。
此后，这一商周青铜器上最重要的纹饰便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各个方面的重视，文化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美学、人类学乃至东方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或研究，观点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而难以统一。
现对学术界各种主要观点归纳评述，笔者认为可以在四个层面上进行：
一、有关饕餮纹的名实考；二、有关饕餮纹的起源论；三、有关饕餮纹的类型说；四、有关饕餮纹的内涵说。
也可以认为，现在学术界对饕餮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即饕餮纹是否应该以饕餮为名，否则又该如何定名；饕餮纹与早期历史图像有怎样的继承关系；饕餮纹有哪些类型；饕餮纹到底代表了什么。
当然，这四个问题并不是孤立分裂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比如说饕餮纹代表了什么就影响并决定了饕餮纹的命名问题。
这里，只是出于论证的方便才加以相对的划分。
（一）饕餮纹“名实考”
对于饕餮纹是否该以“饕餮”为名，答案很简单，无非“是”或“否”两种选择。
现代绝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后一种答案，即否认“饕餮纹”定名的科学性。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在其著述中仍然沿用饕餮纹的名称，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同意饕餮纹就是一种名实相符的称呼。
他们或出于研究上的继承性，或出于论证的方便，以约定俗成的法则为准，既不肯定饕餮纹就是饕餮，也不废弃这一称呼。
如容庚先生虽然使用“饕餮纹”一词，但却仅仅是对纹饰形态的一种称谓。
他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将饕餮纹区分为饕餮纹和蕉叶饕餮纹两类（注：
参见陈公柔、张长寿：
《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从蕉叶饕餮纹的定名来看，“饕餮纹”对容先生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纹饰概念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种纹饰形态在语言上的代表符号。
另如高本汉（B.Kalgren）先生，倾其一生之力对大量饕餮纹分型分式，试图从纹饰形态的演变上建立青铜器风格发展的坐标并证明他关于由写实饕餮纹向几何形纹发展的假说（注：
参见艾兰（S.Allan）：
《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25-22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
但同容庚一样，他虽然在论述中采用了“饕餮”的名称，却也回避了“饕餮纹是否就是饕餮”的问题。
从其论证的角度上看，他和容庚相似，是从形态区分上来展开研究的，“饕餮纹”对他而言，亦仅仅是一种习惯的称呼，而并不是这种纹饰所代表的内容或是一种科学的命名。
真正肯定饕餮纹代表文献中所记载的饕餮，在今日学术界已不多见，但亦有少数学者在其论述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如李泽厚先生曾论述道：
“因之，吃人的饕餮倒恰好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
《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神话失传，意已难解。
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
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是具有保护的神力。
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
”（注：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第一节“狞厉的美”，见《美学三书》页45，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这里，李泽厚所论述的饕餮纹之狞厉感，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饕餮，那么这样的论证中便隐含了“饕餮纹就是饕餮”的前提。
类似的又如韩湖初在其《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感”》中，为了说明饕餮纹代表牛首，以文献考证的方式由饕餮推至缙云氏，再由缙云氏推至“牛首”炎帝，其中无疑也隐含了“饕餮纹就是饕餮”这样的前提（注：
原文论证为“问题是作为青铜饕餮最有代表性的商人（兽）面大钺中的兽是何种动物呢？
……笔者认为是牛……《帝五世纪》和《补三皇本纪》都说炎帝‘人身牛首’，说明炎帝族原是以牛为图腾的。
……《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
’可见饕餮一族是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的后代。
”此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
最直接承认“饕餮纹就是饕餮”的提法，据笔者所涉及的材料看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
他曾说：
“卜辞构成了中国远古宗教的画卷，而与卜辞同时的饰有动物的青铜器艺术品是这幅画卷的重要补充。
特别能引起人兴趣的是吞食人的怪兽：
饕餮。
它的形象极其古老：
公元前3千多年的龙山文化的一把石斧上就有它的形象。
”（注：
安东尼奥·阿马萨里：
《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上古史》页8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阿马萨里的原名无查，然有中译文本）。
）
更多的学者否定了“饕餮纹”这一名称，较早提出类似观点的是李济先生。
他将原来的饕餮纹一分为二，其中有首无身的称之为动物面，而有首有身的则称之为肥遗（注：
李济：
《殷墟出土青铜ｊｉǎ＠①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3本页69-70，1968年。
）。
此说最著名的拥护者是张光直先生，虽然他没有采用动物面的提法而保留了饕餮纹（注：
张光直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列出了饕餮纹的名称，但他又言：
“一是其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的关系不能明显地看出而需使用古文献里的神话中的动物名称来指称的。
”似乎也表明了他对饕餮纹的一种习惯性沿用的态度。
该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但却完全接受了肥遗之说。
“历来讲金石学者将神怪性兽面纹，无论有身与无身都称为饕餮，但《吕氏春秋》专指‘有首无身’的兽纹为饕餮。
《山海经·北山经》：
‘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
李济建议用肥遗这个名字指称青铜器上当中是正面兽面而左右都有较细长的身体向外伸展的花纹。
”（注：
张光直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列出了饕餮纹的名称，但他又言：
“一是其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的关系不能明显地看出而需使用古文献里的神话中的动物名称来指称的。
”似乎也表明了他对饕餮纹的一种习惯性沿用的态度。
该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然而李济之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自相矛盾。
他否定“饕餮纹”而改用动物面，其中至少隐含了两个观念：
1、以神话传说的名称来为纹饰命名不妥，应多以实际形象，哪怕是综合性的；2、饕餮不是饕餮纹的内涵，故而在论证中亦不能用有关饕餮的文献来作论据或论证的条件。
但他的肥遗说却完全违背了以上两点，首先在结论上违背前者，肥遗亦为神话传说之物，以它命名与以饕餮命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其次在论证上也违背了后者，他认为高本汉（B.Kalgren）和容庚将无身的饕餮纹也称为饕餮而加上有身的形容词，与《吕氏春秋》饕餮有首无身的说法相抵触，故而根据《山海经》“有蛇一首两身”而称之为“肥遗型”图案（注：
李济：
《殷墟出土青铜ｊｉǎ＠①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3本页69-70，1968年。
）。
这里，肥遗说产生的论证前提便是《吕氏春秋》有关饕餮的文献记载，显然与他坚持不用饕餮纹的原则相矛盾。
故而，此论并非可取之说。
继李济之后，在饕餮纹的命名上突破较大并被广为接受的是以马承源先生为重要代表的“兽面纹”说。
他早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中便废弃了“饕餮纹”的提法，改用“兽面纹”（注：
马承源：
《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著《商周青铜器纹饰》前附属论文，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
）。
虽然他不是最早提出“兽面纹”的人（注：
陈梦家早在1954年《考古学报》第7册《殷代铜器》中曾言：
“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
”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较多学者改用了“兽面纹”一词。
而马承源先生也曾言：
“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
”（见《中国青铜器》页3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实际上，兽面纹一词亦与饕餮一样，可见于宋人著录，只是未能如同饕餮之称成为洪流。
），但却无疑是“兽面纹”一词最重要的推广者。
特别是他在上海博物馆所做的革新之举（注：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没有沿用饕餮纹一词，而全部更改为兽面纹，对“兽面纹说”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与推广作用。
），使兽面纹的名称被更多的人接受。
他曾明确指出：
“兽面纹这个名词比饕餮纹为胜，因为它指出了这种纹饰的构图形式，而饕餮纹一词却只限于‘有首无身’这样的定义，但绝大多数纹饰并非如此”（注：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页324-3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
）。
此后，“兽面纹”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渐有取代“饕餮纹”的趋势。
虽然马承源先生在其论述中出于慎重以文献中的饕餮形态与饕餮纹大量存在的事实进行比较，没有完全否定饕餮纹的称谓，只是推导出“兽面纹”较“饕餮纹”为胜的观点，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坚定地抛弃了“饕餮纹”的概念，彻底地改用“兽面纹”，并不遗余力地推广了这一名词。
这对更科学地认识饕餮纹无疑是一次深化，它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因为抛开了饕餮一词，就使我们完全从秦汉文献记载中走出，进而也就避免了完全以后世文献证前世纹饰的路子，这是包括现代很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饕餮纹时容易走入的误区。
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饕餮纹在《吕氏春秋》中的定名距殷商有千年之远，是时，古史已因材料不足而难以明辨，历史在与神话传说结合的流变中早已面目全非，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历史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更多地体现在情节性的纲要上，而不在那种细节化的描写与传说中。
那么，用秦汉有关饕餮的文献来论证饕餮纹就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者秦汉文献本身多以讹传讹，甚至随意编撰，在已经甚为简略的历史主干上添加了大量充满神异想象性的细节，而用这样的材料引论上古图像，便很容易产生人云亦云的错误。
二者，抛开引用材料的真伪，就其名称而言，饕餮纹的命名也没有什么依据与确证，那么用这种名实是否相符都不能肯定的“名”的材料来论证图像之“实”，在方法论上便是不可取的。
就如同我们研究一个水果，还不清楚它是什么，就假定一个苹果的名称，再以有关苹果的材料来论证它，结果它却可能是一个橘子。
于是我们曾经做的一些工作可能成为一种徒劳。
从这个意义上讲，兽面纹的提法自然地避免了上述误区，成为饕餮纹研究深入化的一种标志。
除兽面纹外，较为类似的命名还有野兽纹、动物纹等。
但此类提法在概念上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他们使用了一个比饕餮纹涵盖面要大得多的名称来指称这种纹饰，并且量还不甚确定，那么作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其论证中有时又不得不重新采用旧有的称呼，以明确这种不同于其它动物性纹饰的特殊纹饰。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只是在尽量回避饕餮纹这一概念，将它与其它动物性纹饰合并在一起，名之为野兽纹或动物纹。
在一般性的论述语境下，他们选择新的名称。
但一旦需要进一步确认论述对象，或是为了避免概念上的含混，他们又不得不使用饕餮的说法，如列·谢·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便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注：
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有“殷代的艺术·‘野兽纹’一节”，页319-333，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
）。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为饕餮纹真正更名，他们面对饕餮纹纷乱复杂的形态变化无从下手，于是便采用回避与淡化的方式来消解饕餮纹的复杂性。
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时常又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旧有的名称。
虽然兽面纹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涵盖面比原有名称要大的情况，但由于其使用者运用这一名称时指向性确定与清楚，使它避免了概念上的含糊，从而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替代“饕餮纹”的新名称。
但野兽纹、动物纹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这种提法在学术界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有关饕餮纹的命名问题，还有建立在对饕餮纹含义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新的名称，如立体龙、牛头纹之类。
前者如邱瑞中所论：
“侧身龙纹、立体龙纹（即饕餮纹）都是彼时祥瑞的象征！
商周饕餮纹应更名为立体龙首纹。
”（注：
邱瑞中：
《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后者如陈梦家所言：
“自宋以来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
”（注：
陈梦家：
《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但此类说法大都因为在诠释饕餮纹意指时范围过小，难以界定所有饕餮纹的内涵，故而皆不适用（注：
作为意义指向的纹饰名称，应该能够覆盖纹饰在各种主要场景中的各种功能，否则便会产生名实相矛盾的冲突，这在符号化使用的宗教纹饰中是应避免的现象。
）。
（二）饕餮纹“起源论”
有关饕餮纹的起源问题就是指饕餮纹的产生与其他早期历史图像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和继承关系，它相对饕餮纹“名实考”显得更为复杂而敏感，因为它甚至涉及到中国文明是自发产生还是他发产生的问题。
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文化传播学的方法论上做一些反思，即我们不能单单以不同文化在某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