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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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陈丹青：

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陈丹青：

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选自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

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

”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

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想必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

另一句：

“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

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

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

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

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

那是另一种“节奏”。

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兀自显示。

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

反倒周年忌日，了无所感。

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

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

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

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

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

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象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

五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烟。

他不哭。

惟春末来过短信，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

先生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

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的工作，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

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

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

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晚晴小筑的幽静，如今转为凄清。

一楼客厅陈设如昔，终日窗帘拉起，黄昏，临院仍是群鸟归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后，全楼漆黑，唯过道与吃饭间亮着灯，小代小杨仍住这里看守。

面南三进小庭院那株枇杷树，枯死了：

每片叶子并不掉落，有姿有态，就那么枯死了。

两条狗，莎莎、玛利亚，是洗衣妇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纪念馆开工，东门常是开着，不经意，玛利亚出走，不再回转。

西墙外是昔年孔令境先生的孔家花园，种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许是根脉窜入晚晴小筑，花园西墙根冒出十余株小笋，未久，竟成数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里发呆。

晚晴小筑落成后，南门迎对东栅景区街面，常年关闭，门内三进与北端的花园由白墙隔开，中有小门，进门穿过花园，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层宅邸。

宅邸另有甬道通向东门，门外是公路，为避游客，主客由此出入。

2006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

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他已放弃一切。

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去年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

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

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回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地说：

“不要弄！

我们讲话。

”之后瞅着话语的空挡，他幽然笑道：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

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

一年来，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南院三进总算辟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枚展柜也做好了，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

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在网上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

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

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

十二月中，《新周刊》为《文学回忆录》颁发年度书奖，典礼假乌镇举行，我与主编刘瑞琳、责编曹凌云、助理编辑雷韵和罗丹妮，联袂前往，化了三天工夫，清理遗稿。

　　到乌镇那天，先领大家上楼看望先生，众人站定，瞧着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后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礼。

除了颁奖那夜，我们朝夕聚拢晚晴小筑面北的画室，各人手里捂一杯热茶，将先生五六十册笔记本、数千页散稿，粗粗分类。

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那位镇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

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

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也巧，我与小代初次试着归拢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

其时先生在桐乡的重症病室，不省人事。

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

静静翻阅着，我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同意，而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

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

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这是先生遗稿中涂写的几句话。

那天下午，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就死了。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至今留着价目的贴片。

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

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

越新世纪，人老手颤，笔划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是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1983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

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

“又写好一篇呀。

”他在电话里说。

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

“哦，不得了，你凶……”“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

”“写得怎样？

”“可以呀，还可以。

”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五十七街第七大道交汇口“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朝北两条街对过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

现在想想不可信：

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

头几回，他如小学生那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我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

啊呀木心，这句好！

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得意地笑，竭力正色道：

呶—呶—呶，看出来了呀，你知道！

或是一怔，喃喃地说：

噫，你怎会晓得？

你怎么也能懂？

！

　　这样的几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我，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

看这里呀，看见吗？

于是自己念起来。

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我已不能记得。

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的咳嗽，你有本事写吗。

散场了，他喃喃地说：

“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巴哈咳嗽曲》。

春天，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

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为什么不香？

你写呀！

他凑近花丛，嗅着，忽而神色飞扬回过头：

“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唷！

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

”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

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他看我坐定了自管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

“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

”说着，香烟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

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

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就挫身停住，目光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

　　“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

”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但我记得。

“……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

”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

“呶！

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就脸颊猛颤颤，学那狗模样：

“这就是生命意志呀！

”来源:

《经济观察报》|来源日期：

2014-01-25|责任编辑：

蒲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