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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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01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一、序言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3年完成了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2000年“九五”计划完成后，在全国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收入由低收入水平进入中下等收入水平。
在达到小康水平后，在下个世纪最初的10年，进一步的目标就是使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达到富裕和舒适的水平，国民收入进入中等以上水平，并努力提高相对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平。
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将得到更大改善和合理化，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随着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完成，小康生活水平的实现，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变化。
从以衣食用为基础的消费向更高层次的消费过渡，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过渡，从侧重数量型消费向侧重质量型消费过渡。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农业、大部分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和相应的中间产品加工业将从过去20年之后的高速增长进入常规增长、速度放慢的阶段。
而与此相应的是，服务业迅速崛起，将成为高速增长的经济部门。
作为实现小康水平后的第一个五年，作为承前启后继续的五年，对下世纪初的头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将立足在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合有效的宏观政策的调节，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
着眼于规划好第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衔接和跨世纪的改革、发展，致力于推动2001-2005年国民经济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且得到巩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制度基本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为其自身能够不断的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为推动2001-2005年及下世纪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各方面的改革能够不断地向纵深推进，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能够持续地释放出来。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服务业领域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和规范程度还远低于商品市场。
旧的体制不仅限制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而且给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使服务业的发展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和土地只是初步实现了流动，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仍然很弱，而且还同时处于旧体制的干扰作用下，使资源要素价格受到了很大的扭曲。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衡发展，不适应国民经济需求和供给形势迅速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浮现出来大量的、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深化体制改革来给予解决。
在“九五”期间，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形势突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的建设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国的经济在下一个世纪将更为开放，更全面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建立和完善牢固、高效、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金融和外贸体系，也将成为2001-2005年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战略
（一）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
在1978－1997年的20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回顾二十年持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一段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城乡居民各种层次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需求层面不断得到满足，供给层面出现重大突破的过程。
二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
居民的温饱需求直接推动了七十年代以来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逐渐达到小康水平，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娱乐、教育消费的消费量增加，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家电产业和商业、餐饮、居民服务、运输、电讯等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
进入“九五”末期全国城乡消费出现了新形势，在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代消费品被淘汰后，以“新三件”为代表的第二代消费品也已经达到饱和，而第三代消费品还没有形成热点，居民消费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但增长无力。
如果新的消费热点不能形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将直接威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因此，如何发现和促进居民消费中的热点，将构成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经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且进入下一个五年，绝大部分居民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将形成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消费质量和结构将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将希望有更加舒适的生活，居住和交通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除了得到基本的商业、餐饮、运输等服务之外，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信息传媒和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也将表现出更高的消费热情和更为迫切的消费倾向。
通过对“九五”末期居民消费倾向和走向的分析，可以预测，从2001到2005年，居民消费的主要领域是两个方面：
首先是住宅消费，尤其是适合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住宅，由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仍处于较低水平，住宅的内部质量和外部环境迄待改善，而且每年还有数量稳定增长的新增住宅消费需求，因此，对经济适用、较为舒适的住宅消费需求，将在2001-2005年间成为居民消费中份额巨大、增长稳定的重要部分。
其次是对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需求。
由于住宅和服务业消费直接与人口的分布和流动紧密联系，因此将相应会带动基础设施、城镇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的需求的加速增长。
随着住房建设和交通及配套设施的发展，2001-2005年，将在现有主要中心城市周围和乡镇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小城镇，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传统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运输、邮电将进一步发展开放，新兴的金融、信息咨询、医疗、教育等行业会快速发展。
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口布局密切相关，现行的人口流动制度在进入2001年后将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因此必需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其合理性，推动其进行深入改革，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此导致的矛盾。
2001-2005年期间，有限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以及众多的人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日趋显著，与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我国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拥有量很低，而且严重分布不均，南多北少。
耕地和水资源的紧张问题首先是与我国的人口问题紧密联系的，从2001-2005年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将面临人口过多的局面，据预测，即使在80年代以来严格执行控制人口生育的政策的情况下，从2001-2005年也将净增劳动力5300万，相当于“九五”期间3900万的1.4倍，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耕地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将不可避免。
其次，如果要发展居民住宅和城乡交通建设，也将会占用大量耕地。
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地区，水资源缺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用水的数量和质量下降。
目前正在实施和将要采用的“南水北调”，“引黄灌溉”等措施，以及修建的水利工程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缺水局面，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这些矛盾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初叶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给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标的实现造成困难。
从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预测，2001-2005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达到7.5%左右，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仍然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虽然与此同时国家将加强经济安全体系建设，较多地保护环境和生态，建立自然灾害防护体系，放慢对资源的开发速度；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在金融领域采取较为保守的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总体而言从供给方面保证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二）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
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探索实现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途径。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的要害仍然是存在体制障碍，导致要素和服务价格受到扭曲。
长远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体制障碍就是人口流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
目前的人口流动制度是以阻碍人口流动为取向的，虽然在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严重地冲击了人口流动制度，但是因为它的存在，流动人口在就业、购买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仍然受到很多歧视，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相应受到扭曲；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土地的转让和再转让制度，使土地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地扭曲了土地的市场价格。
为了缓解水资源缺乏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的影响，长期以来执行的水利战略是以转移水资源为基本导向的。
转移水资源的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大量无偿占用可耕地，但是缺水地区的生活生产用水价格普遍偏低，不能反映水资源的真实稀缺程度和真实价格。
因为人口不能流动，所以用水成本的快速大幅上涨将阻碍缺水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
2001-2005年将结合居民消费的发展方向和体制问题的实质所在，通过进一步通过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减小对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的扭曲，消除住宅产业、交通某些设施建设产业以及交通工具供给产业发展的体制约束。
首先是保持人口适度流动，保持城市人口有进有出。
促进人口流动就业，使流动的劳动力在就业所在地进行住宅消费时不存在体制障碍，就业人口在各地购买住房安置下来，与此相应大力发展配套城镇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降低流动成本，尤其是在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发展小城镇建设。
在城镇布局上，要推动按功能划分的城镇建设模式，使容纳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的城镇根据资源配置进行分布，使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在空间上实现分离。
其次是大幅提高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轿车的供给能力，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国内轿车生产的成本，适度引进竞争和提高进口额度。
与此相应，人口布局的改变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新的服务业增长点将不断涌现。
简而言之，就是以“住房－汽车－道路”三个相互联系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带动各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由此构成2001-2005年间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三、宏观经济增长和管理
2001-2005年将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推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的，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经济增长速度
2001-2005年，继续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把握适度的宏观调控力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控制在7%左右。
保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和引导需求结构合理调整，实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通过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投资主体企业化、多元化，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优化投资结构。
保持消费基金的适度增长，通过初次分配和财政再分配体制的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通过市场预期合理引导消费。
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改善国际收支结构。
从2001年到2005年，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防止总供给不足，维持经济的适度高速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
通过宏观产业政策指导和市场调节，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抗灾能力，使农业生产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农业产值达到年均增长3.2％。
协调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改变加工工业的低水平重复状况，振兴支柱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保持在7.2%。
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总量，调整内部结构，培育新兴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吸纳大部分就业，2001-2005年，第三产业产值保持年均8.5％的增长速度。
到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7:
50:
33。
（二）社会投资和物价水平
2001-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8%。
投资将重点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
其中房地产投资的重点是城镇居民经济适用住宅建设。
改革投资体制，在投资领域实现政企分开。
根据营利性投资、基础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的不同职能划分不同投资主体。
实现政府投资与国有资产投资分开，政府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
实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本经营职能分开，政府为各类投资者服务。
建立国有资本投资体制。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委托授权方式，股份制的方式，通过国有投资公司，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及其他所有制经营实体，实现国有资本的投资和运作。
完善政府投资体制。
政府投资的资金来自财政收入和政策性融资，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投资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行政事业单位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公有事业建设项目。
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保本微利的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
2001-2005年对价格总水平的宏观调控年度目标要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
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调整农产品差价、农产品与工业品比价、能源产品价格、第三产业价格和公有事业收费标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一方面要防止价格总水平的过度上涨，甚至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困难，财政赤字扩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出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状况。
2001-2005年价格总水平的调控目标,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4.3%，零售物价指数年均上涨3％，并且根据当年实际经济形势走向调控价格水平的波动幅度。
（三）财政政策
在“九五”后期，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总需求。
财政扩张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债发行，中央政府收入的债务依存度达到了较高水平。
2001-2005年间，中央政府发债规模将不能过快增长，主要的财政政策将是通过减税来增加投资，对国家产业政策中鼓励的生产资料产品实行退税。
2001-2005年，利率的市场化需要逐步进行，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反应弹性不会出现显著提高，国有银行体系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化解系统内风险，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过程中，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将更为依赖财政政策。
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2005年，国际宏观经济趋势并不明朗，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而我国的宏观经济体系将更为开放，所以保持充足的财政储备是抗御可能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保证。
把提高政府的财政实力与规范政府职能、统一政府财权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要规范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和行政事业收费，除特殊需要外，基本实现“费改税”。
“费改税”从减轻负担出发，着重在于控制收费。
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相适应，适度充实地方财政。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的状况，统一通过国税和地方税征收。
统一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所得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国民待遇。
继续完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减小生产性企业的负担，逐步建立消费形的增值税体制。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划分，逐步减少税收返还，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加强税收对区域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
提高对工业上游产品和资源利用的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税的中央与地方之间比例共享制度。
规范预算外资金收支和行政收费制度，逐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体系。
切实减轻农民和各类企业的非税负担。
强化征收体系，彻底扭转名义税率很高，但实际征收不足的状况。
在保证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前提下，适度降低税率。
用严格税收的办法消除企事业单位的实物分配和隐性福利，对单位的福利分配比照同等商品交换环节的所有税收加总进行征收。
并且在此基础上减少工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所得税征收。
优化财政支出，压缩和控制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逐步取消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亏损的补贴，退出财政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支出。
建立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制度。
削减对城市居民的副食补贴、粮食补贴等普遍性补贴，重点加强对城市低收入者的补贴。
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完善和调整国债发行结构和持有结构。
增加长期国债的发行，发行可转换债券、地方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储蓄债券等新国债品种。
增加商业银行的国债持有量，适度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国债市场。
（四）货币政策
2001-2005年，采取积极稳妥的货币政策，将其首要目标定位在防止高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上。
将人民币币值保持在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合理水平。
M1供应量年均增长12%左右，M2年均增长17%左右。
依法保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灵活利用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
实现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
减少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限额的控制。
主要运用货币窗口指导手段，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流向和规模。
中央银行对外汇率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法规。
切实实现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业的分定经营和分业管理。
建立银行保险体系。
逐步减少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减少新增政策性贷款，明确贷款的风险和责任。
从“九五”期间货币政策的作用和表现来看，货币政策影响实质经济走向的作用已经不能达到90年代初的显著程度。
2001-2005年，货币政策的作用要逐渐转向改进信贷资产质量的方向上。
一方面，要通步解决2001年以前在信贷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逐步完善货币政策引导机制和信贷机制，避免产生新的不良信贷资产。
中央银行主要依靠再贷款利率对信贷系统实现控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逐渐过渡到由市场供求调节，与金融市场的建设相结合，推动和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四、经济体制改革
2001-2005年是继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仍然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提供体制上的保障。
遵循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的要求，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重点问题，积极地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秩序。
（一）户籍制度
在90年代相继进行了城镇企业招工制度、城市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后，现有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就成为阻碍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的最后和最大的体制障碍。
2001-200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成为体制改革的重点目标之一。
户籍制度的改革，直接与人口和劳动力要素流动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影响到居民的住宅消费需求以及对医疗产业、教育产业等服务业的消费需求。
现行的户籍制度，一方面束缚了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居民向城市外围扩散，导致小城镇建设停滞不前和城市化过程滞后，抑制了住宅建设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降低了流动就业人口在城镇中进行住宅消费的信心，而且提高了流动就业人口在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消费中的成本，使他们受到不公平的价格歧视。
因此，为了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改革现有的不合理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改革户籍制度，2001-2005年要逐步实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取消准入障碍，除个别具有特殊的大城市，在全国其他大中城市，基本实现无障碍的人口流动就业，使流动人口在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上不再受到歧视。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涉及到城乡居民多个层面的利益关系，因此对其改革宜于采取渐近方式，可以考虑首先取消对老年人口流动的户籍限制，其次再行放开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最后达到城乡之间的户籍开通。
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主要大中城市周围工业城市建设，发展各种不同功能的小城镇，既有生活成本较低、环境良好舒适的小城镇，又有人口密集、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的工业化城市，并且大力建设城镇之间发达的交通体系，提高交通工具产业的供给能力，鼓励商业性医疗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传媒业的发展。
（二）企业体制
国有大型企业是我国整个经济的脊梁和起主导作用的关键部分，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最要害的环节，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在改革中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相结合。
实行股份制和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开辟多种融资渠道，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
可以采用国有企业上市、内部职工持股、股份合作，以及多元投资主体的参股控股和其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
将少数特殊垄断性企业改为国有独资公司；多数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规模较大、效益好、有发展、竞争能力强的可以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对国有企业的行业重组和资产重组，克服国有企业产业分布过于分散的缺点。
国有企业逐渐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进入社会公益性和自然垄断性产业，并提高国有企业在这些产业中的份额，国家和地方政府组建专门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完成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
在重组过程中，要遵循市场规律，实现规模经济，并且注意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国家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的政策。
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者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向其注入资本金，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采用对旧帐停息、免息，冲销呆帐坏帐，长短期债务转换，贷改投，债权转股权，或实物抵债再出租经营等金融手段减轻企业债务负担。
与此同时，企业按照有关法规和市场规律，通过多种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
国家停止对国有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
建立国有资产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减少和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
充分放开国有小企业，主要采取兼并、控股、租赁、拍卖，以及破产等办法，本着优化资本、盘活资产存量、加强重点产业的原则，对国有资产存量进行产权重组，国有资本从小型国有企业中逐渐退出来。
对国有中型企业，除少数企业国家必须控制以外，原则上可以按照小型企业的办法进行改革。
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第一次超过50％。
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不仅支撑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且在不断地改变着国有经济的外部环境，不断地创造出国有经济改革的新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小企业必然率先进入改革的过程，而且真正通过改制搞活几十万国有小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改革二十年来，非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国有部门造成竞争压力，当然最先只是对国有小企业。
国有大企业即使在其他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毕竟还有一个规模优势，加上大企业所在的产业往往对资本规模的要求也较大，非国有经济一时还难以与之竞争（大企业在最初阶段面临的更多的是外国产品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加上大企业更受国家重视，资金供给等方面也更加优惠，面对市场竞争的“承受能力”也就更强些，因此最先面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压力，最先陷入亏损境地难以生存下去的，便是国有小企业。
目前在所有亏损的国有企业中，80％左右是中小企业。
国有小企业虽然数量多，总的来说就业人数也较大，但在改革逐步推进的过程中，改革一个小企业所带来的社会阵痛，自然比改革一个大企业要小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有限得多。
小企业改革逐步推开，先行改革的企业活了，地方上的经济又活了一块，消化后面企业改革所引起的问题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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