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双溪独语》篇十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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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双溪独语》篇十三

钱穆《双溪独语》－篇十三

三八

中国古人，很早便有一种人品观。

所谓“人品”，乃把人分出品类、品第。

先把人分作几类，又在同一类中，分其等第。

孔子《论语》有曰：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又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未知，焉得仁。

生而知之，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又曰：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下及东汉班固为《汉书》，有《古今人表》，把上代历史人物分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等，共九等。

上上等曰“圣人”，上中等曰“仁人”，上下等曰“智人”。

最下第九等曰“愚人”。

此即根据孔子意来作分别。

此表是否班氏所作，采其父或他人成品纳入书中，今难详定。

要之人品观在西汉末乃至东汉初必已明确建立。

人品之分，主要在其人之德性，故既曰“品德”，又曰“品性”。

此乃人之内在价值所在。

若其人生前暂时所拥有之势位财富，此皆涂附在人生外部，起于外面种种机缘，与其人本身价值无关。

孔子又曰：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浮云不知何自起，不知何所往。

变化莫测，不可控搏。

人生之富贵如之。

故人之品格价值，不当把富贵计算在内。

此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寓有极深意义。

物各有品，人品亦如物品，故中国古人言人品，每以物品作譬喻。

《诗》云：

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楚狂接舆讽孔子：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玉无生，凤有生，皆是物中之贵者。

有若赞孔子，曰：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

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飞禽走兽，乃及天地自然物如山水等，皆于同类中可分品；宁有人类乃全属平等，无可分品之理。

至于孔子，则尤是人中之出类拔萃者，此乃一种最高之品。

曾子赞孔子则曰：

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此仍是把无可品第来作品第，不具体指一物为喻，乃如后人之言“气象”。

东汉中晚以后，品评人物之风益盛。

郭泰评黄宪，谓：

“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

”有升李膺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客问陈谌：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

”谌曰：

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

上为甘露所霑，下为渊泉所润。

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季方此一番话，正如一幅画，又如一首诗。

中国文化中之文学艺术，兴象寄托，乃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之人品观，有其内在甚深之关联。

道家如庄周，亦复早有此意。

如鲲鹏之与鹪鹩，栎社树之与桂漆，与夫牛之白颡与豚之亢鼻，如此之类，亦莫非以物喻人，以天喻俗。

将人生投入大自然，融凝一体，而在人生中种种争夺占有，势位财富，转视为无足轻重，亦惟以人之内在自然之德性为主。

儒道双方对人文社会积极消极之意态有不同，而此一层则大体相一致。

再以《易》卦论，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艮为山，离为火，坎为水，兑为泽，巽为风，皆以天地大自然为象。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皆以动物为象。

乾为金为玉，坤为布为釜，震为苍莨竹、为萑苇，巽为绳直，坎为弓轮，离为甲胄，为戈兵，艮为果蓏，兑为口舌，皆以植物与器为象。

重卦六十四，如山地剥、泽火革、天水讼、雷风恒之类，皆以人事为象。

推此以往，自然界、人文界一切，无不可归纳在此六十四卦之内。

故曰：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知周乎万物。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把自然界天地万物，与人文界之吉凶进退，动静成毁，莫不会通以观。

并不把人文界单独挖出于天地万物大自然之外，而在短暂狭小之人事范围内自争祸福，自认得失。

人事既明，人品自显。

为圣为贤，为君子为小人，皆从一最广大最悠久之心胸为之衡定区别。

孔子所谓上智之与下愚，亦由此判。

中庸曰：

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又曰：

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

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中国古人，所以分圣、仁、知之三级为人中之最上品者，其意正在此。

而中国人分别人品，又必以天地万物之万变万象为喻，其意亦在此。

故推论中国人之人品观，而中国人所抱之宇宙观与其人生观之相通合一之甚深真理，亦胥于此而见。

归极其道，曰君子，曰小人，夫妇之愚，可以与知。

此为中国文化传统最高价値之所在，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不足以知。

三九

再说中国文学中之“比兴”。

不仅《诗三百首》有比兴，《楚辞》以下，凡属文学上乘，无不有比兴。

所谓比兴，即是放大心胸，把天地大自然万象万变，与人事人文，作平铺一体看。

物必有性，万物之性之一体会通处是天，亦即是大自然。

由性发有成德，有性斯必有德。

不仅生物有性有德，无生物亦复有性有德。

有大德，有小德。

如山水，即是天地大自然中之具大德者。

如水、火、木、金、土五行，亦即是五德。

人类之有德，不能超然绝出于天地大自然万物万象万变之德之外。

总而言之，则曰“天德”。

《论语》，孔子曰：

骥称其德，不称其力。

虎豹狮象，鼋鼉鲛龙，其中惟龙与象，为中国人所爱称，亦复是称其德，不称其力也。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亦然。

天地大自然中万物万象万变，其相互间有顺有逆，有和有戾，有生有克。

中国人则特就其相与为和顺而相生者而称其德，其相与为逆且戾与克者，虽力之强，厥为不德，或称凶德。

人类身处此大自然万物万象万变中，自有所喜爱欲亲近者，自有所畏惧欲远避者，反身自求，便知自处之道。

文学中之比兴，即由此一种清明而高洁之情智中来。

人类本由天地大自然孕育而生，人亦万物中一物，人之异于其他万物者，厥为人俱聪明灵觉之性。

故曰“人为万物之灵”。

《中庸》言：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又曰：

自诚明，谓之性。

自明诚，谓之教。

万物各有其“性”，即是各有其“诚”。

但互不相知，诚而不明。

于是物与物之间，乃有相逆相戾相克。

惟人性有灵明灵觉，乃知尽人性尽物性。

所谓“尽性”，乃使性与性之间，不相逆，不相戾，不相克，而共达于和顺相生。

如此始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天地化育，尚有不够理想不够圆满处，而有待于人类文化之赞助，此是中国文化一至极高明之点。

周公驱虎豹，兼夷狄。

虎豹驱而远之，亦所以尽虎豹之性。

夷狄兼而化之，乃可以进夷狄为诸夏。

相生相养，天地成为一乐园；相克相杀，天地成为一战场。

天地在和顺一气中酝酿出生命，但生命在洪荒之世，相争相夺，几乎成为到处是战场。

要他们在战场上建立起乐园来，其事不可能。

必待人道昌明，乃始有意把战场化乐园。

人道何由起？

乃起于人性之灵。

《易·系传》：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故观于河洲之雎鸠，自知夫妇之当和好。

观脊令之在原，自知兄弟之当急难。

以比以兴，万物之情，莫非神明之德。

惟赖人性有灵，乃能类而通之。

故中国人之人生观，即本其宇宙观，使自然与人生相通合一。

人类中有先知先觉，即以此觉后知，觉后觉，于是而有教。

而中国人之教，则异乎西方宗教、哲学、科学之为教。

四〇

孔子教其子伯鱼，主要有两端。

一曰诗，一曰礼。

礼教主要在人之行事。

诗教主要在人之心情。

庄老道家兴起，虽若其持论与孔门儒家有异，然在人生观与宇宙观之本原合一的意义上，实与孔门儒家根极无二，有其同一之渊源；此乃中国人特有聪明之所在。

其在礼教方面，若与孔门儒家相反对。

但在诗教方面，实与孔门儒家有其潜深之相通。

两汉儒生，可谓偏重了礼教一面。

晚汉世运剧变，庄老思想再兴，其时则礼教转衰，诗教转盛。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之一门，其中多涵有道家之情味与观念。

上自晚汉建安时代，下迄两晋南北朝，诗的人生转踞礼的人生之上。

但在此有最主要之一点，即在诗之背后，应知有作者其人。

而在人之背后，则应知其有品级等第之分。

故诗品即本于人品。

人品高下，即是其诗品之高下。

故读诗者，心应知诗中之比兴。

懂得了诗中比兴，则诗与作者其人皆两得之。

老杜之诗曰：

“清新庾开府，骏逸鲍参军。

”其人既清新骏逸，斯其诗亦然。

非其诗清新骏逸，乃能使其人亦清新骏逸。

故欲作诗，先作人。

而欲了解此一时代之文化与人生，则必当了解到此一时代之文学，其主要则在诗。

阮逸序刘劭《人物志》，谓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偏兼”。

而刘劭之自言则曰：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

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

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

盖必其人有聪明，乃能仰观俯察，通德类情；而聪明则必从平淡中出。

刘劭之所谓平淡，即犹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意。

若其人多私欲，则必丧其本性之素朴，而聪明皆为私欲役使，不得聪明之真。

首先提出中国人传统中之人品观者，为班固《古今人表》；继此加以专书阐述者，则为三国刘劭之《人物志》。

惟班《表》一依儒家思想，刘《志》则渗进了许多道家观念。

同时文学中之诗，开始向盛，此下中国诗中所表达之人生意向，可说是儒道参半，或更可说道家人生观，尤在中国诗中到处流露。

故中国传统中之儒家人生，忠孝节义，多是阳刚的鞭策人向前；而中国文学中诗的人生，比较多阴柔的安慰人退后。

“道义”的人生，与“文学”的人生，同样显露了中国传统人生之一面。

四一

在诗中大可参寻中国文化传统中之人品观。

若从历史论人品，主要为君子小人贤奸之别，而在文学中，尤其在诗中，主要则为“雅”“俗”之分。

所谓雅俗，重要不以文学中所运用之文字言，乃就文学中所表达之意境，与其作者之人品言。

如陶渊明诗：

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论其文字则极通俗，论其所描写之内容，又是穷乡僻壤所有，一若极平俗，无当于高雅。

但在此十字像若颇为平俗之境地中，乃能居之安，居之乐，能把此十字，写成诗境。

遂使渊明成为此下诗人乃至为凡属此下中国识字读书人共所崇重。

又其诗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能不乐车马喧声，反而乐鸡鸣犬吠声，此处便见雅人深致。

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至少亦是俗中见雅，雅而不俗。

故其人果是君子则无不雅，若是雅人，亦无不可为君子。

陶诗又曰：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求田问舍是俗事，但此处但道桑麻，却见其雅。

中国传统人品观中，极重雅俗之分。

雅者，不论在文字上、意境上，求能通于广大之地域，并悠久之历史中。

俗则限于地，限于时。

狭小短暂，各不相通。

人生须能跳出世俗小圈，乃能进入人文大圈。

在人文大圈中，自可包有世俗小圈。

但在世俗小圈中，则并不能包有人文大圈。

故雅不避俗，俗则更不能雅。

又如戴颙春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曰：

往听黄鹂声。

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

此言诗与俗正相反。

然黄鹂声又何如鸡鸣犬吠声之更雅。

此等处大可意会，却难言传。

真懂得中国诗，则自辨其中之情味。

今再举一事加以说明。

《晋书·阮孚传》：

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

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屛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

“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

于是胜负始分。

此一故事，正见当时人仍是极重人品观。

所谓品量人物，必知人物有高下，品量有标准。

惟魏晋以下之品评标准，则由周孔儒家之“道德观”，即君子小人之别，转而为庄老道家之“艺术观”，即雅俗之分。

道德观必当处身人事之里面，忠信孝弟，是为人道。

亦属人之德性。

但经晚汉以下名教观之反动，崇尚清谈，贵乎处身事外，任放为达。

率我性真，不受拘束。

如阮籍所谓：

“人之立节，将舒网开模，而不毁质适检。

”亦如嵇康所谓：

“君子当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如是则好财、好屐，骤一观之，岂不同是率真任性，出于自然？

故使一时评者，未能判其得失。

然此处乃有一雅俗之分。

好财固亦出于人性自然，但究不免如嵇康所言，“牵于外物，累于内欲”。

在祖约心中亦非不自知，故客至急求自掩，意不能平。

此是在其内心方面，仍感有亏，即非人生理想所向往。

阮孚好屐，固亦同是“情有系于所欲”，（此亦嵇康语。

）而同是一累；但不妨以真相见人，神色闲畅，不烦“内隐其情”；（此四字阮籍语。

）此即较祖约为胜。

好财终不能不损及他人以达其所好。

好屐则可自竭所好，与人无涉。

故一则见人心安，一则见人而心不安。

故富人终必自藏其富，是其人生圈小。

雅人所好，不妨与人共见，是其人生圈大。

由此进一层言之，魏晋以下人，纵是由于名教观之反动，宅心玄远，依仗虚旷，不乐言周孔之道德，亦尚不失庄老道家相传的一番人生艺术情味。

固是于世道无补，终极亦复有损。

《晋书·儒林传序》，谓其“指礼法为流俗”，此可谓时人实未窥周孔深旨，正亦未识人性真谛。

然要之仍在人品观上，保留一分别。

此即中国社会此下一路相传之所谓雅俗之分。

“以多自证，以同自慰”，此即是俗，乃为嵇康所深斥。

今若以周孔儒家理想来衡量魏晋以下清谈家之人品，纵是未闻大道，但亦非孔子所深恶之乡愿，盖犹具有“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之近似精神。

孔子在陈，思及鲁之弟子，曰：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狂简者，志大而略于事。

魏晋以下人，不问世事，却要探讨人生大道，如阮籍嵇康辈，祖述庄老，也可谓已斐然成章。

果使孔子生其时，此辈当为孔子所欲裁，不为孔子所加斥。

所以说，只要辨得一雅俗之分，便亦不致遽沦为小人也。

今再言之，庄老在文弊之后，去泰去甚，弃名就实，归真返璞，虽未得谓中道，要亦有所持守。

孔子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德、仁、艺四者之于人生，虽有本末大小轻重缓急先后，然亦一气相通，一贯相承，不可或缺。

魏晋以下之文学，论其精神意气，实以庄老道家占多数，而周孔儒术次之。

唐宋以下，相承莫能革。

钻研文学者，虽是以游于艺为尚，然终与依仁据德不能大相背，只在志道之广狭与高下之间有差别。

如阮籍之与陶潜，李白之与杜甫，其诗品之主要区分即在此。

故周孔儒术与经史传统，当居中国文化之阳面，而庄老道家与集、子两部，则常居中国文化之阴面。

治史必辨人品之贤奸忠佞，即君子小人之分。

而治文学，亦必辨人品，清浊高卑，即雅俗之分，则主要在其人之意境。

四二

与文学同条共贯者尚有艺术。

中国文化中之文学艺术，实同具教育意义，更要在教人以雅。

《阳春白雪》之与《下里巴人》,此在音乐中分雅俗；此一辨，千载传诵，人人共晓。

故不仅有雅乐、雅舞，复有雅服、雅步、雅戏、雅玩。

中国人即在其日常人生物质生活上，亦无事不求雅。

不仅有儒雅、古雅、典雅、风雅，亦复有高雅、清雅、淡雅、隽雅。

可见不仅儒家经术尚雅，道家清谈亦尚雅。

两汉人似较尚朴，然敦朴、古朴亦皆是雅。

魏晋以下，诗学与画风同盛。

绘画尤为中国艺术中一要项，中国人常称“诗情画意”。

诗有比兴，画则有寄托。

寄托，即犹如比兴，其背后皆有一人品观存在。

尤如后来画家，其画花卉树木，必尚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

又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

其重人品观，其有近于诗之有比兴者更显。

苏轼诗：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好竹之风，亦起于东晋之王献之。

可见魏晋人尚雅之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之大。

在此下历史人物中，尽不乏权诈奸雄霸术阴谋夸贪热中之徒，如曹孟德、司马仲达；此等人物，纵非君子，但亦不便为俗人。

在其人品修养上，亦犹有一据点。

尤如五代时之冯道，其人可谓无廉耻之尤。

然观其言行，却亦不得谓是一俗人。

彼自号长乐老，谓：

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

彼所谓食味别声被色者，乃谓于清淡生活中不失灵明，非贪饕奢淫之谓。

故其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蒭，与仆厮同器饮食。

诸将掠美女遗之，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

能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以告唐明宗。

明宗录其诗，常以自诵。

明宗得传国宝万岁杯，道曰：

此前世有形之宝，仁义乃为王者无形之宝。

其见耶律德光，自谓：

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不矜才，不尚德，自居痴顽，亦近庄老道家义。

又曰：

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时人皆谓契丹不遽夷灭中国人，赖道一言之善。

道之历仕诸朝，论其气节，固不失为一小人，然亦不得谓其是一俗人。

直至宋代，冯道为人，尚受称重，而卒于论定为小人之无耻。

观于后人对冯道之品评，亦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中之人品观，实具有甚高标准。

亦见中国当五代最黑暗之最乱世，即如冯道其人之最无廉耻，亦复有其一番人生修养。

大德踰限，而小德尚有可观。

中国传统文化之积累深厚，与夫中国传统之人品观之具有甚高标准，与其潜在之势力，即此可知。

前之如曹孟德，政事外交武功文学，莫不冠绝一代，杜甫《赠曹霸诗》，犹曰“将军魏武之子孙”，不以为耻，尚以为乐；而事久论定，曹操亦终为小人之归。

远自三国，迄于五代，儒学不振，而文学艺术，犹可维系吾中华文化深厚之一脉。

此诚读史者所当深切注意。

而此下之小人，亦毎喜附庸风雅，如南宋贾似道之半闲堂，如明季严嵩之为《咏怀堂诗》，此皆中国社会风尚所驱使。

即其人品卑下之极，犹尚透露些许文化教养之未尽泯灭而无存。

乃至近代，一时急功利慕西化者，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文学艺术精诣，亦复不加重视。

于人品观中君子小人之分，既鄙之为迂腐；而雅俗之辨，亦不免目之为守旧。

如是则在人生中求表现，亦惟有争财夺权与哗众取宠之两途。

人品扫地以尽，徒自高呼西化，认为是当今惟一大道，不知道不弘人，又谁是能起而弘此西化之大道者？

此即诚可作深长思也。

四三

以上辨人品之君子小人与雅俗之分竟，兹再就圣贤、豪杰、英雄三名略加申述。

班孟坚《古今人表》分圣、仁、智三等为上品，后世并不沿用。

孔子曰：

“圣则吾不敢。

”其称颜渊，则曰：

“贤哉回也。

”后世尊孔子为至圣，孔子以下，仅得称贤，不复称圣。

元明时代，始尊孟子曰“亚圣”，亚圣亦犹称大贤耳。

圣贤以外又有豪杰一称呼。

孟子曰：

待文王而后兴者，庶民也。

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豪杰指其人之才能出众。

意志力强，智慧高，感情富，故能不待在上者之鼓舞作育，而自兴起。

故所谓豪杰，乃指其自然禀赋言。

具有自然禀赋，亦贵有人文修养。

三国时，人称陈元龙：

湖海之士，豪气未除。

可见所谓豪杰，正贵能化除其豪情杰气，以自赴于中和平正之途。

豪杰而成德，斯即为圣贤。

至于英雄，则又若与豪杰有别。

曹孟德谓刘玄德：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盖豪杰以自然分数居多，英雄以表现分数居多。

豪杰多指其内在之才气与性格，英雄则多指其外表之事行与业绩。

若非有事行业绩表现，即不见为英雄。

相传唐太宗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盖英雄必重功利表现，势必求投入功名利达之途，故不免会入彀。

抑且英雄终必于竞争比赛中出人头地。

即不能取胜，亦必求昂然不屈，如楚霸王乌江自刎，乃为不失英雄气概。

所以豪杰乃指其原来天赋胜过人，英雄则指其立志不为人下。

一属先天，一属后天。

三国时陈元龙称湖海之士，后代则又转称湖海为江湖。

后人中国社会上之所谓英雄，遂多成为江湖人物。

昔人云“身居江湖，心存魏阙”，本指隐者言。

陆龟蒙尚自称江湖散人，可知唐末，江湖尚与市朝对举。

称江湖亦犹称山林。

而宋以下之江湖，则为浪荡人纵横活跃之所。

江湖山林，成为逋逃薮。

而此等人物，乃多以英雄自负。

如《水浒传》中之好汉，皆即江湖英雄也。

直至最近代，英雄更转为一好名称。

乃有所谓崇拜英雄、英雄主义等语，殆亦由崇尚西化来。

欲为英雄必不避竞争，好尚比赛，甚至不辞斗杀，惟知高踞人上，不复知其他意义。

中国社会，渐由尊尚圣贤转而崇拜英雄，而豪杰则不成一名色。

重外不重内，尚力不尚德，尊事功不尊德性，是亦中国挽近世世道人心上一大转变，不得不在此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