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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濮范革命斗争片断

忆濮范革命斗争片断

忆濮范革命斗争片断王鹏程我是原濮县孙堤口村人,1935年由陈东升介绍加入共产党。

濮县、范县是冀鲁豫边区的红色老根据地,中共党的活动比较早,对敌斗争坚强,并注意斗争策略,以至后来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曾被赞誉为“陕甘宁第二”、“红色小延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应有贡献。

一、党的建设濮、范、观、朝一带的中共党组织开始由黎玉,刘晏春领导。

1934年濮县建立了县委会。

第一任县委书记是刘茂斋、组织部长刘培岑、宣传部长张庭斋。

1936年春天,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获悉濮县共产党非常活跃,就从东昌府(聊城)派了一个正规团到濮县搞清乡,不称团长,而叫“清乡司令”,住在濮县城内及四关。

当时县委书记是王世喜,在张庄小学以教书为掩护。

该村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建岭,他可能告密,对王世喜首先进行了逮捕。

这次先后被捕的共产党员有刘培岑、陈东升、毛修文(延武)、孔繁阁(子凌)、王登名和当时进步分子李仁堂、李仁荣等共8人。

黎玉、刘晏春获息抓紧通知了各支部。

当时我在孙堤口教书,一会接到两个紧急通知,是张庄村交通员张培福送的,我迅速转移幸免被捕。

当时,濮县全境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濮县政府对共产党的4个最活跃的党支部(徐庄、李桥、西关、木靳庄)称为四股奇怪的土匪,欲斩尽杀绝。

在此环境下,党组织作了紧急动员,所有共产党员一律疏散隐蔽、秘密活动,与敌人周旋。

保证安全。

后党组织让我到黄姑庙以教书掩护,搞党的交通站工作。

这时我同马功臣、靳怀礼的主要任务是:

弄清这次被捕的原因,审查被逮捕的每个党员。

经审查没有叛党言行,先后恢复了刘培岑、毛修文等同志的党籍。

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该同志所在的党支部没一个党员被捕;二是,该同志在狱中斗争坚决,所接头联系的党员无一人被捕;三是,在狱中及出狱后都及时同党组织联系。

这次实际考验了每个党员,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1938年,濮县县委书记换成了张继车,组织部长高黎光,我任宣传部长,刘培岑任军事部长(出狱回来后)。

这年春天,濮、范的党组织归山东二地委领导。

在划归山东时,中央直南特委把原濮县的4个领导人留下了3个(张继车、刘培岑、王鹏程),县委只剩下高黎光。

1940年春,在取得讨伐叛军石友三部胜利后,濮、范、观、朝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我担任了濮县的第一任县长,县委书记是祖化石;范县的县长刘玉如、县委书记高明。

到1941年范县的刘玉如、高明去延安马列学校学习,把鲁森从濮县调范县任书记、县长孔百川、组织部长于跃、宣传部长范旭光。

1940年祖化石去延安学习(据说过交通线时被人害死),书记换成李坚。

1941年濮县县长换成了韩哲一,1943年换成马继孔,1945年换成吉建一,李坚在濮县任书记达7年之久。

在他任书记时,杨节、鲁明都到濮县任过书记,李坚有时是副书记、或是组织部长。

以上是濮、范两县的县委组织演变概况。

濮范的党组织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早在1930年就有了党的活动,1931年建立了党的组织。

濮、范的党组织是通过两条线发展起来的。

一条是由刘晏春以南彭楼、付庄村逐步向北发展农村党组织,到1935年我入党时,濮、范两县党组织统一在刘晏春领导下。

另一条是管守律在范、朝、濮乡师从学校发展的党员,他们是濮、范的学生刘培岑、毛修文、陈东升、徐宾、王继奎、贾彩亭等。

这些学生又回到农村发展党员。

1938年上半年,濮、范的党组织又划为直南特委领导,那时特委领导人是朱则民、刘晏春、王从吾等。

1938年以后,濮、范的党组织一直在山东省二地委领导下,直到1946年。

二地委书记申云浦、组织部长孙庭蒲、宣传部长黑伯里、民运部长是我。

二地委归鲁西区党委领导、书记张霖之、组织部长申光、民运部长徐运北。

1946年到1947年,濮、范的党组织归冀鲁豫九地委领导,地委书记王维群、组织部长王志刚。

1947年后,根据形势发展,共产党组织逐步进驻了中小城市,按顺序排列的地委名称不存在了。

冀南区委、鲁西区委统一在华北局的领导下,书记是杨尚昆,后继任是宋任穷。

二、武装斗争我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

毛主席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濮县的党组织始终重视武装斗争,注意发展革命武装。

1934年,成立县委会后,刘晏春指示县委:

“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分粮吃大户斗争,抓紧组织游击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县委指定由刘培岑负责组织游击队的工作,首先在杨集区搞试点,然后推广。

游击队如何开展工作?

怎样活动?

对我们是新课题。

内黄县委组织游击队较早,有经验,就选派王玉德带领五个游击队员去内黄游击队学习锻炼,一块活动,取得了经验。

不久,二、四区的游击队也组织起来了。

到1935年下半年,游击队日益活跃。

1935年,我们濮县党组织重视抓国民党团丁武装的领导权。

主要采取两种方法:

一是,争取当队长,掌握领导权;二是,不能当领导的派党员打进去当兵,或选可靠的发展党员,把其拉过来。

城关区张相云当队长,古云区鲁德明当队长。

为争取他们组织派我和徐宾通过做思想工作,把其发展为党员,掌握了团丁领导权。

为了发展党的武装力量,经研究,由高堤口乡乡长马功臣做内应,由刘茂斋带领三区游击队,在一天夜里收缴了该乡团丁的32支枪,充实了革命武装力量。

“七·七”事变后,El军大扫荡,国民党团丁队全被打垮。

我所在的古云区团丁队,在孙庄、李康店一带被日军包围,我负伤被打下马来,其他几个同志也负了伤,队伍也溃散了。

1937年,抗战开始后,直南特委为正确执行毛主席“团结抗日”的方针,建立了抗日四支队武装,支队长唐哲明、政治部主任刘汉生、特委书记王从吾兼政治委员,濮县刘茂斋带领游击队及部分收编的团丁也参加了四支队,任中队长。

1937年冬,濮县县委在大赵庄张继车家里开会研究,刘晏春提议成立“冀鲁豫边区民众抗日义勇军”。

当夜以党员为基础集合了20余人,穿便衣,带黄色符号,鲁德明任军事队长,我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只有两支枪、一支八音手枪、一支九连登大枪。

后来,聊城专员范筑先想收编这支武装。

为了保存武装,我们把队伍拉到清丰梁村(直南特委住地),同特委警卫排和清丰县抗日救国会20多支枪合编在一块。

成立了直南特委领导的黄河支队。

支队司令鲁德明、政委王从吾、我为政治部主任。

后来,特委调我任八路军东进纵队驻濮阳办事处主任与丁树本搞统战工作。

我走后,司令仍是鲁德明、政委是张伟、政治部主任是刘培岑。

以后,这个支队又改编到三大队,司令鲍启祥、政委廖汉生、参谋长鲁德明,“皖南事变”后,充实到新四军。

1938年,黄河支队改编后,濮、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重建了濮、范抗日基干大队。

我回县后,把濮、范两个县大队合编为金堤支队,司令孙大昆,政委是我,政治部主任刘庆三。

这时杨勇是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在濮、范一带活动。

后改为独立旅,金堤支队又编入独立旅。

1938年秋,为了壮大正规军,濮、范党组织又组织了基干大队,部队上派老红军高队长来领导,政委张少迪,共200多人,下属3个中队,冬,编入杨勇领导的独立旅第三营。

1938年末,濮范党组织又成立了特务营,也叫独立营。

这支队伍成立时,号召自己带枪支、骑自己的马,好多地富子弟为了保存自己的枪和马也参加了,这支武装富户多,因此当地群众又叫“富户团”。

营长毛宜轩、政治部主任张庭斋、有400余人、300多条枪支,下属4个连,1940年初,编人了鲍启祥司令领导的三大队,其中姚寿山领导的第四连留在地方,刘玉如任范县县长时,把四连带到范县成了县大队。

以上这些武装,有的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正规部队,有的留在地方保卫了党的红色政权,都对革命做出了贡献。

三、统战工作濮县和范县党的工作,所以搞的比较有起色,除了重视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外,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统一战线,确实是保卫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当时,对社会名流通过登门拜访、促膝谈心。

激发其爱国热忱,争取对坚持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以来,使很多开明绅士成了我们的朋友。

象白衣阁段子敬,胡屯胡隅平,朱庄朱津生,姚庄姚寿山,牛桥吴伯光,羊二庄宋维吾等积极支援我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如:

段子敬创办白衣阁小学和濮城中学,宣传抗日救国,培养了许多革命人才。

胡隅平为解决八路军给养,一次就拿出七石绿豆。

姚寿山化装成满人到滑县敌占区为我们搞了一批枪支和子弹。

这在当时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民主人士冀镇国、韩殿英响应共产党号召,分别组织起十三支队和二七支队,积极投入抗战,开明绅士毛宜轩积极组建“独立营”,很多地富出身的爱国青年背着自己的枪,骑着自己的马踊跃参加,很快发展到400多人。

300多支枪,后编入冀鲁豫三大队,充实了八路军主力。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瓦解敌人势力,我们还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方式到敌人内部去开展工作。

如,王勇达打入古云区队,通过了解情况,和出身贫苦的士兵谈心,提高其阶级觉悟,激发其民族仇恨,争取了很多人,达到了化敌为友,直至为我所用。

通过统战便团结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集中全力孤立和打击了反动派。

由于我们搞好了统战工作,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有利条件。

象国民党濮县政府对共产党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党的主要干部黎玉、徐宾。

都是在国民党党员丁绍九处,被掩护过关。

有时,县委的会议就利用张梅岑的弟弟张庭斋,安排到国民党县党部去开。

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就以这种机智勇敢的大无畏精神进行工作。

1934年6月,濮县共产党员马功臣,张成一等在南关召开小学教员联合会,针对当时国民党发薪不按时,一年扣薪两,三个月的问题,动员教员开展反对扣月薪。

要求补发扣薪的斗争。

会后立即行动起来,一齐拥进县教育局院内展开示威讲理斗争,表示不答应就全县罢课,结果补发了扣薪,体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

1935年,我们还组织了打击国民党在教育界的反动局长、校长的斗争。

刘培岑和我都是小学教员,全县教员在濮县孔庙举行考试,第一小学校长董心斋(又名天从),他因文化低中学没毕业,让刘玉汉去替他考试。

我也去参加考试,发觉后,经过研究:

就以全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名义,告教育局长王宗龙、包庇董天从弄虚作假,引起全县教员公愤,省督学来检查工作,把局长、校长都撤职了。

“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张霖之在聊城同范筑先以政治部名义搞统战工作,派政训处于部张舒礼、郭超到濮县同县委一起发动群众,组织了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濮县文庙召集大会,通过群众选举的方法,选出了马功臣为会长,张庭斋为主任。

为扩大影响,壮大抗日力量,还办了一份《生路》报纸,在原鄄城王固堆设立了各界后援会河东办事处,由张方负责,发展党员,建立武装,开展各种斗争,并邀请了北平、天津旅外学生参加会议。

北平辅仁大学的教师王斌发表了讲话。

谈了主要任务是:

宣传抗日主张,发动募捐,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组织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

当时,大赵庄在濮县首先成立了儿童团;他们响亮地唱着儿童歌曲:

“小兄弟们呀!

小姐妹呀!

我们都是抗日儿童团!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1938年麦后,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调我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办事处”,住在濮阳南衙(又称濮阳八路军办事处),同濮阳专员丁树本搞统战工作,丁树本的政治部主任罗士高、组织部长b慎吾、宣传部长晁涌光都是中共党员。

办事处连同通讯员十几个人,我为主任,秘书王世喜,具体抓日常工作。

为了扩大统战工作,当时还在东明建立了东明分办事处,县委书记张恩同兼分办事处主任;在濮阳、滑县交界的两门建立了濮、滑边分办事处,李广4录任主任,经常同我联系,研究工作。

1939年麦后,我因患肺病去休养离开濮阳办事处。

二地委书记申云浦,组织部长王镜如根据需要在孙楼、胡屯成立了八路军独立旅办事处。

我当主任、张学瑞为副主任、秘书李超群负责日常工作,其他有通讯员王运生,警卫员刘明尧、王抗、王冲等十几位4、同志。

主要任务:

一是开办训练班,培养党员干部。

办了4期,两期党员训练班,两期积极分子训练班,共参加200余人次,二是同聊城专员王金祥搞统战工作。

当时王金祥部队住在道口附近。

一次,我带了十多匹马去见王金祥,到他部后,曹参谋长接见,客套一阵后,说:

“贵军有何困难,我部尽力援助,如有要事商谈,我一定转告司令。

”我向他宣传了党的抗I=t统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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