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芯片非常钱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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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芯片非常钱途
生物芯片非常钱途
作为高速度、高平行处理个体生物信息的强有力技术手段，生物芯片的新机遇来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全序列分析如期完成；进入后基因组时代，蛋白组计划、疾病基因组计划等概念和计划提出；尤其是针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强大医疗需求，中央财政的专项已超过30个亿，生物芯片企业有望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稳健地走出2002年底的资本“冻土层”，更将重续数年来为巨额资本所紧紧追随的“新经济”好梦……
生物芯片逃离 资本“冻土”？
在2000年前后，“生物芯片”阐释着资本在中国新经济领域的炙手可热，来自国家、银行、企业和社会等不同途径的投资极其踊跃。
“几乎踏破了联合基因的门槛，”曾在鼎盛期供职于某基因公司的张先生说。
这并不夸张。
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的袁佐平研究员为生物芯片算了一笔投资账：
截至2002年底，一直热衷生物芯片的广东肇庆上市公司星湖科技对其与上海联合基因的合资公司上海博星生物芯片公司的投资紧急“叫停”，这时已经有高达12.8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投放在十几个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生物芯片企业上。
其中包括：
政府作为对“863计划专项”等支持性投资6个亿；主要以星湖科技、张江高科、上海医药、复星实业、哈高科、河池化工、友好集团、苏常柴、山东海化等9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主的企业投资；以及2002年1月广东发展银行为北京博奥生物芯片公司提供的2亿元授信额度等。
所以，“从总量来说，中国生物芯片企业是不缺投资的。
” 袁佐平研究员认为。
那么，中国生物芯片产业化的“软肋”在何处？
“是技术上的限制，” 袁认为，由于目前的生物芯片企业不能有效发掘已有生物芯片产品在临床上的广泛功能，并相应成功实现对细化市场的准确定位，“目前的生物芯片产品尤其在面向个人的临床诊断应用上尚未得到市场的认可。
商品化程度不够。
”
正是市场的不认可，使殷实富足了两三年的中国生物芯片企业们终于在2002年底到2003年初遭遇了新一轮资本“寒流”的空袭：
曾被许诺镀金5亿元人民币的“商品化基因芯片航母”－－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在从国内A股上市公司广东肇庆星湖科技得到近亿投资后，追加投资随即杳然；
2002年初首例研制出肿瘤早期检测的“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的上海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带着获得首张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SDA）颁布的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及试生产批文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简称C－12蛋白芯片）到香港创业板碰运气至今前景不甚明朗后，于2002年底大举裁员；
在国内生物芯片产品及服务市场上，面对来自国际市场同侪的竞争，上海博星基因芯片公司最近宣布下调其全产品线及服务的价格，以更应对资本收缩带来的窘迫……
然而，2003年3月以来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它们的命运－－资本从生物芯片领域纷纷出逃之势就这样戏剧性地化于无形……
事件之一：
2003年4月初，香港大学医学部率先与美国方面借助生物芯片技术准确检验SARS病毒。
在全人类奋起抗击SARS病毒的斗争中，“生物芯片”大展神威。
事件之二：
2003年5月5日，中国科学家也研制出全面检测SARS病毒全基因组芯片检测系统。
作为国家863生物领域病毒基因载体研发基地的本元正阳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率先研制出第一张冠状病毒全基因组芯片，并开发出一整套检测系统。
全基因组芯片覆盖了病毒基因组的全部序列，可在检测病毒的同时监测病毒基因组的变化。
事件之三：
2003年4月初，由美、英、日、法、德和中国科学家经过13年努力共同绘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序列图，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已全部实现。
我国将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加强人类基因组的后续研究与开发。
期间，生物芯片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件之四：
在既有成果基础上，中国国家科技部已将人类基因组的后续研究与开发工作列入12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的“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
国家并投入6亿元，主要开展重大疾病、重要生理功能相关功能基因、中华民族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开发应用，以及与人类重大疾病及重要生理功能相关的蛋白质、重要病原真菌功能基因组等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使我国在人类后基因组研究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进入后基因组时代，功能基因组和蛋白基因组成为研究热点。
作为其基本技术手段的基因芯片和蛋白芯片再次获得人类的又一热望。
与上市公司的资本逃离相反，在更广泛的应用领域，生物芯片再获期许。
面对新经济与生命科学的魅力，即使是剥离了生命热情的资本也难以抗拒。
在技术经济 潮头起跑
－－中国生物芯片产业考察报告
当我们深入一些专业的权威研究机构，并试图全面地考察国内十数个主要生物芯片企业时，不无惊喜地发现：
国内这些生物芯片企业的生态现状及相对竞争力远远超出已有公开数字的表现力－－尽管获得技术资本的机会有所减少，顽强的国内生物芯片企业已然起跑！
站在新技术与资本融合的新经济潮头，它们已经悄然拉开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帷幕。
更多地从投资与市场能力整合所体现出的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视角看待这些企业，我们可以看到：
如同其在世界其他市场，在中国目前的生物芯片市场上，借助本地代理公司的渠道与市场能力，世界生物芯片“巨头”企业Affrymatrix等公司的多种生物芯片产品还是强有力地渗透进来。
而作为一种标志型企业，中国本土的“生物芯片航母”－－上海博星生物芯片有限公司，虽然在技术实力上还存在差距，但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来考虑，依然保有领先的市场地位。
公开数字显示，目前博星已占有国内表达谱芯片80％市场份额，毫无悬念地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企业。
以这些指标全面衡量其他生物芯片企业，即使仅仅从R＆D投资（归根到底表现为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能力来看，它们与各个细化领域中的领先企业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当然，放眼生物芯片发展的前景，这显然是一块太大的“蛋糕”－－即使仅仅是作为生物制药创新所需的低层技术而言，生物芯片的市场就不是Affrymatrix或上海博星一家生物芯片企业所能够长期独占的。
产业化的涛声已然越来越近了。
全球产业化前瞻与进展
由于生物芯片的巨大市场前景，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在过去的10年间共投入近20亿美元用于以基因芯片为主的生物芯片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欧洲与日本的投入强度也越来越大。
此外，世界各个大型制药公司也都已建立了或正在建立自己的芯片设备和技术，几乎所有的跨国制药公司都投入巨资利用基因芯片开展新药的超高通量筛选和药理遗传学、药理基因组学等研究。
许多著名的电信、电气企业如摩托罗拉、IBM、惠普、日立、东芝等也参加到生物芯片的研发行列中。
从1992年第一块生物芯片诞生开始，生物芯片的市场逐年扩大，1997年生物芯片的市场仅为1200万美元，到了1998年激增到10亿美元，增长了83倍。
到2001年，全球生物芯片的市场已达170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6倍（见图1）。
根据对全球138家生物芯片企业的统计，美国企业占了49％，德国占25％，英国为11％，瑞士为7％，其他国家和地区占了8％（见图2）。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在全球生物芯片研发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的很多著名生物芯片企业在全球（中国也概莫能外） 市场中，也扮演了技术、产品、专利和标准等全方位的特殊角色。
美国三家主要生物芯片公司Affymetrix、Apogent和GeneMachines， 目前控制着73％的生物芯片市场份额，其中，Affymetrix占据了基因芯片市场的35％。
在新兴的蛋白芯片市场，有6家美国厂商值得关注，它们是Biacore、Ciphergen、HTS Biosystems、Phylos、SomaLogic和Zyomyx，其中前两家早已进入市场。
此外，像CombiMatrix、Dyax、Packard BioScience和Proteome Systems等企业正处于产品开发阶段。
美国的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Patrick Brown研究小组和哈佛大学Gavin MacBeath小组等也有相关研究项目值得关注。
到2000年，已有9家美国生物芯片公司上市，并且表现不凡。
其股价以平均每年75％的速率上涨。
生物芯片产业在中国
权威研究机构赛迪生物的研究人士认为：
从产业层面上看，生物芯片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行业带头人以及主要研究群的努力下，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使生物芯片实现产业化的技术。
政府支持
“中国政府和科技界历来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
”袁佐平研究员认为。
这从1999年3月国家科学技术部起草的《医药生物技术“十五”及2015年规划》中可见一斑：
规划所列十五个关键技术项目中，就有八个项目（基因组学技术、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分离和功能研究、基因药物工程、基因治疗技术、生物信息学技术、组合生物合成技术、新型诊断技术、蛋白质组学和生物芯片技术）要使用生物芯片，其中，生物芯片技术被单列作为一个专门项目进行规划。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火炬计划等各类层次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计划，均把生物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力争在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研究开发中获得一批有重要商业价值的专利，以保障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
中国政府对生物芯片产业产业除了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还将鼓励科研单位产学研结合，利用金融手段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创办企业。
中国政府对生物芯片产业的产业化投资成为生物芯片企业进行R＆D的重要“血液”。
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将陆续投入近5亿元人民币，对生物芯片的系统研发做倾斜性支持，建立了国家生物芯片工程中心，并将以国外的工资标准从国外高薪聘请30位各种科学与工程背景的首席科学家，以保证中国在这一新兴高科技领域取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为今后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奠定基础。
此外，地方政府也积极提供支持。
天津市政府投入引导资金470万，吸引配套资金2000万元从国内外引入优秀人才，在疾病诊断芯片、研究型芯片、药物筛选芯片等6个方面抢占生物芯片的制高点。
其中，由南开大学王磊教授承担的“致病肠道细菌－志贺氏菌检测基因芯片研制项目” 并在2003年5月中旬刚刚申请了12项专利。
此外，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总投资2.9亿元人民币的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也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开工兴建。
作为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特批的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目，该中心将以个体化医疗、疾病诊断和高通量药物筛选等应用型芯片开发为目标，建设基因芯片、蛋白芯片、组织芯片、细胞芯片等一系列生物芯片技术平台。
据介绍，设立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最终目的是建成生物芯片研发与工程化平台、生物芯片生产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设计系统、生物芯片中试工艺系统、外围设备研发平台和相关技术支撑系统，形成年产表达谱芯片1万片、各类临床诊断芯片70万片、蛋白芯片1万片、组织芯片10万片的生产能力，并形成相应的生物信息库和相关软件产品。
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人们逐渐从从技术的角度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集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生物芯片技术，能够实现一次实验同时检测多种疾病或分析多种生物样本的目的，在临床诊断、新药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专业研究人士认为，基因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直接得益于探针固相原位合成技术和照相平板印刷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的引入。
由于生物芯片是一个多学科高度交叉的领域，必须依靠多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生物芯片技术原理并不复杂，就其制作涉及的每项技术而言，中国已具有实际能力。
但芯片如何实现各种相关技术的整合集成，成为中国发展生物芯片的难点同时，对中国精密机械、微加工等相关工业技术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此外，复杂的技术和相关的芯片合成仪，以及高昂的光刻掩膜制造费用，杂交信号检测方法涉及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激光扫描荧光显微镜等核心设备非常昂贵，实现国产化的又比较少，这使得基因芯片的研究和开发只能在实力雄厚的公司中才能开展。
国内的研发带头人以及专业企业在技术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对于生物芯片的工业化要求，除去制作技术外，关键技术是芯片上放置的基因和蛋白质等物质。
制作生物芯片首先要解决的是DNA探针、基因以及蛋白质等物质尽可能全面和快速地收集的问题。
第一军医大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马文丽教授利用自行发明的一种分离基因的新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DNA芯片研制的技术路线。
此外，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建立了国内第一家自己的基因库，目前，该库的UniGene已经增加到了40000组，全长基因达到9000多条，新基因为5000多条。
基因库的发展为基因芯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形成研发规模
经过4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20多家专门研究机构，在生物芯片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某些构思走在了国际的前沿。
目前在我国内地形成了4个从事生物芯片研发的热点地区：
一是北京，以清华大学程京教授为代表（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二是上海，以复旦大学的毛裕民教授为代表（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公司）；三是西安，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阎小君教授为代表（陕西高科集团）；四是广州，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马文丽教授为代表。
其他像天津、南京、成都等地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生物芯片研究机构。
港台方面，香港城市大学已经开发了用于临床检测的地中海贫血生物芯片、肺结核杆菌及其耐药性生物芯片和白血病生物芯片。
台湾晶宇生物科技公司已经研发出肠病毒检验生物芯片。
目前，它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取得了国家相关机构的专利。
其中一些获得了药业主管机构国家药品监督局（SDA）的新药证书。
中国生物芯片市场亟待拓展
对中国生物芯片产业有深刻研究的袁研究员认为：
“中国生物芯片市场亟待拓展。
”
从市场总体情况看，2001年，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从上年的1000万元人民币上升到5387万元人民币，增长率为438.7％。
2001年生物芯片行业实现净利润287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率53.4％，投资收益率9.32。
2001年，实现盈利企业的比例为6.7％。
预计到2005年，整个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将达到20亿元人民币（见图3）。
综合各种公开媒体资源，赛迪生物认为：
有盈利报道的生物芯片公司只有博星公司和友好集团。
而多数生物芯片企业的产品尚处于研发当中，中国生物芯片的市场才刚刚起步，亟待发展。
纵观中国生物芯片市场的现状，袁研究员将中国生物芯片市场狭小的原因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生物芯片的用户少
目前，国内生物芯片产品的定位是科学研究，而中国的相关的研究机构只有1000多家，市场空间相对较小。
另外，从医院或新药开发单位等生物芯片潜在用户的使用情况来看，正式开始使用生物芯片的用户很少。
由于受仪器方面的限制，使用表达谱基因芯片得出的结果需要由芯片的生产企业来分。
研究机构从自身研究成果的保密性的角度出发，可能不愿意使用。
诊断芯片成本居高不下
同传统诊断方法相比，基因芯片除了技术上的优势外，价格上并没有优势可言。
普通病人和规模较小的医院都负担不起。
临床检测芯片的定位不当
虽然理论上生物芯片能够同时对患者的多种疾病的可能性进行检测，但是，除体检外，一般病人只有出现了某种症状以后才到医院就诊，而医生通过对病人进行观察和询问，已经可以初步判断病人所患疾病的类型，医生不需要对无关的疾病的可能性进行检测，否则，有可能形成功能浪费。
中国生物芯片企业已经起跑
业内一位权威人士撰文指出：
即使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压力，投身于生物芯片的企业却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日趋增多之势。
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全国不少于50多家企业投身生物芯片。
在上市公司中，已经进入或曾有意进入基因芯片产业的有星湖科技、吉林敖东、河池化工、上海医药、苏常柴、复星实业、华晨集团、新黄浦、张江高科、友好集团、鞍山合成、哈高科等。
从专业企业角度看，中国共有生物芯片生产企业约30家，但是多数企业还处于研发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开始将产品投放市场，在表达谱芯片、重大疾病诊断芯片和生物芯片相关设备的研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拥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对于国内生物芯片专业企业大多弱小的现状，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深表忧虑：
现在中国生物芯片企业的问题是，尚未完成对自身的准确定位。
从宏观来说，在行业带头人、资本来源、市场渠道等多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免使这些企业之间出现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更为准确的细化市场定位将可能使所有企业都达到多赢的局面。
”因此，这位资深人士将国内主要企业和机构的定位加以整合，分成6大类：
第一类为技术规范标准建立和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单位，以国家生物芯片工程中心为主，以国家科技部为主管单位。
在实践中一般以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分别为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
第二类为“产品技术研发型企业”，主要进行生物芯片知识产权层面上的开发。
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以及联合基因公司应当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第三类为大型生产企业，类似于信息产业领域的OEM厂商，属于“市场导向型企业”。
它们拥有生物芯片的自主知识产权或签订相关技术框架协议，以具有规模性的专业生物芯片OEM生产厂商为发展方向。
目前，上海博星、上海中科开瑞、深圳益生堂以及浙江江南生物科技公司属于此类。
第四类企业则是“应用型生物芯片”专业企业。
其数量广泛，包括：
陕西高科、西安高科、上海华冠、深圳创益（益生堂）、上海数康、天津南开、复旦张江、南京益来以及哈尔滨基太等生物芯片企业当属此列。
第五类为生物芯片专业仪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供应商以及生物芯片专业服务提供商，比如上海数康、香港基因（上海）公司、南京益来以及上海博星等公司。
第六类则为生物芯片及周边产品的专业分销（渠道）企业。
这一类企业一般无生物芯片知识产权的特定性，但随着生物芯片产业的发展队伍势必逐渐壮大。
此外，在与生物芯片相关的企业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涉足生物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
目前，已经涉足生物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有星湖科技、张江高科、上海医药、复星实业、哈高科、河池化工、友好集团、苏常柴、山东海化这9家。
现在看来，只有星湖科技和友好集团实现了盈利（见表4）。
其中，星湖科技在上海博星原开发的单一人类表达谱基因芯片系列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出药物筛选基因芯片系列和水稻表达谱基因芯片系列，并上线生产。
其中基因芯片（BiodoorChip4000）获得了2000年度上海市优秀新产品一等奖，成为国内基因芯片行业唯一有基因芯片产品上市并获奖的生物芯片企业。
2001年，星湖科技投入博星公司的实际金额为1亿元，博星公司当年实现利润总额2785万元人民币，按50％的股权，星湖科技从博星公司可分得1392.5万元人民币，占星湖科技利润总额的18.3％。
星湖科技2001年对生物芯片的投资收益为932.24万元人民币，占全年投资收益的16％，投资收益率为9.3％。
对此，赛迪生物咨询的袁先生认为：
“必须注意，一旦生物芯片的前景更加明朗化，将会有更多实力强大的企业参与进来。
”由于博星公司所拥有的专利只是制造性的工艺，不具备类似基因等专利的绝对的、不可绕过的独占性。
而联合基因的生产表达谱基因芯片的cDNA库也只是授予博星公司专项非独家特许使用，不具有独占使用性。
因此，从长远来看，来自国内的同业竞争成为博星公司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生物工程产业化合作项目。
博星基因芯片公司的表达谱基因芯片仅仅依靠国内为数不多的1000多家科研单位为市场客户，市场空间相对较小。
同时受仪器方面的限制，研究机构从自身研究成果的保密性的角度出发，可能不愿意使用。
高额的使用成本使得联合基因公司的表达谱芯片仅限于在少数研究机构使用。
袁先生认为，表达谱基因芯片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应用，销售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应注意积极拓展国外市场。
表达谱芯片上基因的种类与数量是影响产品品质的决定因素，影响国内表达谱芯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也在于此。
能否在基因的研究中处于优势，是决定诊断芯片竞争力的关键。
加快功能基因的研究将是基因芯片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此外，友好集团也是能够在艰难时世实现盈利的企业。
友好集团早在投资基因芯片时就预计到风险， 1999－2000年，其参股企业上海申友尚未产生利润。
到2001年，友好集团终于等到回报，上海申友实现净利润89.27万元。
生物芯片产业作为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分支，上市公司加大介入的力度是证券市场资源有效配置使然。
由于基因芯片技术面世的时间还相当短，从1992年美国Affymetrix公司生产出第一个基因芯片，到该公司于1998年推出商业化基因芯片，其间尚不足10个年头。
显然，生物芯片催生的新兴产业还处于萌芽期。
因此，相关公司对于这一新兴产业的投资，应该认识到其高收益背后隐含的高风险，同时也要认识到投资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在选择相关公司进行投资时，应该考虑到生物芯片产业化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要求有较高的投资额和一定的投资风险。
在对涉足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判断时，应该以其研发力量的强弱作为判断准则。
投资机构则更应该放眼于生物芯片未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换言之，在又一轮市场需求引导的新技术资本机遇下，如果有更多的生物芯片行业内外的企业纷纷跻身，生物芯片产业化的前景必将更为美好。
生物芯片，VC为何闻风而不动
作为新经济最富创新意义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生命科学的干细胞领域里，也能看到风险投资（VC）活跃的身影。
然而，在国内生物芯片发展近5年的时间里，除了政府和上市公司的资金扮演主要投资人角色，却几乎找不到风险投资的踪迹。
很多风险投资家告诉我们：
本土VC不看好生物芯片，因为过于超前。
我们曾经从中关村著名投资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BVCC）处获悉，在生物芯片春秋鼎盛之际，BVCC曾与清华大学在深圳合作投资了一家生物芯片企业，但很快就因为市场、技术和产品等诸多因素而无疾而终。
提起这项极为失败投资，BVCC的徐总十分不愿回首其细节。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不无幽默地评价说：
“成功的投资各有各的成功，而失败的投资则大抵相似。
”
那么，对于投资价值几乎无孔不入的VC为何独独疏远受到政府投资与上市资金双重青睐的生物芯片项目？
经过辗转访问，北京一位极有名望的风险投资专家W先生给了记者全面的回答。
应受访者的要求，我们不能披露W先生的真实姓名。
但其在中国创新投资领域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W先生亲手创建的投资公司是中国首批从事投资银行、风险投资以及资产管理的民营金融企业集团之一，致力于“为遍布大中华区的高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和国际化的风险投资以及财务顾问服务”。
W先生在2003年4月的这个关于生物芯片专题谈话中，将“VC不介入”的原因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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