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税收与军事暴力西欧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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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税收与军事暴力西欧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
货币、税收与军事暴力：
西欧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
现代国家是在西欧首先出现的。
以往我们讨论现代国家在欧洲的形成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认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充当了主角。
他们首先与王权合作推翻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在王权的领导下促成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单一的中央政权，建立了绝对主义国家。
当其力量足够强大后，则开始与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王权进行斗争，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
这一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对复杂的各西欧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的解释却失之简单。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西欧现代国家的进程一般被分为三个阶段，即绝对主义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福利国家。
②也就是说绝对主义国家是现代国家出现的起始与关键性阶段。
本文即研究绝对主义国家在西欧的形成过程，认为货币、税收与军事暴力是西欧绝对主义国家出现的关键性因素。
一、权力的百衲布：
西欧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社会结构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它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最终吞没了曾经存在的所有其他的国家形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国家形态。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历经艰难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却往往徒具其表。
这一现实使得一些研究者不再从一两个理论出发，而是“回到欧洲”，历史地考察世界上第一批现代国家形成的实际过程，这一研究有一专门的名词，即state-building，中文译为国家建设、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形成等。
代表作是查尔斯·蒂利及其同事于1975年出版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蒂利等人研究的出发点有二：
一是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其他的地方首先出现了这一国家形态？
是什么特殊的因素导致了这一国家的出现？
二是为什么现代民族国家能够消灭其他的国家形态独霸天下？
是什么样的特征赋予了它特殊的能量？
为此，他们重点考察了17至18世纪西欧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国家制度，包括国家的暴力、政治、经济和行政制度等多方面，以研究当时西欧社会中的军事、财政、粮食供应等诸方面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
此后，蒂利又于1990年出版了《强制、资本与国家》进一步对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机制进行了解释。
③
以学者托马斯·爱特曼（ThomasErtman）的话说，他们的结论与许多其他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对韦伯观点的进一步证实，即认为现代国家之所以能首先在西欧产生是由于向王权负责的行政权力的极端渗透、领土国家和一个有机的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一结合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领土国家的出现。
而领土国家之所以战胜了其他的如帝国、城市国家和封建制等政治实体的原因在于它建基于城市资本与强制权威之上的超强战斗能力。
④
而在蒂利看来，这里面的核心因素不是阶级而是军事暴力。
军事暴力才是那些早期的西欧国家建设者们（state-staters）孜孜以求的，而现代国家只不过是那些追求军事力量的偶尔产物。
“战争，有时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是统治者在军事竞争利益的驱动下改变政治体系，对国家机构进行扩张和理性化背后的主要力量。
”
可是，为什么军事暴力会成为西欧统治者追求的主要目标？
这一追求为什么在西欧会导致现代国家的“偶尔”产生，使其成为现代国家的发源地？
并使其具备超强的力量？
要回答这些问题都不能不从西欧当时独有的社会形态与社会运行机制出发。
典型的说法将现代国家形成之前的西欧社会划为封建主义社会。
但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标签式的做法。
布罗代尔认为把11世纪至15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封建主义”之下，正如把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资本主义”之下一样不合逻辑。
他认为中世纪的西欧是多种多样的社会形态共处的社会，如果勉强要用一个概念来统合的话，可以称之为“梯级形态”。
约翰·麦克里兰则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以“百衲布”概括了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形态。
⑤
从当代国家的角度视之，中世纪的统治形态基本上一团紊乱。
国王、领主、主教、教士及城镇寡头集团竞争对下层阶级的管辖权，而老百姓也难怪不知道自己的统治者正身是谁。
领主有权要求农奴劳动，并透过采邑法庭行使管辖权。
教会决定他们嫁谁娶谁，以及他们可以将财产遗传给谁。
教会有征税权，如果农奴以金钱折偿劳役，则领主也有征税权。
他们犯了不同的罪，由不同的法庭审判。
遇有外敌入侵等国家紧急状况，国王可以号召人人效力。
封建社会里，各类管辖权相争相忌。
教会只要有办法，都不让世俗权威进入其地面；有特许状而自治的城镇抗拒国王，为难贵族则是国君一大要术。
在这些情况之下，谈国家未免荒谬，中央集权国家更无论。
这样的社会里，唯一仿佛古代或近代国家的是君主国，然而君主亦不过大领主中之较大者，只不过，这些大领主对他有效忠输诚、提供某些军事服务的义务，以及在他下问时提供建言。
国君之于佃户，亦犹领主之于其佃户。
境内只在战争时期才成为一个单位。
这时，每个臣民、每个武士都有保境卫士的明确义务。
然而就是这项义务也有其一定天数，应如勤王的约定时间一过，军队必须获得代价，才不散去。
其结果，我们权且称之为“格利佛”效应。
每个人都被无数绳结绑着，其中任何一条绳子都不足以将其定住，但所有绳子合起来即足够将他定住。
而且他无从分辨其中绳子的种类。
总之，“中世纪社会是一块由各种彼此竞争的管辖权杂缀而成的百衲布”。
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则将这件百衲布描述“为蜂巢式的共同体”，认为由于当时西欧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都是分割的，没有一种权力机构能够独自控制一块界线分明的领土或该领土上的人民。
因此，中世纪的西欧是地方性的“蜂巢式的共同体”，表现为可以视察的修道院、村庄、采邑、城堡、城镇、行会、兄弟会。
要言之，我们可以对封建时代的西欧的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是蜂巢式的地方社会，没有统一的政府，没有统一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税收权，它们都为各种权力体系，或梯级结构分割；
第二，权力体系并存，并相互依赖，没有严格的分界线，贵族、教会、国王竞逐管辖权。
任何一个人都受到不止一种权力的管辖，不止一种义务的约束，同时也享有不止一种权利；
第三，军事从本质上说是国王的责任，贵族作为其封臣，有义务为其提供一定时期的服务。
现代国家的第一阶段的绝对主义国家就是从这样一块权力分割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
它与此前西欧社会形态最大的区别，同时也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在于它具有一个明确的领土疆域，并在此范围内形成了集中而单一的中央权力，即王权。
这对于西欧社会是崭新而陌生的权力结构形态，它成为现代国家的突出标志及力量的源泉。
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单一权力结构的形成？
是什么使其突破了原有的百衲布式的多元化权力结构？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的意义不仅在于了解西欧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过程与机制，还在于它同时可以告诉我们西欧绝对主义国家单一的王权后来为什么会为资产阶级民主所驯服而未像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形成专制主义？
二、货币、税收与军事暴力：
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
（一）军事与土地：
中世纪西欧的支撑点
约翰·麦克里兰说：
近代国家自封建秩序中浮现而出。
除了这句话，其他一切都无法确定。
这件事如何发生或何时发生，众说不一，仅有的一致之见是此事在不同的时候发生于不同的地方。
⑥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我们仍要追问，现代国家为何以及怎样从封建秩序中浮现而出？
既然这一混乱的体系已经存在了那么久，它为何不像传统帝制中国一样长久的停滞？
是什么促成了它的突破？
说明这一点，首先要涉及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王权。
封建社会的百衲布中的国王，是特殊的一个结点。
从实际状况上看国王不过是一个大贵族，其权力边界不出他作为领主的领地。
但是，国王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贵族，他处于梯级结构的最上端，是贵族中的第一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人。
这或者与它承接的古老传统有关。
封建社会尽管断绝了古罗马的政统，但“它从未断然抹掉古老的皇帝、国王、高贵的爵位、官职和特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成为日常统治的词汇”⑦
而就现实社会来看，国王的存在是军事需要的结果。
西欧封建社会之所以需要似乎徒有虚名的国王，正是因为他担负着对外的军事职能，即在全国征召军队，对外作战。
这些军队是由贵族组成的。
报酬是战利品——土地。
国王在战后将其分封给有功的贵族或军士。
事实上，西欧的贵族原初就是这么来的，贵族的土地及附着于之上的贵族身份是出自国王对属下履行军事义务的报偿。
当然，到后来，贵族变成了世袭，同时，不征战时，国王也可以加封封臣，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军事上的权利与义务。
国王存在的理由是率部征战的军事义务，贵族则作为骑士出征，这既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特权。
而农民的义务是耕种，居民的义务是其从事的各种工作，以供应领主之需，教士的义务是祈祷提供精神支持，同时他们也得到领主的保护。
如此这般各负其责，社会看似混乱不堪，却有自身的逻辑与秩序。
而维持这一大杂烩式的社会秩序的关键就是军事与土地。
也就是说，正是军事需要与土地纽带将中世纪看似有着各自独立的百衲布式的分割的权力体系联系起来。
只是依靠这两个支撑点——军事与土地，以及附加在这两点之上的各种法定权利与义务关系，蜂巢式的各自分立的中世纪共同体才能维系于一个个“国王的国家”之内。
在这些关系中显然以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最为关键，而军事与土地则是国王与贵族关系的支撑点。
国王身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有领军之权之责。
同时，他还是贵族间冲突的最高仲裁人。
但仲裁实际上是以国王武力为后盾的。
对不服从仲裁者，国王可以行使征召军队权，召集名下贵族讨伐之。
从理论上说，国王有权征召所有的贵族参与军事行动。
但是现实中国王所拥有的支配手段极为有限。
国王作为领主名义上对分封出去的土地拥有权力，然而受封者却实际占有土地，领主无法干涉受封者在这片土地上行使的各种权力，包括司法权、收税权、军事权。
相反，受封者一旦获得土地，唯一需要领主的只是广义的保护。
而这并非总是必需的。
何况大贵族常常会变得比国王更有实力。
这时候国王的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总之，在中世纪西欧的国王与贵族的关系中，一旦国王的势力落于贵族之下，无法给其提供保护或者国王没有更多的土地拿来分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岌岌可危。
埃里亚斯对此总结道：
“封建时代的国王只有当其封臣面临外敌的威胁而需要保护和统帅时，当其征服新的土地进行分封时，他才强大。
”⑧而在封建制度下，国王要保持持续的强大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国王与贵族相互需要的两极中，从长期看国王是相对虚弱的一方，因为他持续地需要贵族的承认与支持，并且只能以封地为报酬获得这些支持。
而贵族一旦拥有大量的封地，又不需要国王的军事保护时，就处于强势的一方。
从本质上说，封建时期国王的霸权地位取决于他在军事上的天然统帅职能以及这一职能的实现程度，而要维持这一职能的强大，国王不仅需要足够的权威，更重要的是必须拥有大量的土地以偿付贵族的军事支持，维持他们的效忠。
但是，对国王来说，这是一条注定自我消解的道路。
由于国王与贵族间的关系是军事上的义务与回报式的互惠关系，国王必须持续地获得新的土地以便偿付贵族的效劳，维护其领主地位，而征服新的土地又需要贵族的效劳。
“就是在这条道路上法兰西王国的领土在10、11世纪实际分裂为为数众多的小小的和愈来愈小的领地。
”
这种趋势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新的贵族兴起挑战国王的地位，当然，新的国王的挑战者必须符合国君的合法性原则，即血统与神授原则。
而由于婚姻是取代战争成为扩大领地、巩固王权的最方便的和平手段，西欧每一个国王、大公、伯爵等的婚姻极为复杂，造成了众多的有资格的挑战者。
结果战争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常态，战争中取胜者就在教会的祝福下成为新的国王。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的西欧亦存在着王朝循环，即每一个兴起的王朝经过数代后，就注定会衰败而为新起的大贵族所取代从而建立起新的王朝。
这是由中世纪西欧特有的以土地占有和土地分配为中心的社会化机制所决定的。
从封建社会中浮现的绝对主义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是王权成为单一的政治权力中心，最终打破了这种“王朝更替”的命运，垄断了整个王国范围内的军事、政治权力。
但这一步是如何发生的呢？
（二）王权与货币：
绝对主义国家的产生
简略地说，西欧现代国家产生于暴力与现代市场的结合。
战争是王权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国王职能，战争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存在下去的理由。
战争也是促使现代国家产生的一个主要促动器，正是各国之间的战争造成了西欧领土国家的出现。
蒂利因而将战争与战备视为现代国家的建设活动。
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结构实际上主要源于战争，是统治者努力赢得战争的副产品。
当时西欧各封建王国持续不断的战争及其战备不仅强烈地影响了国家间的关系，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具体形成过程。
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在战争中表现了巨大的战斗力，它才最终战胜欧洲中世纪其他的国家形式生存下来，主宰了近代的国家形态。
然而，贸易、市场、城市经济的兴起才是西欧摆脱中世纪封建循环的关键的新因素。
它使军事或暴力开始具有与中世纪时不同的特质。
贸易、市场、城市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特殊元素为国王履行战争职能提供了新的方式，使新的军事方式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了王权的强大与集中。
按照蒂利的说法，西欧国家形成的发展链条是这样的：
（1）陆军的变革或膨胀；
（2）国家榨取臣民资源的新措施；（3）新官僚机构和行政革新的发展；（4）来自臣民的反抗；（5）不断更新的强制；（6）国家抽取数量的持续增长。
⑨
由于特殊的多元社会结构及社会维系机制，中世纪以及其后的欧洲，注定是战争的天下。
“封建主义内部的典型的竞争手段是军事的，通过这种冲突，赢得或失去一定量的土地”。
⑩
绝对主义国家形成过程中，军事的对外功能更为突出，如整个17世纪只有7年欧洲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
总之，战争是常态，国王的职责是战争，贵族的职业是军事。
然而，由于国王的军事力量只能来源于贵族有期限的服务，所以，在中世纪的西欧，军队与战争都是临时性的，国王并没有制约贵族的有效手段，难以凌驾于贵族之上。
然而，大约从1000年起，西欧经济开始持续增长，从1050年到1250年城市开始出现。
中世纪末期工商业获得了跃升式的发展，其结果就是货币经济的范围越来越大，并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而货币经济为国王持续地扩大权力提供了媒介，使得王权可以摆脱对贵族的依赖，从而最终凌驾于所有的其他权力之上。
最后，“商贸与货币交流的发展已经达到这一步，从整个统治区所得之税收和由专制的统治者以税收所豢养的常备军完全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置离心力量——贵族地主的独立欲望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这支常备军由农民和市民的子弟组成。
”（11）
这就是说，随着货币的大量出现，国王可以用钱来维持一支军队，从事军事职能。
这就使得国王不必再以土地作为军事行动的红利，从而使贵族对军事的垄断成为不必要；另一方面，货币还同时缓慢地瓦解了封建主与其臣民之间的原有的封建依附关系，为国王的军队提供了能够当兵打仗的自由民。
最终，通过金钱，国王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时是雇佣军，后来是国民军、常备军。
也就是说，军队组织日渐不再具有封建性质，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旧有的军役纽带渐被解除。
“自12世纪末到16世纪，欧洲军队兼有职业因素和征集因素。
它们在战场上的时间也比过去长了。
以后就完全职业化了。
”（12）这使得国王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西欧从多元中心到中央集权发展的前提与关键。
依靠这一新获得的军事权力的支持，王权终于开始摆脱中世纪封建化下衰弱的命运。
在货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职能分工日益发展，占有货币取代对土地的支配权成为财富的主导形式。
而国王由于拥有军事统帅权甚至是军事垄断权，由货币获得的财富就使其同时获得了王国范围内的最高权力，并逐渐地排斥其他的权力。
摆脱了原来处于不断解体为一块块小地区的威胁。
分割式的权力日渐集中化，最终形成了围绕着国王的新的机构。
这一新机构是建立在初级的职能分工之上的，开始时主要服务于王权的军事职能。
因为国王虽然摆脱了对贵族的依赖，却转向了对货币的依赖，正是这种在战争的持续压力下形成的对金钱的饥渴，导致新形式和新性质的国家机构的出现，以保障最大程度地向社会抽取资源。
这一机构可以称之为最初的中央机关。
它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为国王的战争筹集资源。
可以说，正是为军事筹集资源的需要才使最初的公共财政得以发展。
“正是战争与战备，为绝对主义国家兴起时所特有的行政资源的集中以及财政的重组，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刺激。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欧的现代国家更多地是一种意外的结果，因为当初的国家建设者们心中并没有一个绝对主义国家或现代国家的蓝图，他们只是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国王来说，主要的目标就是战争，正是为了筹措战争的资源，为了支持战争或备战的需要，他们才不得不建立相应的机构与设置去募集资金。
而募集资金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抽税。
开始时是临时性的捐税，后来逐渐发展为定期的税收，随着定期的普遍的税收制度的建立，一支常规性的行政及财政队伍“意外”地建立起来，并以国家行政权力的形式向社会全面渗透扩张。
从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一个本质性特征。
而这种拼命扩张税源与竭力反抗国王的肆意敛财的斗争就成为下一阶段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关键。
之所以如此也是源于封建的西欧特殊的权力义务关系。
封建时期的西欧国王并没有普遍的征税权。
他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王室领地。
以12世纪英国亨利二世为例，其王室领地地租占60％，空缺主教领地地租占20％，兵役占10％。
这种收入结构显然不能供养一支军队。
何况随着货币应用的广泛以及技术的发明，战争变得更加职业化，也更费钱了。
因此，国王必须找到新的财源。
随着12世纪城市的出现，它们成立了自己的国民军，获得了或正在争取获得自治权。
但逐渐地，城市被“赋予”了贵族的特权，即也要服兵役。
可是城市宁愿出钱以免除兵役，这受到国王包括贵族的欢迎。
这种豁免兵役的钱开始时只是临时性的，被看作封建助税的性质，但渐渐地就变成了后来定期交纳的货币税捐，即后来的赋税。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各种摊派，城市内部征税制度和税务机构开始形成并稳定下来。
（13）
但对于没有现代意义的征税支持的国王来说，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求，国王要想尽办法搞到钱。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向外国银行家、犹太人和商人借钱，但借钱总要还，只能是权益之计。
因此在王权管辖范围内的普遍征税就成为必由之路。
如法国第一笔常规国税——皇家人头税便是为了装备欧洲第一支正规部队而征收的。
1292年法国国王要求，每出售一磅的货品双方各交纳一个但纳尔的税金。
1275年，英国爱德华一世创立羊毛出品税，其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也接踵而来。
正是在此期间，征税变成常规的了。
对西欧封建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征税方式，势必引起普遍的不满。
“在欧洲国家制造者（state-makers）和他们试图统治的民众之间最严重最持久的暴力冲突就是国家制造者们征税的企图。
”（14）这是因为传统国王只有在紧急情况如战争才有征税权。
而且每一次捐税都是一次性的，不存在现代形式的税收制度。
因此，国王要想为频繁的军事行动取得资源就不能不向那些手中握有资源的人以及对这些资源拥有传统权力的人征税。
国王的钱实际上就是从与这些人或以武力或以协商方式讨价还价中收到的。
在这种拉锯中，慢慢地，征税不仅在国王的领地内，而且在整个王国之内推行开来，而且最关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从反抗的人民中收集税收，不得不建立一支专门的、集中化、拥有权力的行政机构从事资源的抽取与分配。
在战争的持续压力下，一支专门化的官员队伍迅速扩大重组。
这支专门化的、集中化的行政机构是随着征税的普遍化固定化出现的新产物，近代西欧国家的官僚机构即由此而来。
如英国第一批官员是reeve，即国王在地方的行政代理人，代管国王的地产和征收臣民捐税等，后演变成地方行政长官。
不过，城市、贵族为什么要妥协并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给国王呢？
一句话，利益。
市民与贵族在某种程度上都需要国王。
市民需要的程度可能更高，他需要王权提供和平与市场秩序，需要国王为他们在国外的贸易提供保障；贵族则需要国王维持封建秩序从而维持他们的封建特权。
结果，他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
贵族让渡出一部分税收利益甚至自己也交纳税收，换取传统特权与利益的保留。
当然，国王也需要城市与贵族的合作，在压制了他们政治权力的同时，国王是保护城市的，保护贵族的，只是方式不同。
他提供给城市各种发展经济的保护措施，以便自己从中得利，但他除了不得已时并不支持城市政治权力的获取与增长。
对贵族，他需要他们的传统资源与维持秩序的功能，但通过种种方式削弱贵族地方性政治权利。
总之，统治者希望建立的是对其权力触及范围内领土与人民的直接控制，希望建立一支全面的行政队伍将此一控制施加于全体民众之上，为此自然要极力控制和削弱任何地方性权力的独立存在。
这是一个具有质的意义的变化，它开启了王国内权力集中与单一化的道路。
总的说来，虽然谈判并不总是和平的相反倒常常以暴力的形式进行，但最后总是能达到一致。
它导致了王权的增长。
随着各种权力的不断让渡，随着税收的实际落实，随着常备军的建立，王权缓慢却稳步地增加着自己的实际分量，并最终成为一元权力的中心，使其在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
终于，城市自治的权力开始失去，贵族的离心也得到遏制，并被彻底铲除。
随着领土的兼并，政权权威和权力日益集中于国王手中，旧的封建地方主义只能服从于新的君主制度与民族制度，失去了从前相互抗衡的力量。
最后，“战争的升级、官职的官僚化、庇护网的瓦解，所有这一切殊途同归：
决定性地消灭了所谓君主政体与臣民之间的‘中介力量’”（15）。
换句话说，这一新生的国家制度终于清除了横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多类型的地方性权力，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建立了与民众的直接联系，并在民众中逐步培养起国家的概念。
将百衲布式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围绕着独占权力中心的领土国家。
与此前国王的独占权力不断处于解体之中恰好相反。
对王权来说，这一过程是一个正向行进的方程式。
国王虽然需要仍然受制于传统，需要进行谈判，不过最终多少都得到了收入，支持了国王某一军事行动或其他任务，并保障了因收税而建立的机构。
同时，每一次临时的捐税都可能成为一个惯例，成为国王的一项新权力，这都增加了国王下一次谈判中的地位。
如此，国王的权力以及围绕着收税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行政机构甚至警察系统，最终一个以王权为中心的单一的集中化的中央权力体系开始建立起来。
但国王不得不与提供资源者进行谈判亦为下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建立提供了舞台。
三、总结
虽然西欧国家形成绝对主义国家的具体道路是多样的，复杂的，但就其一般逻辑来说，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传统的西欧社会是一个权力分割的百衲布，各权力单元都是实体性的，交叉运行。
每一人每一团体都有与自己身份相关的固定的权利与义务。
维持这一体系的关键因素有二：
军事与土地。
军事征战不是中世纪西欧的表象，而是它的社会秩序运转的齿轮，土地就是其中的润滑剂。
为这一体系提供支持的是封建农业经济。
但是随着商品、贸易、城市的出现，军事开始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进行。
因为首先，货币为国王提供了不需要以土地为报偿的新资源，从而为国王提供了摆脱与贵族军事集团的封建约束关系的媒介，同时也解除了封建主与农民之间的封建依附关系。
这就使军事摆脱了封建身份关系具有了新的性质，使国王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常备武装力量，并剥夺了封建贵族的军事特权，逐渐独占了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为了履行职能，国王必须极大地扩张自己抽取资源的能力。
为此，国王不得不发展出一套抽取资源的手段并建立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机构。
它表现为现代国家的行政机构向社会的全面渗透与扩张。
而这必然导致对这种从未有过的中央专断权利的反抗。
它最突出地表现为对普遍税收的反抗。
就是在这些集中与反抗的讨价还价中，以王权为中心的官僚队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普遍税收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统一的司法体系却渐次建立。
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多元权力体系向王权汇集，最终消除了贵族的封建割据形成了统一的中央权力。
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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