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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道德建设历史渊源及文化底蕴
中国特色道德建设历史渊源及文化底蕴
摘要：
纵观中国历史，道德在治理国家、发展社会中的作用与反作用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研究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阐述中华民族深远的“德政”传统和“德治”思想，探论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从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治国伦理传统，使“以德治国”方略能够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
关键词：
中国特色道德；历史渊源；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72（2010）02-0091-04
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为之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坚强的政治保证，又需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道德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道德在治理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反作用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更是一个具有强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意义的重大政治命题。
现阶段，对中国道德，特别是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理论思考，以及联系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进行探讨和研究，本文主要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进行探讨和研究。
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古人说：
“德，国之基也”。
思想道德，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
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研究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中华民族深远的“德政”传统和“德治”思想，来深刻探求论述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从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治国伦理传统，使“以德治国”方略能够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中国的“德政”传统历史渊源深远
中国氏族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徵”的情况，氏族自然共同体面临解体。
这时，一方面，道德开始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另一方面，原始的法律开始产生，但它的产生是直接为德政服务的，如对氏族成员提出了五典五教九德的规范，对氏族首领提出了不矜不伐的律条，如违反则实行五刑，其核心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及“有德惟刑”。
四千多年前，禹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奠基人，即以其高尚的品德为后世治国者树立了榜样。
“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史记》中写道：
“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可仁，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纪为纲。
”《佐传》记载周代人对禹由衷赞美的话说：
“美哉禹公，明德远矣!
”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无论是文王率领周朝崛起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武王率领周人灭商立国，都得到周公的有力帮助。
周公十分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
他在伯离将代替自己赴鲁国任国君时告诫道：
“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在天下的地位不算低了吧?
可是，我洗一次头曾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曾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为的是及时接待来访者，就这样，还总是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摆国君的架子。
”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成为后世许多有为的从政者的座右铭。
魏武帝曹操诗曰：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深刻地道出了道德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
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当时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
最值得重视的是，孔子曾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
孔子曰：
“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还指出：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
在中国传统德治的发展史上，唐朝史官吴兢编著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一部代表作。
该书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加轶事的形式追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的业绩与治国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正身修德”。
唐太宗把自身修养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来看待，他说：
“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
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一方面，他主张以封建伦理道德，特别是仁义诚信作为加强自我修养的行动准则，认为“抚九族以仁……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为君之体也”。
他还认为，君王驾驭群臣也应待以诚信，而不能玩诈术。
另一方面，唐太宗认识到，作为人主不论多么聪慧，仍然会存在自己难以发现的缺点，犯一些自身难以察觉的错误，因此，必得匡谏之臣以纠其过。
唐太宗不仅主张人君应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且要使之制度化，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谏官系统。
“以人为本”。
为了不重蹈隋亡的覆辙，唐太宗十分关心百姓疾苦。
他宣称：
“朕每一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
”为了广泛了解民情，从贞观三年起，唐太宗特意诏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禁中，以便向他们了解百姓疾苦。
在关心百姓疾苦的同时，唐太宗还非常注意节俭。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贞观君臣崇俭成风，“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在贞观初年的治国论辩中，群臣的观点见仁见智，其说不一。
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主张，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德与法的关系。
所谓“抚之以仁义”就是推行德治，所谓“示之以威信”就是施刑罚。
唐太宗认为，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移风易俗，由乱至治。
因而。
唐太宗谆谆告诫大臣们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
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严刑峻法的覆辙，他认为必须废除严刑苛法。
因而，太宗时修订的法律比隋朝时“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蠢，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太宗虽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刑罚的必不可少。
他认为，刑罚的作用在于禁止失礼行为。
作为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唐太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形成了“德治”思路，而且还能够把德治的政治理论应用于治国实践，采取了维护国家统一、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经济文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促成了唐代前期一百多年的繁荣昌盛，从而，把人们梦寐以求的盛世景象在贞观年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德政传统的当代价值是中国人对世界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
一个经济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法律有待进一步健全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性极不平衡的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安定祥和的局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
二、中国的“德治”思想文化底蕴深厚
中国是具有上下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追求德性完善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导向。
这可以从
论证德性之根本的三个重要命题得到证明：
德者，国之基也；德者，人之性也；德者，智之帅也。
儒家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其理论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加强道德建设，可以提供某种历史借鉴和启示。
’
儒家的理想政治是以尧舜时代为代表的“大同”之世。
从历史传说看，中华大地在上古之时已经是“天下万邦”，人口众多，华夏先民为了回应共同面临的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在幅员广阔的地区建立了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而尧舜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德治传统。
当时所谓的“德治”是以平等共生的理念处理氏族、部落、邦国之间的关系，它的最高表现就是“协和万邦”。
儒家提倡“德治”，主张以思想教化为主，这对于当时实行的繁刑苛政而言，是一种进步。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孔子有过精辟的见解。
他认为，单纯用行政命令来指导社会，用刑法来约束民众，民众虽然能暂时避免犯罪，却不懂得犯罪是可耻的：
而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约束他们，民众有了羞耻心，也就会遵守规矩。
孔子倡导“德治”，也不是不要刑治，而是主张德、刑并用的。
孟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早年“爱业子思门人”，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富民”、“惠民”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德治”思想。
（一）行仁政
孟子的“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
他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瑞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仁义礼智根于心”。
君主的善性体现在治理国家上，就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关心百姓的疾苦。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把是否能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提升到国家存亡兴废的高度来认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
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子劝诫诸侯国君实行“仁政”的史实，有许多记载。
（二）正君心
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
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国定矣”。
然而，许多君主却实行各种不人道的政策。
在孟子看来，君主的恶行是由于环境的影响主观放纵自己造成的。
为了确保君主能够不丧失生而具有的善性，孟子要求大臣通过各种途径来“正君心”。
孟子说：
“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安定了。
君主也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各级官吏能够保持自己的善性以执行君主的仁政，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提出，君主在选拔官吏时要任贤使能、除暴安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在选拔官吏时，要善于倾听百姓的意见。
孟子说：
“国君进贤……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左右皆日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执行君主仁政的各级官吏，惩治那些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吏。
（三）修德性
除了通过外在的监督来保证仁政的施行之外，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都要自觉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孟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孟子提出了存心、养心、尽心等比较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
1 存心。
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心。
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
2 养心。
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
养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寡欲”和“养浩然之气”。
3 尽心。
通过不断的存心和养心，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状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综观我国的德治传统思想文化，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 克明俊德。
“克明俊德”一语出自《尚书・尧典》，意思是说，如果治国者能发扬光大高尚的道德，就可以做到帝王家族和睦，百官职守昭明，万国协调发展，天下民心和善。
这一传统治国道德目标，在《札记・礼运》中被描绘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为此，孔子要求治国从政者要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准则，即“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左传》甚至提出更鲜明的论断：
“德，国之基也”。
2 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源于《尚书》所说“民惟邦本”，意思是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
《沦-浯》记载了孔子回答子贡“阐政”的一句名言：
“民无信不立。
”类似的古语还有很多，例如“‘传曰：
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臣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矣。
”
3 立身惟正。
鲁国的执政大臣向孔子求教从政治国之道。
孔子回答得非常精彩：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韩非则精辟地指出：
“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
”陈宏谋编著的《从政遗规》记有：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
日清，目慎，日勤。
”“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
”“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上，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
”这都是关于“立身惟正”的具体说明。
早在夏朝就有所谓的“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
4 明道善策。
我国传统德治中很重视行政决策要符合道德要求。
因为，“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
务三而已：
一日择人，二日因民，三日从时。
”《荀子・议兵》认为：
“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
”《从政遗规・薛文清公要语》将“明道善策”的内涵概括为三要素，即“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5 举贤任能。
孔子主张“举贤”，他告诫鲁哀公说：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孟子提出“进贤论”，在他看来，“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就可“无敌于天下”。
荀子更深刻地指出：
“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结论是：
“贵贤，仁也。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总结德治经验，撰写了《帝范》。
其中《求贤》篇写道：
“夫国之匡辅，必有忠良。
任使得人，天下自治。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
6 教而后刑。
孟子曰：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荀子对“教而后刑”做过全面的阐述：
“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
”《董仲舒传》则形象地写道：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中总体上是打着封建社会的深深烙印，其德治也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
但是，只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加以科学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合理成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德治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古代治国传统，特别是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
责任编校：
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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