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语言艺术苏晓芹.docx
《论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语言艺术苏晓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语言艺术苏晓芹.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语言艺术苏晓芹
论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语言艺术
【摘要】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
《围城》的创作使我们看到了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其语言方面最大的特点是风趣幽默，妙趣横生。
讽刺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叫绝的精辟比喻；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合中外的典故，逸事纷至沓来，琳琅满目；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还常以幽默的笔触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总之全文在幽默外表下露出其辛辣犀利的笔锋。
【关键词】人类文化、理智感、艺术情感哲理化、
讽刺幽默、比喻、象征、高侃、漫画、心理描写
《围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被誉为新的《儒林外史》。
学术界因《围城》而评价钱钟书的作品是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说他的文学创作有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
与大多数中现代全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
这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钟书身上表现为；
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已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
从《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举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人类。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
柏格森曾说：
“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父更深植的缺点了。
”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
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沧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好“侦查”时，都向孙柔嘉报当年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甚远，但在虚荣心上是一致的，我认为钱钟书并不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但是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有研究者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宅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色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对于钱钟书来说，不仅是对中国文学传统有深挚的亲缘性，而且还要有异质文学传统参照下深刻的批判性。
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相比，钱钟书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深刻的洗礼，而他的作品又反而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心理转型。
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浸润与钱钟书创作的现代性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是不争之事实，对于钱钟书这样一个吞吐百家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我认为要打破常规“影响模式”的研究，重要的不是去考察他所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是要控讨他对非理性主义消纳。
这种消纳集中体现在下面两个事实反差中：
1、他的创作有现代性，但他的创作手法又背离现代性，我们几乎看不出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技巧和其他手法。
2在创作心理态势上，现代主义通常所具有的神秘感恐惧感和骚动感被高度削减了，反而呈现一种强烈的理智感，以至开始出现一种对情感的抑制，我认为这种创作手法和创作心理上的反现代性与作品本身的现代品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围城》中钱钟书能臻“无痕有味”之境，表明他完成了另一次心理转型：
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表现有二：
一、艺术意向的意蕴化，钱钟书作品总体的阅读体验不是情兴的感情，而是智兴的警醒。
我认为钱钟书的创作意向很值得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强烈的情绪感因素，而是说与理性色彩极浓的冷峻观相比，情绪不再张扬，反而显得节制，情感也不那么抒张，反而显得敛聚。
在钱钟书的艺术传达中自觉地把哲理品格推移，从而呈现由形而下的形体性向形而上的精神性递进的趋势。
请看《围城》的揭题形式：
慎明道：
“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跟他谈过。
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在此我们看到的是钱钟书的揭题方式：
他不选在其他场合，如张吉明家的麻将桌上，或开口说方鸿渐象众女子俗争夺的一块“肥肉”的周太太的桌上，而选在知识分子们的诗酒雅席上；钱钟书不选中他人，如说：
“从我们干实际工和的人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没两样”的赵辛楣，而要让“罗素的老朋友”哲学家褚慎明（请注意：
慎明）先开口；婚姻如乌笼一语实属近俗，可钱钟书不让褚慎明经直道出，而偏偏让褚慎明不经决心书请罗素出场，由20世纪哲学巨匠来：
“说”那句俗话，诗酒之雅，慎明之玄，罗素之哲，三者层层递进，烘云托月般把主题请出场，钱钟书可谓煞费苦心，选取定诗酒雅席就规范了一种精神氛围，表明钱钟书在具体场景中抽取精神属性的企图；为了强化这种精神属性使之趋向哲理性，“慎思明辩”的褚家宝就成了优造的对象。
我认为钱钟书让褚慎明引出罗素，不单是一种调侃性戏谑，更重要的是对上述哲理感的高度强化。
这正显示钱钟书在一些哲学语词的层递中表现出创作意向的理蕴化，这种理蕴化倾向在钱钟书创作中是非常明显的，它使钱钟书的创作渗透出一种刺透性的理性气质。
从通常的场景描写，形象刻划上升到精神氛围的营造，从对具体人生体验和普泛的人性经验的思考钱钟书都力图将其提升到哲学本体高度去反思，并力图把这种反思虚涵在艺术象征之中，第二，艺术情感的理智化，人们往往简单化地把钱钟书作品的情感农度不足归结为用黄过多，引譬过繁，我觉得要深入到他任凭心理上去考虑，我很愿意拈出对旧体诗的一个精到的一字之评“紧”来描述。
这一“紧”在他的现代作品中体现得更充分，其内涵也较丰富，不是泛泛的“以理抑情”和“才大于情”所能涵盖。
我觉得“紧”作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态势，是他完成第二次心理转型时必不可免的副产品，是指由于哲学思维高强度的介入，使创作主体身上存在的情理调节机制失衡，致使本来就相互制约的情性和理性从谐和转向冲突，不仅是以理抑情，而且还有情来扰理，使理不再深入下去。
另外，他的小说叙事达到以非罕譬巧喻不能叙事流畅的地步。
例如，《围城》开头，中甲板上，有一个惹得苏小姐不快的孙家两岁小儿，描写得很传神的，说他眉眼相隔得要害相思病。
后来描写到方鸿渐初见元郎时：
“鸿渐吓了跳，想去年同船回国那位孙太太的孩子长是这样大了，险些叫他‘孙世兄’天下竟有如此相象的脸”！
孙家小儿与曹诗人风马牛不相及，钱钟书何以要写一张相似的脸呢？
我看就与上述心理定势有关：
当曹元郎出场时，钱钟书一定要找一个妙喻来调侃曹诗人一番的，可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喻象，如选用下文紧接着出现的“圆脸肥身”的瘦诗人贾岛说“曹元郎象……贾岛”，不免不些突兀，肯定会弄巧成拙；而小说叙事必然要连续下去，不能因为没有一回解疑的妙譬而停滞过久，这时钱钟书心急之余，想到曹元郎来献诗的苏文纨，再由苏言语纨联想到那位在甲板上惹她不快的孙家小儿，这样才出现他把握孙家乳臭未干的小儿放大成曹元郎，说他们想象，钱钟书似乎想不露痕迹地暗示读者去解释前面设好的沙譬，然后再一“睹”曹诗人风采尊容，也算弥补此处元妙譬之憾。
其实读者哪有闲情理会作者这曲折心思，钱钟书这么做足徒增他的心理负担而已，这种情形在《围城》创作中是经常出现的，这么丝丝入扣的曲折心思不断积累就成为一种理智感。
而这种理智感在他的创作中一直控制着他的情感。
情来扰理哲学思维的高度介入不仅造成对情感的抑制；同时，文学创作毕竟是情感抒发为主体的，情性还是占优势的，它对于来自智性的负作用力，不仅自身会有盈亏补偿和反弹，而且反作用于理智，弱化的穿透力，从而他遏制作者的哲学企图。
《围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就足哲学主题与整体文学形象还有脱节，也即生存困境的提示没有完全到位。
正如炀绛所说的，如果能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结为眷属，再沙架闹翻，这样结婚如进出“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辟了。
这里没有透辟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在于：
钱钟书艺术情感哲理化有些过火，从而在“紧”的心理态势中出现了一种失控。
他的身上又有比一般作家更难以克服的心理弱势，那就是诗与思冲突带的“紧”的心理态势。
这种态势贯穿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现代形态的作品中。
在《围城》创作前，钱钟书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必要的创作经验，丰厚锐利的常识，深刻的情感体验，使钱钟书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围城》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双重品格，证明了他的自信。
但文学创作是个很微妙很复杂的机制，它不是面粉加水式的各面，而是种化合，原先准备好的各项因素会有相互消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抗生和干扰性情况。
上述冲突在小说前半部分是不明显的，其中去三闾大学一章更是写得机趣恬淡如鱼游活水，丝毫没有“紧”的感觉。
但自这以后，小说的色调逐渐灰暗起来，尤其在最后两章，冲突失衡到了极点，这表现在作者突出转换中心意象，但不甚成功，终使整部小说在创作心理抑制和抑郁中，匆匆收场，留下读者的遗憾和作者日后持久的不满。
这充分说明“紧”的态势已往成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他的艺术创造力的正常发挥。
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感受一次长途旅行，生足有说有笑，留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刘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使不出来。
总之《围城》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钟书自身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它会阻碍文学向高层次的发展，因此，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进展，就必然体验钱钟书的心理障碍。
再说说《围城》的语言艺术，这足一部以旧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
讽刺艺术高超，独具一格。
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
讽刺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令人叫绝的辟比喻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还常以幽默的笔触搞笑成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毕露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中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心思和微妙的情绪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的语言艺术试作分析。
一、讽刺幽默的语言
几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语言逗得忍俊不禁。
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
在我国，也有一些作品略带幽默。
如：
《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知或哭、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远超乎讽刺褒贬之外，而达到幽默同还必须境地”；《西游记》描写孙行者和猪八戒使人“于嘻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几利篇篇是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
但比起《围城》，款免幽默不足。
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智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
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
尤其是那精辟的比喻和蕴含深意的象征暗示。
首先说说精辟的比喻：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吕量妙趣横生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
有人统计，一部《围城》所用的比喻的数目有数百之多。
且堪称妙喻也可说多不胜数，前不胜收，常常涉笔成趣，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
例如：
他写行人雨大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贪官刮地皮”；说旅店里卖不出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在泥地里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
又如：
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生活作风了然于怀。
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纯录的女生忍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方鸿渐最后一句，处女的眼睛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形象而又俏皮且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
比如作者在嘲讽李梅亭，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像剥开虎的煮熟鸡蛋。
又挖苦他：
“本来像蛰的冷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气入耳，蠕蠕欲沥，暴露出李梅亭贪焚虚荣，就变得飘飘然，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明”时，褚哲学家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哝谢林对观念像“手枪弹出的子弹”。
险的出眼，迸碎眼镜，生动的描绘出褚慎明流泪的丑相，揭示出其肮脏的灵魂。
在描写以嫖娼与嫌‘外快’为其能事的“候营长”的长相时，描绘他“他有个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尚未成熟的草莓”。
尖酸刻薄地讽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诸如此类显示出作者丰富联想力贴切而生动的比喻，仿佛一枚枚辣味十足的野山椒，俯首即足地敬布在作品的情节、尚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
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的刻画人物情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在他的学术名著中强调“广譬喻”。
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再说说蕴含深意的象征：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
其中，最富有人生哲理的是关于“围城”这一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慎明道：
“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
他引用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局。
”
苏小姐道：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
这段话为主人公的“婚姻”理下了伏笔，也是全书的主题。
暗示方鸿渐的婚姻是场犹豫不决的追寻游戏。
在归国途中，在鲍小姐的追求和引诱下，与她一起“勾搭”。
在苏小姐、方鸿渐、唐晓芙等的错位追逐中，终难成眷宿。
最后，被精明、柔韧、工于心计的孙柔嘉擒拿到手。
开始，方鸿渐只觉得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时才发觉，她在羞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注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
”所以订婚一个月，方鸿渐“仿佛她是女主人。
”结婚之际经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配。
此时，却已深陷“围城”。
从此，他们二人陷入被琐繁缠绕的日常生活。
传统与其守护人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
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决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状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束缚的境遇，蕴含着重大社会情态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他运用幽默的讽刺手法和漫画式笔法勾勒“众生”。
他以锋刃和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神情毕肖的形象，使人未见行动，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第七章中对话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长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一，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相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
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稀奇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刮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他以此为荣。
为了二十五风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是这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
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
作者在描写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可笑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
“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黑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人——连用几个想像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之极。
”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进行了一翻讽刺性描绘。
常常采用既储蓄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
例如，那位“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
当他沾沾自喜吹虚他同哲学家们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
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的老称学家，人们却看到到他的科学家负范。
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
在法车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能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道德国民歌。
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竟是《姘伴》，令人岁噱作呕。
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
”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文人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加入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
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谋算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
……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的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
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绕舌的、俏皮的、促狭，联想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
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想无穷的具体描写对象驰向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
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候文凭时，作者引用《对经》中的故事作比：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其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
对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
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
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们。
”（4）
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相。
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
“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名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
”（5）从中看出方翁父子的迂腐、是曲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站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
（6）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
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
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卖老，修炼成骜不驯，层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
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
（7）
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
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三）、精微的心理讽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位讽刺幽默作家来说：
“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美学论文选>）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
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
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
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
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
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钏才过就到汪家。
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
（8）而且处处随口凑趣。
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
“可不是吗？
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
”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
“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
”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
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
回去的路上，她几镒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
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
绘状心理，逼真如画。
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控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提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
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
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
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及，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还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
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
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
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
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
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
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
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的揭示真想来达到幽默的效果。
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
《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表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
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
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鸫渐等人参加。
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
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胆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
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
后来方鸿渐酒醉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