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祖国绑架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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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祖国绑架我
别用“祖国”绑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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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凌晨醒来，习惯性地翻一翻微信“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留言让我再也无法入眠。
她的留言是这样说的：
“借用别人的话：
即使你入了美国籍，认同美国，你到中东去为美国打仗，被打死了，讣告上仍写的是美籍华人，而不是美国人！
”
我究竟用错了什么语言，刺激得这位刚刚发帖谈论女人如何优雅的女性朋友，要咒我不得好死，而且，死得“名不正，言不顺”，连个“美国人”的称谓都没有？
在中国，人们都还在享受国庆长假。
在美国，国庆节七月四日，全国只放一天假；在中国，却连放七天。
中国外交部长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显然说错了，至少好七倍啊！
在错愕和愤怒中，我也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
“你来自那个教授当街下跪的所谓大学，自然不知道美国意味着什么。
既然你这样无礼，就恕我不客气了！
”
那么，我究竟在微信“朋友圈”里说了什么，惹得这位大学副教授（我猜的）不顾基本的礼貌修养，要来“踢馆”呢？
2
昨天下班后，我心绪不宁，因为电话那端，妻子声音微弱，表示自己头痛得厉害。
她在自己经营的店里上班。
我要她提前关门，回家休息，她不肯。
妻子头痛的老毛病，是我多年最大的牵挂。
我不知道别的夫妻是怎样的情形，我只能告诉我的读者：
我每天一早一晚给妻子两通电话，都是探听她是否有好的睡眠，是否不舒服。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常年分居两地。
年过半百，我们仍然生活艰难。
加州时间下午6时，离她下班还有一小时，她打来电话，说吃药后感觉好多了。
我们谈起她不久就要回成都。
因为久居美国，我们对中国的环境气候已不太适应，每次回去都会生病，不是呼吸道疾病，就是肠胃疾病。
她很担心在成都时，万一生病了，躺在酒店里，该有多么难受。
可成都，是我们结婚、成家、生养儿子、赡养老人、为老人送终的城市啊！
在中国，还有哪座城市，比成都对我们更亲？
但是，当我们上次回成都，白天吃餐馆，晚上住酒店，腹泻不止时，我们真切地感到了，我们位于两棵银杏树下的、租给别人的房子，已不再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真的已经搬到了万里海涛的那边――美国旧金山。
1998年，刚刚举家移民美国。
有一次，我问一个从广州移民来美的老朋友：
“你现在认同旧金山是你的家，还是广州是你的家？
”与我同龄的这位朋友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旧金山是我的家啦！
”程宝林
诗人、散文家，1962年出生于湖北荆州市。
1994年，应美国加州DjerassiResidentArtistsProgram之邀，初访美国。
1998年夏，以美国移民局核准之“杰出人才”身份，举家迁移美国旧金山地区。
曾获聘《世界日报》、《美华文学》、伯克莱加州大学延伸教育中心机构，任职编译、执行主编、讲师等。
程宝林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英文创作系，获艺术硕士（MFA）学位。
其诗歌及中国当代诗歌译作，散见于美国和欧洲英文刊物，并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和越南文发表。
程宝林主要作品：
诗集《雨季来临》、《未启之门》、《纸的锋刃》、《迎风奔跑》；散文随笔集《托福中国》、《国际烦恼》、《心理时差》、《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故土苍茫》、《洗白》；长篇小说《美国戏台》；新闻编著《星光作证―中国艺术节》（台编）。
我接着问他：
“获得这种美国的家园认同，你花了多少年？
”他说：
“大概10年吧？
”
他的外公外婆是修铁路的那一代华工，在寸土寸金的旧金山滨海区，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连在一起的两栋三层洋楼。
即便如此，他也花了10年时间，完成这种家园认同的转换。
晚上，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随意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回到德州小城的第一个周末，室友上夜班了。
另一个室友――韩国博士搬走了，给我造成了损失。
空荡荡的大厅无人使用……刚刚和老婆谈回成都的感觉：
住在酒店里，吃在餐馆里，家的感觉已荡然无存。
如果没有亲友在那里，何须年年回成都啊！
美国是我的家，美国是我的国！
”
正是后面的这两句话，引起了这位知识女性的强烈反感。
她才完全不顾忌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情面，咒我为美国战死中东沙场。
3
读她的留帖，我的错愕其来有自。
她并非从来没有来过美国的中国愤青。
仅仅两个月前，她结束了在美国加州一所学院为期一年的进修，回到她任教的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原为江汉石油学院，位于古城荆州，距离我的家乡荆门，高速公路车程仅仅40分钟。
曾有恩于我的鲁伯伯，就住在离古城墙不远的地方。
我还有朋友，在那所地方大学的艺术系任教。
2014年年初到4月底，来自中国的三位年轻知识女性，带给了我短暂的快乐。
那种快乐是建立在知识分享、思想交流和地域亲切感之上的。
三个人分别来自荆州、上海与南京。
来自上海的李博士候选人，是江西人士，而我的祖先来自江西；来自南京的韩博士，国学根基颇厚。
就地理而言，惟这位老乡离我老家最近。
她们都到我的湖边居所吃过饭。
她们也一起邀请我去做客，为我远赴德州饯别。
今年8月1日，下午，正在上课，我的手机响了。
上课原本应该关闭手机，但我那天恰恰忘记了。
我是一个既不喜欢打电话也不喜欢接电话的人。
坐在回中国的飞机上，她打电话给我这个仅仅见过两三面的朋友告别。
我们相约：
回国时，我如果去荆州，一定去找她；她如果有兴趣，欢迎到荆门。
40分钟车程，就是我们共同的国家――中国进步的证明。
仅仅因为我写了“美国是我的家，美国是我的国”，她就要对我翻脸不认人。
什么样的“爱国”教育，荼毒了她偏狭的心灵？
一个大学教师，应该如何看待“爱国”这个话题？
4
正巧，我的手边有一张加州Salinas地图。
在地图的边缘部分，她亲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希望伴随她一年的这个电话号码，成为她心中对美国的美好记忆的一部分。
在她今后的所有评职称、晋级、学术活动中，她在美国大学一年的进修都不会被刻意略去，除非中国再度掀起义和团式的反美狂潮。
她的儿子，在临海的美国加州蒙特雷小城，就读了一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学费、“借读费”，说不定还享受了免费的午餐。
美国灿烂的阳光和蓝天，映入过小小中国少年的眼睛。
她实实在在受惠于美国了。
那么，是谁在纳税，承担她儿子就读一年所耗用的美国教育公共资源？
是我，以及其他和我一样的、如我们共同的微信群“蒙人社”社友“荣哥”、群主“烙饼”等中国人。
具体来说，Salinas是蒙特雷县的县治所在地。
美国的物业税是由县政府征收的。
物业税的用途主要用于教育等公共事业。
由于我在Salinas拥有物业，我缴纳的物业税，用来支付了她的儿子就读学校的费用，所以，她的儿子可以在美国免费读书一年。
如果她能够留在美国，她的儿子可以一直免费读到高中毕业。
我们另有其他的身份：
“美籍华人”或“华裔美国人”。
我们有权灵活使用这两个或许有细微差异的称谓在一些场合，我们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在另一些场合，我们强调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这有任何过错吗？
在法理上，在伦理上，在情感上，在常识上？
5
别以为我在说胡话。
你没有祖国，但我有。
祖国，是相对于“客居国”、“所居国”而言的那个给了你语言、文化、传统、血缘，但你已经远离了的生命源头之国。
用英语说，motherland，fatherland，homeland，都是“祖国”的意思。
用古雅一点的汉语说，就是“父母之邦”、“家邦”。
如果你没有离开中国，中国只是你的国，但不是“祖国”。
“祖国”是海外炎黄子孙的专用名词。
1949年以后建政的那个国家，不是我完整的祖国，而只是我祖国的一小截。
那些杀戮、疯狂、对人权与人性、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就不要去一一列举了。
她在继续留贴中说：
“给中国以时间，它会让你为它感到骄傲。
”给了它65年的时间了，请给我一个足以令我为之骄傲的理由！
在那张传遍全球的“长江大学教授下跪”照片中，可见横幅上的征兵标语，有“强军强国”的大字。
国已经强大到位居世界第二经济体，而大学的教授们却齐刷刷地跪下去了，而他们跪求的，是一个区区的区级政府，而区级官员呵斥他们说：
“非洲没有污染，你们去非洲啊！
”
在中国人获得普遍的尊严之前，别用“祖国”绑架我！
6
我或许不怎么爱65岁的中国，但我爱3000年的中国。
问题的乖谬之处恰恰在于，65岁的中国不仅耗尽了3000年中国的自然资源，而且，毁灭了3000年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但我确实深爱中国的底层人民，因为我来自那个群体，与他们血肉相连。
我之所以被海外评论家称为“讲英语的农民作家”，盖因我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
因为热爱，所以抨击。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
我复印了400份捐款资讯，在我的街区和商业区逐户派发；在旧金山热闹的街区，妻子经营的小店橱窗，也被我布置成了募捐的专栏。
在美国没有工作长达5年多，靠妻子独自养家的情形下，我们也捐出了自己的心意。
时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的彭克玉先生，是我的荆门老乡。
但我从来不去参加每年国庆、春节的领事馆招待会。
在旧金山湾区，得到一张中领馆的请柬是那些爱国侨胞的脸面和荣耀。
当中国的监狱里，不再关押因言获罪的囚徒；当中国的大街上，城管不再将小贩的摊子一脚踢翻；当中国的大学里，学生不再举报老师批评政府的激愤言论；当中国的社会里，不再发生一两个月有多达10多名无知的女大学生被禽兽骗奸或杀害的惨祸……我这样祝福中国，我的祖国。
我愿你和平、理性、仁慈、博爱、均富、文明，成为人类社会的标杆甚至灯塔。
2011年10月12日，我原来的单位四川日报的上司伍松乔先生，和原同事陈欣先生，特意专程安排车，陪我去看大地震中毁灭的北川县城。
置身在废墟中，看见残存的父母呼唤子女的留字，我蹲在一处台阶上，双手捂脸，任我的眼泪――迟了三年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我希望13亿中国人，每个人都比现在的3亿美国人，过得更富足，更自由，更康乐。
可现实是：
百分之一的人口，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财富。
面对这份最新的社会调查报告，你让我如何为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
我一点一滴地为中国的社会全面进步而写作。
2011年夏天，我回到家乡荆门，一位女性朋友开车带我外出游览。
我发现她没有系安全带，但汽车却不发出安全带没有系上的“嘟嘟”之声。
我仔细一看，原来安全带的插孔里，插入了一个由工厂生产、公开出售的插销。
将那片金属插入，汽车的报警系统就被巧妙地骗过了。
我当即指出她的错误，督责她彻底改正。
两年后，她写信给我说，她从此开车都系安全带，还劝周围的人这样做。
一点一滴改变中国，就从这样的小事开始。
坐而论，何如起而行？
2014年10月4日作于德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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