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历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作者袁厚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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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历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作者袁厚春
【中国作家协会历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报告文学。
省委第一书记（作者：
袁厚春）
【中国作家协会历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报告文学。
省委第一书记
（作者：
袁厚春）
袁厚春，生于1945年，黑龙江富裕人。
中共党员。
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63年应征入伍，历任铁道兵文化部干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副社长，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局副局长、局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
中国文联第六届全委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文学创作一级。
作品有《省委第一书记》、《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合作）。
散文集有《1979年之战目击记》、《老铁们的悲喜剧》，长篇传记文学有《大投资家胡应湘传》、《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司徒眉生传奇》。
《省委第一书记》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昆仑》文学奖，《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合作）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百万大裁军》获《昆仑》文学奖，《老铁们的悲喜剧》获《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火凤凰征文奖
他老了，但还很年轻。
他前年上任时七十二岁。
下去调查，还能攀登钢筋焊成的单面云梯。
走起路来，三十六岁的秘书说，不加油儿就跟不上他。
他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
读书是他的休息和娱乐。
他读300页的理论专著，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读英文版的《天方夜谭》，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
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幸而上任以来他还没做过万字以上的报告），此外偶尔也写写文章，忍不住改改记者们的稿子，还担任过一本书的主编——像一个名副其实的专职主编那样。
他工作也和走路一样，讲求速度——效率。
“查一查是谁误的事！
”“有些文件是有时间的，拖成‘明日黄花’还印它做甚！
”他那里是从来不压文件的。
纪委一位副书记下班之前把送给第一书记的呈批件发出，第二天一上班，看见他的批件已送回在桌子上了。
他曾幽默地说，他赞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
“你们到底能不能办？
如果再不办，我就另找两位不怕和我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
”但是肯干事的人在他面前绝无惶惊之感。
他正在讨论会上发言，几个县委书记居然在一旁辩论起来。
于是他就站起来，加大手势，提高嗓音，以争夺听众……
“现在有些电影、电视里有一种‘八股’调儿，”他在一次记者会议上即兴插话时说，“演公安人员，就是叼着烟走来走去；演高级干部，就是挺胸腆肚，哼哼哈哈，拿五做六的……我也算个高级干部吧，你们看是那个样子吗？
”
一位省委书记说：
和他一起工作，有一种新鲜感，振奋感。
一位省委常委说：
他是敢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踏上自己脚印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
第一章
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
1198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向离它最近的那个省城发出一道“命令”：
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无论何种意见，一律到京后再谈……
套红卷头下，寥寥数语，载着庄严、急迫的气氛，顷刻落到省委每一常委的办公桌上。
一颗颗铅字，跳进眼里竟然有声有色，震耳欲聋……
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
2历史对人的选择，常有很大的偶然性。
如果几个月前农垦部不并入农林渔业部——高扬不从农垦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如果河北不是处于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中央便不会有这样一项任命。
那么高扬晚年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本文所要描述的一系列故事——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篇章——也就无由发生了。
1982年，中国的历史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关口，即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描述的那样，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斟酌这些字句的时候，却不能不为来自河北的消息忧虑，心上压着一块石头。
“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
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埋下了祸根；“左”的影响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在那里很难贯彻，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
中央先后多次做工作无效，于是先后派出几位久经考验、且与河北两派素无瓜葛的老同志，接任了河北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遗憾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不久也被河北的复杂局面缠住了手脚。
“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充分暴露出来，从省委、省直机关到相当多的基层单位，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争吵不休。
一年过去了，老同志们没有向中央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洋洋万言的告状信……1981年夏天中央批评河北工作“落后了一大截”，如今仍然是“一大截”。
这是什么时候了？
1982年5月，离“十二大”开幕还有100天！
不可容忍，不容等待。
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再度易人。
可是，派谁去呢？
那里的形势再也经不起反复了，那里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这是一件煞费踌躇的事情。
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集合著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志，由余秋里同志牵头，进行着“十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筹备工作。
高扬也在其中。
他193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党。
解放后，担任过沈阳市委副书记、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党、政、工、农，他都于过。
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资历和名分，而是素质，用党内一些老同志的话说：
“这是个干事情的人”。
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永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因此，他退出农垦部几个月内，党和国家机关已有六种岗位先后来选择他了。
平心而论，只要有工作，他都愿意做。
“文化大革命”11年半不得工作，无端垂老，滋味不堪回首。
1977年，中央派他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时，他的“三反分子”帽子还没有摘呢。
耀邦同志说：
管它呢，先干起来再说！
高扬也不计较，戴着就戴着，有工作就行！
他就这样上任了……但是今天，考虑到“年轻化”这个大局，他自己的意愿是退出一线，重操46年前的学业，搞点经济研究。
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大喜过望，立刻表示欢迎。
偶然性就在于，上述六种职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都未变成现实。
于是第七种职务便来叩门了。
这天晚饭后，余秋里同志同高扬一起散步，忽然对他说：
“中央准备让你到河北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显然，秋里同志是受中央委托，先来吹吹风的。
这是高扬完全没有料到的；但对河北的情况，他有所耳闻。
他懂得事情的严重性质。
想了想，他诚恳地回答说：
“我已经72岁了，河北又是那样的情况，我恐怕是力不从心了。
……从长远着想，是否请中央另外考虑人选……”接着，他向秋里同志推荐了三位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适于担负此任。
半个多月过去了。
这半个月内，想必中央进行了最后的权衡和抉择，看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是非他莫属了。
于是，6月9日，习仲勋同志把中央的决定郑重通知了他……
这天，高扬从中南海出来，径直驱车去找他在吉林和农垦部时的秘书韩立成，对他说：
“中央已决定让我到河北去工作，我答应了。
你能不能跟我去？
”
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也有点沉重。
他等待着回答。
韩立成沉吟良久。
跟他说什么呢？
那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前车之覆可鉴，这他知道；这些天，听到风声的老同事、亲友、家人，都反对他去河北，这他更清楚。
他经历的坎坷够多了。
垂暮之年，还要再冒一次风险吗？
……想来想去，韩立成还忍不住建议道：
“你能不能再找耀邦、小平同志谈谈？
……”
“我还能谈什么呢？
”高扬说。
“就谈谈‘力不从心’也好啊！
……”
高扬轻轻地、缓缓地摇了摇头，说：
“一生中，这恐怕是组织上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我不能拒绝……”
不知怎么，韩立成倏地涌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那时，他的家刚从吉林迁到北京，但他立刻回答：
“那好，我跟你去。
”
3命令和服从，大凡在两种场合体现得最为严肃和彻底：
一个在最下面，班长命令他的士兵；一个在最上面，统帅部派遣大将，同样是一令即出，冒死不辞。
1982年6月20日，高扬只带秘书韩立成一人，赶赴石家庄走马上任。
第二天，省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
这是个历史性的场面。
前任几位负责同志各自发表了简短的感情复杂的告别演说。
轮到高扬了，他说无话可讲。
散会。
他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准备捕捉他的每一句话，以判定对自己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运有利还是不利。
话他是要讲的，但那需要时间。
第二、第三天没讲，第七、第八天还没讲。
转眼已是第十天了。
中央为了帮助他摸清情况，派了一个九人工作组协助他，加上秘书和他自己，总共十一个人，要在十天之内理清这团乱麻，并非易事。
仓促表态，无论说出有利于哪一方的话，都将重蹈覆辙，引起新的混乱。
而迟迟不表态，将使两方的人都感到失望，何况一个5300万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
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一个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经过十天紧张的调查，与各方面接触，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
凡“不积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一律换掉。
——这个“路线”的概念在河北另有特定含义，指的是某一方的人。
第二种：
按年轻化的要求，六十岁以上的常委、六十五岁以上的书记都调走。
——这个标准看来无可非议，一落实到人头，不对了，这等于把另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换掉。
以上两案都具有排他性，不足取。
第三种方案：
把两方面的尖子人物都调走，不偏不倚，“对等裁军”。
——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最为彻底、最能服众的方案。
如果高扬这样提出，中央也会批准，“改组”嘛。
但是他说：
也不宜取。
这样调整面宽，震动太大，每一个要走的人都会背上思想包袱，觉得是犯了错误不受信任的人。
其结果是“人”出了班子，派性转入地下，反而不好做工作。
而且每个人都代表一批群众，从长远看，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派性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文化大革命”中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参加过“群众组织”，都有“派”，目前难办的是他们，以后的工作依靠的仍然是他们。
因此，他主张少用“外科手术”，而主要施以中医的“调治”：
舒筋活血，消积化瘀。
高扬在思谋着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方案。
他有某种预感，他觉得这才是中央真正希望他做的……
这是7月1日，高扬到任第十一天，向全省的地、市委书记们发表“施政演说”：
“见见面，认识一下，以后要共同工作，见面机会还多。
”
鸦雀无声。
等了十天，他终于开口了。
但又怕他讲，怕使自己失望。
“应该讲点什么，但话难讲。
……现在干部思想浮动，不知省委班子动向如何，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
不少人在观望，传说纷纭，真假难辨。
我是省委‘新闻发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话不行，说不恰当也不好。
怎么说呢？
我工作多年，从前当过地委书记，和大家是同行，进城以后，除1960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工厂两年，和‘文化大革命’11年半未工作外，在省、市、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做过各种工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
坦率。
都是实情。
可是，你将怎么办呢？
“想过之后，今天我能说的是以下几点……”接着，他提出了后来对扭转河北局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三点意见”：
一、省委领导班子只进几位较年轻的同志，其余基本不动。
各地、市委也基本不动。
二、要真正搞大团结。
两三年来，谁都说自己坚持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却恰恰把三中全会要求的为工作重心转移创造条件这个政治任务——安定团结，给忽视了。
三、暂停争论。
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辩明再讲团结，就会争论不休，贻误工作。
有些是非，通过以后的实践会逐步弄明白的。
从开场白到结束语，2050字，完了。
出人意料。
已经宣布散会，有人还坐在那里愣着……
4十天以后，中央批准了这个“基本不动”的方案。
5300份省委文件，发往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又通过他们与5300万河北人民见面了。
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反响强烈，充满了期待。
仍然留在班子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
仔细一想，却不满足：
“三点意见”并没有肯定我这一方是正确的。
多年积怨，这样不明不白的就算完了？
！
不消说，日常党的会议上时有龃龉发生，在北京开“十二大”的河北省小组会上也曾出现“剑拔弩张”之势。
真伪难辨的告状信，成捆成摞地送到“书记楼”，都写着“高扬同志亲启”，都在争夺第一书记。
某些搞“四大”有瘾的人，公然围坐在“书记楼”前请愿，要求“彻底”落实政策……
风谲云诡，险象环生，正如工作组的同志事先所估计的那样。
“这样吵吵嚷嚷的，你怎么工作呀！
”有的同志甚至担心他弄不好给轰回去……
“被轰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那也无非是再回北京呆着呗！
”高扬幽默地说。
他居然还挺乐观呢！
他说：
“这就像走钢丝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它毕竟还是一条路。
就看你怎样走了。
”
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征，他又放弃了现成的路，宁愿去走“钢丝绳”。
他必须十分审慎地、耐心地处理一切，又不能让复杂局面牵着鼻子走。
“暂停争论”不是不分是非，但是站在派性的立场上就无所谓“是非”。
判别是非的标准只能到派性之外去寻找，这就是党性、党纪和国法。
他在寻找一个突破口，他要撬开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伸进手去，把好人和坏人分开……
8月21日，《河北日报》刊出一篇800字的短文：
《论诬告》。
“诬告历来为公正舆论所不容，而且是违法的。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河北诬告成风，乃是“文化大革命”公开罗织罪名的“遗风未泯”，是派性严重的人制造混乱的手段。
其当前的特点是钻空子，写匿名信，与好人揭发坏人而不敢署名的现象鱼目混珠，使领导机关“投鼠忌器”。
于是作者提出“防鼠进器”三条办法。
最后呼吁：
“现在的诬告风既然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吱吱叫起来的，关心端正社会风气的人们，实在应该齐心协力把它们赶上街，让谁都看明白它们是鼠辈！
”
作者：
夏明。
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便是。
《论诬告》站在法律和社会公德的高度，从纷繁的现象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倾向性问题，切中河北的要害，并在全国引起共鸣。
《人民日报》及五六家省报先后予以转载。
接着，高扬又亲手处理了邢台和保定两起严重的打击报复案件，在报上指名道姓加以公布。
反诬告，反打击报复，斜刺里杀来的两剑，无情地挑开了派性的“护腚帘”，让那些不法横行者当众出丑，再不能借派性以藏身；同时也给广大正直的干部和群众撑了腰，壮了胆。
高扬号召各级党委在歪风邪气面前要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要敢碰硬。
他主张对大多数干部给以充分的信任。
他说，这就像抗日时期对待一些来自敌占区、历史一时难以查清的干部一样，只能在工作中加以考察。
如果等一切都查清再使用，就将失去一大批干部。
……
如果说以上各点是为广大干部解除“后忧”，那么他同时又在苦心孤诣地引导他们“前瞻”。
他有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地提出搞好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消除“党不管党”的积弊、医治科教卫生事业“贫血症”等一系列任务。
他手中时时举着四化建设这块强大的磁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派性利益上引开；让那些有“钢性”的肯干事情的人从派性的乱麻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干部队伍逐渐在工作实践中分出是非优劣，改变了按派别分野的不正常局面。
……说时快，那时迟。
派性的平复，局势的安定，是随着各项工作的展开逐步实现的，读者将从以下各章里细细品味，这里只能简短截说。
“三点意见”赢得了半年的稳定，也为高扬换来了用自己的眼睛考察干部的机会。
于是，在全国进行机构改革的脚步声中，一个按四化要求配置的省委领导班子方案形成了。
1983年3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议定河北省委的领导班子，前后不过五分钟，就顺利通过了。
耀邦总书记幽默地用四个字称道这件事：
“风平浪静。
”
沉重的河北车轮，终于拔出泥潭，开始走上了正轨。
回想半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
人们越想越觉得那“三点意见”难能可贵，潜心钻研“领导艺术”的同志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奥秘。
高扬则把它说得平淡无奇。
“提出三点意见时，要说我在十天之内把情况都摸清楚了，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全国的大形势是在往好处转，河北是全国的一部分，它也在变。
明天的两派，将不同于昨天的两派，我有这个预感。
“如果说前任几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把从前个别领导人的影响估计得太重了。
要么主张把所谓他那一派的人都换掉，不然不得了；要么不敢动，一动就不得了。
哪有那么回事？
河北的党员大多数还是党员，不是哪一派的‘派员’嘛。
三中全会、中央的号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
他们就不想搞四化？
事实证明，真正想搞派性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早就腻味了。
“物极必反嘛，我不过是顺应了这个规律。
”
确实平淡无奇。
但是一年以后，当他在中指委召开的整党座谈会期间汇报了这段工作的体会之后，薄一波、胡启立同志给与了高度评价。
第二章
河北的路，在河北
51982年9月12日，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
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当地领导人大张旗鼓传达贯彻“十二大”的消息，全国热气腾腾。
可是河北的报纸上，始终没见第一书记露面……这使某些习惯于按常规思维的同志很不安：
作为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事，连个态度也没有……合适吗？
态度是有的，它写在河北的大地上。
高扬并不一般地反对开会传达，他只知道目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开会表态。
“十二大”文件已在报上公布，关于传达学习，中央已有要求，他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即召集本省代表做了布置。
可是“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河北怎样实现？
河北工农业“翻番”的路子在哪里？
他必须迈开双脚，到河北的大地上去寻找。
于是“十二大”一结束，在返回河北的途中，他就沿路过易县、保定、定县进行了调查。
之后又由石家庄南行，一头扎进了太行山。
河北省有5个地区24个县处在太行山的怀抱里；主要发源于太行山的海河水系横贯河北大地，左右着全省农业的命运。
耀邦同志1982年4月视察河北时曾经预言：
太行山的面貌不改变，河北要翻身是困难的。
高扬决心先啃下这一陀。
太行山，母亲般的山。
1937年11月，高扬受党的派遣，由山西进入太行山，在穷苦农民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政府、抗日武装，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邢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冀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晋冀豫特委宣传部长，与太行人民甘苦与共，度过了整个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
10月7日，高扬像37年前告别太行打回东北老家去一样，重又踏上了这片热土……
已是深秋时节，太行山敞开了丰饶的胸膛，慷慨地把财富赐给自己辛勤的儿女。
地里的庄稼大半已经收割，路边的柿子也变黄了，农民的脸上洋溢着喜色。
毕竟是变了。
山沟里有了水库和电站，过去有马也只能牵着走的傍山栈道，如今通了汽车。
曾经牺牲了我们几十名战士的长沙村，就在路坡下，如果不是老房东的女儿李绪书指点，他已认不出来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
他希望多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以便唤起那深沉的记忆；又希望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奋斗了几十年，为的不就是这个变化吗？
望着山坡的杂树，他问李绪书：
“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
”
高扬住槐疙瘩的时候，李绪书不过四五岁。
那时候地委和八路军干部们每天只有12小两粮食，还要节余4两救济群众，即便这样，高扬每次从食堂领回的那一份儿，还要分给孩子们一些。
如今留在李绪书记忆里的，只有“当当当，吃包包”这句童谣了，因为只要挂在树上的炮弹皮一敲响，她就有菜包包吃。
这种亲如一家的感情，如今又被唤醒了，因此她已没有生分的感觉。
她调皮地反问高扬：
“你说什么树叶能吃？
”
高扬数点着：
“杏叶能吃，杨叶能吃……”
李绪书接口说：
“柳叶、柿叶也能吃。
”
高扬说：
“柿叶可涩呀！
”
李绪书说：
“是涩，可1960年也吃了。
”
高扬没言语。
1960年，他知道。
那时他下放在贵州，和老百姓过的是一样的日子。
他不想让后辈人都记得这件事，只愿老同志不要忘了那段教训。
他的目光在山坡上寻找着什么。
“怎么看不见羊群啊……”他说。
想必当年他是经常看见的，那里有送鸡毛信的孩子，有“王二小放牛郎”。
“‘文化大革命’把羊群都‘砍’了。
”李绪书说。
高扬对这一类的回答似乎不大甘心。
他仍在寻找，汽车转过一个弯儿，他忽然兴奋地指着前面：
“看，我看见羊群了！
”
李绪书看了看，对他说：
“伯伯，你看花眼了，那哪儿是羊群呀，那是禁坡——封山育林，在石头上刷的白灰。
”
“哦……”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槐疙瘩到了，这里当年是冀西地委的驻地。
他们下了车，踩着杂木棒子搭成的小桥，过了乱石滚滚的槐河，乡亲们从一家一户跑出来，高扬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打招呼，好像“反扫荡”之后又回村时一样。
仔细一打量，已经没有几个认识的人。
如今五十几岁的老汉，当年也不过是儿童团里的角色。
拥挤在狭小山洼里的大部分还是老房子。
顺着七高八低的小巷，他还能找到李占林的家。
他住的那间只有三根椽子宽的小南屋去年已经拆了，其它三面的老房子还在。
他抚摸着墙上的石头，在狭小的院子里端详了许久，“变化不大呀……”他说。
周围的几座山，旮旮旯旯他都去过。
当年山上的树就不多，如今更少了。
“还是穷啊。
”坐在门前的蒲墩上，他对社队的干部们说，“这么大的山场，总要发展点什么，种点酸枣总可以吧？
于不了别的，用它闹个擀面杖、梳头挑子也好啊！
”
6高扬一行10人乘坐的“面包车”继续南行。
走到赞皇与临城县交界的地方，隔一架大山，那边就是著名的八路军后方基地蝎子沟了。
当年，那里有我们的军械所、被服厂、医院，地委也在那儿住过。
那是被许多革命者视为“家”的地方。
“能过去吗？
”高扬问。
“还没通公路呢。
”前来迎接的邢台地委的同志答道。
“通电了没有？
”
“也没有。
”
闭塞，在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年代，曾经是我们赖以坚持和发展的条件；今天看来却是那样难以忍受。
在车上，人们讲了这样几件事：
蝎子沟的农民卖一口猪，要八个人抬着，走一天才能送到公社。
孩子上学要走18里路。
公社的干部去蹲点，采取抓阄的办法，不然谁都不肯去，因此那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生人。
1981年地委新来的书记对县里的同志说，他要到蝎子沟去看看老百姓。
人们听到信儿，就整天盼。
一天，果然来了个穿制服、提皮包的人，全村人像过节似的，好酒好菜招待，干部整天不离左右。
过了两三天，总不见这人做指示，光打听皮毛行市。
问他：
你是不是地委书记？
他说：
“我是进山来买皮子的……”
这是个笑话，却谁也笑不出来。
“解放三十多年了，老百姓还过这样的日子怎么行！
”高扬有些激愤。
他对邢台地委的两位同志说：
“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去一趟，别让他们再失望了！
公路、电，要限期解决！
那里有两千多口人，也该有个学校，卫生所，商业点……”
（这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三十两天，地委副书记张玉美冒着寒风，翻山越岭进了蝎子沟。
跟群众说起高扬同志的那些话，不少人都落泪了。
第二年9月，蝎子沟通了公路，安上了电灯，学校、卫生所等也陆续建起来了。
老百姓说：
过了40年，高政委没忘了我们，给我们办了几件好事。
）
高扬来到当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心——涉县。
它曾是太行儿女深情敬仰的地方，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曾在这里生活、战斗五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老革命家也先后到过这里。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就牺牲在涉县的十字岭上。
高扬的日程本来很紧，原计划在涉县停留半天。
来到之后，他走不动了。
——这里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口粮不够，不得不吃糠；有70个大队，将近5万人口，人畜饮水困难。
县里征集党史资料，邀请了一些从涉县出去的老同志回来座谈，他们问老房东有什么困难，老房东说：
“没水吃……”老同志都掉泪了。
听了县委的汇报，高扬很激动，他在汇报会上说：
“省里王铮同志来过，说这里吃糠的现象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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