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星水浒主题一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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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水浒主题一讲解
《水浒传》主旨八谈
■《水浒传》的主题第一节（上）
《水浒传》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大著作，它以全景式的宏阔场面，艺术地再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写出这场起义如何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又怎样归于失败的。
对于这样一部内容丰厚的大书，我们很难用寥寥几百字概括它的主旨。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把《红楼梦》比作“时代精神之大宫阙”，《水浒传》又何尝不是如此！
走进《水浒传》，就如同进入一座时代精神的阿房宫，侧峰横岭、移步换形。
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评判者，会得出不同的印象，不同的结论。
总的说来，历来对《水浒传》的评价，大致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
从小说问世时起，批评诋毁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封建士大夫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认为小说是诲盗之书，“奸盗脱骗、机械甚详”，“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位评论者还造谣诅咒，说《水浒》作者“子孙三代皆哑”。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
这种否定《水浒传》的论调，直到近代还有市场。
有海外学者写专著评论《水浒》，说这部书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
认为梁山诸人造反的目的，不过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劫富而不济贫。
所谓“仗义疏财”，不过是一个好汉对另一好汉的个人资助，并不是救助广大穷苦百姓。
至于好汉的心态，这位评论者认为，是“相当典型的法外强徒心态”。
说好汉们嗜杀成性，对妇女疑虑重重，只讲小圈子的道德，并不值得歌颂（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
这类评价有没有道理呢？
也不是毫道理，但又是很不全面的，没能抓住小说的精髓。
以下我想分八个方面，谈谈对《水浒》主题的认识，其中有研究界的共识，也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从小说命名，看小说作者的立场
每个不带偏见的读者都能看出，《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是抱着肯定态度的，这从小说的命名就能清楚地看出。
“水浒”这个字眼儿，看起来挺深奥。
查一查字典，“浒”字是“水涯”的意思，“水边”的意思。
那么从字面上理解，“水浒传”就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
这样的含义，似乎又过于平淡无奇。
试想，如果换了《金瓶梅》，那是讲述一个发生在运河岸边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水浒传”呢？
其实，小说以“水浒”命名，背后有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
我在“水浒成书之谜”那一讲里已经提到，“水浒”一词源于《诗经·大雅》中的一首史诗《绵》，那是一首周族的史诗，讲述本来生活在豳地（陕西的栒邑）的周人，为了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由古公亶父率领，集体迁徙到今天的陕西岐山一带。
诗的第二节写道：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诗中的“水浒”，指的是一条河的河岸，这条河叫漆沮水。
“率西水浒”是说古公亶父骑马向西，沿着漆沮水的岸边一直来到岐山脚下。
这个地方又叫周原。
以后周族在这块土地上繁殖生息，羽翼丰满，向殷商政权发起挑战，最终取而代之、建立了周朝。
“水浒”一词，也因此被赋予“反抗者根据地”的特殊含义。
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孟子》中，也讲述了这段历史，还提到周族迁徙的路上，也有一座梁山。
《孟子》在古代被列为“四书”，是旧时读书人的启蒙读物。
而“梁山”、“水浒”等字样又同时出现在这部书中，当时的文人读者，会很自然地从《水浒》书名联想到这样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儒家先师孔夫子是极力推崇周礼、力挺周朝的。
孟子也如是。
有人问孟子：
周武王伐纣，这是以臣弑君呀，这样做难道可以吗（在古代，如果大臣杀掉国君，或子女杀死父亲，叫作弑）？
孟子怎么回答呢？
他说：
商纣王是个独夫民贼，我只听说周人杀掉了独夫民贼，没听说以臣弑君那回事。
由此可见，孔子、孟子都把周人视为正义的一方，把周人反对殷商的举动，视为正义之举。
那么小说家把宋江等人的反抗故事命名为“水浒”，正是把梁山水浒比作周人的根据地周原水浒，把宋江起义军比作周人的正义之师，而宋江反抗官府的举动，也就成为“革命”举动——汉语中“革命”这个词，最早就是指历史上周人伐商的行动。
今天的读者远离了《诗经》《孟子》，对“水浒”这样一个书名的背后深义，就不那么清楚了。
当年的读书人熟悉儒家经典，见到这个书名，自然心领神会，明白小说家对梁山好汉的举动是高度肯定的。
小说作者的态度是这样，那么封建时代的读者又是怎么看待这部书？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开明的封建文人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二、开明文人对《水浒》的解读
《水浒传》在明代正式刊出后，一些进步文人对它不吝赞美之词。
例如，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李卓吾为《水浒传》作序，高度赞扬梁山好汉。
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个颠倒的社会，“小贤役大贤，小德役大德”；小人、坏人占据高位，真正有道德、有本领的，反而无处栖身，只能被逼落草。
李卓吾说，梁山好汉是一群“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
尤其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
”也就是忠义之士中的顶尖人物，这个评价几乎是无以复加的。
另一位评论家金圣叹对《水浒》主旨的挖掘，更为深刻。
他提出，小说的主题其实就是八个字：
“官逼民反，乱自上作”。
在贯华堂本第一回回评中，金圣叹提出一个读者很少想到的问题：
一部歌颂梁山好汉的长篇巨著，第一回不写宋江，不写晁盖，为什么要先写反面人物高俅？
金圣叹自问自答说：
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以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意思是说：
小说如果一上来就写造反豪杰，就表示老百姓喜欢犯上作乱，错在老百姓；如今先写高俅，意在揭露导致混乱的根子在上面，是官逼民反。
这后一种情况，是作者所深为忧虑的。
金圣叹的见解非常独到，他能从读者想不到的地方，挖掘出作品的深意。
金圣叹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也是力度、有深度的。
小说第五十一回，叙述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是个赃官，他的妻弟殷天锡及其爪牙更是仗势欺人、无所不为。
金圣叹在回评中说：
高俅无所不为，犹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胡可限也！
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胡可限也！
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伯叔兄弟之亲戚，又当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又当各各无所不为，胡可限也！
也就是说，把持权力、祸害百姓的，不只是高俅、蔡京等一两个权奸，他们又各有亲戚、走狗，一层层延伸下去，上下勾连，织成一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把百姓当成渔猎的对象。
金圣叹由此发出强烈的感叹说：
嗟乎，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
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儿肉，填不可限之鸡壑，而欲民之不畔，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他说，现在一群欲壑难填的虎狼扑向婴儿般的百姓，在这种情势下，要想让百姓不造反，国家不灭亡，又怎么可能呢？
李卓吾和金圣叹都是封建文人，但他们都能站在历史高度，准确把握《水浒传》的思想脉络，了解小说家面对历史现实所产生的满腔愤恨和强烈不满，了解他们同情造反者、歌颂造反者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们的评论能够抓住小说的主题，肯定了好汉造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三、是农民起义史诗，还是“为市井细民写心”
把宋江义军定位为农民革命，这个提法最早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提出的。
学者王利器在1953年写过一篇文章——《水浒与农民革命》（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1953年5月27、28日），提出这样的观点，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
怎么看出是农民革命呢？
王利器在文章中举例说：
梁山好汉的情感完全是农民的情感，例如白胜在智取生辰纲时唱过一首山歌：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首山歌所唱的，是农民的辛苦和辛酸，它的感慨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发出的。
再比如，小说第七回末尾有一副联语，形容起义者说：
“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心号”是贴在士兵胸前的标志，上面写着“兵”“勇”等字样；认旗是军队中的军旗。
如今农夫和渔父都变成军人，这明确表示，梁山武装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武装，他们的斗争自然是农民革命。
这种“农民革命说”或称“农民起义说”后来被广泛接受。
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基本就是按照这个框架来评价《水浒》的。
不过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大形势下，也曾受到挑战。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的学者提出，《水浒传》不是一部反映农民斗争的书，而是一部反映市民斗争的书。
例如这些学者指出：
梁山好汉的身份，大多不是农民，而是城镇市井居民。
农民的活动场所应当是田野乡间，而这些人则活动于城镇市井，出入酒楼茶肆。
他们人没有定居的劳动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没有对浸透着祖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他们终日在市井中狎妓赌博，使枪弄棒，追求的是“只顾自己前程万里”“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他们的活动，又怎么能算得上农民革命呢？
由此推断，《水浒》的主题应是“为市井细民写心”。
“为市井细民写心”，本来是鲁迅先生为《三侠五义》等书总结的主题，如今被提倡“市民说”的学者拿来评价《水浒传》。
这种“市民说”，不是毫无道理。
我们如果对梁山头领做一番调查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中间其实很少有纯粹的农民，其原始身份不是财主富户，就是军官武弁，也有不少胥吏牢卒、店家匠人，此外还有僧人、道士、闲汉及落魄文士等等，总之，大多属于生活在都市城镇中的一群，很少有真正的农民。
例如，晁盖、卢俊义、柴进、李应、史进、穆春、穆弘等，本人或家庭都是大地主，宋江家中也是地主，本人则是官府小吏。
此外，山寨中有一大批原来是军官，后来被逼上山，或是战败投降。
这些人中有林冲、鲁智深、杨志、关胜、花荣、呼延灼、秦明、黄信、凌振、徐宁、张清、董平、索超、孙立、孙新、单廷圭，魏定国等等，差不多占了好汉人数五分之一的比重，他们当然不是农民。
另外，又有不少官府吏役，除宋江外，戴宗是阶级牢头，武松、朱仝、雷横等都曾是都头，杨雄、蔡福、蔡庆等是刽子手。
李逵虽然出身农民，但在小说中出现时，身份已是牢卒。
混迹市井的人也很多，职业各自不同，有铁匠，屠户，裁缝，马贩子，也有摔跤手或放赌的闲汉，还有鱼牙及店老板等等。
像张青，他的绰号是“菜园子张青”，本应当是菜农出身，但在小说中里，他的职业已发生变化，跟孙二娘在大树十字坡开着一座黑店。
另外小说中也有一些文化人，像塾师（军师吴用就是塾师），郎中，兽医，会计、书法家，金石篆刻家，他们离农民就更远。
数来数去，只有阮氏三雄似乎是渔民出身，但在打渔之余也兼做走私生意，不是最本分的劳动者。
数到最后，真正的农民大概只有一位，就是绰号“九尾龟”的陶宗旺，他的兵器是一把铁锨，真正显露着农民的本色。
但这个人物却又那么不起眼，没有人注意他。
一百零八个好汉中，农民出身的屈指可数，梁山起义能算农民革命吗？
这就是市民说提出者的理由。
不过我个人不很同意这样的说法。
因为水泊梁山的十万战士，基本都是农夫渔父，我们说梁山起义是农民革命，主要是由这一群造反者的主体来决定的。
其实看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他们的领袖人物，往往不是在老实本分的农民中产生的。
拿洞庭湖大起义为例，它的领导者在官府文件中就被称为“市井村坊无赖之徒”，这当然是污蔑之词，但也说明这些人的实际身份。
所谓“市井村坊无赖之徒”，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或居市廛、或居村坊，有的纯属无业游民，有的虽有固定、半固定的职业，但又不同于一般老实勤苦的农民大众。
他们久在江湖，见多识广，信息灵通，胆识过人。
在太平岁月，他们混迹于市井，潜伏爪牙，并没有特异的表现。
一旦世乱时艰，他们往往能以独特的眼光、超群的勇气，相机而动，一呼百应。
而广大农民和市民群众，要想在乱世保全家小性命，正需要有这样的领袖人物振臂而出，给他们做“主心骨”。
所以一场农民运动由“市井豪侠”来领导，本来是很正常的事。
再加上“水浒”故事本来产生于市井说话，说话人生活在都市城镇，活动于瓦舍勾栏，他们最熟悉的生活莫过于市井生活。
因此在演说过程中对市井好汉及市井生活的描写驾轻就熟。
这也为小说增添了不少市民社会的色彩。
但这并不能改变梁山队伍的基本性质，小说的主题，依然是反映农民运动的。
■《水浒传》的主题第一节（下）
四、如何看待“忠义”主题
我们说过，《水浒传》的创作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无数人参与了它的创作。
因此书中所蕴含的思想也是复杂的，多层面的。
田夫野老、市民胥吏、瓦舍艺人、下层文士乃至封建贵族的帮闲文人，都可能在书中留下他们的思想印记。
作为封建伦常观念的忠义思想，肯定也会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
一部《水浒传》，始终是以“忠义”相号召的。
最早的《水浒》版本一律称“忠义水浒传”，把“忠义”二字高高置于题目顶端。
一些早期版本的简称甚至不是“水浒传”，而是“忠义传”。
可见“忠义”在小说主题中的分量。
那么，如何理解忠义的内涵？
小说为什么要标榜忠义？
我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第一点，小说高举忠义旗帜，是时代主导思想使然。
《水浒传》尽管产生于底层社会，带有更多的离经叛道色彩；但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就是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忠孝节义，无论大传统，小传统，都无法摆脱这样的思想拘囿。
“忠义”这个词，分开来看，忠是对国家、君主而言的。
也就是把国家和君主置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广大臣民只有无条件服从与奉献的份儿。
拿梁山好汉来说，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听听阮氏兄弟在抵抗官军时唱的渔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赵官家就是指宋朝的赵姓皇帝。
另一首渔歌也唱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头，京师献与赵王君。
”意思是一样的。
以上说的是“忠”。
“义”的内涵比“忠”要复杂些，有时是指正义；有时指处事得当，处事得宜；在民间，常常指下层百姓相互对待的一种伦理，也就是义气。
对于没有任何权力和财富优势的百姓来说，相互支持、相互扶助，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因此，朋友之义对他们来说，是性命攸关，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从梁山领袖宋江身上，来领会忠义思想的伦理含义。
宋江是小说忠义思想的总代表，忠义是他一贯奉行的行为准则。
有的时候，他身上的忠和义也发生矛盾。
例如他冒着杀身之祸，为晁盖等人送信，就表现出义的冲动，违背了忠的原则。
但他后来迟迟不肯上山，上山后又率领义军接受招安，回归正统社会，都表现为对忠的回归。
大聚义后，当宋江提出“愿天王早招安，心方足”的意向时，也曾遭到部分好汉的反对。
但大部分梁山好汉都默认了这一路线方针。
这说明忠义思想在那个时代仍是主流思想，哪怕是在造反者山寨中。
李逵的思想倒是足够大胆和超前，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
他在白龙庙小聚义时大叫说：
“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
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
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
我们都做个将军。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41回白龙庙小聚义）
但这话刚一出口，不等晁盖宋江回答，戴宗在第一时间就制止了他的狂言，呵斥说：
“铁牛，你这厮胡说！
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
”而对于李逵的这番言论，在场众好汉的反映也只是付之一笑，没有人去认真对待。
小说作者为李逵设计了这篇台词，并不是像我们某些现代评论者所说，是为了表现李逵什么“革命的彻底性”。
李逵在书中是个笑料人物，作者只是想以此表现李逵的鲁莽和无知，用来反衬宋江等人的高明与稳健。
在封建时代，皇权神授的观念在社会上下是根深蒂固、坚如磐石的。
皇帝授命于天，号称天子。
宋江等人虽然斗胆造反，却也要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
这个“天”，仍旧指的是由封建皇帝所代表的那个天。
对“忠义”的理解，还有第二个方面，即民族斗争的背景内涵。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要提到一部早期的《水浒》版本——“吴读本”《水浒传》。
这是一部失传的《水浒传》版本，关于它的信息，是晚明文人吴从先透露的。
吴从先生活在万历时期，是一位江南布衣文人，跟当时的很多名士都有密切来往。
他一生编撰四部文集，都以“小窗”命名，分别是《小窗清纪》、《小窗艳纪》、《小窗别纪》、。
在《小窗自纪》的第三卷中，有一篇文章叫《读水浒传》。
看题目就知道，这是一篇《水浒传》的读后感。
正是这篇文章，引起《水浒》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兴趣。
原来，吴从先所读的这部《水浒传》，跟今天所有的《水浒》版本的内容都不一样，有很大差别。
为了论证方便，学者们便把这部特殊的《水浒传》，简称为“吴读本”——也就是吴从先读过的本子。
下面，我试着把吴读本和今本的差别，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在时间上，吴读本中的宋江起义不是发生在北宋末年，而是推迟到南宋初年。
与之相应，起义也由纯粹的反抗官府的性质，转变为以抗金为主旨的民族斗争。
因为我们知道，贯穿南宋历史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南宋汉族政权与北方女真人政权之间的民族矛盾，那是一个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的特殊年代。
第二，在地域上，吴读本中的梁山泊，不再位于山东，而是被转移到淮河流域。
此外，宋朝的国都也随着时代背景的迁延，由东京汴梁，改为杭州临安。
第三，在具体情节上，已经出现了“一百零八将”的说法。
我们还记得，在早期的水浒故事《大宋宣和遗事》中，梁山好汉只有三十六个。
再如，宋江杀阎婆惜的情节在吴读本中大概没有出现，晁盖似乎也缺席了这个本子。
另外，这个本子很可能没有“武松打虎”等精彩情节，因为吴从先的文章突出介绍的是“武松之嫂”和“李逵之虎”。
我们知道，今本《水浒》中包含三个打虎故事，一是武松打虎，一是李逵杀虎，一是解珍解宝争虎。
其中武松打虎最为精彩。
设若吴读本中已有武松打虎故事，那么吴从先在读后感中肯定要把“武松之虎”放在前面，绝不会把“李逵之虎”当作最精彩内容来介绍。
因此我们推测，吴读本中还没有武松打虎的精彩情节。
可以肯定地说，吴读本是一个早期《水浒》刊本。
我曾写文章论证，这个本子应当是与《大宋宣和遗事》平行的本子，今天我们看到的《水浒传》，应当就是在吴读本和《宣和遗事》的基础上整合创作而成的。
吴读本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
早期水浒故事中，民族斗争的主题是十分鲜明的，甚至压倒了阶级斗争的主题。
——这就引导我们关注南宋抗金的那段历史，尤其关注那些民间武装的表现。
结果，学者们在那段历史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字眼儿——“忠义”。
原来金人入侵中原，宋朝中央政府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抗击金人。
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民间武装。
而带有抗金色彩的民间武装，一律自称“忠义民兵”，也叫“忠义人”，他们的组织叫“忠义巡社”，他们的驻地，叫“忠义山水寨”。
忠义民兵的前身是乡社民兵，这是北宋时的一种军事组织，其成员就是广大农民。
他们农忙时种田，农闲时由官府组织，发给武器，进行操练。
操练完毕，武器还要收回，依然作农民。
最早建立民兵组织的动机，主要为了防盗，保证地方的安全。
同时，也有抵御外敌的考虑。
因为北宋王朝积贫积弱，从建国之初就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党项人的侵略压力，后来又增加了女真人的威胁。
《水浒》中常常称梁山好汉为“强人”，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强人就是强盗。
其实“强人”最早是民兵的一种称呼。
当时的乡社民兵有许多称号，像“保毅”“忠顺”“义勇”“强壮”等等。
当时在北方边境常常与契丹作战的民兵组织，就叫“强人”。
北宋末、南宋初，面对女真人的入侵，乡社民兵响应朝廷的号召，纷纷拿起武器，保境安民。
他们所打的旗号，便是“忠义”。
在那个特殊时期，“忠义”有着特殊的含义，成为听从朝廷号令、抗击入侵金人的民间武装的专门称号。
当然，由于战争破坏了国家机器，宋王朝的统治体系变得十分脆弱。
民兵组织和朝廷及官府的联系，变得极为松散的，基本不受控制。
一些失控的民间武装，甚至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或者跟官军发生摩擦，成为官府眼中的盗贼。
——在这种背景下，“强人”也便同“强盗”画了等号。
不过官军大兵一到，这些人又会很快接受招安，掉转枪尖抗击金人，或镇压其他反叛者。
总之，在南宋初年的历史中，这种官匪不分、兵民转换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
而有关宋江等人的传说，主要是在南宋流行的。
那时正是忠义民兵最活跃的时期，水浒故事在流传和创作过程中，自然会吸收大量的忠义民兵素材。
因此，我们见到“忠义水浒传”这样的书名，看到“忠义堂”这样的匾额，听到宋江等人满口“忠义”的宣言，就应当知道：
这个字眼儿不仅包含封建伦理的内容，还有着民族斗争的鲜明含义。
我在“水浒成书之谜”一节中，讲到《水浒传》的创作，从南宋初年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中吸取了素材。
其实钟相、杨幺就是忠义民兵出身。
钟相的儿子钟昂，还曾率领忠义民兵到南宋的临时首都建康，向宋高宗赵构表过忠心。
然而后来因官军对洞庭湖百姓百般侵扰，激怒忠义民兵，双方发生冲突，忠义民兵还抢了官军的马匹，于是钟相等人也被打入另册，成为官府眼中的盗贼。
钟相死后，他的弟子杨幺接过起义大旗，在洞庭湖中坚持起义五六年。
最终岳飞率官军生擒杨幺，结束了这场起义。
不过在杨幺被擒之前，义军中的绝大部分头领已经接受了招安。
义军中的精锐还被改编成官兵，成为岳家军的组成部分，驰骋在抗金战场上。
作为水浒故事的原型之一，洞庭起义军就走过从民兵、到强盗、再到抗敌官军的转变历程。
而《水浒传》在接受洞庭起义素材的同时，一并接受了抗金的主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吴读本中，应当有大量的抗金内容，可惜由于文本失传，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不过在今本《水浒》中，还保留着早期抗金内容的遗迹。
例如，民间好汉多次强调要“到边庭上一枪一刀，搏得个封妻荫子”，那显然是指同异族侵略者作战。
大聚义时，宋江提出“保境安民”的目标，又在菊花会上唱出“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的心愿——“平虏”显然也是指抗击异族侵略者。
在一些具体描写中，小说也残留着抗金痕迹。
例如，曾头市是梁山的死对头，而曾头市的首领曾长者，就是一位“大金国人”，也就是说，曾头市武装相当于金人武装。
此外，涿州好汉段景住在北边偷了一匹“照夜玉狮子”马，准备献给梁山；这匹马是“大金王子”的坐骑，后来又被曾头市这伙金人抢去。
在这些争斗的背后，都显示着民族斗争的影子。
此外，小说中大破连环马的情节原型，应当是南宋抗金战场上刘锜大破金人拐子马的战例。
而宋江等人受招安后被派去征辽，背后也有抗金的影子。
另外，小说中一些辽国的人名和官名，也都是借用金人的。
例如辽国将军中有姓完颜的，其实完颜是女真人的姓；再如辽国官名有叫“勃堇”的，其实那是金人的官名。
这些细微地方，都反映了水浒故事原有的抗金色彩。
我们挖掘这段历史，不但可以更深刻全面地理解“忠义”的含义，还可以解释有关宋江投降的问题。
在许多现代评论者眼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叛徒，是投降派。
他葬送了梁山事业的大好前途，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如果站在小说成书的历史角度来看，宋江等人接受招安的举动，正说明农民武装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舍身卫国，保境安民。
宋江等人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何罪之有？
只是在小说的不断累积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背景改变了，小说中的民族斗争主题也便渐渐淡出，阶级压迫的味道越来越浓。
宋江寻求招安的举动，也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
关于对“忠义”的理解，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应对主流社会舆论。
孔夫子儒家伦理体系的根本支柱之一，是强调秩序，反对一切破坏秩序、犯上作乱的行为。
而《水浒传》作为一部以“反抗”为主题词的小说，竟然能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这不啻是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样一部小说，之所以能在社会上流传，被封建主流舆论所接受，甚至受到达官贵人、文化精英们的赞赏，应当跟小说始终高举“忠义”的旗帜有关。
一部把“忠义”旗号举过头顶的小说，无论如何也是容易被当时人所接受的。
更何况小说的结局是被逼上山的忠臣义士“弃暗投明”、集体回归主流社会，并听从朝廷指挥，开赴边庭，抗敌御辱，或挥师内地，镇压不肯投降的起义者。
这样的结局，也是能被顽固的封建分子所勉强接受的。
可以说，不管作者本身用意如何，小说的一头一尾，为这部文学经典涂抹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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