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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运时代
论北京奥运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
谢琼桓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明确而坚定，策略取向务实而有效。
我们沿着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进行资源配置，战略途径、战略措施包括各种制度安排都丝丝入扣对准既定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最有标志性的奥运会上逐步赶超美、俄两个超级体育强国，于2008年登上金牌榜的首席。
面对一个事业，一项活动，能够孜孜以求把它做成世界一流，总是应当肯定的。
在短时间里做成世界一流更绝非偶然。
中国体育工作者坚信，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战略选择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愿望，符合时代的潮流，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我们的确有足够理由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在我国体育史上还是现代奥运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北京奥运会共24年、6个奥林匹克周期，我们从金牌零的突破到金牌榜名列第一，并以东道主的身份把奥运会演绎得精彩纷呈、炉火纯青，演绎成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在世界许多夏、冬季单项赛事中，在欧美开展了几十年的各种职业联赛，中国运动员的身影也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不甘落伍、自强不息、渴望与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认同的民族形象，20多年来在世界体坛逐渐彰显并为世人所称道。
我国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已经改变世界的体育格局，从此我们必定能够更加全面、更加从容地面对世界，与奥林匹克大家庭共同捍卫体育的基本理念和普世价值。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虽然成功但不是无懈可击。
成功可能使人自满自足，故步自封，产生路径依赖；也可能激活人们的信心和决心，引导人们去做那些平时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没有条件做的正确的事情。
再从常识上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都有其生命周期，都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
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后体育界内外不断有人发出声音，提出问题和建议，关心我国体育今后会沿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继续前进？
国人的体育理念会发生什么变化？
体育体制如何改革、运行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
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应不应该作某些调整？
总之，大家都认为后奥运是一个契机，希望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检视、客观评价我国体育的过去，全面规划体育的未来，把体育大国建设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
笔者曾经长期在体育政策部门工作，写作本文时将尽可能以诚实、负责的态度,把探索的热情和客观、理性尽可能结合起来。
对前辈和我这代人筚路蓝缕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及所取得的经验，我将怀着敬畏之心和爱护之情。
但是，我也要鼓起勇气面对事实，包括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评。
反思和批评本身包含着对事业的忠诚，包含着参与建设未来的热情。
平心而论，多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都负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所以，这种批评事实上包含着自我批评。
我以为，我们已经有条件来回应公众的期待，直面矛盾及问题，这些矛盾及问题不少属于“成长中的烦恼”。
有些烦恼不只是中国体育的烦恼，也是世界体育的烦恼，不只是体育的烦恼，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各行各业共同的烦恼。
全球化时代出现了难题，同时也提供了创新的机遇。
我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体育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进，２１世纪中国体育的前景必将和百花争艳、与秋月比明
本文准备从５个方面与学界进行讨论——
一 告别悲情体育 走近快乐体育
有一段历史时期，我国运动员一站到领奖台上，自己和许多观看比赛的同胞就会情不自禁眼含泪水，申办27届奥运会失利时多少人强忍泪水，申办29届奥运会成功时又多少人热泪盈眶。
为什么在这些体育场合、体育事务中，会使人那么激动使人眼泪夺眶而出?
这种情感表达方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情结？
毋庸置疑，除了通常的高兴表达和失望表达，其中确实有着一种屏蔽不住的历史悲情，一股蓄积已久的屈辱和压抑得到宣泄的快意!
只要读一读近代以来的体育史，便不难理解这种悲情出现的缘由。
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陷入生存危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世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勃兴，开始时我国当权者根本不知那为何物。
有个别志士仁人呼吁参赛，只如石沉大海，听不到回声。
后来虽然组织参赛，也是惨不忍睹，遭受外人嘲笑。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冷战蔓延到体育领域，中国被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这些伤心惨目的历史情景，自然而然长期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思想中长期挥之不去的一个“死结”，也成为运动队伍勤学苦练、为国争光的精神动力之一。
悲情体育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随着历史的步伐而远去。
如果说过去我们有时把赛场上的胜利看成是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那么现在这种耻辱千真万确已经洗刷干净，所以，我们的体育表情完全应该变一变，告别悲情，走近快乐。
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就已经有人指出，“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
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意义”。
美国一家报纸甚至用这样标题：
《走出百年悲情才是北京奥运圆满的句号》。
世事沧桑，不堪回首。
展望未来，激情满怀。
我们的体育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强大、社会氛围的宽松和运动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体育表情已经变得丰富多了，明朗多了，阳光多了。
不少运动员在赛场上不忌讳流露个性，面对媒体显示出率真从容，刻板、套话为之一扫。
“他们乐观自信，能够坦然地与世界相处，在他们身上融汇着丰沛的激情和健全的理性，他们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并决心创造美好未来的自觉的”新一代。
不少体育工作者在各种场合的表现也较前自然得体，多了些淡定内敛，少了些情绪失控，不但不会再“使人联想起他受到了多少委屈和压力”，而且开始流露出能够让人分享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主旋律。
我们正在告别历史悲情，走出历史阴影，同时摆脱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把赛场当成制度较量、意识形态较量场所的思维方式，开始领悟、逐步接近体育快乐的场域。
自从升国旗、奏国歌成为许多国际赛场的程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自然而然介入赛场，它对竞技体育的发展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因为通过这种程序安排，提升了体育的关注层次和关注范围。
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果在赛场上过分张扬和不适当介入，也会遮蔽真正的体育精神。
当年希特勒在柏林奥运会的所作所为就是恶质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强烈表现，几十年来一直为世人所诟病。
竞技体育的确满足了人性中某些需求，比如说归属的需求。
归属的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体育的发展。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运动的真谛》中说过一段话：
＂意味深长的不是运动员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在观众后面的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
＂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外也没有两样，只是这种判断必须谨慎，必须有一种节制，否则会产生幻觉，带来无益的误判。
记得在一次高层次的会议上，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曾说，对一场比赛输赢的政治意义不要作过分夸张的报道，如说某某球队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那么如果另一支球队失败将何以自处？
尤其是对于与我们关系上出现过一些不愉快的国家，更不要把比赛与国家间的争执联系到一起。
王蒙还说，尤其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意思是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种族优劣的根据）。
我们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丧权辱国、抬不起头的梦魇里。
我们不能老是用受气的小媳妇吐苦水的语气说话，那显得我们太不大方了。
的确如此，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但也要展望未来，我们还是有许多更为合适、更为有效的表现手段来表达爱国主义情怀。
当然，国际赛场上有一些通行做法已是约定俗成无需回避，但也无需作添油加醋的延伸想象。
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者们在体育与政治的问题上小心翼翼是有道理的。
谁都清楚视赛场为战场（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后果，而且那也不是报仇雪恨的合适所在。
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快乐，它的产生也是为了快乐而非为了忧患。
所以，有不少人对“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也有称为“有礼仪的战争”）提出质疑，建议今后不要采纳此种提法。
理由是：
“比赛固有输赢，但体育比赛的根本精神是双赢、共赢，与战争的你死我活根本不一样“。
作为一种比喻，不是完全不可以用，只是它确实有缺陷,容易产生误解。
有人会说，竞技体育的目标之一是要出成绩、夺锦标的，只有成功、胜利才有快乐。
其实，获得成功、取得胜利固然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快乐，但成功不能囊括快乐的全部。
首先，体育竞赛本来是一种博奕的游戏，就争夺锦标来说，你拥有意味着别人失去，一个项目比赛金牌只有一枚，我们总不能说只能有一个人快乐，其他人都不快乐。
其次，成功更多是通过结果来定义的，是紧张的期盼和精心的策划，而快乐是自然的流露，内心激情的涌动，更多是从状态来定义的。
英国人莫来斯在《快乐的本质》中把快乐分门别类：
目标快乐、竞争快乐、合作快乐、遗传快乐、肉体快乐、智力快乐、节奏快乐、虔诚快乐等。
比起成功来快乐更没有排他性，有更大的覆盖面，你快乐了但并不排斥别人快乐，这就是所谓双赢、多赢。
体育界内外多一些这方面的认知，赛场内外就会多一层快乐的氛围。
告别悲情体育，走近快乐体育，这并非看不到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必要性，并非低估曾经深刻影响我国运动训练的“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理念，也无意贬低竞技领域确实存在的苦行主义、殉道主义包括肖天同志所说的“精神圣徒”，他们自有可歌可泣的一面。
我甚至要说，这些＂圣徒”不是出自外力而是出自内心真诚也能抵达快乐的彼岸。
在本文的语境下，快乐体育这个命题更接近于体育哲学的层面，就是减少体育的负载，放松体育的紧张，唤醒体育的本真，恢复体育的要义。
就是再苦也不能把体育工作当成整天愁眉苦脸的苦差事，至少也得苦中作乐、苦中有乐。
胡小明说要变“工具”为“玩具“，当下恐怕一时做不到，但完全将体育当成一种工具则期期以为不可。
无论是训练理念还是教育理念，东西方存在一些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前关于“虎妈”的争论,说到底是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
原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不久前美国短跑天才、著名教练卡森来华，他说他希望用快乐点燃中国孩子对田径的热爱，他说田径在美国也不是热门，教小孩练短跑都是笑着练，这样才不会把他们吓跑。
在中外都执过教的郎平这些年不止一次对媒体谈到东西方不同的训练理念。
大家都还记得，米卢当初曾经针对中国足球运动员一脑门官司的情况和僵硬的动作，说应当提倡“快乐足球”,所谓“快乐足球”，决不是不要严格要求，而是说要摆脱过分的功利、用一种良好的、活泼的心态去踢球。
这里不去讨论东西训练理念的优劣，只是想指出，通向体育高峰的道路可能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如果能够东西互补，中外交流，也许有助于体育文化的建设。
应当承认，在一段时期里，我们总是更看重“头悬梁锥刺股”，“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更服膺“三更灯火五更鸡”，更习惯用大口号、大道理试图说服而不善于启发人的兴趣、乐趣和心智，让他们发自肺腑而不是出于压力投入训练。
我们不大重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科学训练的空间还很大。
肌肉发达头脑肤浅的状态应当改变。
李娜法网夺冠后接受采访时公开对“教练和领导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训练，通通规定好了，我们能做的只有服从”表示不以为然。
隋菲菲当教练后希望别人称她“快乐教练”。
她公开宣称她的执教理念就是“快乐篮球”。
她推崇贵人鸟对篮球的解读：
“不只要投进，还要投入快乐。
”我相信刘翔和朱建华对快乐体育的体会一定是刻骨铭心的，他们处在低谷时期那满脸愁容和无助的原因何在，大家也能体察得到。
林丹也曾发出天问：
何时才能真正享受体育？
能象陶菲克一样享受真正的羽毛球。
可见，距离快乐体育还有很长路程要走。
即使目标再崇高，也不是注定只能以干巴巴的方式去实现。
我们还是要逐步学会在苦与乐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追求崇高目标的过程中，关注人的感受、人的体验和人的尊严，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一种价值观问题。
二结束焦虑体育迎接自信体育
多年来为了改变我国竞技体育的落后面貌，广大体育工作者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当代体育史上不断谱写出新的篇章。
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同样需要，所以应当得到尊重和爱护。
只是也毋庸讳言，竞技体育领域的确存在着一种超出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外的焦虑情绪，弥漫着一种过分的、有时缠绕不清的功利主义目的。
在整个体育事业中竞技体育透明度最高，最容易量化，加上泛政治化的影响，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教练员、运动员无不战战兢兢，唯恐有所闪失。
各种体育赛事本来应该是欢乐的节日，但是围绕综合性大型赛事常常有一大批相关人员焦虑不安，不断地进行摸底、预测，锱铢必较地计算牌数、分数，如临大敌地度过赛事的过程。
你只要拜读一下各级体育部门的工作报告，“关键“、“重点”、“保证”、“重中之重”、“形势严竣”、“巨大挑战”,必定是赛事那年的关键词。
每一个赛事周期都被叫作“备战”，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没人不敢不紧张，没人不敢不焦虑。
特别是各省市体育局长，各运动项目中心主任，他们的思想从上任开始就不由自主了。
金牌多少，奖牌多少，很好量化，了了分明，无可逃遁。
“兵败汉城”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从那以后，国内外赛事的组织者在赛前都小心谨慎，降低身段，守口如瓶，实力再强，把握再大，都不敢夸下海口，都说要从零开始，就怕成绩不好被指责“指标没有完成”。
这作派渐渐成为传统、经典的作派，有时固然给人谦虚之感，有时也不免沦为矫情做作之态。
看不到坦率，看不到真诚，看不到径情直遂，更看不到痛快淋漓。
我觉得有时连讲话的人也厌恶自己的不真实和不能真实。
焦虑的产生有各种原因，首先是我们习惯把体育竞赛看成一项政治任务。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形成一种比较普遍的认知，凡事一提到政治的高度，对上能得到关注和支持，对下能引起重视和响应。
所以，总习惯给竞技体育上纲上线，不断地“强调”，愈说愈“深刻＂，愈说愈“玄妙”，下“硬性指标”，签合同，立“军令状”。
其次，如今比赛的成绩，不仅关系到运动员的荣誉、地位、奖金、广告，这些物质和精神利益有的还延伸到教练、管理者、领导人。
还有家人和亲朋戚友呢？
还有某些单位等着要给个什么头衔、发给什么证书来锦上添花呢。
如果说以上这些问题还好应对，那么“争光”呢？
这可是涉及国家的荣誉与民族的尊严，成绩不好，指标没完成，使得那么多的人脸上无光你能不焦虑吗?
由于各种功利色彩太重，一些不正当、非体育的手段就有可能掺和进来了。
一掺和进来即使被抗拒、被阻止甚至被揭露也好像就有了“堂皇”的理由。
让我们坦率承认，有时碍于与金牌、争光有关，对触犯法纪的某些人，就得忍让三分，甚至满足其不正当的要求。
究竟怎样看待“争光”，这确实需要作深度分析。
矢口否认“争光”是徒劳的，因为那也是一种存在，但这里有一个“度”、一个分寸感问题。
必须指出，正大光明的原则永远高于夺取锦标的政治逻辑。
有些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但就是渐渐变成一种定例，一种习惯，比如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运动会东道主要千方百计夺得金牌第一，不拿第一好像就过不去，就脸上无光，就没法交代，你想想当事人能不焦虑吗？
我看到过他们的愁容和无助，知道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下的无奈。
但话还得说回来，有谁下过指令吗？
没有！
但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制造了很不好的赛场氛围。
还有，在一些综合性赛事中要争取夺得第一枚金牌，其实第一枚也是一枚，没有人认为第一枚分量就重一些，但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想方设法，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莫名其妙的思维定势所形成的尴尬局面许多人记忆犹新。
比赛本来有输有赢，这很正常，但不知为什么，排名只能上升不能下降，金牌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下降、减少了好像就理不直、气不壮，所以，拿不到牌、排名靠后，焦虑；牌拿多了、排名靠前，也焦虑，因为，这意味着下一届的任务更繁重了。
体育确实有不可承受之重！
2008年3月21日北京《法制晚报》登载一篇专访，题目叫《郎平：
美国特色打奥运，象玩一样》。
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仅140天，美国女排尚未开始集训。
下面是记者和郎平的一段对话：
FW:
美国队员如何看待排球在她们生活中的位置？
郎平：
对她们来说排球只是一种游戏，是她们的一项爱好。
FW:
她们如何看待奥运会？
郎平：
对于运动员来说，奥林匹克都是她们最高的梦想，不同的是美国队员可能不会把奥运会的成绩看得那么重，她们更看重的是生活。
FW；中国运动员通常会很重视奥运会成绩的。
郎平;当年我当队员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为了奥运会一切都可以放弃，甚至生命。
这种传统延续到现在，甚至拿了银牌、铜牌都觉得是失败，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FW:
美国女排奥运会有没有指标？
郎平：
美国给我的条件非常宽松，他们很理解我，也没有给我硬性的指标。
当然我带队就得把成绩搞好，打得太差了也会影响我的形象，是不是？
上面这段对话发表不到半年功夫，郎平率领美国队最后打败中国队夺取北京奥运会女排冠军。
读了这段对话我们会看到东西方体育理念和体育价值取向的差别。
将美国那一套完全拿到中国来，肯定行不通；把中国这一套移到美国去，也注定碰壁。
国情不同，体育文化不同，而一说到文化，就想起法国著名学者巴富瓦尔的一段话：
“关于文化，我认为它是最难改变的，因为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文化都涉及到习惯和记忆，经验和情感。
＂牛津大学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有一种量化的说法：
“政治制度的变革需要六个月，经济过程的改变需要六年，而文化的改变则需要等待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作为体育文化，中美各有各的特点，未必要分个高下，也别指望谁吃掉谁，只是希望通过文化比较，淡化一些我们的体育焦虑。
当然也可以这样去理解，美国是历届奥运会的金牌大户，所以一两个项目拿不拿金牌无所谓。
我们则不同，我们可是物以稀为贵，谁敢稍有造次？
如果说过去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的金牌也不少了，是不是也有条件不必那么焦虑。
尤其是国内比赛，大家都能放松一些，不要那么弦满弩张，不要给恶性竞争提供土壤。
根据对悉尼、雅典、北京三届奥运会的统计研究，发现奥运会比赛成绩经过多年来的排列组合，金牌前十名的国家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前三名的国家则没有变化，只是在这个框架内顺序有所变动：
悉尼奥运会：
1美国２俄罗斯３中国４澳大利亚５德国６法国７意大利８荷兰９古巴10英国
雅典奥运会：
１美国２中国３俄罗斯４澳大利亚５日本６德国７法国８意大利９韩国10英国
北京奥运会：
１中国２美国３俄罗斯４英国５德国６澳大利亚７韩国８日本９意大利10法国
分析一下近几届奥运会的金牌榜不难看出，总体来说，占据金牌前列的国家都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在前十名中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队都进去了，其它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凡是连续在几届奥运会取得好成绩的国家，大体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一是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能保证必要的经费投入；二是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可供选材；三是比较优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四是有一个基本稳定和有效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以保证后备人才的培育；五是有几个传统、很难被人颠覆的优势项目。
如果这个分析还差强人意，那么我预测未来２０年、５个奥运周期，中、美、俄三国将会继续占据奥运金牌榜前三，三国的排列顺序会因临场发挥等原因有所变化，但不会有谁被挤出前三，除非出现不可抗拒的原因，就又另当别论。
再看２１世纪以来在许多世界性单项比赛和职业赛事中，中国运动员也崭露头角，表现不俗。
＂东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这就是大国体育的好处，力量有纵深，回旋有余地。
当年确立的“全国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如何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此前它确实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基于以上认识，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条件结束焦虑体育，迎接自信体育。
也就是说，我们既不必为拿不到金牌而焦虑，不必为怕被人瞧不起而焦虑，也不必为向别人显示点“优越性”而焦虑。
这种自信不只是对体育实力的自信，不只是对国家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自信，也反映了我们对体育事业的理解有了更加广阔、更为理性的维度。
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竞技体育整体上能维持在世界前列就可以了，其间有得有失、有进有退都应该被看作是很正常的。
有人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第一，以后应当努力保持这个位置不能失去。
我觉得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是不妥当的。
的确，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象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一部分运动项目保持在国际赛场上的前列位置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象足球运动那种水平，是不正常的）：
但过分的要求和对胜负的意义作过分解读则有害无益。
冷战期间形成的对立体育、对抗体育已经没有多少市场，我们的国家已经今非昔比，能提振民气、凝聚人心的方法手段多种多样，没有必要过分依赖竞技体育。
我们不应再是被欺负、忿怒的和悲情的形象，不应再是对外部体育环境感到陌生、有着疑虑的形象，也不应是在国际赛场上赢得起、输不起的形象，而应是清楚地感受到国家的力量、有着广阔视野、准备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去观察思考体育的新一代，“我们没有俯视世界的自大，也没有仰视世界的自卑，而是在自信中展现自觉，在理性中显示力量”。
我们已经走向世界体育舞台的中央，并正在扮演时代要求我们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大国的体育，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体育，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不谋求霸权的大国的体育，同时也是倡导回归本真的大国的体育。
三、正视金牌体育，欣赏魅力体育
竞技体育的特点之一是争金牌、夺锦标，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号召人们去超越自我、创造记录，夺取锦标。
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体育竞赛有别于一般嘉年华，它引导体育技术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并不断衍生出各种各样虎虎生威的体育场景，为人类社会生活增添了勃勃生机。
但奥林匹克运动还有另一句名言：
参加比取胜更重要。
一边“更快、更高、更强”，一边“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无疑是一个两难选择。
但正是这个两难选择造就了竞技体育的高度和广度，使其免于平庸又免于孤立。
你只要看看各个运动项目的世界记录，创造记录创造成绩的国家总是少数，多数国家只能本着＂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走进赛场。
所以，我们既要正视金牌，不要低估金牌的作用，又不可唯金牌论。
那么多人勤学苦练、勇敢拼搏，不会是毫无来由的。
那么多的国家明知金牌无望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派队参加比赛绝不是为了自取其辱。
的确，在运动场上，除了金牌，还是有多种维度需要我们去观察去体味去追求。
从顾拜旦到萨马兰奇，为什么反复强调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文化、一种教育、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哲学，罗格上任之初为什么提出“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很显然，只以金牌为取向的竞技体育是有毛病的，不可持续的。
回顾新中国的体育史有一个有趣现象，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流行一个口号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国体育界也公开反对过锦标主义，这说明我们确实不是唯金牌论者，而且对唯金牌论早有警惕。
当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有为了某种需要出现“让球”的现象，那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自从１９８４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后，体育界上下在金牌“零”的突破的基础上，决心在奥运会上不断取得进展，其主要标志就是夺取更多金牌。
从此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在每届奥运会期间每天都公布金牌榜，体育界也把金牌数作为衡量成绩的主要指标。
不知不觉的，在国内外赛事期间，观众尤其是赛事相关者就随着金牌榜心潮起伏，除了金牌，别的什么牌似乎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谁拿到银牌铜牌也兴奋不起来。
因为金牌的标志性特征，所以如何设项就事先筹划，哪些项目有可能拿金牌的就上，“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
于是调查摸底找冷门，目的就是把金牌拿下。
为了凑金牌数完成指标，有时就勉为其难、不惜代价去开展那些本地并不拿手不能持续也不想持续的项目。
比如赛马这个项目，一匹好马是天价，但为了金牌忍痛也买，买了就用了那么一次，还未必有什么效果。
没有水面的为了船艇项目拿牌，也千方百计、不惜工本去引水造湖。
有些做法就更是歪门邪道，比如虚报年龄，“借”运动员参赛，贿赂工作人员，服用兴奋剂，在一些特殊运动会上冒充残疾，冒充智力障碍等等。
这些作法摧毁赛场诚信公平底线，扰乱赛场正常秩序，有百弊而无一利。
中国竞技体育的强劲发展和金牌的价值取向曾经给国人以鼓舞，这是事实。
但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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