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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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原因
金融危机原因
真正的根源（著名经济学家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即资源配置问题。
通俗的说，由于财富分配比例极不平衡，大部分财富被极少数富人占有，而另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要追求体面的生活，所以一旦有这种机会，绝大多数人会蜂拥而上进行不理性的金融投资，使金融市场产生剧烈波动，供需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例如美国石油价格的巨大变动），使经济泡沫被捅破，导致经济衰退，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度储蓄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经济表现为长期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逆差占GDP总额达到6％的水平，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
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居民则是储蓄过度，长期贸易顺差，积累起大量的美元储备。
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就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造、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时间到了布什时代，尤其是IT泡沫破裂之后，为了寻找美国经济新的活力，就确定将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府积极扶持“两房”，以60倍的杠杆给低收入购房做按揭贷款。
2001年到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通过按揭贷款的支持，很快火爆起来。
发展到了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和美国的GDP一样大。
这些通过“两房”给低收入人的住房贷款很快就有人还不上钱了，这种还不上钱的比率越来越高，就引发了次贷危机。
当时的中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住宅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银行和民间也在不断地创新新的金融产品。
我记得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创办前几期，建行上海分行在节目上推荐本行的新产品“零首付”，我还曾被邀请参加了这次节目。
美国就在搞住房按揭贷款的“零首付”。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几件事情：
以前美国证监会（SEC）规定只有在上涨时才可以卖空，现在股票市场中下跌时也可以卖空。
这个技术环节的变化也成为股票市场下滑的加速器。
另外，伴随着泡沫成长起来的全过程，格林斯潘的金融政策不断减息，使市场上面的资金非常便宜。
在这个链条中，最前面是社会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后面跟着一长串的杠杆放大、CDS等等衍生产品。
以上这些就是造成这次百年不遇金融风暴的原因，为这次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有了这些原因，一定会有今天的结果。
我们以摩根士丹利为例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形成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股本金最低要求降低了，他们贷了许多的款，杠杆的倍数达到了30倍，就是说用一块钱的股本金可以贷30块钱的贷款。
而在市场上资金便宜的情况下，利率很低，只有4%—5%，当时摩根士丹利的股票高达每股80美元。
这种不能长久持续的泡沫破裂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下跌到每股8美元多，他们的借款的利率也从4—5%上涨到20%。
同时，摩根士丹利也购买了许多CDS。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首先是银行之间互相不信任了，各自银行之间的贷款急剧减少，国家之间的贷款就更少了。
信心的危机更加重了各方面危机。
金融市场上没有钱，维持这种游戏的环境变了，大的危机就来了。
近年来，美国房地产投资异军突起，这应该算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房地产的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
在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收入难以提高，在金融资产泡沫推动下的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最终把他们逼到破产的地步，引发了世界性债务危机。
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只是放大了“次贷”危机，将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风暴。
这次危机的表面原因是泡沫经济的破灭。
泡沫起因于全球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全球总有效需求的不足和全球生产能力供给的过剩，总的表现形态为全球储蓄过度。
换一句话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处于一种动态无效的状态：
充裕的储蓄资金找不到与之匹配的投资项目。
从全球区域分布来看，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美国之外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石油输出国家和某些欧洲国家过度储蓄，这种区域消费和储蓄的不对称必须依赖一个因素才能实现，即美元充当国际货币，成为硬通货的代表，储蓄过度的国家和居民将美元作为财富长期积累。
因此，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和上述国家的长期顺差可以通过美元的流动来平衡，美国长期用印刷货币来平衡全球实体经济中的非均衡，迟早要出问题。
因此，也可以将这次危机发生的前提条件归咎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
即金本位制消除之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脆弱的，存在隐患的。
二战以后逐步建立起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只能在短期起到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和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适应。
因此，全球迫切需要健全的全球治理结构，包括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的影响
世界金融格局出现重大调整
（1）国际货币区域格局调整。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急剧下降，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的步伐加快。
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数量逐步扩大，国际地位相应提高。
目前，香港已有41家银行可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2008年以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已达240亿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正在试点，试点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我国与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本币互换已达6500亿元。
当然，由于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以及受其他因素制约，要真正成为国际性货币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但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已不可阻挡。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
美元作为唯一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衰退。
美国再也不能靠美元主宰一切。
欧元和中国的人民币将会成为候选的储备货币。
欧元之父蒙代尔则预测，两年后人民币将取代日元，形成美元、欧元以外的第三大货币区域。
（2）世界大银行格局调整。
20年前，世界十大银行中有9家是日本的银行；10年前世界十大金融机构中有6家来自美国，把持头两名的是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而今天只有3家美国银行进入前十。
自2006年中国建设银行进入前十，列第九位之后，2008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位列世界十大银行前三名。
2009年三家银行继续雄踞在全球市值最大排行榜的前三，2009年3月25日市值分别为1844亿美元、1451亿美元和1282亿美元，三家总市值占全球十大银行总市值的51%。
中国银行国际地位的上升，不仅出乎一般人的预料，而且超出国际权威人士的乐观估计。
比如，2005年11月，看好中国金融业前景的麦肯锡咨询公司亚太区董事长鲍达民（DominicBarton）预测，十年后按照市值或者价值计算，世界十大银行中应该有三、四家是中国的银行。
显然，中国银行国际地位超出预期的上升，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直接相关。
（3）国际直接投资格局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年度投资报告指出：
“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受到经济及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危机经济改变FDI格局。
”据联合国统计，2008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锐减21%，预计2009年将继续下降30%左右。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众多国家收缩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而上。
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1亿美元，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
有关方面预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望首次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额，达到1500亿美元。
中国将从“产品生产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促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
中国的国际地位加速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格局重大调整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中国和美国战略关系的调整。
美国已无力继续依靠强权统治世界，中国的战略地位随之上升。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致辞中说：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对话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极少有全球问题能由美国或中国单独解决，也极少能在美中不携手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这些话，尽管不无“忽悠”中国的成分，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现实和趋势。
在亚洲，日本的地位将加速下滑，中国将成为最有影响力国家，逐步确立亚洲领导者的地位。
这一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已逐步显现，国际金融危机则为趋势的强化起了加速作用。
日本的有识之士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
比如，日本首相鸠山的智囊、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在日本《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发表文章称：
在超级大国单边统治格局崩溃的过程中，日益崛起的当然是中国……日本早晚要成为依靠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贸易来维持生存的国家。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鸠山上台后积极鼓吹并推动由中、日、韩领衔建立“东亚共同体”，以避免日本影响力的加速下降。
尽管如此，日本地位加速下降仍不可避免。
从近期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日本。
如果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经济已确定为负增长，中国今年经济总量有望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
从长期看，中、日的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发生变化。
“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最近多次指出：
25年后日本的GDP可能只有中国的1/10。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也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和责任要求也会随之提高。
中国快速发展面临更严峻的国际挑战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进程中，我国快速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挑战。
从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看，首先，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消费模式调整，将挤压中国的出口空间。
资料显示，美国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2008年上半年的月均2．3%，上升至2009年上半年的月均4．6%，相当于10年前的水平。
200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占中国贸易顺差的92%。
美国消费率下降，必然紧缩中国对美国出口。
其次，在后金融危机阶段，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针对中国的反补贴、反倾销立案增多。
2008年全球35%的反倾销案件、70%的反补贴案件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
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总金额约为102亿美元。
最近美国决定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已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乘用车轮胎的连锁反应。
再次，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情况下，指控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又起。
从加速“走出去”的外部环境看，中国对外投资、进行国际资源战略布局的阻力明显增加。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挑战也是机遇，压力也是动力。
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结构将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经济增长质量逐步提高。
中国和平发展不可阻挡！
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
6月12日至14日，温家宝先后来到浏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深入田间地头、企业车间、人力资源市场和高等院校，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行调查研究。
12日上午，温家宝来到浏阳市考察早稻生产情况。
在永安镇万亩超级杂交稻高产示范区的稻田旁，温家宝和村民亲切交谈。
他说，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的还是先把农业稳住。
农业稳住了，经济就稳住了，人民生活也就稳住了。
现在全国夏粮小麦增产已成定局，要再接再厉，争取早稻丰收，抓好秋收作物的播种和管理温家宝强调，做好下一步的经济工作，巩固和发展企稳向好的形势，关键在毫不动摇地继续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着力加强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调整结构，重视培育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二是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进一步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把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放在重要位置；四是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五是进一步注重城乡统筹和地区协调发展；六是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七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转变体制机制。
温家宝指出，近几年，我们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使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很大进步，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全国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增加了新活力，为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在实施一揽子计划中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拓展经济发展的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地带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要继续贯彻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纽带作用，加快产业调整振兴步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努力提高装备制造水平，加快能源、原材料产业发展，着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加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做好中部崛起这篇大文章。
，确保全年农业再有个好收成。
美国应对政策
1、紧急援助
2008年9月28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紧急金融援助方案。
此后又多次增加援助。
2、量化宽松政策
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08年12月底为止，美联储连续9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下调至0.25%，共下调500个基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完了所有的降息之路，利率调整政策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十分罕见。
目前，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0到0.25%之间。
尽管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调整到最低点，但是银行信贷的热情并不高，信贷市场上风险溢价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从泰德息差（TEDSpread，即美元3个月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息LIBOR与美国国库券收益率的息差）来看，TED息差在2008年9月份后迅速上升，10月份最高超过450的基点，远高于危机前50个基点的正常水平。
由于美国国库券收益率被认为是无风险的，而LIBOR则反映贷款给予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TEDSpread的扩大，表示放款人认为银行间违约风险正在增加，银行相互拆借意愿不强。
同时，受“毒债”问题影响，银行宁愿持有过多剩余储备也不愿把资金拆出。
危机发生后，美国银行整体超额储备水平大幅上涨，银行惜贷情况明显，银行相互间拆借活动停滞。
2008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
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07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06年和2007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
而到2008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
不过，2008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
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08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
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
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
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
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
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
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
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
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
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
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
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
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虽然是“慢牛”）的政策。
目前城市住宅售价的急剧波动和股市的价格暴跌表明，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与准货币的余额相对于名义的总收入过高。
而这样多的货币与准货币首先是由过多的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逼迫中央银行不得不过度发行基础货币，这早已成了造成中国基础货币过多的根源，而且它还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
2008年春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万5千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而这样过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赢余，另一方面是多年流入的外资。
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262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计为747亿美元，仅此两项就会增加3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
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
例如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约2470亿美元，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与此相等，我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性资金流出近1600亿美元。
在那一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下，这样的资金流出本来可以使外汇储备只增加不到900亿美元，但是由于那一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资金流入仍然高达1600多亿美元，造成我国的外汇储备在那一年又增加了近2500亿美元。
那一年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下货物“进口”所造成的资金外流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小了约400亿美元，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货物贸易顺差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了约4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对外负债、主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的外资流入至少达8千亿美元以上。
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
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7千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
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一方面，中国目前要扼制经济过热，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就应当同时辅之以防止过多的外资流入，通过减少累计的外资来降低外汇储备。
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在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一国的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
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
而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样的“骤变”还会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这样的骤变往往发生于过热的经济降温、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崩溃性暴跌的过程中。
这种过程中的资金转向外流直接造成在泰国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这种资金转向外流及其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又在东亚国家引发了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资金从内流转为外流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
在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变化开始时，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外国资金撤出中国在当时确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并由此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
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
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
这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外资的大批撤资及与其相联系的资金转向外流也可能变成金融上的崩溃，我们必须严密地关注这样的动态演化，严防资金转向外流演变为冲垮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崩溃。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的“骤变”造成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萧条，防范宏观经济形势“骤变”为资金急剧流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
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效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
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中国又一直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使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相当特殊。
但是，资金跨国流动的这种不良后果对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
由于当今的交通运输和资金流动极为便利，资金的大规模跨国界自由流动，成了任何国家的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与过冷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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