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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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正文第一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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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2
导论
所谓生死观，顾名思义，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其中包括：
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降临的死亡等一系列问题。
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不管职位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生死问题是谁都无法逃避的[①]。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日益更新换代。
近年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在发展上出现了飞跃，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了所有这之前人类史上所创造的物质价值。
过去人的梦想甚至是幻想，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被一个个实现了，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甚至传说中的“常娥奔月”在现在看来都早已不足为奇。
宇宙之迷被一个一个地破解掉了，理性与科学似乎成了万能。
科技使人类获得了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人类俨然就成了世上的神，然而，人类事实上还并非是神，而万能也不等于是全能，当人面对自身的问题——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时，科学却丧失了自身强大的威力，一向以“理性动物”自命的人类，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局限，生来便陷入了智慧与愚昧的矛盾的困扰之中。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之迷的破解较之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等现实问题，显得更为现实，更为重要。
其实，早在人类文明发韧的初始，人类就受到了生与死的问题的侵扰，按《圣经》上的记载，人类史上第一个死去的人——亚伯尔，成了第一代人类的困惑，人类自古就在不断追问人的生来死去：
人的生命究竟渊源于何处？
人是一死永灭还是有来生后世？
任何人，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不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也不论英雄领袖还是江洋大盗，只要他理智健全，无不有各自对生死问题的答案，即使有人并不承认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生与死的问题必定在他的潜意识中萦绕盘桓过。
人类的老祖先们打起初就开始了对生死之迷的破解，也提出了广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答案。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毕竟没有人带着记忆从生前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在死亡后又重返世界。
总之，人类拿不出直接自明的证据证明人生前死后的状况。
因此，生死之迷便成了人类文明征途中一道无法逾越的洪沟，而现代人所崇尚的、冠以“万能”的科学，在研究科学的研究者时，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关于生与死，中国古代的先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死问题，但在中国历代以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在骨子里接受着这些观念。
在这个科学巨人与道德侏儒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在逐步滑坡，或许，只有生与死的警示才能重新唤醒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
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人关于生死之认识的剖析，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以期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
一、敬始、慎终、追远，追求道德超越，提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生死观
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导。
虽然从先秦至今，历朝统治者对待儒家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儒家文化却无疑深深地渗透于每一个朝代，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指导着甚至制约着历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思、言、行、为。
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一事件为儒家来说无疑于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表面看来，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在秦朝似乎没有了活动的市场。
然而，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焚书坑儒”只是秦始皇执行法家中央集权政治的一种必然结果，秦朝的“焚书”与“坑儒”，其直接目的是在限制儒生，使其就范，而并非要消灭儒家，相反，作为新的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他必须利用各学派中他视为合理的因素为其统治思想服务，而孔子的忠、孝、节、义思想为当时的统治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因此，儒家思想在秦代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②]。
到了汉代，一向自认“以马上得天下”而鄙视一切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到后来也不得不改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而至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史上的统治地位。
与其它各家各宗派相比，儒家的得势显然得益于其思想中鲜明的入世思想。
儒家即孔子创始之时，就主要关注于社会和人伦问题，强调政治与伦理的教化。
同时，由于对原儒思想的继承，儒家思想也包含着浓厚的宗教性氛围，礼教性与宗教性在孔子的思想中互相交连在一起[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的统一。
这里的“仁”指的是合同，亦即使各种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相亲相爱；而孔子所谓的“礼”则指的是别异，亦即依血缘关系亲疏厚薄以区分上下等级的观念[④]。
“忠恕之道”与“克己复礼”是儒家提倡的人的一生的人格追求。
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内涵中积极的一面，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的内涵中消极的一面。
“仁”与“礼”是人一生的最高道德理想，是人一生的追求。
延伸之，对待人的死也同样要施之以“仁”和“礼”。
孔子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认为死与生没有区别。
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尤其在对待人的“身后”的葬礼和祭礼中，“仁”与“礼”的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生死的问题上明显表达了重生、乐生而讳死的倾向，当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请教有关“事鬼神”的问题的见解时，孔子答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进一步请教有关“死”的道理，孔子答说：
“未知生，焉知死？
”[⑥]表面看来，孔子对于“事鬼”和“生死”问题采取了一种避而不谈的回避态度，但事实上，孔子的话语中明显透露着一种重视人生的生死观念。
《说文解字》上说：
“人所归为鬼”，也就是说，所谓鬼，也就是人死后，灵魂的一种存在状态。
那么，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事实上讨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人的生与死的问题。
从孔子的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把“人”的“生”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生与死同为生命的一个整体，死不过是生命的一部份——生命的终结部份。
因此，了解了生必定就可以了解死，同样，要透彻死，则必须先知道生。
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说：
“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
”[⑦]由此来看，在儒家史上，不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还是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抑或是荀子的“内圣外王”观点，都无不透着对生的重视。
但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孔子就曾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边感叹生命，光阴似箭，时不再来，“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的生命也就如同滔滔江流一般，一去不再复返。
如何看待这转瞬即逝的“一生”和转眼即至的“死亡”呢？
宋朝张横渠在他的《西铭》的最后两句说：
“存，吾顺也；没吾宁也。
”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努力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生不由己，死亦是命，那么，人只能善用自己所能把握的生，活出自己的价值，因此，乐天知命便成了儒家的信条。
在这一点上，儒家是明智的。
然而，毕竟“死生亦大矣”。
死亡，对于禽兽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天地之际，那哀鸣的孤雁、独立的野鹤，不能说它们体会不到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何况是人呢？
面对生命的短促与人追求永恒价值的矛盾，儒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抗拒。
儒家对于死亡的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
《左传》上说：
“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⑧]。
儒家崇尚生命，热爱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对死惟恐避之而不及，相反，当面临生死与仁义、生死与名节之间的重大抉择时，儒家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
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⑨]孟子也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其后的荀子则更进一步发挥说：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
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者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⑩]为什么“不可以生而可以死”呢？
这正是儒家思想核心所不遗余力地坚持的思想及其政治原则——“仁义”的要求。
立德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远在生命之上，当道德的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就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儒家的这种“成仁”、“取义”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就了历代一批批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赴汤蹈火所在不惜的仁人志士，为铸就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爱国主义的灵魂起了积极作用[11]。
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儒家这种“立德”精神的典型写照。
次之，所谓“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
《孟子·离娄上》说：
“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
”所谓“立言”指著书立说，即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了[12]。
其次，子孙家族的嗣续也是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中表现得最为贴切。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没有能力或自己不尽结婚生子职务的，便是对父母祖上最大的不孝。
因而，若一个妇女不能生育或没有生出男孩来，便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的卑视。
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正是出于对家族传续的需要，“母以子贵”也基于此。
而相反地，“断子绝孙”便成了中国人最恶毒的咒语[13]。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重生”而“安死”。
荀子说：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
”[14]人的生与死是生命的两个端点，都是生命的部分，二者合为完整的生命。
“善始”，要人看重现实的生活，珍重生命，善待生命，谨慎处世，不轻易论死。
但死毕竟是不可避免的，生与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抗的天命，因而，对待死亡又要“善终”。
荀子在《礼记上》上说：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
”因此，儒家要求要“慎终追远”。
所谓慎终，指举丧要尽其礼，而所谓追远；则指祭祀父母要尽其诚。
孔子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15]这是作为子女应有的基本孝道[16]。
面对死亡，中国人有着一整套复杂的丧葬和祭祀礼仪，而这些繁琐的礼节仪式所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悲恸情怀，更重要的是要为人的“身后”作好妥当安排，也要为人的灵魂的归宿和以后的生活作好充分准备。
丧葬礼即儒家所谓的“慎终”，是指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活动。
人们采取丧葬礼仪的最终目的是即要使死者满意，也要让活人安宁[17]。
整个丧葬礼仪，从人刚死之时的初丧礼仪到礼仪的高峰——墓葬礼仪，从证实人确已离去的“属纩礼”到使人“入土为安”的“下葬礼”，事实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亡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尤其在丧葬礼仪中，从上古的陪葬到后的人殉，再到后来的饭含、覆面、摔盆等礼节直至延续至今的扎纸马、纸人，甚至纸汽车、纸电脑等和撒纸钱等一系列活动，无不饱含着希望人死后灵魂依然平安富贵的深切含义，同时也证明了生者对已亡者的一片孝心。
对于亡者、祖上的祭祀礼，即儒家所谓的“追远”。
丧葬活动并不随着死者的埋葬而结束，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虔诚地祭祀死者亡灵的活动，它是人世社会在鬼域社会的一种折射。
《太平广记》上说，鬼魂是不会忘记人间的，他们与活着的亲眷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死者的魂灵需要后辈的香火与供品的奉养；同时，生者又受到死者的监视与保护，一切的葬后祭祀礼仪正是肇因于此。
敬始、慎终、追远。
儒家对于生死的观念有着一整套符合“仁”与“礼”的完整体系，重生而不贪生，讳死而不惧死。
二、“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道家自然生死观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派，道家和道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人心理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道家”和“道教”的区分是有必要的：
道家是一个哲学性的学派；而从道家衍生出来的道教则是一个宗教性的教派。
多数学者认为，老庄的道家是哲学性的，它与道教追求肉体长生不老这一核心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18]。
不过，二者毕竟同出一源，在观念和目标上又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因此，为了便宜起见，我们不防将二者的思想合称为“道学”。
传统上来说，老子理所当然地是道学的始祖。
他是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
据传，当老子做周朝宫廷守藏室的史官时，深为王室的衰微而沮丧，于是辞官西行，路经函谷关时，关令尹喜恳请他将自己的学说写下来，于是老子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道家即因此而得名。
与儒家注重政治教化与个人品格修养的“入世之学”相比，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内容是宇宙人生，其作用偏重于个人，而且偏重于个人的精神层面。
“道”是老子思想中的最高范畴，用以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宇宙本原，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为而无不为[19]。
在老子看来，“道”包含着世界万物的道理，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
道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周，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也同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但庄子又进一步认为，“道”是无名无形、非无质的东西，它超越了认识的范围，是不可知的。
老庄的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清静无为、全性保身、达生知命、物我同一，乃至消极避世。
在生死问题上，相对来说，儒家的重视生命并不是首要的，因为在其上还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及符合理想道德的名节，而道家则不同，道家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且视功名礼仪是非如粪土。
老子就认为，所谓仁、义、礼，都是道被破坏之后的产物，他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
”[2021子重道轻礼，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认为其有损道的完整性。
道家把求得生存与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因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身处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先秦时期，天灾、人祸使人们大量夭亡或被杀戮。
因此，如何全身保命便成了他们最关切的话题[21]。
老子认为，人生在世，处处都充满着危险，生命的存在随时都受到威胁，稍不注意便会堕入死地。
他说：
“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
”[2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达到长寿，而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为的，都会由于种种原因提前夭亡。
因而，相对于其它一切来说，生命便显得尤为贵重。
老子说：
“名与亲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一连串的提问，老子肯定了人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存在的重要，与之相比，无用的虚名与虚假的物质财富便算不得什么了。
名誉地位，物质享受更显得微不足道。
庄子更进一步发挥说：
“至乐活身”，“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事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23]因此，庄子认为，为了追求外在的事物，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是不值得的。
当楚王派使者带着重礼来找正在钓于濮水边的庄子，欲聘他为相时，庄子毅然回绝说：
“吾将曳尾于涂中。
”是啊，相对于生命来说，眼前的利与身后的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道家的“重生”观念首先表现为老庄的“全身保真”思想。
在《老子》中有多处讲到“贵生轻利”，如老子说：
“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24]，“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25]都有轻物重生的意思。
庄子进一步说：
“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26]庄子认为，木材之所以被砍伐，正是由于它的有用，“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
”而那些自身“无所可用”的木材，倒可以免去被伐。
由此来看，对别人的无用倒正是对自己的大用。
因此庄子总结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枝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一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自己啊[27]！
庄子最后将各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归结为一个总的原则：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28]。
但这样还远远不够，这一切只是外在的因素，而若要做到延年益寿，自身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老子又提出了一套以养神为主的养生原则，老子十分强调：
法天则地，天人合一，形神一体。
人必须以天地及自然法则为准绳，而天地的根本法则是清静，所以养生的关键是“清静为天下正”，即养神。
老子认为，养神的原则有三个，第一个是“致虚极，守静笃”，即以清静为本；其次要“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去泰”；第三要力争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尘世中保持内心平静超脱。
庄子则进一步要人把一切的烦恼都加以模糊、淡化，甚至忘却，对于得失、毁誉，都“两相忘而化其道”[29]，并要努力使自己的精神舒畅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30]，“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31]。
这样，人的心态必会获得安宁、充实与永恒地愉悦。
庄子又把养形与养神结合起来，提出“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
”[32]庄子相信，通过形神、内外的修养，必定可以使人长寿。
到了后来，老庄道家的全身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尤其是东汉发展起来的道教推向了极端。
虽然道教在形成之初派别众多，但追求长生几乎是道教诸派的共同理想，并逐渐从开始对老庄道家养生、长生思想的继承一直发展到了后来的成仙、升天说。
长生，首先必须以身体的健康为基础，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足够的资本去修养和修炼，否则便一切免谈。
因此，祛病除灾，一开始就成了道教修炼的主要内容。
而要祛病除灾，最主要、最直接的办法便是行医，所以有不少道士本身就是著名的医生或医药学家，对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如，葛洪的《抱朴子》一书，收录了很多对药物性质功能的记载，《时后备急方》便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极有价值的医药学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是中国第一个记录天花病和提出可用免疫方法治疗狂犬病的人；陶景弘是南北朝时一位著名的炼丹家和医学家，他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对我国的医药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孙思邈更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他的《千金方》是中医药史上的经典著作，后人称他为“药王”[33]。
此外，为了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运动锻炼也是必要的方法之一。
《庄子·刻意》上就曾说：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
”“熊经鸟伸”就是学着熊、鸟的样子来锻炼身体，这似乎类似于后来华佗的“五禽戏”，想来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健身操”吧！
《吕氏春秋》上认为，有病之后才吃药，这只是扬汤止沸，而只有加强锻炼，使精气流通，才是釜底抽薪、治本的办法，养生必须治本，这样病才不会发生。
然而，以上这些正如庄子所说的，“为寿而已矣”，不过使人达到正常的寿限而已，而这为道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自古王侯悲短寿”，生命是太短暂了，几十年的时间转眼即逝。
因而，道家所要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长寿，甚至不死，于是人便开始寻求神仙的帮助，秦皇、汉武都做过类似的事，时至今日，在日本某地，还树立着秦始皇所派寻找神仙的徐福的纪念碑。
可是神仙终究没有找到，反而留下历史上著名的“梵书坑儒”事件。
秦皇汉武寻找海外神仙失败后，便没有人再去做这个梦了，但人们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了另一条长生之路：
既然找不到神仙，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怎样做呢？
寻找不死药。
起初的不死药是从普通药物发展而来的，主要是植物药，如灵芝等。
古代服药的理论认为，人们服食某种药物，就是把药物的某种性质转到自己身上，那么问题又来了：
所有植物药都是要死的，既然植物药自己没有不死的本性，又如何能使人不死呢？
显然，要长生不死，必须服食那些自身能长生不死的药。
于是人们想到了金和玉，金和玉都是长生的。
可是，自然界的金是有毒的，不能直接服用，必须经过烧炼之后才能服用。
由此便产生了炼金，即后来的炼丹运动。
服丹的结果又如何呢？
由于“食物中毒”，从唐太宗到唐宣宗，服丹而死者不计其数。
事实证明，“金丹”不能带给人长生，相反，不少人却因此而夭亡。
人们不得不去考虑：
哪儿错了呢？
于是又有人提出，炼丹并没有错，错的是炼丹的原料和方式。
其实，“金丹”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身，“铅汞原来在自身，自误何须怪他人。
”因为人都是从元气成身，而一切万物也由元气所生，因此，一切外物，人身中皆已自备，只要修炼自身的元气就足够了。
于是各种形式的气功便出现了。
纵观道教的整个长生史，也许会觉得荒谬可笑，不过，这也正是人性的真实表露。
肉体长生的成仙信仰，出于对人生、人间的挚爱，植根于华夏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希求长期地、无限期地活于人间，饱享人世间的各种幸福当然是出于对人生、人间的肯定和眷恋。
不过，道家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对保全生命、养生长生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对死的问题的思索。
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
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
“死而不亡者寿”[34]，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
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庄子·大宗师》中说：
“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
”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35]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三、“根尘幻化，业不可逃”的佛教轮回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
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
佛教却认为，生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
他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比中国的老子、孔子要早一些。
悉达多以当时自己对人生生老病死的所见所感为出发点，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因此，佛教徒尊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
佛教在汉朝时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通过依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最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中国本土化，终于在隋唐以后，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净土宗”中的净土法门和在中国兴起的“禅宗”，由于其教义的简便易行，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的基本信仰，即在于说明人生是苦，这集中表现在佛陀提出并由后代佛教加以发挥的“四谛”说上。
“谛”是真理的意思，所谓“四谛”即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
“苦”是痛苦，“集”是原因，“灭”是寂灭，“道”是途径方法。
“四谛”说阐述了四种真理：
人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指明解脱人生痛苦的境界；以及解脱痛苦实现境界的途径。
“四谛”说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人生观[36]。
佛教断定，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的一生即是苦。
“苦谛”说明人生有着不可逃避的八苦，即：
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和五受蕴等八种苦难，因此，可以说，人生皆苦，苦海无边。
既然如此，那么死亡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佛家却又认为，人的死亡并不必然使之摆脱苦难，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达到真正的觉悟，死亡依然是不可摆脱的痛苦。
在“集谛”中，佛教说明了造成人生苦难的根源，那就是人的欲爱，包括对淫乐、长生、权力、金钱的欲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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