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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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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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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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世纪以来连绵不息、不断升级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战争融资需求，跨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融”的领域独立了，“国王的债务”被货币化了，成为在银行家们之间投资转卖的财富—资本，一条“由债务驱动”的发展道路由此开辟。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并率先深刻分析了这条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揭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机，真理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限度及其与生俱来的脆弱之处。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广为流行的舆论里面大概只有一句话庶几正确：
“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
”即使马克思活着，他本人也会同意这句话，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
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流行的舆论则是不正确的，这种舆论认为：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
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
最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资本经济学”，把它理解为“金融经济学”倒庶几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
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对“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方才建立起他独特的方法论。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
“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
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
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广泛的批评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
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叙述是“极其抽象的”，而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很著名：
要分析资本和金融，靠化学试剂和手术刀、靠斯密所开创的那种“经济学家讲故事”的通俗方式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这需要“抽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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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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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任何对于期货、期权交易和证券投资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都会明白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是指什么，因为资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领域。
华尔街已经开始雇用高等数学家和高等物理学家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洞见和预言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历史。
在他看来，16世纪地中海地区极端活跃的融资活动使得“金融”从各行各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领域，而这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自我增值的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把债务打包成“信用凭证”进行买卖就绝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早在16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交易会上，这种把国王的债务打包成信用券进行买卖的交易，即“债券”交易，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俗老套罢了。
问题并不在“市场经济”—那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陈腐话题，问题在信用的垄断和滥用即“资本主义”—这才是自19世纪以来支配世界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力量。
由于看不懂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种流行了500年的东西当作“新发明”来反复地重新倡导，并徒劳地采用18世纪苏格兰手工业行会的语言，叙述资本主义的世界，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其实就像1787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们正是因为憎恨“债务型国家”—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方才热烈地倡导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因为哈耶克所憎恨的当时的奥地利政府与斯密笔下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一样，都迷信依靠借债、发债维持财政和经济活动。
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对于“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倡导与呼吁。
但是，弗里德曼与斯密和哈耶克的出发点都不同，弗里德曼不但是“债务型国家”的积极拥趸，他更是故意混淆了“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
由于这种致命的混淆，弗里德曼的政策起初使美国的金融机构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后则使美国的债务绑架了世界经济，最终世界经济就这样被美国的债务拖着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根本不在乎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之间这种本质性的区别，而只是说：
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并简单地把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归结为“政府与市场”这种极为幼稚的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西方来的，当前的学院分科体系将经济学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是完全说不通的。
斯密、哈耶克与马克思在反对“债务型国家”这一点上，起码是高度一致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上述三人是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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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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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经济学大师们分开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对待政府或市场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待资本、金融和债务的态度。
在这方面，马克思恰是一个真正的标杆，《资本论》则划出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欧洲16世纪那场深刻的金融革命，导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私人银行家以国王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
正是这个创制，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战争能力。
借助战争国债制度、银行券的发行及其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几个欧洲霸权国家以残暴的殖民战争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
通过建立和利用国际信用体系，它们迅速完成了“欧洲对于世界的革命”，并把整个世界以“债务”和“金融”的方式联系起来。
同时，欧洲资产阶级以扩大税收和银行券不断贬值的方式，把国家的开支、战争的开支以及放债者的利润统统转嫁到欧洲大众身上，最终把他们剥夺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从而也把“欧洲对于世界的战争”转变为欧洲内部的革命。
正是伴随着战争国债制度，即以国家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这一创制，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货币交换”方才成为决定性的社会交往方式。
竞争性的市场不过是竞争性的国际关系的日常化、社会化表现。
所谓议会民主、代议制均是从政府融资制度中脱胎而来，因此，如果离开了从王权国家向“债务型国家”的转变，就完全不能理解从封建贵族制向现代国家官僚制的演变，当然，也就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选举、代议政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
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
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根据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我们一向接受并习以为常的那种（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那种观点认为：
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基于人性的本能，因此，货币交换和市场早在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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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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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
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
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
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
因此，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
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特立独行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他是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他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
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
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对经济学的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
当资本主义还戴着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的面纱时，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在资本和融资活动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时代，在“金融业”取得了经济活动主体地位时，人们还固执地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前提，这就是极为可悲的。
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认识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
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
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
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话题，是手工业行会时代的话题，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们的话题；而当西方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这个问题就被金融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现象所代替了。
从这个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倒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说：
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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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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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聆听它的声音，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好的乐章也是白费的。
当然，“真理的耳朵”也并不是真理的学说本身塑造和培养出来的，比如，无论晚年的毛泽东怎样要求他的同志和战友读马克思的原著，终究亦是收效甚微，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
“真理的耳朵”只能在现实的教训和磨难中形成。
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指：
许多革命者其实是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把监狱当作了研究室，方才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熟谙德文的列宁就是如此。
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就是盗了马克思的火，为的是来煮自己的肉。
因为历史的辩证法恰在于恩格斯所说：
人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破南墙也不肯回头的驴子，正是因此，“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对于那些真正有教养的人来说，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认识到：
人类只不过刚刚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
渺渺大荒灯一瓠，风雨摇看近若无。
每临生死需静气，石火光中可读书。
下面，就让我们从头说起，沿着历史的轨迹，与马克思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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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箍棒”与“紧箍咒”：
债务驱动的暴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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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经济学，马克思研究和描述的核心问题当然不是商品市场、自由贸易这种老生常谈，而是资本市场、金融交易，是“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的兴起、危机与限度。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去，支持西方大国崛起的根本力量就是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这就是这些大国手里的“金箍棒”，金箍棒的威力来自该国筹措军费的能力，它的基础则是战争国债制度。
战争国债制度是一个“紧箍咒”，而它则操纵在战争国债的筹集者（资产阶级）手里。
战争国债制度—这个指挥金箍棒的紧箍咒，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在16世纪缔造的“最伟大”的一个创制。
于是，一方面是殖民制度，是“负债的骑士”，是被债务逼红了眼的殖民者和冒险家；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债主—小心谨慎的银行家和投资家、是战争国债制度，正是这两个引擎的奇妙结合构成了欧洲资本主义起飞、西方大国崛起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说：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
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
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
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
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
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
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马克思的这些话放在今天同样是真理。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富？
美国。
哪个国家的人民欠债最多？
还是美国。
今天，比亵渎圣灵更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什么？
就是破坏美国国债的信用。
萨达姆本是美国的走狗，他为什么让美国给办了？
因为他妄图使石油与欧元挂钩，妄图破坏美元的信用。
什么是国债？
马克思说：
“国债，即国家的让渡。
”国家让渡了什么呢？
让渡了它的税收权和发钞权。
国家向谁让渡？
向它的债权人。
谁是国家的债权人？
金融资产阶级。
第一，国家以税收为抵押，向“土豪”们融资，从而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包税人。
而国王把包税人请进议会，与贵族平起平坐，甚至使“土豪”坐在贵族头上，这就是议会民主。
而由债权人代替国王管理国家，也就是由投资者担任行政官，这一决定性的改革促使了欧洲国家管理的理性化，代议制的实质无非就是让债权人管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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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箍棒”与“紧箍咒”：
债务驱动的暴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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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样一来，国家的债权人成立了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它的名字就叫作银行，银行以公债（国家的债务）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
作为交换，国家承认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税收的工具，于是，这些银行券就成为国家法定的正式货币，国家也就是这样把发钞权让渡给了私人银行。
马克思说，作为国家的债权人，英格兰银行一方面通过放债向王室收取利息（利率是8%），另一方面又采用依托国债发行的银行券向社会放贷（利率也是8%），通过玩这种两头通吃的游戏大发横财，后来，马克思把这个“空手套白狼”的金融家阶级称为LaBoheme（但这个词却被错误地翻译为“流氓无产者”）：
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
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样提到，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券来融资，而国债券又成为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准备金，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通过不断加印银行券增资、扩资。
而随着银行资本的增加，银行券和国债券同时贬值。
所以，每一次公债的发行都极大地推动了银行券的发行，而这却给所有人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可见，银行就是国债的产物，它以王室的债务为抵押而发钞（银行券），货币经济则是银行的产物，因为这里的货币就是指银行券，而这种以银行家发行的纸券为货币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对于一般国民的剥夺。
斯密也曾这样说：
英格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它于1694年7月27日由国会议决以敕令的方式组建。
彼时，它向政府提供了总额达120万英镑的资金，每年收取10万英镑的费用，我们可以推测，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的信用一定不怎么样，所以不得不以如此高的利息借款。
1697年，英格兰银行获准扩充资本1001171英镑10先令，据说，这次银行增资是为了支持公共财政的信用。
在1696年，国库券要打四折、五折或者六折才能发行成功，而银行券也要打两折。
什么是银行？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银行，其实就是那些向国家的战争投资的有钱人成立的私人公司。
他这样概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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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箍棒”与“紧箍咒”：
债务驱动的暴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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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
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
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
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
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
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
什么叫作“国民的永远债权人”？
这就是说，只有在国家永远不还清国债的前提下，作为货币的银行券（即“国家借款的凭证”）才能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一旦国债还清，货币的创造就将停止。
果然，直到今天，英国王室所欠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依旧没有还清。
而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也往往搞不清楚：
为什么美联储是由12家私人银行构成的？
为什么美元不是由美国国家，而是由私人银行发行的？
为什么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能够成为美国掠夺全世界的法定货币和税收工具？
马克思讽刺说：
“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
”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指出，私人所有的金融部门居然靠公共纳税收入做担保，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与其实际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
美国为什么欠了一屁股债？
因为它有两个烧钱机器：
一个是战争机器，另一个是金融机器，即一根金箍棒外加一个紧箍咒。
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能为人民服务？
因为它要为自己的金主、债主服务，美国政府如果不听债主的话，华尔街立马就念紧箍咒，华尔街一念咒，随时都可以让美国政府关门大吉。
市场不能制约政府、民主不能制约政府，但资本和银行家能够制约政府，相对于政府，银行家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才是绝对的权力。
而某些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却告诉大家，不要问“市场”之外的傻问题，经济学是科学，不要问数学模型之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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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驱动的暴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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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土、一点儿也不幼稚，恰恰相反，它们是所有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中最深刻的，因为它关乎全社会，关乎所有人。
什么是货币？
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是指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
但是，经济学家却说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
而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什么比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更荒唐的了。
仅仅把货币理解为劳动价值“交换中介”的斯密，竟然对于建立在政府债务基础上的银行券深恶痛绝。
他满怀书生意气地感慨：
鞑靼可汗总是这样问欧洲的使者，欧洲富裕吗？
欧洲人的牛羊多吗？
与视金银和货币为财富的欧洲人比起来，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的看法实际上倒更接近于真理。
马克思则对斯密的感慨万千并大加讽刺，他在这一节里加了个注，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说：
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银行券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
正因为货币不再是交换的中介，而成为依托政府债务发行的银行券，所以，“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
蒙古人不知道银行券是“财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银行券就是银行家手中掌握的国家债务凭证，因此，他们也就不理解那种通过经营债务而发财和积累财富的人。
在斯密所厌恶的重商主义时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只把金银当作财富，于是，在视“商品”为财富的斯密眼里，伊比利亚人对于财富的理解还不如鞑靼人。
但在斯密的时代，欧洲的银行家阶级却把银行券当作财富，而在金融家眼里，斯密那种把商品当作财富的见识与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没有贸易、没有市场、没有劳动，只要有好战的、负债的政府，那么依托于政府债务的货币（银行券）也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伴随着好战的、负债经营的国家这种政体的兴起，而西方的大国—学名是“现代民族国家”，则完全就是战争的产物。
“大国”是在战争、战争国债中崛起的。
1500年，欧洲有400多个国家，现在有多少？
44个。
300多个哪里去了？
打没了。
查尔斯·蒂利说，战争，这是西方500年历史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
斯密在《国富论》里感慨道：
“本世纪的战争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多的战争。
”可惜他没有见过“二战”、科索沃战争，更没有见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打仗最需要钱，欧洲这么穷，小人穷斯滥矣，穷了就互相打，这个道理讲得通。
但是，既然穷，那应该是“穷打”，穷打按理说就打不长，绝不会打到今天，更不会越打钱越多。
斯密在《国富论》中就问过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是：
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借钱给国王们打仗。
金融家阶级就是从那些“借钱给欧洲的国王们打仗的私人”中发展出来的，这也就是“资本”家的起源。
蒂利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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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箍棒”与“紧箍咒”：
债务驱动的暴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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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用当前的财政收入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
相反，他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
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向客户强行贷款、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
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费。
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概率。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以前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
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
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
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
蒂利说，资本家阶级是从帮助国家筹措战争经费的战争借款制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信用制度是从战争国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以银行券作为税收工具而建立的。
反过来说，税收本身是国王借贷的抵押物，而银行正是以这种抵押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当银行券成为税收的工具时，它也就成为国家的货币。
货币经济是怎样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的呢？
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就是指法定货币的银行券化，这同样是战争国债制度的产物。
议会制度是从包税制度和王室借款制度发展而来的，议会的代表是由包税人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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