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修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专题史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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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专题史料

必修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专题史料

一、吴承明：

中国工业的资本额估计列表

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1913-1948年工商业资本增长及其结构状况（单位:

万元）

   ──────────────────────────────────

   类别\年份  1911/14   1920  增长％  1936 增长％ 1947/48 增长％

   ──────────────────────────────────

   资本总额业别结构:

   产业资本    178673  257929  5.16　999056  8.83  654992  -3.61

   商业资本    234168  317000  4.24  561227  3.63  382348  -3.38

   金融业资本   71004  144953 10.27  995939 12.80  387178  -7.89

   其   他                              24165

   合   计    483845  719882  5.59 2580387  8.31 1424518  -5.04

   ──────────────────────────────────

   资本总额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184608  239000  4.47  927841  8.85  111650 -16.85

   国家资本     52296   90205  6.24  813272 14.73  767079  -0.48

   私人资本    246941  390677  6.77  839274  4.90  545789  -3.73

   合   计    483845  719882  5.59 2580387  8.31 1424518  -5.04

   ──────────────────────────────────

   产业资本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102125  133000  4.50  571758  9.54   73414 -16.35

   国家资本     47807   66952  3.81  222454  7.79  420079   6.72

   私人资本     28741   57977 10.54  204844  8.21  161499  -2.05

   合   计    178673  257929  5.16  999056  8.83  654992  -3.61

   ──────────────────────────────────

   商业资本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67968   87000         138227          15348

   国家资本       ─      ─            3000           3000

   私人资本    166200  230000         420000         364000

   合   计    234168  317000         561227         382348

   ──────────────────────────────────

   金融资本属性结构:

   外国资本     14515   19000         193691          22888

   国家资本      4489   23253         587818         344000

   私人资本     52000  102700         214430          20290

合   计     71004  144953         995939         387178

三、一战期间列强对华经济侵略情况

英国的经济力量在大战中受到较大损伤，对华投资的能力也大为减弱，主要依靠旧有在华企业的利润积累扩大在华投资，其增加速度明显减缓。

1914-1930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加率为4.3％，借款投资余额则年均递减0.45％。

因此，到1920年时在华投资总额虽增至7.457亿美元，仍居各国在华投资之首，但其所占比重已开始下滑，降为各国在华投资总额20.177亿美元的36.96％；到1930年时，其在华投资总额仍有所增加，达10.089亿美元，但在各国在华投资总额33.146亿美元中所占比重则再降至30.43％，也失去了各国在华投资的首要地位，降至第二位。

这一阶段中英国的对华投资的结构以直接企业投资为主，并因其对华投资数额的增加以旧有企业利润积累为主，使直接投资数额及其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14年的4.312美元和68.78％，提高到1920年的5.552亿美元和74.45％、1930年的8.46亿美元和83.85％。

原来占第二位的德国，其在华资产曾在1917年于中国对德宣战而被部分没收；又经过1921年的清理发还，只将其在华资产的一半发还，其余均作为对中国的赔偿转归中国所有，因而德国在华投资大幅度减少。

1920年时的投资总额降至1.641亿美元，较之1914年减少了38％，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降至8.13％，排位亦降至第五；到1930年时，再降至5.27％和最末位，其在华投资数额亦仅略增至1.746亿美元，仍比1914年少34.04％。

这一阶段德国对华投资的结构与英国不同，借款投资与直接投资并重，战后更因其一半资产收归中国所有而使借款投资成为主体，借款投资的余额虽在逐渐减少，但其所占的比重却在逐渐的提高，从1914年的1.271亿美元和48.02％，改变为1920年的1.13亿美元和58.07％、1930年的0.93亿美元和53.61％。

俄国则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资本输出基本停止，但旧俄的在华资产继续存在，并略有增加，只是由苏联政府放弃了旧俄的对华借款；直到1924年以后，苏联政府才陆续将旧俄在华资产售与中国和伪满政府。

因此，1920年时，俄国的在华投资只是减少了借款投资的0.45亿美元，直接投资仍与1914年时相仿，为2.131亿美元；其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虽降至10.56％，但仍占第三位。

俄国的对华投资结构与英国类似，亦以直接投资为主，其所占比重比英国更高，1914年时就已高达82.53％，1920年时则变为100％。

日本利用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对华投资能力削弱之机，大肆扩张在华经济势力。

1915年5月强迫袁世凯政府一度承认“二十一条”，攫取了在东北、内蒙、山东进行经济扩张，以及合办汉冶萍公司、独占港湾和岛屿租借权等特权，开始全面实施以东北和山东为重点的对华经济侵略政策；并占领和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企业，如胶济铁路、德华矿务公司等，从而使日本对华投资数量迅速增加。

1914-1930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1.15％，1914-1925年间的借款投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20.49％。

到1920年时，投资总额增至4.664亿美元，较之1914年增加了108.21％，其中直接投资为3.519亿美元，比1914年增加了88.59％；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上升到23.12％，位次已从原来的第四跃居第二。

到1930年时，投资总额又猛增至13.864亿美元，直接投资数额亦相应增至10.131亿美元，又分别比1920年增加了197.26％和187.89％，占外资总额的比重再次大幅上升至41.83％，居于遥遥领先的第一位。

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投资结构与英国相类似，即以直接投资为主，但其发展走势与英国相反，借款投资的增加速度快于直接投资，使直接投资在其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是逐渐提高而是逐渐降低，从1914年的83.3％，降到1920年的75.45％、1930年的73.07％。

此外，日本还从经营殖民地和掠夺原材料出发，开始在东北地区进行农林业投资，从事于设立农垦公司、移民垦殖和修筑水利等事项。

如南满铁道公司在1921年12月出资2000万日元设立东亚劝业会社从事农业开发，又于1929年出资1000万日元设立大连农事会社；1908年在朝鲜设立的东洋拓殖会社，于1917年开始从事东北的垦殖事业，资本额亦从1000万日元增至2000万日元，1919年再增至5000万日元，除在沈阳、大连、哈尔滨、龙井设立分公司直接从事农垦之外，还向农垦公司和日本农业移民发放贷款，1920-1927年间共计发放5.23亿日元。

法国如同英国那样，经过大战而削弱了对华经济扩张的能力，借款投资余额随着中国政府的偿还有所减少，直接投资虽然通过旧有企业的利润积累而有所增加，但增速缓慢，在1914-1930年间年均递增4.23％，尚不及英国。

到1920年时在华投资总额略增至1.977亿美元，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降至9.8％，但位次因德国的衰落而升居第四；1930年时，其投资总额虽增至2.463亿美元，但比重又下降至7.43％，仍位居第四。

其投资结构则从原来的以借款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投资为主，借款投资的的数量和比重，从1914年的1.199亿美元和61.84％，降至1920年的1.028亿美元和52％，再降至1930年的1.027亿美元和41.7％。

原来占最末位的美国，也象日本那样，利用欧洲各国在华投资削弱之机而较快地扩张其在华经济势力，1914-1930年间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达8.99％，1914-1925年间借款投资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6.35％。

到1920年时对华投资总额迅速增加到1.211亿美元，比1914年增加了97.88％，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至6％，但由于基数较少仍居六大国之尾。

1930年时投资总额再增至2.644亿美元，比1920年又增加了118.33％，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亦上升至7.98％，超过法、德而升居第三位。

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投资结构虽然有加强借款投资的趋向，但是始终保持以直接投资为主体，直接投资的数额和比重1914年为0.539亿美元和88.07％，1920年降至0.9亿美元和74.32％，1930年时又上升到2.136亿美元和80.79％。

四、近代进出口情况统计表

1894—1928年重要年份进出口价值统计分析表（单位：

万海关两）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

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厦门大学2005年版

朱荫贵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必要性1858－1936年的上海钱庄资料

表1、1858－1936年的上海钱庄单位：

千元

表21896－1937年中国银行历年设立统计表

1936年时，中国新式工业资本在不计算外国在华资本和东北地区的情况下为17.9亿元。

同期全国银行资产总额达72.8亿元，其中吸收存款45.5亿元，发行钞票19.5亿元。

从银行业本身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资产总额还是吸收的存款数额都相当大。

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集中起如此巨量的社会资金，是此前中国的任何一种金融机构都无法办到的。

但是，在1936年时，中国最重要的15家银行对中国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只有区区2.9亿元，这15家银行的放款额2.9亿元还占到本国全国银行放款总额的55.49%。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放款额还是在1930年到1936年的7年间，这15家银行对工矿企业放款增加了2.18倍[⑤]后的数字。

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高点的1936年时，中国最重要的15家银行对中国新式工矿企业的放款，仅占同期中国关内本国新式工业资本17.9亿元的16.2%。

即使再加上其它银行的放款，整个银行业的放款数字，也只能说仅占一个相当低的比例。

表3内债债券交易指数及交易量统计表（1926－1937）单位：

千元

说明：

1、表中出现的“证券交易所交易量”栏目，是指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

“证券物品交易所交易量”栏目，指的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交易量。

1934年的交易数字是两所合并后的数字，是财政会计的计算年度所至，表示的是1933年1－5月的交易量。

2、债券指数以1931年7月的市价为100。

3、1931年的债券指数是下半年的平均数。

4、1932年的债券指数是1月和4－12月的平均数。

表4股票指数、股票及公司债交易量统计（1931-1937年8月）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

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是受市场需求的制约的。

旧中国没有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统计，也没有市场交易额或商品流通额的统计，因而在考察近代中国市场时，我们总要注意市场上商品量的估计，意在以这种估计代表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先后研究的课题不同，估计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

现在我把它们综合起来，试作一长期比较。

所谓市场商品量，是指某年或一个时期平均每年国内生产的商品加进口商品。

国内生产的商品，有的即其产量，有的是除生产者自用以外的上市量；作价一般用生产者价格或第一次交易时的价格。

有些商品不是从生产上、而是从流通中估计的，则是指较长距离的贩运贸易的商品量，按其报关价格作价。

总之，所估商品量，原则上不包括地方小市场上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等使用价值的交换，也不包括上市后商人之间的转手交易和对消费者的零售交易。

进口商品是计算其进口净值，以到岸价格为准，不计到岸以后的流转交易。

又估计称国内市场商品量，因出口商品海关有详细统计，无需估计；不过，出口商品均先有国内流通，已包括在国内商品量的估计中。

一、农产品的商品化

这是我们较早研究的一个课题。

意指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招致农村自然经济的分解，形成农产品的商品化。

这项研究，是在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时，由徐新吾领导的一个上海工作组完成的，估计结果都载该书，兹摘列如表一。

表一所列，除粮食外，都是与出口有关的商品，因为早期推动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是茶、丝、棉花、大豆等出口。

估计方法主要是根据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加上估计的内销量，即市场商品量；估价时，也是出口价格与内销价格分计。

这些出口品都多少经过整理或加工，但仍可视为农产品。

惟出口丝，已是工艺品（出口多是厂丝），是把它折算成桑蚕茧，估算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

现以桑蚕茧为例，说明此项研究的内容。

鸦片战争前，生丝主要是供家庭和机坊织绸之用，年约5.5万担，连同少量出口，共6.4万担。

按每担丝需鲜茧15担，共需茧96万担，可视为茧产量。

1894年，出口土丝、厂丝8.32万担，内用约7.7万担，共16.02万担，按同法折茧240.3万担，加这年出口干茧折鲜茧2.89万担，合计243.19万担，是1894年茧产量。

其中，现代化丝厂消用33.78万担，手工丝厂消用8万担，连同出口干茧折鲜茧2.89万担，共44.67万担，是为商品茧，占茧产量的18.37％，即甲午战争前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只有18％强。

1919年，出口丝13.15万担，内用估8.4万担，共21.55万担，而厂丝比重加大，按每担丝需鲜茧14.5担计，加出口干茧折鲜茧10.42万担，共322.91万担，是为茧产量。

其中，现代化丝厂消用130.56万担，手工丝厂消用19.58万担，连同出口干茧折鲜茧共160.55万担，是为商品茧，占茧产量的49.72％，即1919年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已近50％。

以上茧产量和商品量，都按出口和国内茧价分别计值，以便各项商品加总之用。

从这项研究中，又可约略估计出1840年以前我国约有桑田240万亩，桑蚕农户160万户；1894年增为480万亩，240万户；1919年增为625万亩，308.8万户。

粮食是按一定的人均占有量估出产量，再按下列三项估出商品量：

（1）非农业人口，包括城市居民、驻军、矿工、游民等所需粮食，扣除漕粮等征调部分；

（2）估计茶农、蚕农、棉农、蔗农、盐民、渔民等户数，设每户需补充口粮半数；（3）酿酒、制酱、制醋及纺织品上浆、手工业裱糊等所需粮食（不是全部需购买）。

商品粮占产量比重即粮食商品率，按此项研究，1840年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

在估算中，除粮食外，农产品商品值增加最大的是罂粟。

国内种植罂粟，大约始于1850年代，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已超过进口。

20世纪初，由于国际干涉，种植数量有所减少，但价格大涨，估计1920年产值达3.9亿两，实属惊人。

不过，罂粟的价值很大部分是禁烟当局和走私集团所得，其中有多少是农民商品化的收入，还难以肯定。

如不计罂粟，1840—1894年54年间，粮食、棉花、茶叶、蚕茧四项商品值由1.92亿两增至4.66亿两，年增长率为1.65％；可见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是很慢的。

而其中又很大部分是价格因素，如果按1894年不变价格计，这四项商品值的年增长率仅为0.92％。

1894—1920年26年间，农产品商品化加速，按粮食、棉花、大豆、烟叶、茶叶、蚕茧六项商品计，由4.99亿两增至14.49亿两，年增长率为4.18％。

扣除价格因素，按1894年不变价格计，年增长亦仅1.68％而已。

二、1869—1908年国内市场商品量

这是我提交1994年洋务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篇论文：

《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载《文史哲》1994年第6期），是用厘金、常关税、海关统计的土产埠际贸易值、盐、进口洋货等五项指标来估计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长；限于资料，未能包括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而只有1869—1908年。

（一）厘金覆盖面广，遍及内地各省，研究19世纪土产运销者，无不注意厘金。

但厘金税率不定，省自为政，很难用以估算货运量；我过去在考察19世纪市场时也只以厘金作为发展趋势，未用为数据。

厘金统计最令人疑惑的是它一直徘徊在1500万两的水平，有减无增，与贸易发展趋势不符。

经研究，我认为主要是19世纪后期物价下跌所致，如用物价指数修正，仍是稳步增长的，见表二。

至于1894年之下滑乃政治形势使然，盖1892年起清廷田赋、关税、其他收入均大幅度跌落，非只厘金。

厘金的另一难题是各省扣留部分无法核定。

不过，过去文献未免夸大，户部报称四五百万两概指甲午之际，经1897年财政整顿追回200万两，我以为各省扣留数不会超过15％。

对厘金之最大误解恐怕是在税率上。

厘金原意值百抽一，各省滥加，遂无标准。

一般都强调清廷“搜括”，估计从高；美国D·H·珀金斯在其《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各省分计，然平均达3.5％—3.7％，实亦从高。

原来海关洋人谋攫取内地税权时曾做过调查，中国内地税实低于拟议中之子口税2.5％。

子口税行后，与厘金处于竞争地位，厘金过高，则商人诡寄子口渠道（也有少量诡寄于海关之复出口渠道，其税率亦为2.5％），这是厘金收入不振的一大原因。

但我考察多项事例，商人货运转寄子口者大半不是因为厘金税率过高，而是因为厘卡腐败，稽迟延宕。

同时也有降低厘金税率以与子口争夺货源之事。

甲午后，清廷命令加厘，多省拖延不行，盖恐失货源。

我用罗东玉《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7—12章所述20个省的不同税率，再用1880—1889年各省厘金收入额作权数，求得总平均税率为2.26％，低于2.5％的子口税。

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因用此税率将各年厘金收入还原为货运量，见表二。

各地厘卡均有刁难商旅额外勒索之事，不过这不影响货运量之估算。

表二中的厘金数，是减除洋药厘、土药厘、盐厘之数。

因洋药厘、土药厘根本与鸦片之价值无关，鸦片作为商品的价值已包括在进口洋货之中。

盐的流通我另行估算，不过有的年份盐厘过小，未能减除。

又厘金统计至1908年止，1911年系资政院预算数。

（二）常关税原有800余万两，鸦片战后无统计，实行厘金后更凌替，19世纪70年代约200万，80年代约260万，20世纪初约100万。

1888年起，广东二关由海关接管；1902年起，各省24个关由海关接管；接管后税收激增，有历年统计（见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兹按上述情况，也以2.26％税率还原为货运量，见表二。

（三）土产埠际贸易。

此是海关统计的“各关贸易货价全数”中的“土货出口总数”，包括各关运往其他关的土货，也包括转运往外洋者。

它增长甚速，部分是夺取厘金的货运即上述改入子口而来。

惟此项流通限于轮船运输并向海关报关之货运，而厘金货运大皆土法运输及无海关处所者，二者相加可代表80％以上的土产贸易。

其值见表三。

（四）盐。

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估计鸦片战争前后官私盐销量共5853万两。

盐销量只随人口变动，本期无大增长。

惟甲午后增课、增厘而主要是加价，无各区全部引数及批价，无法估算，只好据张謇《改革盐政计划书》及督办盐政处1910年统计，计全国国产盐成本2750万元，各项课厘加价4542万两，共作6500万两，列入表三。

此数实已计入各省扣留数。

（五）进口洋货净值，据海关统计。

从表三可见，洋务运动期间，市场商品量的增长十分有限。

19世纪最后30年，即1869—1899年间，市场商品量增长74.7％，年增长率不过1.88％；若用物价指数修正，仅增长59.7％，年率只有1.57％。

进入20世纪，即1899—1908年9年间，市场商品量增长35.7％，年率达3.45％；但主要是价格因素，用物价指数修正后，年率亦仅1.54％而已。

洋务运动于19世纪60年代引入现代化产业后，即遇到一个总需求不旺、物价下跌的市场局面，直到世纪末才见转机，成为洋务派企业不能正常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期间，进口洋货中，占第一、第二位的是鸦片，每年大都在3000万两以上，加上估计的走私数，1869—1894年进口鸦片220余万担，值9.97亿两；1895—1918年约81.5万担，值5.72亿两。

鸦片戕害人民，姑且不说，而其市场作用则完全是消极的，它汲取了消费者十数亿两的购买力，成为工农业发展的一个阻力。

如前节所说，1880年以后，国产鸦片的数量已超过进口鸦片，估计1894年值9000余万两，1919年达3.9亿两，这个商品值并未包括在表三土产商品量之内。

国产鸦片，虽然也汲取了大量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它同量增加了烟农、走私商和缉私官的购买力。

表三中未能列入此项商品，是估计中的一个漏洞。

三、1920、1936年国内市场商品量

这是我在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估计1920、1936年工农业总产值的时候，同时估计了各类产品的商品值，并在该书第三卷中作了分析，后曾单独发表。

这次，又根据我在《论工场手工业》中对手工业商品值的新估计，作了修正，汇入表四。

表四显示，1920—1936年间市场的发展是较快的，商品量的年增长率达3.6％，按可比价格亦有2.51％。

而这个表所示最大变化是在商品结构方面。

现代化工厂产品增长最速，年率达7.55％，按可比价格亦有6.29％，这包括了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开发。

因而，现代化工厂和矿冶产品，1920年只占国内生产商品量的13％，到1936年已占20.5％。

相应地，手工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降低了10个百分点，这是意中之事。

农业产品的商品量这时期也颇有增长，年率达4.19％，不过这一点没有把握，因为对这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不同看法，我采用的是比较乐观的一种。

不过，这时期经济作物有较大发展是可以肯定的，因而如表四所示，农产品在国内生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