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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施陶尔的现实主义美学
论施陶尔《直面现实》中的现实主义美学
郭芳丽
摘要：
《直面现实》是施陶尔于1948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文化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是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观点的集中表达。
首先，施陶尔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出发认为艺术与劳动统一，两者都是实现全面人性的途径。
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梦想与现实的矛盾消失，艺术家进行“梦想”的生产，引导人民为实现梦想而奋斗。
最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以其理想性对劳动者发生影响并进而实现对现实的直接改造，在此过程中，艺术与政治的目的和功能统一。
《直面现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施陶尔的浪漫理想主义情怀，也暴露了其缺乏对“现实”“人民”“理想”的具体性关注的弊端。
关键词：
施陶尔《直面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拉吉斯拉夫·施陶尔（又译拉蒂斯拉夫·什托尔，LadislavŠtoll，1902-1981）被称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捷克旧文化的掘墓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施陶尔就是捷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领军人物，担任了《左翼阵线》（Leváfronta）等共产主义刊物的编辑，二战后历任捷克斯洛伐克文研所所长、科学院院长、文教部部长等职。
施陶尔活跃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近50年，在与不同理论思潮的论争中发展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他参与其中而又影响重大的有1934年左翼阵线组织的关于对待超现实主义的讨论以及60年代展开的关于捷克结构主义的讨论。
主要著作有：
《论浪漫主义的社会学》（1934年）、《为新的捷克思想而斗争》（1947）、《直面现实》（1948年）、《为捷克社会主义诗歌而斗争的三十年》（1950年）、《文学与文化革命》（1959年）、《论语言艺术中的形式与结构》（1966年）、《艺术与思想斗争》（1972年）、《个性与社会主义》（1974）等。
1948年二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当时文化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1948年4月10日至11日，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文化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众多文艺工作者代表出席，“以便参加新生的民族阵线，并明确在我们民族生活新时代的工作任务和目标。
”时任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教授的施陶尔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直面现实》即是这次报告的英文版。
在报告中，施陶尔主要涉及了两个问题：
一是艺术中创造性的问题；二是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
这次报告虽是其早期思想的表达却影响广泛，其中的观点甚至成为后来批评界的“法典”和“标准”，但施陶尔在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理解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捷共资深理论家兹·尼耶德利的论文《论真实的和不真实的现实主义》、米·昆德拉的《关于继承的一些争论》等都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回到《直面现实》，总结其中的理论观点，分析其论证路径，一窥其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特点与不足，对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将不无裨益。
一、作为“劳动”“生产”的“艺术”
对于艺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施陶尔是将其纳入社会生产系统中来展开讨论的。
施陶尔在报告开始就提出了“文化共同体”（culturalcommunity）的概念，他说：
“在我们历史上，这是我们广泛的文化工同体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丰富的构成聚会。
”并进一步指出，二月革命中工人、农民的集会以及本次民族文化代表的集会是三个基础的社会生产部门（工业、农业、文化）的联合意愿的表达，这三个基础的生产部门创造了国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也就是说，在施陶尔看来，工业、农业、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同样重要的，都是社会生产部门，只是在产品上有所差异，前两者生产的是物质产品，而后者生产的是精神产品。
这样一种“文化生产观”可以说是确立了整个报告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施陶尔展开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以及对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和功能的论述。
正是因为施陶尔认为艺术是作为社会生产的部门而存在的，所以他在报告中首先谈到的就是艺术功能。
施陶尔在报告中指出，“当我使用‘诗’的时候，是在这个词的广义上使用的，它是神圣的、鼓舞人心的、革命性的力量，并且对我们来说，这种力量强烈地存在于诗、散文、音乐、绘画、雕塑中。
简言之，在艺术中，有一种‘生命之光’（livinglight）照耀所有的文化和社会活动。
”这句话与其说对诗的定义，不如说是对诗的功能的概括——诗（艺术、文化）是一种鼓舞人心的革命性的力量。
这样一种从功能角度去定义诗（艺术、文化）的观念和当时流行的纯美的、形式的艺术观迥然相异。
纯美的、形式的艺术观认为：
艺术最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的形式，艺术是远离人群的个人活动。
而在施陶尔看来，艺术是和人民大众相关联的为争取人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他首先以历史上一些伟大的艺术家，比如聂鲁达、诺伊曼、马雅可夫斯基为例说明伟大作品往往产生于艺术家和人民并肩斗争的过程中，认为他们帮助人民为自由而战并且在此过程中创造伟大的作品从而不朽，所以“诗的洞察力的秘密也在于此，它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变成了诗，诗的创造性形象的力量也存在于此，它使诗从任何新的事物中产生，哪怕这些事物最初并不认为具有诗意。
”也就是说，伟大的作品不是艺术家与世隔绝的空洞心灵的想象，而是来源于艺术家本人充满创造性的对新事物不懈追求的革命实践。
伟大的作品来源于伟大的心灵，伟大的心灵产生于伟大的行动。
并且，艺术家的伟大行动往往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孤军奋战，而是和社会中的进步力量相结合的，具体到施陶尔时代，即是和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正像他所指出的，“伟大的艺术是强烈渴望的结果，这种渴望是打破旧的习俗，动摇隐藏的偏见，照亮所有自然的人类冲动，简言之，使人自由。
这样的艺术往往和社会中的进步力量为盟，在真实高贵的意义世界一直备受欢迎。
这种艺术和工人紧密联系，它增强了工人的力量并且为了工人的解放而斗争。
”换言之，艺术是植根于人民的，艺术伟大的秘密和力量均来自于人民。
为什么伟大的艺术来源于人民？
艺术属于人民是否意味着艺术的庸俗化？
针对这些问题，施陶尔引用了他最为推崇的捷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沙尔达（F.X.Šalda）的观点。
沙尔达认为，对艺术的高贵感觉和理解在“人民”之中，而不是在“受了教育的野蛮人”之中，即社会的上层阶级那里。
“工人和农民与体力劳动的严肃而真诚的关系（seriousandgenuinerelationshiptowardsmanualwork）是解开诗的创造性秘密的钥匙。
”施陶尔认为沙尔达的这句话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对诗的高贵的理解和感觉产生于和世界的创造性关系。
并且他进一步指出，这样一种创造性关系同样存在于诗人、雕塑家、木匠、铁匠、农民与世界的关系中。
至此施陶尔对于“艺术”理解的论述逻辑基本清晰了：
艺术——创造性——劳动——人民。
艺术与劳动是同一的，因为它们都产生于人和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关系，广大劳动人民是艺术的源泉和动力。
所以，施陶尔才说“劳动者的心态，很久以前，吸引和启发了真正的诗人。
”他还引用惠特曼的话说明其观点，“只有客观和普遍的艺术精神才能把握人民的多方面的广泛品质。
而那些有教养的人无法理解他们。
”艺术精神存在于劳动中，劳动人民的世界与贵族的世界、资产阶级的世界是不同的。
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建立了与大自然真实物质世界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关系。
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他用他勤劳的双手改变和塑造了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施陶尔看来，艺术就是一种劳动，就是一种生产，并且始终和劳动的主体——人民相关，艺术作为一种劳动生产，来自于人民也作用于人民。
施陶尔的“文化生产观”并非只是臆想，这种观念的主要支撑即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labourprocess）理论。
施陶尔在报告中直接引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劳动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产生使用价值的活动，它使自然物适于满足人类欲望，是人与自然间特质代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久性的自然条件，故与人类的生活形态无关，得在人类生活各种社会形态上共通适用。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本身成为可交换的物，所有事物都具有双重属性：
具体、直接的使用价值和抽象的交换价值。
施陶尔指出，这样一种劳动的异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商品拜物教给艺术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金钱和商品的迷恋超越了世上所有丰富的来自于感官的美。
这里，施陶尔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就像一神论的抽象的神超越了荷马时代的多神。
”因为在荷马时代，所有的神都像人一样，具有真正的感觉，高贵却具有人性。
施陶尔还指出，荷马时代的神具有人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者说重要原因即是“劳动”：
“正如高尔基所观察到的，这些神同时又是‘手艺人’，神是一个熟练的铁匠、猎手、牧羊人、乐手、木匠，而女神也都具有某种技艺，比如她们又是贸易专家、裁缝、制针人、医生等。
在那个时候，在宗教和艺术上不存在矛盾。
”结合高尔基的论述，施陶尔用荷马时代的实例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活动中，劳动的第一具体的、有目的的、有用的方面是永恒的，而其他抽象的方面则是过渡性的、短暂的。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是不符合人性的，因而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历史性的存在。
施陶尔认为，在体力劳动中，工人、农民、手艺人与世界建立起的是一种严肃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对象，如马克思所言，是人类活动中首要的永恒的方面。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家和资产阶级与世界的关系则是第二性的、短暂的。
在第一种关系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温暖的、具有创造性的，而在第二种关系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是冷漠的。
关于非异化劳动中体现的创造性，施陶尔用手工艺人在劳动中体会到的劳动的乐趣作了说明。
“想象一个木匠，他的刨子刮过一块岑木木板，当他看到刨起的木片在他手下卷起来的时候，他脸上泛起了怎样的笑容。
”这样一种笑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微笑临人，带着诗的光辉”（smilesuponmanwithitspoeticsplendour）。
与之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个人则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他看到一个对象仅仅是一个可以交换的对象，他们对于他们买卖的对象是冷漠的。
对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事只是有钱”。
正因为对象于他们是抽象的外在存在，所以这样的人只剩下动物的感觉，他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包括爱情、友谊、信仰、美德。
在人与世界的两种不同关系——劳动关系和金钱关系的对照中，施陶尔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抽象关系给人和社会带来的异化后果，同时也积极肯定了人在劳动过程中全面的自我实现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正是“艺术生产”所必需的。
换言之，“艺术”之所以是“生产”，就在于他和一般体力劳动一样，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自由自主的人的活动。
“创造性”在施陶尔的论述中成为连接“艺术”和“劳动”的纽带，也因为“创造性”，“艺术”与“劳动”同一，它们都是人实现全面人性的途径。
当然，这样一种“理想艺术”除了在人类早期（比如荷马时代）出现过之外，在其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其他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复存在的，新的理想艺术的出现只有在新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才成为可能。
这种新的理想艺术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
施陶尔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劳动同一的观点”是他整个报告的基础，也是他对现实主义美学的重要贡献。
二、“重大谜题”的解决：
“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重大的谜题（greatriddle）”是施陶尔在评价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家创作时提出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贪婪、巨大的怪兽的刻画一直是很多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内容，比如丽莲·海尔曼（LillianHellman）的《小狐狸》以及查理·卓别林（CharlieChapin）的《凡尔杜先生》。
但施陶尔观点和以往文艺批评家对这类作品高度肯定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凡尔杜先生》尽管从艺术的观点来看是有力量的，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则是有问题的。
因为艺术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问题。
在此，施陶尔引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判断，“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即是说，资本主义的出现在人类发展史上虽然有罪恶，但它却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
所以，施陶尔指出：
“从美学的观点和从历史的观点，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是许多艺术史家在评价艺术作品时遇到的重大的谜题（greatriddle）”。
这个伟大的谜题即是：
艺术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美学与历史的冲突。
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中世纪宗法制而言，是人类一个必要的符合历史逻辑的进步。
但是大部分伟大的作家意识不到这个历史的发展，经常反对新的社会，反对进步，往往退守到对封建田园的浪漫怀旧。
比如，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TimonofAthens）中对黄金的批判。
“作家对现实透彻、丰富、具体逼真的观点经常使他们对世界产生了反动的、浪漫的观点。
”还有巴尔扎克，他撕开了巴黎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但他同时又是支持封建君主制的。
同样的还有果戈理，别林斯基认为：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有伟大的关于俄罗斯的知识，但是不是作为一个思想者。
”托尔斯泰也存在这个问题，施陶尔引用了罗曼·罗兰对他的评价：
“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又是一个孱弱的思想者。
”在例举出这样一系列伟大作家身上存在的问题之后，施陶尔指出这样重大的谜题还有其他丰富的形式：
艺术中的无意识和意识的冲突、诗人的天才和世界观的矛盾、诗人参与政治或不参与政治的选择、艺术作品中的直觉和理性的交锋……对于艺术创作中的这些冲突和矛盾，“有些美学理论家认为这种差异是永恒存在的，从而以此为基础否认艺术作品的意识形态方面。
主张艺术家应当靠直觉和无意识创作，回避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这些观点在当时呈现为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唯我主义，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存在主义。
在施陶尔看来，这些思想是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阶段“人的腐化和分裂”的反映。
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思想，以枯燥的、机械化的、无生命的观念为特点。
在这里，施陶尔不仅说明了资本主义文艺理论及创作的特点，也说明了这些理论和创作的历史阶段性，即“意识形态与艺术方面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并非是永恒的。
”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伟大作家和作品的创作内容及创作困境的分析，施陶尔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和作品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对艺术是有敌意的。
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分裂和矛盾导致艺术家经历了一种无法解决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内部冲突。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高度异化并存，艺术家在此种情形下，只好选择背对现实编织艺术的浪漫理想，或是放弃理想进行无生命的机械式创作。
即，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的存在也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它无法摆脱其内在的“重大谜题”。
对于这样一种在以往美学家看来不可解决的永恒谜题，施陶尔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中可以得到解决。
“二月事件”不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而言也影响重大，因为“工人阶级是人性的保护者”。
对于艺术家而言，这一认识的直接效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中不可解决的梦想与现实的矛盾消失了。
施陶尔指出，“二月事件”后，在社会主义国家，诗人的社会梦想变成了被认可的统治力量，和谐的劳动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欲望，更是为了社会向更高更幸福的水平发展。
虽然艺术家的梦想和现实的矛盾作为刺激作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内在因素将继续存在，但它将会被前所未有的社会的和谐劳动解决。
在这样一个社会，革命的艺术家将不再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个人、社会的古怪斗士，而是作为新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创造者。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艺术家的劳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和工人、农民的劳动一样，共同创造着新的生活。
但艺术家与工人、农民的区别在于，艺术家进行的是“梦想”的生产。
关于“梦想”的功用，施陶尔引述了俄国批评家皮萨列夫（Pisarev）的一段话：
“梦想和现实的差别不会引起任何坏处，如果做梦的人认真地相信他所做的梦，如果他认真地观察生活，把他的观察和他建造的空中楼阁相比较，一般说来，他会为了实现他的梦想而勤勉认真地工作。
如果梦想和生活有什么联系，那就在这里。
”梦想会引导人民为梦想的实现而奋斗。
施陶尔强调，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各民族、各种族成千上万工人的渴望不是机械地从外部纳入到艺术创作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倾向，而是在现代伟大艺术作品中形成的有机的、和谐的、意识形态的内容。
因为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的根源和真正生机勃勃的生活的根源一样，都是人的和谐劳动。
真正诗歌和艺术的人性化力量得以涌现也是以人的和谐劳动为根源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现实主义，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的。
施陶尔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文艺中“理想”的具体内涵。
社会主义社会也承诺让人变得富有，但社会主义的富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富有。
在施陶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富人是很可怜的人。
许多文学作品呈现了各种各样的富有的资本家的贫困，比如阿巴贡、葛朗台，这些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人内在丰富性的阉割。
而社会主义致力于所有人的解放和人道化，使人尽可能地发挥他所有的才能。
在施陶尔看来，人真正地合理地利用世界的方式是具体地运用他所有的感官去征服世界。
不仅仅是动物性的感官，还有艺术的、人文的感觉。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感官退化到仅仅是“我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个体不仅仅能够做到“我看，我听，我闻，我尝，我想”，更能做到“我工作，我学习，我爱，我欣赏，我为了幸福的明天而奋斗。
”但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并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和斗争，当然也包括艺术家。
对所有人的解放离不开艺术的力量，不同于强调客观描绘的萎靡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诗性梦想和真正的人类渴望的易爆混合物所迸发出的激进而现实的人文主义火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的必然标志和属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是鼓舞人民把梦想变成现实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梦想与现实在伟大的作品中走向统一。
施陶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想性”的论证不无粗疏：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文艺中的理想和现实的发展是一致的，并且这种理想进而可以鼓舞人民将之变为现实。
社会主义社会真的不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不存在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冲突?
在今天，事过境迁后，我们看到历史对这些问题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
但我们却也不能由此完全推翻施陶尔的观点，因为在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施陶尔面对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和谐劳动”以及“人性全面复归”的理论基点出发，信心满怀地张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理想性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三、“诗人和政治家共有一条道路”
施陶尔无论是在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艺术和劳动的统一”还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时，其基本的理论出发点都是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装饰的艺术观”，他认为“文化不可能外在于生活”，强调文化艺术的现实性，强调文艺与现实的直接关联，强调文艺的现实功能。
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施陶尔直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远离自我隔绝，面对真正的生活（awayfromseclusion,faceuptotherealityoflife）。
”“直面现实”究竟何谓？
现实主义的传统一直以来就是描绘现实，特别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呈现和批判可谓已经达到巅峰。
施陶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直面现实”的理解是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的观点的，在他看来，“对过去是批判的，对今天是现实主义的，对未来则是浪漫主义的——这样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隐藏了新文化的全部秘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秘密。
”“直面现实”不仅仅是面向过去和现在，更是面向未来，以浪漫主义的姿态面向未来。
所以，施陶尔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批判性”的特点恰恰在于其浪漫主义姿态的“理想性”，在于文艺以其高扬的理想性对劳动者发生影响进而实现对现实的直接改造、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与政治的目的和功能是同一的。
施陶尔在提出“直面现实”的命题之后，首先就分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社会文化状况。
他指出，在新建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文化不再同劳动人民相分离，全国范围内，大量的工人俱乐部等新的文化中心得以建立，大量的文化团体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使全新的文化价值充满了人民新的生活。
施陶尔在新文化现象生成的过程中发现了沙尔达所声称的那种在劳动人民身上存在的一种对诗歌的高贵感觉和理解，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新趣味”。
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人民拥有对财富和幸福的新观念。
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化不再是装饰，不再是一种表面化的的存在，不再是小饰物，而是使人更人道，更民主，是伟大的和必要的刺激，是解放的力量。
”在强调文化的重要功能时，施陶尔将文化和水力、发电机、火车头并提，认为没有它们，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样一种新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使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革命的质变。
在过去，工人是麻木的像机器人一样地生存，他们被人羞辱，他们辛苦的工作却过着非人的生活。
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已取得了主人翁的地位，他们“爱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责任”。
施陶尔还提到了农村的情况，在农村，机器将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社会养老体制的确立也使农民不再为养老问题发愁，新的建筑、新的住房、教育系统、电影院、剧院的出现使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
透过上面的一段表述，我们可以看到，施陶尔确实认为文化建设和物质生产同等重要，即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是装饰而确是一种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面对新的社会现实，面对人民新的物质和文化状况，文艺何为？
施陶尔认为，对这些对他们工作充满了自豪感的工人和农民而言，他们需要更好的艺术，他们有成千上万的关于“人”的问题，他们迫切地需要对那些问题的更好的回答。
施陶尔同时又对资产阶级艺术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劳动是陌生的并且以此为荣，这样一些被沙尔达称为“半教育者”（half-educatedpeople）的人，他们创作的诗只是自己狭小的主观世界的呈现，他们只能幻想幸福从天而降或者是可以用钱在商店买到的商品。
他们带着偏见在学校和家庭长大，劳动的美好和神奇对于他们而言仅仅只是抽象的概念。
与之相反，工人的世界直面人的存在，产生了社会主义和革命。
同样的道理，施陶尔认为重要的诗不会在抽象思维的人的头脑中产生。
真正的艺术和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纯诗”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必须睁眼看新的世界，发现新的人性。
”因为新现实是如此的新和进步，所以艺术的再现也不必回避新与旧的矛盾和冲突。
艺术家应该努力去发现新的形式，发现新的资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战胜过去的资产阶级的“有趣”的艺术。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艺术而言，施陶尔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艺术的感染力，因为人们希望被艺术感染。
艺术感染力在施陶尔看来，是影响人进而改变现实的重要途径。
因为艺术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受众，而且这些受众又可以影响他们周围的人去看戏、看小说、看展览。
艺术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人逐渐扩大到整个社会。
基于此，施陶尔指出，“如果意识形态和艺术教育在学校被给予，这样的结果是会出现的，我们的艺术科学、我们的理论和批评也完成了他们伟大的任务。
然后，民族的性格也将会被改变。
”对于艺术家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握住时代精神并将之创造性地呈现，切实地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人。
艺术除了要影响国内的人民，施陶尔还谈到了社会主义艺术的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我们艺术越是真实地把握住了我们的新生活，越是更多地吸收了我们生活的情况和激动气氛，那么它就越能够激起我们国家以外的世界的兴趣，因为我们是在全世界的眼前开展为了新的历史现实的斗争，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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