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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

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

  [摘要]元杂剧《赵氏孤儿》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演绎和改编,“复仇”却始终是文本中的重点。

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试图从一个现代文化语境的氛围中,去发现、挖掘出一个真实的“人”来,让观众从忠孝节义的宏大背景下去体会这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和尊严。

  [关键词]《赵氏孤儿》古典戏剧电影改编陈凯歌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13.014

  

  戏剧,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从古至今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功不可没,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戏剧,作为世界戏剧的东方一支,《赵氏孤儿》的地位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它的悲剧意义,在我国古典戏剧中独领风骚。

从《左传》、《史记》再到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的文本经过几千年的演绎和改编,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由马连良等人演出的《搜孤救孤》版本,也对《赵氏孤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编。

但是这样的改变形式是在遵从原先的版本基础之上,在大众都能接受认同的条件下进行增补和调整。

作为我国实力派导演,陈凯歌一直对影片的取材都有着独到的匠心和慧眼。

看得出来,陈凯歌对《赵氏孤儿》的改编既想遵从原创,又不满足于现状追求大胆创新。

然而看过电影《赵氏孤儿》之后,既感触于陈凯歌在镜头语言上带来的视觉震撼和用现代价值观重估古典戏剧的独具匠心,也遗憾于电影《赵氏孤儿》恰恰是改动了其重要内容,破坏了原作本身的完整性,弱化了原著本身的悲剧意义,使整部电影看起来头重脚轻,虎头蛇尾。

  电影《赵氏孤儿》和原著一样,无论是哪个版本,“复仇”都是其中的关键词。

这或许也是《赵氏孤儿》之所以感动人心的主要方面。

在复仇的过程中,人物性格的展示可以推向一个高潮,在复仇过程中展现人物人性的摇摆和命运的多变,是“复仇”这个题材深化之所在。

在古典戏剧中,总是正义战胜邪恶,复仇过程体现着特定年代的价值观,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将故事上升到了忠义与奸佞斗争的高度,体现程婴等人如何忍辱负重,如何舍生取义。

从主题的趋向看,强化了故事的“忠义”色彩,着眼于“复仇”主题。

但是到了现当代,人们更趋向于人性化的观照,观众更愿意让复仇之心被正面情感感化,由此体现人性的向善和宽恕,这是现代人的价值观。

因此,可以理解,陈凯歌一直想以现代人的视野和价值来观照古典戏剧所表达的意义,对原著有着较大幅度的改编和创新。

但是影片上半段和下半段似乎像断裂了似的,影片风格在上半段的铺垫后,到了后半部分骤然改变,影片中的程勃,到最后复仇的动机和心理铺垫非常得突兀和苍白无力。

在叙事空间、心理空间的营造上缺乏一种细腻的关照和挖掘。

在电影中,程婴的救孤完全被动,并没有用自己的孩子代替赵氏孤儿的意愿,程婴在原著中作为忠厚仁义的“义仆”形象,而在电影中程婴被动地成为了一颗命运的棋子。

他只是在几次无可奈何的阴差阳错之下,不得已抱回了程勃,之后的抚养和投靠动机,多是因为丧子之痛,和个人道义赵家恩怨并无太多牵扯。

从这开始,影片前半段的历史厚重感消失殆尽,甚至有观众刻薄地说就像是两个父亲互相攀比谁更加教子有方。

程勃在最后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实在让人感觉别扭。

前一秒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干爹是自己的杀父仇人,逼迫程婴给干爹救命药;下一秒却对屠岸贾拔剑相向,喊着只要他的命。

而屠岸贾本是一个奸臣,杀人无数嚣张跋扈,忽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老来得子的慈父,甚至像他自己说的,因为这份爱把敌人当做朋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完全一副迟暮英雄的模样。

可以看出来,导演在这里实际上是用心良苦,打着人性化的旗号,力图使本片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在“忠孝节义”的宏大主题引导下,让观众透过历史的尘埃去感受一个独立个体的内心世界。

真正地让观众看见,发现,挖掘出一个完整的“人”来。

这一点值得肯定,电影之所以后半部分急转直下,是因为导演对人物内心的铺垫不够完善,缺乏感情基础。

在最后程婴告诉程勃真相之时,程勃的突然转变显然不符合人情常理,生硬又突兀。

前后人物的性格差异,也没有让人体会到导演想表达的“复杂的人性”。

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第四折几乎都是在叙述程勃的血泪家史,用于激发赵氏孤儿对屠岸贾的仇恨,很好地铺垫了程勃复仇的心理变化,感情发展自然合理。

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商业大片的弊病就是缺乏对人物性格人物心理细腻的观照,在叙事空间上还需探索。

  前部分试图分析原作被改编成电影后前后结构的不协调和前后铺垫的不扎实,然而,另一个角度看,陈凯歌对于的原作中人物性格和行动的大胆改编、重构,是因为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是为了让大多数观众产生共鸣,要符合当时文化语境下的深层集体心理和文化范式,进入大众的期待视野中。

所以重构古典,对于导演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在这一点上,电影中还是有利有弊的。

陈凯歌还是保留了原作中基本的故事框架,按照观众所能接受的叙事重新塑造人物的内心和性格,揣摩人物的行动,尽量让故事符合人性,让观众在改编之后依然觉得舒服、顺畅、感动,真实可信。

电影《赵氏孤儿》虽有遗憾和漏洞,但是陈凯歌对于人物行动情感大改动还是有好可寻的。

最明显的是对于程婴的刻画,原作中程婴是作为义仆被塑造的,但是从常理来看,程婴初为人父,怎么可能舍得为了赵氏孤儿让自己的亲生骨肉丧命于屠刀之下,在电影中,导演让程婴成为一个小人物,只是被动地卷入这场恩怨中,他有自己的道义,也有自己的私情,他并不是主动牺牲自己的孩子,但是由于不想连累其他一百个婴儿,出于良心,被迫供出“多出来的孩子”被公孙杵臼私藏,不幸丧妻又丧子。

在这样的情节发展中,程婴是被情节拖着向前走的,他表现得真实可信,表现出他本能的善良和恐惧,可以说他的复仇只是为了妻儿,但是作为一个有点良知的人,对于赵家曾经的厚待还是会有一些感恩之情的,所以除了妻儿的原因,一定也本能地尽心尽力保护赵氏孤儿,这种“忠义”不像元杂剧中所表现的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是程婴的形象却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完整的人,他的形象顿时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他的“忠义”更加令人信服,而且反而让人内心对他多了几分亲切、温情,更容易走进观众的内心。

所以说,将古典戏剧的结构以及审美用现代影视观念进行改编,用古代的民族信仰和文化范式观照当代观众的深层心理,绝对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元杂剧中,屠岸贾被刻画成绝对的“奸臣”,在电影中,屠岸贾作为同样的反面人物,他的性格和内心丰富了许多。

在程勃初上战场,被重重敌军围剿,势单力薄之时,屠岸贾辗转于是否去救他中转身准备离去,就在程勃连呼“干爹救我”的时候,屠岸贾终于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爱子之情,转身救援。

这场戏中屠岸贾的心理变化,一方面看到他冷酷无情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和程勃日久生情,那种父爱在内心挣扎,对于挚爱的孩子他的心总是柔软的。

这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将屠岸贾的善良与邪恶纠缠在一起,让他的内心更加丰富地展现于观众眼前,陈凯歌再一次用人性化对单一的反面人物加以观照,让观众更容易接受。

  在元杂剧中,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里,程勃完全是一个按照程婴早已安排好的既定情节去进行复仇简单个体,在原作中,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单一,为了一个“仇”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惊天地泣鬼神。

放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这种人物性格设置是不可信的,因此陈凯歌力图将赵氏孤儿的养育之恩和家族仇恨分裂开来,打破以往“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既定套路。

在电影中,赵氏孤儿和两个父亲之间的感情温馨而又危险,赵氏孤儿同样处于这样的情境中,面临同样的复仇与感恩的道德困境,然而就是在最后屠岸贾的剑刺进程婴的身体时,程勃新仇旧账一起算,才有理由刺死屠岸贾。

就是在这里导演对前面的铺垫太少,突然从温馨的父子情中转为杀父情,电影节奏让人不舒服,让人难以接受,所以电影后半部分可圈可点,力道欠佳。

  纵观整部电影,程婴舍子和赵孤复仇两个情节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在古典戏剧中,“忠义”是构成程婴和赵孤行动的原动力,然而放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忠义”却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不近人情。

陈凯歌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在保持原作故事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又要合乎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陈凯歌要在古今之间斟酌变通跨越时间的界限仍然带给我们同样的感动,为观众呈现一个既古典韵味十足又合乎当代审美心理的中国故事。

电影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原作中脸谱化的人物角色塑造成了亦正亦邪有爱有恨的真实鲜活的完整的“人”,因此导演是秉着“可信”呈献给观众新的人物性格的。

电影在重构故事主题上也完成了普世价值的古今转换,从原作中的忠义到现在电影中的善良、宽容、尊重生命。

这样看来,陈凯歌更多地消解了原作中的“忠义”色彩,更多地着力于塑造小人物的“人性”情怀,让这部电影更符合当代叙述结构的复杂性和情感性,无疑符合了当代电影观众的艺术趣味和期待视野。

导演力图使历史人物平民化,叙事主题普世化,这已实属难得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作中对程婴妻子是湮没不彰的,影片的叙事中添加了程婴妻子这一人物,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影片的进展,视觉上和节奏上让观众对程婴救孤产生共鸣,增添情绪,也使影片的情节发展更加的跌宕起伏。

影片通过程妻之死演绎出善与恶的较量、亲情与道义的选择,同时丧妻又丧子也为日后程婴一心复仇积淀了内心的原动力。

电影在这里对原剧本的创新是值得认可的,也符合现代文明尊重女性尊重生命的宗旨。

  但是纵观整部影片,韩厥形象的定位实在是让人感到疑惑,有画蛇添足之嫌。

元杂剧中韩厥干脆利落地选择“把这头来刎”,完全一个坦荡荡的纯爷们。

但是在影片中韩厥每天都在深夜和程婴偷偷摸摸地密谈报仇之事,一谈就谈了十五年,最后以趁着屠岸贾拯救程勃时趁虚而入,对其射毒箭告别银幕。

大大地消解了韩厥本该有的忠义汉子形象。

  总而言之,《赵氏孤儿》作为古典戏剧中的经典之作,它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历史的认知,也饱含着人们对这种记忆的沉淀。

面对这种经典之作的改编,对于导演和编剧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同时对于观众的接受能力也是巨大的考验。

不管它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视觉体验和人物定位,还是不合常理的生硬剧情和故事结构,在“旧”与“新”、“古典”与“现代”的跨越与穿梭中,如何面对我国古典戏剧的改编与创新,这样的尝试都是值得的,适合的。

  

  参考文献

  【1】焦文彬:

中国古典悲剧论[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5.

  【2】高小健:

中国戏曲电影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3】毛锐:

《赵氏孤儿》虎头蛇尾令人遗憾[J]光明日报,2011.1第014版

  【4】李显杰:

《赵氏孤儿》的成功与不足[J]中国艺术报,2010.12

  

  作者简介

  张莉卓,女,西北大学文学院09级电影学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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