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考古与人类的讨论材料.docx

A考古与人类的讨论材料.docx

《A考古与人类的讨论材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A考古与人类的讨论材料.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考古与人类的讨论材料

1、基因说。

2.1987年初，卡恩·斯通金和威尔逊等人提出，将所有婴儿的线粒体DNA向前追踪，最后会追到大约20万年（14万-29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即现今全世界人的祖先。

大约在13万年（9万-18万年）前，她的一群后裔离开了其生活的非洲家乡，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代替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最后在全球定居下来，演化成了现代的不同人种。

于是有人把这种理论叫做“夏娃理论”。

1967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艾伦·威尔逊和萨里奇共同提出了分子钟的假设，其结果是人属与黑猩猩属分离的时间在距今500　万年前（当时根据化石证据得出的年代中距今1400万年以上）。

这个研究组选择了其祖先来自非洲、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妇女，以及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的土著妇女共147人，根据她们生产婴儿时的胎盘，发现不同类型的线粒体DNA，有些互相接近，有些则差别很大。

据此，他们做了一个表示其相互亲缘关系的“系统树”。

结果是这株“树”来自单一的共同祖先，而后很快分成两支，一支的线粒体DNA都是从非洲祖先而来的个体；另一支则来自非洲、亚洲、澳洲、高加索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祖先。

对于这种情况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其共同祖先来自非洲。

根据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的速度，计算其年代为距今14万-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

3.“走出非洲的群体中，棕色人种最先分化，远远地离开了白色和黄色人种。

白色和黄色的分化则相当晚，几乎是棕色人种分化年代的一半。

问题已经相当清楚了，在远东替代棕色人种的黄色人种是从外部进入的，入口就是东南亚。

”金力、李辉同时指出，大约100万年里，生活在东亚的直立人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变化。

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的证据。

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和直立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交融的现象。

近年来，金力的研究团队在东亚地区对12000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

吴新智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广西等地的考察表明，广西崇左智人洞发现的下颌骨前部，具有由古老型人类向现代型人类转变中的关键结构，表明古老型人类向现代型人类的转变过程不止发生在非洲。

4.而非洲起源说最大的理论障碍就是如何解释澳大利亚土著的起源，因为在澳大利亚所发现的一些头骨化石和残留工具，与那些生活在南亚沿海地带非洲早期移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剑桥大学和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来自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线粒体DNA（母系）和Y染色体DNA（父系），并提取了现代土著人及亚洲人群的血样，然后比较各种不同的DNA谱系。

研究人员假设了一个DNA的平均变化率，通过计算DNA样本的变化，可以追溯出人类起源的分支交汇点，并可计算出人类祖先到达世界各地的时间表。

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人共具有四个DNA分支，而这四个DNA分支的祖先都是距今7万年前至5万年前的非洲现代人。

最新的研究还显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遗传基因中，没有来自直立人的遗传基因特征，这表明，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并没有与直立人杂交繁殖，他们与其他欧亚大陆上的人有着共同的祖先。

科学家推测，5万年前，当亚欧大陆板块仍连接在一起时，非洲人首先迁移到了欧亚大陆。

当时的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没有像今天这样深的海洋，海峡之间也很狭窄，直到8000年前，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陆桥才被海洋淹没。

早期的定居者可能是穿越了澳大利亚和邻近的新几内亚岛大陆桥，到达澳大利亚定居下来。

领导该项研究的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福斯特博士表示，科学家早就猜测澳大利亚土著人与新几内亚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但由于化石记录的结果差异太大，一直难于证明。

这次最新的研究结果首次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基因联系，证明他们均源自非洲。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最新的研究结果为人类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论”敲响了丧钟。

多地区起源论：

这种假说起源于距今两百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兴起的，该理论声称，人类是透过在世界各个不同区域之内的适应，再加上那些区域之间的基因流动，两相结合而发生演化。

多区域起源说的支持者指出，化石证据和基因体证据支持他们的假设。

1.1930年代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发现古代北京人化石和目前在中国的现代人类很多相似的特征。

人类的种族是由各地的古代直立人独自演化为今天的智人；与此同时，基因流动发生在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

2.19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便有类似多地起源说的理论。

库恩认为现代人是由五种不同的人类平行演化而来（高加索人种、刚果人种、开普敦人种、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

库恩又认为一些种族比其他种族要早演化进入现代人的阶段，导致一些人类的文明要进步于其他文明。

他认为：

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要优越于其他人种。

3.“多区域假说”这个术语首度在1980年代早期，由沃波夫即其同事运用于这套理论上，他们运用这套理论解释在各个地区，古代人类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相似性，他们称之“区域连续性”。

该假说认为：

在25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离开非洲后，便开始在世界各地独自演化，包括尼安德塔人、北京人和爪哇人等，并适应当地的环境。

根据沃尔夫的说法，世纪各地的人类同时平行演化成为今天的现代人。

不同地区的人类由于地理隔绝，因此向不同方向演化，但一方面，选择、突变、遗传飘变与基因流等其他复杂的因素使现代人大约为一致方向演化。

该演说严格上说承认人类共同的祖先起源于非洲，而不同的在十九世纪流行过认为不同的人种是有不同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但不同单一地区起源论是认为最早离开非洲的人，没有绝后而分别在不同地方进化成当地现代人。

其实质还是一种单一起源论。

4.2008年1月22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宣布：

在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发现距今8万～10万年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许昌人头盖骨化石。

已经填补了中国没有5-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的空白。

这是一个近乎完整的人类进化系统，除了非洲外，中国也是大致上连续不断的古人类化石发现地，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中国人是独立起源于中国的。

在特征上，也显现出东亚人和非洲人的不同。

还有中国学者对古人类体质特征和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后指出，尽管存在外来的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中国现代智人形成过程中连续进化仍是主流。

中国从古人类到现代人的体质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并未出现被非洲古人类取代从而造成的体质上的改变，北京直立人（过去称北京猿人）身上的一些特征在现代华北人身上仍有反映，现代中国人并没有出现非洲人的体质特征。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原始社会文化等等都是一脉相承，没有出现断层或大的改变。

这些现象也促使多数中国学者相信中国人自生说。

现代中国人起源与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

摘要：

现代人起源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两种理论的交锋已有时日.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伴生动物化石和文化遗存材料十分丰富,且延续时间久,分布地区广,在古人类生物特征演化、技术行为发展和生存环境背景方面提供丰富的信息,对该问题的研究举足轻重.本文对上述两种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证据进行阐述和剖析,以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和相关资料为依据并结合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综合探讨论证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的合理性及其意义,并尝试提出世界范围内“现代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

1争论缘起与背景

“现代人”从人类演化过程和解剖学角度被称为“晚期智人”,他们拥有与现时地球上人群大体一致的肌肉与骨骼构造、大脑重量与结构,其行为方式有别于之前的人类.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演化到直立人后,部分群体在大约200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亚洲和欧洲,进而演化成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在这种认知之下,现代人起源原本不是一个显著的问题.Wolpoff和Wu等在对比世界各地的人类化石材料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现代人“多地区进化”的理论,主张世界上四大“人种”都与本地区更古老的人群不可分割.这种观点得到许多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认同,东亚的多数相关学者支持这种学说.

　　但1987年Cann等三位遗传学家基于对现生人群的线粒体DNA分析,提出所有现代人都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的后代,而这一支系之外的所有古人群都在进化中走向灭绝.这一被称为“出自非洲说”或“替代说”的理论很快得到更多遗传学研究的支持,古人类学界中很多学者加入新假说的理论阵营,使其很快风行起来.

　　于是学术界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出现持续了20多年的“多地区进化说”和“出自非洲说”的交锋.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现今人类的直接祖先是起源于多个地区,还是仅在一个地区起源,然后扩散到世界各地；人类演化的链条在欧亚是否发生过中断.探讨的核心问题还包括现代人类起源的机制、迁徙扩散的路线、各地区人群间的相互关系等.围绕这些问题,参与其间的学者们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一方面发掘收集和展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旁征博引论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质疑对方的证据或其解读,辩驳对方的观点.

　　中国乃至东亚逐渐成为这一波学术探讨与论战的主战场.这里原本是“古人类连续进化”理论的发源地,上世纪Weidenreich就已提出这一学说的雏形,其后Wolpoff与Wu等进一步发展出“多地区进化”理论.吴新智后来将该学说中涉及中国材料的部分扩展开来,提出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新假说.在中国这一广阔地域内出土的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存为该理论提供着坚实的材料基础,使其在“出自非洲说”劲风的吹刮下并没有湮灭,保有许多支持者.

　　在“替代说”流行于西方的前10年间,中国的学术界和传媒没有明显的反应.这一方面是因为本土人类连续演化的理论已经在这里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当时相关领域的探讨和交流还不是很活跃.但这一平静终究被打破,从1998年开始,一些遗传学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的论文,支持“出自非洲说”；他们质疑古人类学家基于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材料提出的中国人类本土连续演化的证据,认为在距今10~5万年间这里没有人类生存.这样的研究成果给已经盛行于西方的“替代说”锦上添花,对中国传统的古人类学研究和业已建立起的理论体系则是釜底抽薪,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纵观这两个理论阵营的争论,不难发现二者其实并无太多的交集.研究者出自不同的科学领域,立足于不同的证据材料,往往各自强调自己的优势,忽视对方的观点,很少在不同学科间做实质性的交流、交叉和整合.

　　有关现代人起源的真理只有一个,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和从不同的材料证据推演出的结论，应当指向同一个方向、趋向同一个目标.现代人类起源问题在近20年间越出了古人类学研究的领域,发展成为一个新生命题,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的问题多,回答的问题少；假设与推断多,被普遍接受的结论少.当前我们需要结合人类化石形态特征、基因证据、考古学材料、古环境学和年代学研究结果进行多学科交叉的整体思考,综合考虑各种证据,分析各学说的强弱点,选出目前有更多证据支持和相对可信的假说,并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使我们能距科学的真理更近一步.

2“多地区进化”与“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2.1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多地区进化说”的形成及其针对中国的材料进一步发展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的理论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20世纪30~40年代,Weidenreich根据对出土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当时称为“中国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研究,指出北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主张两者之间有亲缘关系,认为人类进化可能存在4条世系,分别发生在东亚、爪哇加澳洲、欧洲和非洲.

由于当时可供研究的化石很少,Weidenreich的推断是基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形态上的共同特征,其间存在着很长的演化链条的缺环.20世纪50年代在资阳、丁村、长阳、柳江、马坝相继发现不同时代的人类化石,Wu等指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缺失的进化环节；1959年他和合作者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远古人类体质演化上的连续性。

其后更多的古人类化石在中国出土,包括元谋人、建始人、蓝田人、峙峪人和丽江人等,吴新智等据此指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发展和各时期的古人类的明确的传承关系,显著地表现在其体质特征上”,并提出这些连续性体质特征主要表现为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位置、阔鼻、下颌圆枕等方面.

1984年Wolpoff、Wu与Thorne以出土于中国、印尼和澳大利亚的人类化石为主要材料依据,首次明确提出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指出现今世界各地人类与原先分布于亚、非、欧三大洲的早期智人乃至更早的直立人有连续演化的关系,在中国人类化石中较其他地区古人群出现频率更高的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是支持该地区人类连续演化的重要证据.他们推测当今世界各人群基因水平的高度一致性是基因交流和选择性适应相互平衡的结果,基因交流是将不同地区人群维系在一个物种内的重要纽带.

其后吴新智基于中国和欧洲智人化石的比较研究,举出一些化石上可作为基因交流证据的形态特征,指出“中国古人类进化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连续进化间以杂交的模式,以连续进化为主体.我们不认为曾经有过外来的古人类大量入侵而替代了原住民的现象”.1990年吴新智根据新发现的大荔人、金牛山人与和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观察,列举、论证了中国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在形态方面的镶嵌性,反驳了一些学者有关直立人是进化中的绝灭旁支的观点,并从中国古人类化石的时序性、形态的共同性与异样性和与外界基因交流的形态学证据,再次论证中国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但与其他地区人群发生过渐增的基因交流.1998年吴新智基于对中国晚期智人颅骨和牙齿特征的观察,正式提出中国现代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指出“‘附带’二字表示杂交只起次要的作用.这个模式是多地区进化说在东亚的表现形式.根据现有的关于更古老化石的证据,这个模式甚至可能贯穿中国古人类的进化历史.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过人群替代的现象,但为后来的杂交所淡化”.吴新智[9]申明“无意用这一模式概括整个现代人类起源”,认为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并指出“现代人起源是个很复杂的多样化的过程,必须对不同地区加以区别对待”.

2.2核心观点

由此可见,“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根源于Weidenreich的多元说,但立论依据大不相同,所阐述的不同地区人类趋同演化的机制也大相径庭；它是“多地区进化说”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材料的具体表述和纵深发展,是对该地区人类演化尤其是现代人起源过程与机制的理论概括.该理论的核心点可以归结为:

1）东亚地区自直立人以来人类进化是连续的,不存在演化链条的中断,其间未发生过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2）该地区古人类与外界有过一定程度的隔离,使其得以保持区域特点,在形态上有别于旧大陆西侧的人群；3）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发生过并与时俱增,这使得该地区的人类与外界人群作为同一物种得以维系,但这种基因的混合、交流与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相比是次要的,本地主体人群与少量外来移民之间是融合的关系,而非替代；4）中国乃至东亚因为地域广大,生态多样,古人群可能分化成若干地方群体,局部的灭绝和区域间的迁徙交流时而发生,呈现河网状演化格局,导致区域内一个大的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发展；5）由于各地区环境不同,现代人类在不同地区演化的模式应该是多样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与“完全替代”模式均不能概括整个现代人起源,不同地区应区别对待,对相关问题应做辩证思考.

2.3主要支持证据

被引述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支持证据主要有如下方面:

（1）人类化石形态证据.主要提取自古人类的颅骨和牙齿,这些化石材料来自中国70余处地点.显示中国古人类共同和渐变并区别于西方化石人类的性状包括:

颜面在水平方向较扁平,鼻梁矮,鼻腔与眼眶之间骨表面平或稍凹,眼眶近长方形,上颌骨颧突下缘弯曲,与上颌体连接处位置较高,额骨与鼻骨和上颌骨相接的骨缝呈大致水平的弧形,额骨正中线上最突出处靠下,头骨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的后段,颅骨具有早期较强而中期较弱的正中矢状脊,上门齿呈铲形等.显示中国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形态镶嵌的现象可例举如下:

和县直立人颅骨指数大,眶后缩狭不显著,颞骨鳞部较高,这些特征不见于其他直立人却常见于智人；作为智人的马坝人的眶后缩狭,大荔人厚的眉脊和头骨壁及枕部呈角状转折,大荔人和资阳人具有角圆枕,许家窑人顶骨厚度大等.这些特征曾被少数学者不恰当地解读为直立人的自近裔特征或独有的衍生特征.郧县人头骨更有许多性状集直立人和智人于一体.这些现象表明两个分类单元之间难以截然分开,是连续进化的.反映因基因交流而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上出现常见于西方人群的形态特征包括:

大荔头骨眼眶与鼻腔前口之间的膨隆,南京头骨高耸的鼻梁,马坝头骨的圆形眼眶和其锐利的下外侧边缘,柳江、资阳、丽江头骨枕部的发髻状构造,丽江的第一上臼齿有卡氏尖,山顶洞102号头骨眼眶外侧骨柱前外侧面较朝向外侧,河套头骨额骨与鼻骨之间骨缝的位置比额骨与上颌骨之间的骨缝高等

（2）考古学证据.此方面的证据主要来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从石器技术与类型组合的角度,更新世古人类文化体系通常被划分为前后承继的5个技术模式,即以砾石工具和简单的石片工具为标志的“ModeⅠ-奥杜威模式”,以手斧等为代表的“ModeⅡ-阿舍利模式”,以勒瓦娄洼产品为代表的“ModeⅢ-莫斯特模式”,以石叶制品为代表的“ModeⅣ-旧石器时代晚期模式”和以细石器为代表的“ModeⅤ中石器时代模式”.ModeⅣ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类的文化标识.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这5个模式明确的阶段性演替不同,中国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第Ⅰ模式贯彻始终并占据主流,甚至延伸到新石器时代.只有很少地点表现出其他模式的技术产品,而且表现方式是局部、短暂的,没有对第Ⅰ模式的演化主线构成冲击和替代.因而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表现为连续发展为主,间或有少量与西方技术的交流[5,20].

随着更多学科领域加入到对现代人类尤其是现代中国人起源问题的研究和对“替代说”拥护者提出的质疑的回答,一些古环境信息、年代学数据和更多考古学证据被引入讨论之中,对“多地区进化”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后文对此将有更多的论述.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立足于直接证据即化石材料,从东亚地区化石人类形态演化的连续性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承继性，论证从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类的连续进化,具有材料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该假说强调新-老和本土-外来人群间的互动,不排除基因交流的可能性并强调其在维持人类单一物种方面的作用,能成功地解释古人类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后在世界各地进化发展而未分化为不同物种的事实,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该假说所引述的各方面证据具有高度的吻合性、自圆性和逻辑性强.但该理论所依赖的支持证据并非无懈可击.人类化石材料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从中提取的形态信息难能拼凑出演化的连贯线条和完整图案；化石个体的形态变异也会为推导群体特征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文化遗存虽然相对丰富,但其作为人类智能活动的产物,受各方面条件影响而有一定的变异,与特定群体和特定人类演化阶段的对应关系难以定量化地表述和界定.此外,对这些化石材料和文化遗存的年代测定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模糊的空间.这些都成为“出自非洲说”者对其质疑的着力点.

3“出自非洲说”或“替代说”

3.1理论的提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出自非洲说”或称“替代说”、“夏娃假说”的理论雏形始见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Protsch和Howells根据当时非洲发现的晚更新世古人类化石，推测非洲是现代人类发源地并进而向世界各地扩散.但这一理论的正式提出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可追溯到1987年Cann等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选择祖先来自5个地区,即非洲、亚洲、高加索地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女性（后两个地区的样本取自土著妇女）共147人,分析其胎盘内的线粒体DNA（mtDNA）,得出两点认识:

1）现代非洲人群比其他大洲人群具有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说明现代非洲人是一个相对古老的群体,比其他地区人群拥有更长的积累线粒体遗传变异的时期；

2）利用其mtDNA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显示出非洲人位于树的根部,所分析的人群形成两大分支,一支仅包括非洲人群,另一支则由非洲人和其他人群共同组成,进一步说明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在利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得出的现代人类扩散到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新大陆的时间窗口而换算出mtDNA变异速率（每百万年2%~4%）并假定其在人类进化史上保持恒定的前提下,Cann等计算出所有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存活于距今14~29万年前,其后裔可能在距今9~18万年前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其后人们将被大致推断为距今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这位始祖母称为“夏娃”,这便是“夏娃假说”的由来.Cann等[6]指出,选择mtDNA开展此项研究是因为它们能快速演化并以特殊方式遗传:

mtDNA对变异信息的积累比核DNA要快若干倍,因而对我们现存基因库中的差异性观察具有放大的作用；mtDNA只通过母系遗传且不会重组,因而对在人类个体间建立遗传对应关系提供了利器.于是mtDNA被看作是为研究人类何时、何地和如何起源并扩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以后西方的遗传学家开展了更多的同类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基本类似.例如Templeton基于对几例由现代人mtDNA和Y染色体的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的统计学分析,提出在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祖先对其他地区现代人群的基因贡献是通过至少两次迁徙扩散而实现的.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自己研究的化石和考古材料可以或更容易用这一假说来解释,于是“替代说”在西方很快成为主流学说.

1998年以来,部分遗传学家针对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支持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否定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连续进化理论,认为现代中国人是外来人群入侵、替代原始土著者后演化形成的这样,“夏娃假说”在中国开拓了一片疆土.

与西方的同类研究主攻mtDNA的遗传变异不同,针对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男性Y染色体.相对于mtDNA的母系遗传特征,Y染色体遵循父系遗传路线,被认为是研究男性群体迁移历史的理想标记；通过对Y染色体的进化及其多态位点的分析,可以揭示某个族群的父系历史和群体间的分化时间.Su等认为父系遗传Y染色体非重组区可以有效地排除交换重组的干扰,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突变率低,遗传更稳定,对进化事件的记录更真实,Y染色体的拟常染色体非重组区段的标记是研究早期人类演化和迁徙的理想工具.

1998年,Chu等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microsatellites）研究了中国的28个人群的遗传结构,发现南北人群间存在明显的遗传差异,南方人群的多样性大于北方,据此提出现代中国人非本土起源,支持非洲起源说,并结合语言学资料认为现代人群先到达东南亚，然后北上进入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后Su等研究了包括739个东亚人在内的925个男性样本的Y染色体,也发现东南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明显大于北方人群,并结合东亚在距今5~10万年间缺少人类化石证据的观察,提出东亚地区的第一批现代人在6万年前首先出现在东南亚,然后开始向北扩散,而原先生活在这里的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