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高远打造常式地质特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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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高远打造常式地质特色

立足高远打造“常式”地质特色

　　“月光如泻笼江干，一曲离歌秣陵关。

星火危崖采石渡，紫烟青霭铜官山。

三载征程兴未尽，期年伏枥当思还。

此身许国无多求，乐在图书山水问。

”这首诗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常印佛院士的第一首诗作。

立足地质，科学报国，这是他在风华正茂之际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与中国地质找矿事业同步发展

　　“地质学非常有意思，一方面能探索地球奥秘，另一方面能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使国家富强，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时至如今，说起当年的选择，常印佛院士依旧不改初心。

　　1952年，常印佛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

　　同年，中国正式成立地质部；次年，中国地质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炉。

　　在历史的必然与人生的偶然相撞之际，常印佛当之无愧地成为与中国地质找矿事业同步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并在区域成矿学、矿床学、找矿勘探学领域卓有建树。

　　解放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国家提倡自力更生，对地质工作也很重视。

再加上“文革”后期，对矿产资源需求增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钢铁的大力发展导致对铁矿石的需求剧增。

中国铁矿石的特点就是贫矿多富矿少，客观上需要进口一部分富矿石来调剂。

当时国家提出“利用两种资源开辟两个市场”的方针，即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开辟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这一方针即使放到现在也没问题，但有段时间，理解出了偏差，很多人认为从各方面来说，采矿的成本都太高，不如买矿划算。

其实，从我国国情来看，这个观点并不全面。

”然而，在常印佛的回忆中，这个并不全面的观点却对国家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了我国矿业和地质勘查的大萧条，尤其是1985～2004年间，除少数能源矿产外，地质勘查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而这段时间，又恰好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对各种矿产的需求量都急剧增长，大量的“买矿”行为只能使我国过分依赖进口，进而丧失在矿产市场上的发言权，使矿产资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迎来了地质工作的又一个“春天”。

　　我国地质事业跌宕起伏的发展也影响着常印佛院士的地质生涯。

　　解放前，我国地质工作底子薄，常印佛院士大学毕业时，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算上他们这些学生，在岗的也不到300人。

为了能够尽快摸清我国矿业的“家底”，地质部对这些人采取集中使用的办法，组织了6个直属地质队。

常印佛就被分配到其中安徽铜陵铜官山的321地质队（也称铜官山队）。

321队拥有当时为数不多的一批地质专家，还装备有野外条件下当时可能有的先进仪器设备，队长郭文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学家，较早地就被评为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也是常印佛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位导师和学术引路人。

在这样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环境里，1952年9月至1955年6月近三年时间，他参加了铜官山铜矿勘探，贵池、繁昌、枞阳等地区的地质调查和找矿，贵池铜山等矿床的普查和详查，以及铜官山铜矿“中间”勘探报告和“最终”勘探报告的编制等工作，初步掌握了内生有色金属矿产从面上找矿到点上详勘全过程的主要业务内容。

他本人也从最初的助手，较快地成长到能率队（组）独立工作。

　　随后，他又被调到新成立的地质部华东地质局，在地矿处从事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技术管理，并有机会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位导师和引路人――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严坤元先生，学习到了找矿勘探学的理论思维和运作经验。

一年后，地质部筹备实施中苏技术合作项目，一心认为“地质工作的本质在野外”的常印佛被派往中苏技术合作扬子江中下游铜矿普查队（编号374队，简称扬子江队）。

开篇中的那首诗便写于这个时期。

建队之初，他陪同驻队苏联专家到各处了解铜矿地质情况，落实工作方案，并选定铜陵狮子山作为工作重点，后续工作扎实，狮子山成为一个大型铜矿区。

后来他又去皖南青阳和鄂西北房县一竹山一带普查。

1957年秋，前苏联专家撤走；同年12月，常印佛调回321队，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直至1965年初。

期间，都在野外一线工作。

“野外工作非常重要，对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积极鼓励他们去野外，起码在野外工作五年到十年，然后，可以选择研究机构、学校，任教、科研都行，但是最基本的素质要在野外培养出来。

”常印佛说。

　　1965年春节后，他被地质部派赴越南从事援外技术工作，主要任务是对越南老街胜权铜矿勘探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按两国政府协议，项目为期四年。

那里铜矿地质条件和矿床类型与他在国内工作区大不相同，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通过一段时间深入了解情况，他较快地熟悉其特点，掌握其规律，三年半时间即提前完成了任务，扩大了胜权铜矿储量和外围找矿远景。

　　1970年4月，他又被派赴阿尔巴尼亚工作，这次是“成套”援助性质，地质部组织了一个“援阿尔巴尼亚地质大队”，包括几十位各工种的专家，对阿方相应工作进行对口技术指导。

他担任大队技术负责人，除协助大队长掌握全队各项目外，主要从事自己承担的铜矿区域地质工作。

至1974年7月，他对阿尔巴尼亚四个铜矿区做了面上的地质调查和控矿规律研究，完成了项目任务，被阿地质总局长誉为“样版性工作”。

　　1977年常印佛调到安徽省地质局，直至2000年机构改革，改属新成立的安徽省国土资源厅。

在此期间，他主持和领导安徽省地矿系统的业务技术工作近十年之久，认真贯彻执行了地质部“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方针，为地质队伍建设和地质生产力及生产秩序的恢复，做了很大努力。

关于技术管理方面，他针对当时状况，在保持地质工作各部分均衡发展的同时，重点抓了基础地质研究的开展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而他本人则尽可能抽出时间承担着多项国家和部省的专题科研和大型综合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围绕矿床地质和勘查领域的重要问题而展开的，包括矿床学、区域成矿学和找矿勘探学等领域，取得了不少理论和应用成果。

1974年以来，他还对多个国家的地质矿产进行了考察，特别对世界上一些主要类型铜矿床有较多了解和研究。

这也是他地质生涯中又一重要时期。

　　来自一线，指向一线

　　作为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常印佛院士长期致力于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

他来自于地质勘查一线，科研成果多基于野外实践，即使是基础性研究，也往往带有应用色彩或指向。

（一）矿床学领域

　　在二十多年野外生涯中，他接触最早也最多的就是矽卡岩型铜矿床。

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有一种亚类常沿着上下石炭统之间特定的层位上产出，规模较大而规则，成为该成矿带的主要铜矿类型，也是找矿的主攻目标之一。

以往按传统观点认为它系岩浆热液顺层交代成因。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可能系沉积成因，一时在地质界引起了激烈的“水成”与“火成”、“同生”与“后生”观点之争。

稍后又有学者提出它属于国际上流行的与海底火山作用有关的块状硫化物型矿床，70年代末，又改称“沉积（火山沉积）一热液叠加矿床”。

后一看法实际上是复合成因观点，其实1964年出现的“沉积+热液”就与之类似，只是未引起人们注意。

　　面对这些争议，常印佛通过其业务实践，也产生了自己的看法。

早在1952年，他就在铜官山矿区铜矿体的外侧钻孔中发现不含铜的胶黄铁矿层，从其矿物学特征和化学成分来看，不能排除同生沉积成因的可能性，但该区铜矿床的分布则又确切无疑与侵入岩体密切相关。

“这些都是事实，必须综合考虑，不能以偏概全。

”在实践面前，他对“纯”同生沉积／火山沉积成因观点产生了质疑。

认为应该从“沉积+热液”角度考虑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双重因素中以何为主，这关系到找矿方向和靶区的确定，不能含糊地同等对待。

20世纪70年代前后，国际上广泛传播着层控成矿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前景的理论思维，因而把它引入铜陵一贵池一带这类矿床的研究中。

　　研究证实，该区在早晚石炭世之交，全面海侵之初，局部地段沉积了黄铁矿层。

根据未受热液改造的产地研究，这类黄铁矿层的铜含量不高，对铜矿床中铜的贡献是不大的，但若与有利岩性组合，就会对铜矿床的富集起到介质、载体、矿胚或矿源层的作用，意义很大。

因此，他虽然赞成“沉积+热液”的观点，但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沉积作用，应体现上述“介质”、“载体”、“矿胚”及“矿源层”等多重意义，是以用“层控”一词更合适，而“热液”一词应更明确是岩浆热液，并产生矽卡岩及其成矿作用，为此，他提出了“层控矽卡岩型矿床”概念。

在1977～1978年间，常印佛带着这一新观点分别到几个地质队进行阐述。

1980年，他与合作者将其写成论文，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矿床会议上宣读，经稍加修改后，发表在《矿床地质》上。

论文中又将这类矿床细分为以热液作用为主的、以叠加作用为主的和以改造作用为主的三个亚类，从而在经典的岩浆热液矿床与沉积矿床之间构成一个完整的过渡系列，使研究成果更加系统和完善。

他这项成果的意义在于超越“水成”与“火成”、“同生”与“后生”之争，运用层控成矿概念，把它们融为一体，更能反映矿床的实质。

从大的分类上看，它也属于一般所称的“沉积一改造矿床”或“层控一叠改矿床”的范畴，但它突出了岩浆成矿作用，而与那些和岩浆作用关系不大的矿床严格区分开来，从而改变了把许多成因不同、面貌迥异的矿床混装在一个大口袋的做法，使它更贴近实际，既利于深化成矿规律研究，更便于指导实际找矿应用。

直至现在，这一理论认识已得到不少地质工作者的赞同和采用，在指导找矿方面也取得很好实效，如近年在危机矿山――贵池铜山铜矿深部接替资源找矿中，应用此观点已使一个中等规模铜矿床骤升至接近大型规模。

　　不过探索并未就此结束，随着20世纪80年代喷流沉积成矿理论的风行，不少研究者也将这类矿床划归喷流沉积型矿床。

但是常印佛最关心的是如何运用同生成矿理论（包括喷流沉积），找出规模较大的同生黄铁矿堆积的部位，因为如果有含铜岩体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是大型铜矿床的可能部位。

为此，近年他建议安排了关于石炭纪同生（包括喷流沉积）硫化物层的控矿规律和找矿预测研究，这个项目如获成功，不但在找矿应用上可取得新突破，对各种同生成矿观点也是一个检验，在理论研究上也将攀上一个新台阶。

（二）区域成矿学领域

　　燕山期陆内成矿作用覆盖了中国大陆东部的绝大部分，并形成了多个陆内成矿区带。

常印佛长期工作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对该成矿带的成矿作用和成矿规律，有比较系统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常印佛就对该成矿带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铜陵矿集区进行过成矿分析，发现该区存在一条近东西向隐伏基底断裂，区内成岩成矿作用主要均沿它分布，是矿集区的一级控矿因素。

这个观点已写入他主编的东西狮子山矿床勘探报告中（1963）。

“基底断裂控矿”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尚很少有人明确论及，所以，他开始提出时，还遇到一些怀疑或反对意见，经过一段时间检验，才为来该区工作的大多数地质学家所接受。

接着他和合作者进一步总结了区内成矿规律，其主要内容后来发表在《中国地质》上。

这些观点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并且见到找矿实效，同时，也是他进一步研究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工作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由他牵头，鄂、赣、皖、苏、沪四省一市地矿局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了长江中下游成矿带跨省成矿区划，他和综合组同事负责综合研究，提交了区划报告，构筑了该成矿带区域成矿学的框架和基本内容，获得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并由他和合作者写成专著出版。

通过这些工作，他对该成矿带取得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1　成矿带主体位于大别山印支造山带前陆拗陷中，它的上地壳具“一盖两底”的结构。

这两个基底结合带具有岩石圈不连续性，在燕山运动中沿着它形成了具有深断裂性质的长江断裂（破碎）带，并与其他方向断裂联合组成构造网络系统，控制着成矿带的岩浆一成矿活动。

　　2　在构造大转折期间，前陆拗陷在燕山早中期发生构造分异演化，在中国东部走滑构造活动的大背景下，长江断裂也发生左行走滑运动。

大约在135Ma±以前，主要以走滑挤压（压扭性）为特征，形成了近东西向次级隆拗分异格局，在次级隆起区出现高钾钙碱性岩系岩浆活动，伴随铜金成矿作用；在135Ma±以后，应力场转向以走滑引张（张扭性）为主，在次级凹陷中形成了北北东向的火山盆地，出现橄榄安粗岩系岩浆活动，伴随铁硫成矿作用，从而形成了区内铜金及铁硫两个主要成岩成矿亚系列（序列）的格局。

介于次级隆起和火山盆地之间的过渡带，成矿也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由此构筑了该成矿带三类地质环境控制三类成矿作用的基本规律。

120Ma±以后，引张（伸展）渐占优势，有偏碱性一碱性岩浆活动，伴有铁、铀、钼、金、铜、铅锌等矿化。

至早白垩世末，本区进入全面伸展阶段，形成以红盆为特征的盆岭格局，岩浆成矿作用基本绝迹。

　　3　安徽沿江地区的重磁数据处理结果反映由深部到浅部，岩浆活动有由下地壳“中心式”（三个中心）一中地壳“网格式”一上地壳“环带式”的演变趋势，这意味着构造网络系统可能起源于中地壳；庐枞地区的环带状结构是否火山塌陷成因尚待研究，但它与地表矿化分布却有相当吻合性，值得重视；最有意思的是铜陵一繁昌一带恰夹持于下地壳三个岩浆中心之间，北西西线性方向至此均转为东西向，暗示这一块体曾发生过扭动，三大岩浆中心曾围绕它作反时针旋转；同时，块体的北、西、南三部分的成矿组合也分别具有相邻岩浆中心的特色，进一步暗示这里可能是岩浆成矿的旋涡中心。

　　4　主要矿床富集在晚泥盆一晚石炭海侵序列、中二叠一晚二叠海退序列、晚二叠一早三叠海侵序列及中三叠一晚三叠海退序列中有利于矿质交代的岩石组合及部分含矿胚和矿源层的层位中，其中晚泥盆世古铜陵（半）岛周围，尤其是其南侧海侵期半封闭环境中形成的铁的硫化物沉积和中三叠世海退期形成的膏（盐）层沉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5　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对区内成矿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选取了五种能反映成矿带主要矿床面貌的有代表性的成矿模式：

次级隆起区，铜陵一九瑞模式；次级凹陷区，宁芜一庐枞模式（“玢岩铁矿”模式）；隆凹过渡区，大冶模式；主干断裂上无岩体出露区，栖霞山模式；主干断裂外侧，黄梅模式。

　　6　综合上述各点，总结出成矿物质随时间演化和空间定位而呈现的分布规律：

早期铜矿化多沿近东西构造分布、后期铁矿化常产在北北东向构造中，二者相截接时组成近于正立或平卧的“T”形图案，而“T”字线条以外的空白区则为低温铅锌矿化分布范围，被称之为“时空物质综合分布规律”，简称“T”形分带规律。

　　这些认识性成果是对我国一条较典型的陆内成矿带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所作的第一次系统的区域成矿学研究和总结，它凝结了几十年来产学研各条战线上众多地质工作者的辛劳和智慧，也是我国较早的以成矿带为单位的区域成矿学成果，对于构建我国大陆成矿学理论和指导区域找矿部署均有重要价值。

　　（三）找矿勘探领域

　　找矿勘探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许多矿都不是在研究得一清二楚之后找到的，而是边找矿边研究，找矿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这就要求地质工作者在地质情况尚不清楚时能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判断，制定合理的探索方案，选择有效的方法手段，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不断修正认识，调整部署，在少走弯路的情况下实现预期目标。

因此，前人曾说过，找矿勘探工作不但是一门科学，而且也是一门艺术，它就体现在理念的产生和运作的经验上。

　　常印佛通过多年找矿勘探实践发现，在找矿勘探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就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找矿理念上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把找矿工作的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如露头找矿、方法（技术）找矿、理论找矿、信息找矿等等，这对于指导找矿实践有重要意义。

但这些主要还只是从技术层面考虑，而对于找矿对象自身的情况未能充分关注。

常印佛尝试从找矿对象的空间分布情况和人们对它们的勘查研究程度出发，将中国固体矿产找矿工作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当时面上矿产情况所知甚少，只能从历史遗留下来的少数已知矿产地起步，逐步向外围推开，他称之为“点上起步、由点到面”阶段，他早年参加的铜官山及外围的勘查工作即属于此类。

从技术层面上讲，大体上相当于“露头找矿”阶段，但也有相当的理论和技术内容。

第二阶段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始，此时大部分地区都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加上大跃进时期大规模的群众找矿报矿运动，有足够多的矿产地信息可以作比较，供选择，找矿工作由此进入“区域展开、重点突破”阶段，一直延续至今。

技术层面上相当于方法找矿、理论找矿和部分信息找矿阶段的内容，但露头找矿仍起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阶段是他提出来的理念。

鉴于中国东部许多地区经过几十年大规模找矿活动，地表及浅部的找矿难度已经很大，所以，1985年他在地矿部第二次太原普查会议上提出建议，遵循由浅一深、由点一面一体的地质认识发展规律，我国一些浅部工作程度高的地区可以率先进入“深部调查、立体找矿”阶段，技术层面上仍然包括了上述后面三个阶段内容，但显然将更多地依靠新技术、新方法（方法找矿、信息找矿），不过理论找矿也不能忽视。

此项建议得到当时地矿部有关领导和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的支持，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铜陵和大冶两矿集区进行立体填图的试点，后来由于地质工作急剧萎缩，中途下马，但所取得的初步进展已显示出它在深部找矿中的意义，如铜陵焦冲中型金矿床即系根据此次立体填图提供的不完整信息找到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几个矿产大国也沿着这个方向，各自推行宏伟的探测计划，表明这已是大家共同的选择和追求。

时至21世纪初，矿产资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深部找矿又提上议事日程，并选择长江中下游等几个重点片作试点，已取得可喜成果。

他深信以“深部调查、立体找矿”为表征的找矿工作第三阶段，代表着找矿史上新的发展方向，将会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广泛开花结果。

　　关于勘查理念的具体应用，还可举一个例子。

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合作者将铜官山、狮子山和凤凰山三个矿田的侵入体综合成一个概念模型。

狮子山岩体产状以浅成至超浅成的岩墙一岩枝系为特征居上层，铜官山以浅成的岩漏斗或岩镰居中层，凤凰山则可能为岩株居下层。

由此形成了一个勘查理念：

狮子山具有相对更大的垂直成矿间隔，也就最有找矿潜力，这已为后来的勘查工作所证实。

　　再以冬瓜山铜矿作为理论找矿的实例。

狮子山矿田位于一个复向斜轴部的次级背斜上，复向斜两侧的铜官山和新桥两个矿田（床）均在上石炭统底部产有厚大的层状矿体，而狮子山矿田浅表三叠系和其下二叠系中均有层状矿产出，作多层楼状，据此他推测狮子山深部也可能有上石炭统层状矿隐伏。

1969年他在队上短期工作时，曾施钻进行探索，因钻孔偏斜过甚，未达目的，几年后才找出这层矿（即冬瓜山），并证实原孔所在位置深部确有矿体赋存。

目前，冬瓜山铜矿已是安徽省最大的铜矿床。

由于矿体埋深大，磁性又弱，地表磁测及化探均难反映，其上有电性屏蔽层（煤系），电法也难奏效，因而根据地质规律进行找矿就成为当时唯一办法。

由此可知，理论找矿今后在深部找矿应用中仍大有可为。

　　凤凰山矿田药园山矿段又是另一种情况。

该矿段地表有厚大的铁帽及磁铁矿。

1956年扬子江队前苏联专家看后认为铁帽系黄铁矿氧化物，未布置钻孔。

1957年，前苏联专家撤走，常印佛从其留下的资料中发现，1953年有人在铁帽及磁铁矿上取过样品，含铜较高，因而判断其下应有铜矿，经钻探见到了含铜磁铁矿和含铜黄铁矿体。

目前该矿段已成为凤凰山矿田的最主要矿段，由此可见捕捉信息的重要性。

　　无欲则刚长“印佛”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科技成就奖，以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援外技术工作中被授予Ⅱ级和I级劳动勋章；我国为数不多的两院院士之一，参与组建工程院的首批院士之一……

　　每一个荣誉，都凝聚着常印佛院士的汗水，都记载着所取得的成就，都印证着他为国家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它们，连接成线，铺排出他半生的轨迹。

　　常印佛院士的名字源于他性情淡泊的父亲。

“印佛，并不是让我真的去成什么佛，而是在意识里、印象中，都要有佛家的某种境界。

”他这样解释着自己名字的含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佛家最为提倡的便是一种心态上的清净与平静。

常印佛无疑做到了这一点，每每被问到奖项与荣誉时，他的态度也无非是“珍惜”与“前进”两个词。

对于所获得的每个奖项，常印佛都很珍惜，他觉得每一项劳动成果只要是自己花费精力去完成的就应该珍惜，国家给的奖项也是要鞭策他继续努力向前。

　　责任编辑　马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