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博物馆学研究.docx
《20世纪中国博物馆学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0世纪中国博物馆学研究.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20世纪中国博物馆学研究
20世纪中国博物馆学研究
博物馆史研究
博物馆史研究（ResearchofMuseumHistory）博物馆史是博物馆从最开始出现到后来发展过程的有关事迹与事件的集合。
博物馆史的研究是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博物馆史的研究，有一定难度。
纵向看，博物馆的历史漫长。
从博物馆萌芽到现代博物馆发展，历经二千多年，几个社会形态；横向看，涉及到诸多博物馆类型，诸多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民族特点，各国的博物馆既互相影响，又情况各异，如何在经纬交错之中，较为明晰地勾勒出博物馆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出错综复杂历史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中国，最早论及博物馆史的是傅振伦，他早在30年代就写了《中国博物馆史略》（东方杂志41卷15号）一文。
此后是陈端志，在他的《博物馆学通论》（1936年）一书中，采用31种欧美、日本博物馆书刊资料和有关8个国家博物馆的插图34幅，对中外博物馆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简略描述。
此外，费畊雨、费鸿年合撰的《博物馆学概论》（1936年）里博物馆史略部分简明叙述了欧洲博物馆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博物馆。
曾照燏、李济合著的《博物馆》（1943年）也对博物馆史有所涉猎。
50年代，傅振伦吸收了当时苏联博物馆学的有益成果，编著了《博物馆学概论》（1957年），对苏联的博物馆介绍较多。
以上的论述较为肤浅。
到了60年代，台湾博物馆学家包遵彭编著的《中国博物馆史》（英汉合璧，1964年）出版后，这个局面才有所改观。
包遵彭的这部著作是中国博物馆史研究第一部专著，他在这部书中的贡献在于：
一、对中国近代以前的文物搜集，保存等事象考证颇详，整理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
把中华民族的文化遗物、遗迹分别列为：
史前遗址博物馆、野外文化史博物馆、历史建筑博物馆和历史人像陈列馆等。
二、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叙述也很详细，特别对故宫博物院、北京的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重点博物馆单列子目，叙述尤详，为后学者提供了便利。
虽然其中某些史实略有出入（如关于西部科学博物馆，作者就未能见到原始资料，但主要内容是清楚的）。
不足的是，对日伪统治区的博物馆，以及抗战胜利后博物馆的复原建设情况，疏于简略，不足以展示中国近代博物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70年代，台湾女博物馆学家陈国宁著《博物馆的演进和管理现代化方法之探讨》（1978年），在上篇中以时间发展为主，以国别和具体博物馆叙述为副，用了八章篇幅按几个阶段论述世界博物馆的产生、发展情况和特点，展望了博物馆的未来。
该篇资料丰富，对美国博物馆的历史介绍尤为详尽。
全书附有照片100余幅，每章之后均有注释，书后另附有中文、英文、日文和朝鲜文的主要参考文献。
不足的地方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博物馆发展的特点概括的不尽全面。
未能把中国的博物馆放到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特别是新兴民族国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更是未着一笔。
大陆博物馆史的研究六、七十年代基本未有新意，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博物馆学整体学术研究走向复苏，博物馆史的研究得到重视。
在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1990年）、吕济民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1993年）等著作中，均涉及到博物馆史。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中用两章篇幅叙述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简明扼要，对包氏和陈氏著作的不足之处有所弥补。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有两个词条，一个是“外国博物馆史”（词条写作者——苏东海、冯承伯），一个是“中国博物馆史”（词条写作者——梁吉生、胡骏）。
在论述的深度和全面性上又较《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前进一步。
自80年代以来大陆博物馆学有了专门学术刊物后，有关博物馆史的研究论文相继问世，择要分述如下：
一、中国博物馆史方面：
梁吉生的《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１９８６年）是大陆学者新时期以来第一篇关于中国博物馆史的专门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境内的博物馆分外国人办和自己办两类进行概括性描述，为后来出的博物馆学概论性质一类著作不断引用。
梁氏另一篇文章《中国博物馆史上一个值得澄清的问题》（1987年）也在学术界引起重视，他对王重民（参见图书馆学卷人物条目）和傅振伦有关“亚洲文会博物院和格致书院”的表述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亚洲文会博物院与格致书院是不同性质的机构，前者是外国人主持的旨在了解亚洲各地情况的组织，其“北中国支会”包括博物院在内的会报、图书馆等机构中国人无权涉足任何管理事宜；而后者基本是中国人和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外国人合办的私立学校，其附设的博物馆具有辅助教学之功效。
梁氏的《论旧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历史意义》（1988年），对有关1949年以前的中国博物馆一些传统评价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以往研究存在简单化倾向，不能把近代中国出现的博物馆笼统地称为“没落阶级的点缀品”，中国人办的博物馆在近代具有反封建意义，总的趋向是朝向科学、民主的方向前进的；外国人在中国建的博物馆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特点，其早期在管理与技术等方面对中国博物馆有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不少正直善良的外国人在博物馆专心于学术研究，致力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正当交流。
张文立的《日伪在东北地区创建的博物馆及其评价》（1992年），对傅振伦、佟悦和吕军的关于东北博物馆的介绍进行史料上的纠正和补充，此外就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基础》中有关日伪在东北创建的博物馆的评价进行论证和补充，认为日伪在东北建立的博物馆具有侵略性质。
历史作用也是反动的。
陆惠元的《天津考工厂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１９８７年）和《“天津考工厂”之争与近代博物馆概念》两篇文章，提出并论证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博物馆是天津考工厂的新论点。
傅振伦的《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条件》（１９８７年）重点分析了3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吕济民的《中国博物馆事业一百年》（1992年）勾勒了中国博物馆近代至当代百年发展线索。
彭善国的《中国早期博物馆的观念和实践》（1992年）论述了1840年到1935年中国博物馆观念的发展及其与社会背景的联系，并对有着悠久的文物收藏历史和考据传统的中国本土未能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进行了探讨。
作者从中国现代化高度提出，中国的博物馆要有新型、要反映社会发展，不能“只是构筑关于民族往事的知识大厦，赋予人一种‘文学修养’”。
理智的《论“县县办博物馆”》（1994年）对50年代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个纲领性口号的提出历史背景、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并就怎样评价这个口号、这个口号在现在有无积极意义均提出看法。
蒋伟国的《中国早期博物馆述评》（1995年），对徐家汇博物院、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博物院以及山东济南广智院这三所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博物馆进行了定性分析。
安廷山的〈中国纪念馆发展历史初探〉（1995年），对博物馆的一个类型——纪念馆的历史进行了述评。
以叙述为主的中国区域博物馆史的著述有：
梁丹的《北京早期博物馆概述》（1988年），傅公钺的〈北京博物馆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博物馆〉1996年），吕军的《东北早期博物馆概述》（1992年），王莉明的《安徽省博物馆事业回顾与展望》（１９９３年），傅振伦的《河北省博物馆事业史略》（１９８６年），李永平、李天铭的《甘肃博物馆事业发展述略》（１９８８年），胡昌健的《六十年来重庆文博事业发展概述》（1996年）等等，这些文章为人们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线索。
二、外国博物馆史方面：
王晖的《西方精英文化形态的艺术收藏及其对现代艺术博物馆之意义》（1994年）一文，论述了精英文化的内涵，对中西艺术品收藏意识的不同之处进行了比较和细致入微的分析，是博物馆史比较研究的力作。
张文立的《从中国文献记载看19世纪后半叶欧美博物馆陈列》（1995年），从中国史料研究欧美博物馆史的一个侧面，丰富了以往欧美博物馆史著述的内容，是灵活运用史料的典型范例。
张文立的《阿什莫尔的博物馆管理观》（1993年）和《特拉德斯坎特父子收藏德相关问题》（1997年）两篇论文，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运用外文资料研究外国博物馆史的初次尝试，这极有助于这方面认识的深化。
张氏的另一篇题为《罗马宫博物馆历史地位质疑》（1998年）文章，在苏东海、魏光等人评价半坡博物馆的历史地位的言论基础上，对英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肯尼斯.赫德森的《MuseumsofInfluence》一书中的关于罗马宫博物馆是最早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观点提出批驳，指出中国西安半坡博物馆是世界最早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言之灼灼，论证精辟。
吕济民的《苏联博物馆事业发展史略》（１９９１年），为中国学术界勾勒了苏联博物馆历史发展纲要。
三、世界博物馆史方面：
苏东海的《博物馆演变史纲》（1988年），参照世界史一般分期意见将博物馆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时期，从世界范围纵横两方面勾勒博物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时代性，对博物馆史宏观研究颇有启示。
冯承柏的《论博物馆的起源》（1988年），对古代和中世纪的收藏活动和目的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认为人类的收藏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
支配收藏行为的各种动机和价值观念是日趋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受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文化的发展为收藏创造了前提，收藏活动促进了文化的积累，两者互为因果。
这种古代和中世纪的收藏活动为近代博物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王宏钧的〈博物馆与社区历史文化——兼论世界最早的博物馆和博物馆的起源〉（1994年）一文，对传统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珍贵物品的收藏是博物馆的起源”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仅有藏品并不能成为博物馆的起源，只有到了利用藏品传播它所载有的文化信息的时候，才形成了最初的博物馆。
基于这个新主张，王氏认为中国公元前478年建立的曲阜孔子庙堂是迄今所知的世界最早的博物馆。
吕济民的〈博物馆教育职能的产生和发展〉（1994年），认为尽管博物馆的历史悠久，但其教育职能不过是15世纪有了萌芽、到20世纪才上升为博物馆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
吕济民的《探讨世界纪念馆的产生与发展》（1996年），对博物馆中的纪念馆类型的历史进行了概括论述。
四、博物馆人物方面：
宋伯胤的12篇系列史论——《博物馆史事与人物》（1983—1989年），从斌椿到沈从文，凡与博物馆史有关的名人均征引了大量史料做述评，叙述详明，评价公允。
甄朔南的《中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拓荒人——杨中健》（1985年），介绍了杨中健对自然历史博物馆事业的贡献。
佟悦的《金梁与初期的沈阳故宫博物院》（1989年），介绍了金梁对沈阳故宫博物院建设的贡献。
袁进的〈康有为的博物馆见解〉（1995年）在论述康氏的深度上比宋伯胤进一步。
吕济民的《陈嘉庚对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巨大贡献》（1995年），描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倾心华侨博物馆事迹。
吕氏另一篇《周恩来与博物馆》（1998年）的文章，叙述了周恩来总理关注博物馆事业的史事。
张謇是南通博物苑创始人，在中国博物馆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
因此，关于他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黄然的《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人——张謇》（1985年），傅振伦的《近百年博物馆事业先辈的事迹》（1992年），吕济民的《张謇开创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意义》（1993年）和《张謇与中国博物馆》（1995年），都对张謇的博物馆实践活动和博物馆理论认识给予积极肯定评价。
五、博物馆史料学方面：
博物馆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资料。
从80年代以来，一些有远见的研究者和学术团体着手博物馆史料收集工作。
宋伯胤率先编出《博物馆历史文选》1985年），江苏省博物馆学会推出《江苏省博物馆年鉴》1、2编，北京市博物馆学会编辑出版《北京博物馆年鉴》1—3编。
其他一些省市博物馆也有年鉴史志一类内部出版物相继问世。
中国博物馆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志》（1995年）最受博物馆学术界欢迎，该书囊括了中国1992年以前的大陆现存各个管理系统、各种类型公立博物馆（包括具有博物馆功能的各种类型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科学馆、民族宫、植物园、动物园和国家正式公布的自然保护区）和港澳台各种类型公、私立博物馆，其内容包括馆的地址、成立时间、隶属关系和历史沿革、建筑特点（占地面积、建筑面积）、陈列面积、内容、藏品数量等有关情况，是中国有博物馆以来第一部关于博物馆史的资料工具书。
在原始文献资料辑录方面，张志强、章祖蓉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中的文物博物馆史料》（1990年），木南的〈有关中央博物院文物迁台史料四种〉（1996年），范春荣的《上海市博物馆大事记要》（1933—1948）（1991年），章祖蓉的《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大事记要》（1928.10—1929.12）（1991年），胡淑敏的〈1940年“中国艺术展览会”在苏联纪实〉（1991年），李强的〈王振铎先生考察德国博物馆日记〉（1994年），张志强的《湖南省教育博物馆早期史料》（1995年）等等，都有助于学术界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
此外，援引原始文献资料写的《广西博物馆早期史略》（黄启善1992年）、《中央苏区的文博事业》（汤家庆1988年）、《东北早期博物馆概述》（吕军1991年）、《蔡元培与中国博物馆事业》（陈志科1988年）、《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纪事》（梁吉生1991年）、《旧中国自贡盐业博物馆存亡述略》（罗益章1995年）等文章，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后可以通过注释进一步检索资料。
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当事人仍健在，其中一些人写了口碑史料——回忆录。
如朱家缙的《我记忆中的马衡院长》（1984年），傅振伦的《金静庵先生筹备沈阳博物院始末》（1986年），《故宫博物院古物第一次出国展览始末》（1987年），《故宫博物院掌故拾零》（1990年），于坚的《回忆接管北平文博单位始末》（1997年），《回忆周恩来总理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1998年）。
沈庆林的《“大跃进”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国博物馆（1958—1965）》（1996年），苏东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博物馆（1966—1976）》（1996年，）胡骏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回顾》（1991年），为博物馆史的研究增添了生动素材。
另外，以具体或某一类型博物馆历史为对象的介绍资料也时有刊布。
如晋博文的《山西省博物馆七十六年简记》（1996年），宁荣章的《重庆市博物馆四十年》（1992年），《广西博物馆六十年发展史略》（1994年），黄卫国的《新赣南博物馆史略》（1994年），刘志清的《民族文化宫展览馆的三十年》（１９９１年），陈安泽、张锋的《地质博物馆事业七十年》（１９８７年），李耀申的《中国革命纪念馆事业的回顾与展望》（1995年），王仁波、周立中的《上海市博物馆事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1997年），胡昌健的《故宫国宝流离重庆事略》（1997年），吴十洲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诞生始末（1993年），吕济民的《故宫沧桑——故宫70周年》（1995年），，周国兴的《南通博物苑沧桑》（1996年）等等，虽然存在没有文献出处的不足，但可以作为博物馆史研究的二手资料来参考。
综观到目前为止的博物馆史的研究状况，不难发现，博物馆史的研究成绩是显著的，有的研究成果为其他学科领域所采用。
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可喜的争鸣局面。
老、中、青作者各自发挥各自特长，有的作者正逐渐以这一领域为主攻方向。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对中国收藏活动历史研究缺少深度和广度。
尽管收藏史与博物馆史是两个范畴，但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对前者的研究愈全面、深入，愈有助于博物馆史的研究。
2、对博物馆史的分期存在简单化倾向，习惯于用社会史的分期代替博物馆史的分期。
3、分析严谨有余，叙述文采不足。
3、口碑史料工作滞后。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博物馆史的研究将由人物或事件平面、单线的研究发展到立体、复线的研究，从多种角度探索博物馆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在专题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写出多卷本立论严谨、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博物馆史》。
为博物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做出贡献。
（史吉祥）
参考文献
中国博物馆学会编辑：
《中国博物馆》1984—1998年各期。
北京，文物出版社。
吉林省博物馆学会、吉林省考古学会主办：
《博物馆研究》1982—1998年各期。
长春。
二、第二个发展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再兴起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和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博物馆事业遭到战争的破坏，中止了发展的势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
中国政府对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是十分重视的。
中央人民政府刚一建立就发布了一系列法令保护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还专门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国家许多领导人都曾到博物馆进行视察。
文化部长沈雁冰发布了对地方博物馆建设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指示。
这时对旧博物馆的改造和新博物馆的建设都是参照苏联社会主义类型博物馆模式进行的。
新中国政府刚成立时，中国大陆只剩下25个博物馆，3年后的1952年统计，全国省市以上博物馆已经发展到40个。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博物馆进一步学习苏联，仿照苏联地志博物馆的样子，筹办全面反映地方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的地方志性质的博物馆。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到73个，除青海、西藏外，省级博物馆大体己建立。
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博物馆集中了少数城市的不平衡局面。
1959年又建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自然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把中国博物馆的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随着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再度兴起。
在第二个发展时期中，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具有了崭新的内容和崭新的课题。
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为参照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发展，苏联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开始引入中国，向苏联学习一时也成为中国大陆博物馆界的主导倾向。
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博物馆界翻译印发了许多有关苏联博物馆方面的论著，较主要的有《博物馆藏品的管理》（1956年中文版）、《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1959年中文版）、《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1954年中文版）、《博物馆陈列的艺术装饰》（1953年中文版）、《复制陈列品的陈列技术》（1955年中文版）以及《苏联博物馆学基础》（1955年俄文版，1957年中文版）等，其中《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一书是苏联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最高成就。
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博物馆各种理论问题，回答了苏联博物馆学研究的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博物馆的本质特征问题、起源问题、功能问题等。
苏联博物馆学与西方博物馆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到了博物馆概念之中，从而使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
《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一书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界一本必读的教科书，指导中国博物馆的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
傅振伦的《博物馆学概论》（1957年）是新中国的博物馆学学者向苏联学习，以苏联博物馆学为参照系编写的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博物馆学著作。
第二、突出博物馆的政治使命
如果说突出博物馆的社会使命是博物馆学研究在第一个发展时期的主要课题，那么，突出博物馆的政治使命则是博物馆学研究在第二个发展时期的主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和政治运动。
中国博物馆界在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加强了对博物馆性质问题、宗旨问题、功能问题的再研究。
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光是在学者中进行，而且发动博物馆界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大讨论，形成了博物馆理论问题的一次普及运动。
在这次大讨论中最为博物馆界关注的问题就是博物馆的政治功能问题。
“为谁服务？
如何服务？
”是有关博物馆功能的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讨论中注入了阶级观点和政治观点，因而强化了博物馆界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倾向。
在理论指导实践中，博物馆纷纷办起配合政治运动的各种展览，大大加强了博物馆的政治功能。
如办土地改革展览、革命运动史展览、解放台湾展览、帝王农民生活对比展览等。
“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是50年代初期关于博物馆功能的基本命题。
这个时期博物馆学关于性质和功能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是中国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
突出博物馆的政治使命是这个时期博物馆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三、中国的理论概括
5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的大讨论，起到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普及作用。
中国政府多次派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考察。
向苏联学习先进经验。
建起以山东博物馆为代表的二十九所地志博物馆（或筹备处），而且还“根据苏联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明确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任务和我国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肯定了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是科学研究机构、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的收藏所”。
1956年5月21日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及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把对中国博物馆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理论化。
这次全国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型的博物馆学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著名的“三性二务”论，即：
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遣存或自然标本的主遗收藏所三重基本性质和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两项基本任务。
确定我国“地志博物馆的性质是地方科学研究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和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室”。
会议热烈讨论了三重性质之间的关系，两项任务之间的关系。
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学者郑振铎作了学术结论。
他对三重性质关系的结论是：
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与征集保管文物标本三项基本性质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三方面同样重要，博物馆的性质特点就是由于同时具备这样的三种性质。
他对两项基本任务讨论的结论是：
为科研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二者是统一的，是提高和普及的辩证关系。
为科学研究服务也是为了长远的人民利益服务。
“三性二务”是中国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基本性的和基本任务的理论概括，具有中国的特征。
三、第三个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再深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
在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下，中国博物馆迎来了第三个发展时期。
受60-70年代世界博物馆大发展的影响和国内条件的变化，80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空前迅速。
20多年时间，中国新建了大大小小一千所博物馆，博物馆总数达2000余所，私立博物馆在中断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出现。
与此同时博物馆学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潮，80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出现的学术繁荣景象，远远超过了前两个发展时期，并且还在发展之中。
在第三个发展时期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学科建设发展迅速
学科建设发展迅速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成立了学术团体，有了稳定的研究队伍。
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之后各地方博物馆学会、各行业博物馆学会相继成立。
以这些学术团体为核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研究博物馆学的新运动。
研究者的阵容远比过去强大。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事，有的人还是“客串”性的。
但80年代以后，以《中国博物馆》期刊为园地，逐渐形成了为数达百人的稳定的核心学术研究队伍。
这些人分属各级博物馆行政管理机关、各级各类博物馆和高校博物馆学专业三个群体，他们专注于博物馆学的研究，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许多有见地、有分量的论文均出自这些人之手。
（2）有了学术专业期刊和一批专著出版。
在全国出版刊物中，有三十余种刊物辟有博物馆学专栏，中国博物馆学会主办的《中国博物馆》刊物专门发表博物馆学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个刊物发表的博物馆学论文总数已达4000多篇。
这些论文广泛接触到了博物馆学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课题，一些论文被编入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索引之中。
80年代以来，各级博物馆学会编辑出版了学会召开的博物馆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不下十几部。
与此同时，在综合概括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物馆界开始出版了多种博物馆学专著。
较有影响的有《中国博物馆学概论》（1985年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1986年王宏钧主编）、《博物馆学新编》（1983年黎先耀主编）、《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