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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两个基本问题
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两个基本问题
摘要：
累积因果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体现了演化经济学不止步于不变秩序而极力探寻因果机制的原则。
而作为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批判实在论直接将演化经济学的主题定位于能动性与结构之上，并在表象、实质和机制之间建立了层级关系。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累积因果；因果机制；批判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
F069.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685（2010）Q1-0027-04
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差异。
但仅仅像不可逆、动态这样的修饰语并不能刻画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来源于其方法论的两个要旨――累积因果与批判实在论，这也是自凡勃伦以来所有演化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问题。
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释。
一、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累积因果问题
累积因果是演化经济学的关键性概念。
按照霍奇逊的梳理，累积因果一词在演化经济学中具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描述性意义上的，是对非线性规模递增的描述，意指“带有正反馈的非线性过程”。
另一种含义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最早在方法论意义上倡导累积因果原则的是凡勃伦。
凡勃伦所主张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累积因果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同样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在于，因果有一种递进的序列关系，现在的“果”即为将来的“因”，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化经济学关于“历史重要”和“路径依赖”的阐述。
而累积因果的第二层含义，也是更为重要的含义，意指在探寻规律时对终极原因的不断追溯，这是达尔文在进化论中反复强调的核心理念之一：
任何进化现象都有其原因，我们不能解释，只是我们不知而已，但它一定是存在的。
这个方法论意义上累积因果的第二层含义是最基础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
这种对原因不断追溯的主张本质上是一个科学认识论的问题，它涉及什么是规律及我们如何去认识规律的问题，这也是凡勃伦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奠基者，为后续者贡献的最具纲领性的原则，正是通过强调这一点，演化经济学表现出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律观。
什么是规律呢?
著名史学家庞卓恒先生曾指出，从孔德开始，实证哲学隐蕴的规律观是，通过经验观察和逻辑归纳就能概括出规律。
但波普尔反对实证哲学观点，他认为，运用归纳逻辑对某类现象或过程重复出现的规则性所作的归纳性描述都不是规律，因为任何运用逻辑归纳法归纳出某种“规律”都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出现例外。
波普尔强调的正是赫胥黎意义上的规律，其要旨在于，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必须包含“因果机制”，而不仅仅只是“不变秩序”。
根据经验观察到的事实归纳出来的“不变秩序”不能说是“因果机制”，因为诸如此类的规律即使归纳得十分准确，都仅仅说明了有什么样的一种“不变秩序”，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有那种“不变秩序”，其中没有包含任何“因果机制”，而只有包含了“因果机制”的“不变秩序”的表述才称得上“因果规律”表述，也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规律。
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存在决定了行星运动必然遵循开普勒三定律的“不变秩序”，这样表述的行星运动规律才是包含了因果必然性链条的“因果规律”。
可见，“不变秩序”可在未知“因果机制”的情况下，通过归纳总结而来，但这样得出的“不变秩序”的经验规律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因为它缺乏“因果机制”。
如果说“不变秩序”可通过经验观察、归纳和演绎结合而来的话，它只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知其然”，而不包含“知其所以然”。
只有执着地探寻“知其所以然”的“知其然”才是完整的。
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历史表明，人们大都先对事物运动变化的“不变秩序”做出单纯的经验性归纳，概括出经验规律，然后才进一步探寻决定那些“不变秩序”存在的“因果机制”，进而上升到对因果必然性规律的认识。
在明确了“不变秩序”和“因果机制”的关系后，我们可对“累积因果”这一特定的、演化经济学反复强调的方法论特点进行界定。
这一原则的本质要求就是：
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终极事实”和“终极原因”不满足，即使我们通过演绎归纳逻辑得出了某种“不变秩序”，达到了“知其然”，也需要进一步找出这种“不变秩序”背后的“因果机制”，无论它是暗含了因果链条，还是还处于未知状态，都需要予以揭示。
也就是说，演化经济学之所以置疑一切（即便是有经验归纳的总结，如经济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捍卫“因果机制”的追求。
在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演化经济学始终强调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重要性，因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显著特点是追究原因，主张不仅仅提出和解释“怎样”的问题，而且还提出和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
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演化经济学像进化生物学一样，始终在提问上致力于历史起源与过程解释。
用累积因果的思维，我们很容易理解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也很容易理解演化经济学的各种选题和主张。
即使发现价格和需求之间存在某种不变秩序，也不能仅以曲线或方程的形式对其进行终结式说明，因为这里仍未交代关乎所以然的“因果机制”；即使我们真的是完全理性的，也只是一个观察后归纳的结果，它仍没有“理性如何导出这样的行为选择”这种“因果机制”。
正因如此，在前一个问题上，演化经济学才切入了大量的偏好漂移、向下因果、制度和习俗分析，以图解释供求发生背后的行为动机；在后一个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切入了大量诸如理性如何演化，它和行为之间有何关系，理性、信念、本能、习俗之间有何关联之类的问题。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演化经济学试图要解决的都是“因果机制”问题。
霍奇逊指出，“虽然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把某些条件看做是给定的，但从演化的观点看，一个理论家必须对假定给予某些正当的理由和解释。
如果这类解释没有被提供，那么作为科学家，我们就应该将其列入未来的研究议程。
”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在“累积因果”中对每一个因果机制都要继续穷尽因果的话，那么现存的因果机制是否就失去了意义?
即便演化经济学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诸如理性和本能如何演化而来及如何触发这样的因果机制，它们本身的因果机制又是什么?
这马上就迫近了哲学上的终极存在问题了。
这似乎意味着，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必定有一个先验论的前提。
作为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智力库，奥地利学派就曾因此而在先验论阶段止步。
米塞斯试图从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这一先验公设出发，以纯粹演绎的方法推演出普适规律。
在米塞斯看来，“科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对万事万物的全面解释。
知识的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得不止步于某些特定的事实，而将这些事实视为终极的且无法超越的。
这些事实只能诉诸于我们的经验，而不能追溯到其他的事实或力量”。
为使这种先验论获得理论的合法性，米塞斯尽可能缩减了他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任务，他明确指出，社会如何改变个人并不是经济学的任务，而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任务。
我们承认，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一无所知的终极，但一无所知并不等于应当一无所知，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累积因果原则就是要求我们不断增加因果机制的解释。
米塞斯的这种先验论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之所以具备一定的合理性是因为的确存在知识边界约束，之所以具有一定缺陷是因为知识边界约束不能成为停止探究规律的理由。
我们不能因其具有合理性基础就放弃了对其缺陷的置疑；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其具有一定缺陷而否定其合理性，甚至彻底否定其理论价值。
在我们无法完全得知进一步的“因果机制”之前，如果现有“已知”能确保事实的确凿性，它仍是有价值的。
正如庞卓恒先生指出的那样，虽然万有引力定律本身还带有一个“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引力常数，但它能作为一个确凿的经验事实肯定下来，只要这个事实的确凿性没有被动摇，以它为前提推演出来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的有效性就是确定无疑的。
在这个意义上，宇宙间存在着引力常数乃是人类现有认识水平所能认识到的一个“终极事实”。
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在理性假设、市场结构、同质主体等诸多问题上鲜明地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其原因正在于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与同质主体既非一个受到经验事实支持、从经验事实中归纳而来的一个“终极事实”，也非一个有理由回避“因果机制”的“确实一无所知”，而是一个在物理学艳羡症下的病症表现。
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得到更多的认可，也就在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心理学和脑科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在质疑了新古典的“终极事实”的同时，也以本身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封堵了新古典经济学“确实一无所知”推诿的退路。
因此，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累积因果首先是将科学研究置于一个无穷尽的发展旅程之中，这也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知识论和认识论，其次是现存的关于因果机制的探究不仅要具备解释力，而且要能经受“确凿性不动摇”的经验事实考验。
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批判实在论问题
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批判实在论。
该理论认为，科学的主要目标不是关注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关注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
理解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批判实在论关键在于把握好两点：
第一，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是分层的，因为这一点，演化经济学才强调分清潜在的、可能的和现实的表现。
第二，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基础也是转换的，因为这一点，能动性与结构成为演化经济学的恒常命题，并衍生出协同演化、关系实在、结构涌现等多种主题。
（一）层级本体论
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实体本身，经验构成了实在本身。
而批判实在论则认为，世界由三层不同的现实组成：
最根本的“经验层”，包括经验和印象；“实际层”，包括事件和事态；“真实层”，包括结构、力、机理、趋势，三层现实之间存在异相或不同步的关系。
有两个例子可用来说明批判实在论的这种分层本体论，一是著名的劳森落叶论。
叶片飘落是观察到的现象，这是经验层；叶片在飘落过程中呈现不同的方向、速度，这取决于风力等干扰因素，也取决于观察视角，这是实际层；而叶片本身受万有引力作用而向下坠落的趋势才是真实层，也是包含了结构、力、机理和趋势的层面。
劳森的落叶论形象地指出了机制本身与经验层之间存在脱节，因为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存在使我们不可能得出只要有A，就有B出现的规律，而只能得出在条件F存在时，只要有A，就有B出现的规律。
斯蒂夫?
弗利特伍德的自行车例子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批判实在论关注的重点排序。
斯蒂夫?
弗利特伍德用的是“力”这个词。
他认为，一个复杂的实体具有一种只能使他成为这种事物而不是另一种事物的本质结构，这种结构使这种实体具有某种只能以某种方式作用的倾向、性能、潜力和能力。
这种力是可以被占有、运行或现实化的。
斯蒂夫?
弗利特伍德指出，具备轮胎、把手、钢架等系列结构后，所组成的自行车已具备一种力，这种力是超现实存在的，在不受到风、酒精、陡坡等干扰的情况下，人可以现实化这种力以达到某种目的，实现某种功能，这是现实化的力，而人在受上述干扰因素下所做的是激发的力，被运行的力。
斯蒂夫?
弗利特伍德指出，批判实在论关注的次序依次是运行的力、被拥有的潜在的力、被现实化的力。
换而言之，我们需要从真实的、受到各种干扰而展现的现实层去发现其蕴含的机制，深层次的机制和机理所最终展现的实际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现实是经验层、实际层和真实层的复合体，它们之间的运动关系和最终表现总是特定的，因而每一种社会现实都具有时空特定性，这就决定了为什么我们必须关注脉络的、时空特定的事件。
这样，在批判实在论中，趋势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真实层的最终表现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从而潜在和现实这一对范畴就成为理论分析中不可分割的连接体。
演化经济学的诸多流派都十分典型地体现出“潜在的”和“现实的”的明确区分，如，凡勃伦对本能及本能行为两种不同概念的使用，正是在强调潜在可能性与现实表现之间的区别。
霍奇逊指出，凡勃伦讨论的“本能”与“本能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人的本能是不能被改变的，但“本能行为”可以，被本能驱使的行为可通过发挥抵消作用的习惯或思考所修正或抑制。
（二）转换本体论
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不仅是分层级的，而且是转换的。
按照批判实在论大师巴斯卡的理解，在能动性和结构中，动因不会在开始就创造或生产出结构，它们更多的是再创造、再生产或转化一系列先在的结构，社会得以继续存在仅仅因为动因在再生产或转换着它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结构。
每个行为都需要现在的社会结构，巴斯卡对此的著名论述是，“人们不能创造社会，因为社会总是先于人们而存在，它是人类活动的必要条件，社会不能不依赖于人类活动而存在，这是实在论的错误，但社会也不是人们生活的产品，这是唯意志论的错误。
”转换的本体论观念引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能动性与结构，这也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古老问题，其中，能动性是指个体行为人独立行动并做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而结构则是指诸如社会阶层、信仰、种族、伦理、习俗等能影响或限制个体独立行动的因素。
能动性与结构的命题同时也可被理解为生物有机体的系统构成，它与演化经济学的协同演化、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命题直接相关，同时也反映出一种关系的实在论。
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就必须要有物质资料生产这一先验命题的话，那么人就不是个体地从事经济活动，他在结构下活动，并通过结构下的活动改变了结构本身，这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向下因果和向上因果命题。
在能动性与结构的向下因果和向上因果中，结构本身会产生渐变复制，但绝不是原版复制，它的本质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却可逐步积累自己的量变从而最终发生质变。
在演化经济学的诸多代表性流派中，能动性与结构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主题就是生产关系（结构）如何在复制渐变过程中得以再维系；奥地利学派强调人的能动性，尤其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对结构的影响；而演化生态经济学强调在能动性与结构的复制、互动、渐变和保持过程中，如何保持能量的维系。
如果世界的本体是分层级的、涉及结构和能动性转换的，那么继之而来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获得对这种本体的认识，也就是认识论的问题。
按照批判实在论的要求，通过分层的和转换的本体论，探究的重点就从经验的和事实的领域及与之对应的被观察到的或被假设的事件的模式，转换到支配这些事件的深层的领域和机制。
调查结果，也就是从一些特殊的人类行为的后果和其导致的事件的形式及其模式，转向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条件。
换言之，一旦确定对象的层级性、转换性，我们对其内在机制的认识就必然超越经验主义，将反复认识、反复试错视为机制探究的必经之路。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演化经济学那种顽强的累积因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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