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 精品.docx

最新《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 精品.docx

《最新《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 精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最新《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 精品.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最新《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精品

《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

　　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

　　其中争论较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

　　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

　　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

　　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

　　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

　　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

　　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

　　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

　　《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

　　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

　　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

　　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

　　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

　　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

　　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

　　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

　　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

　　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

　　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

　　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

　　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

　　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

　　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

　　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

　　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

　　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

　　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

　　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

　　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

　　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

　　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

　　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

　　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

　　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

　　《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

　　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

　　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

　　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

　　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

　　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

　　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

　　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

　　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

　　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

　　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

　　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

　　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

　　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

　　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

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国共产党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

　　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

　　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

　　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

　　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

　　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

　　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

　　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

　　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

　　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

　　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

籽菀濉烦墒橛谠⒆谥林稳辏?

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

　　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

　　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

　　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

　　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

　　这样，它只能指元朝。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

堵脊聿拘唷返募窃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

>4．成书于明初说。

　　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

　　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

　　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

　　《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

　　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

　　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

　　》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

》一?

模衔尉冈瓯镜男∽肿⒉⒎亲髡弑救耸直剩白髯⑹备檬橐蚜鞔暇貌⒌玫酵瞥纭保白髯⒄卟坏皇亲髡弑救耍膊皇亲髡咄贝娜恕！

闭胖竞显凇逗贝笱аПā?

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

　　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

　　；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

　　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

　　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

　　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

　　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

　　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

　　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

　　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

　　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

　　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

　　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

　　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

　　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

　　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

　　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

　　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

　　《〈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

　　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

　　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

　　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

　　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

　　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

　　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

　　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

　　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

　　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

　　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

　　《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

　　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

　　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

　　由此可见

　　，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

　　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

　　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

　　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

　　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

　　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