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兼与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等文商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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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兼与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等文商榷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引起了国内外业内人士的关注，一时成了国内媒体热门话题，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25位院士和40多位专家对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作用、地位、发展趋势和对策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新世纪如何提高和发展我国制造业的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各部委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的制造业蓝皮书；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关于俨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的研究；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制造研究报告》等。
至于相关的论文、短评、名人指点之类的信息则数不胜数，其中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一文（以下简称《定位》）最有份量，引起了不少同仁的关注。
笔者仔细研读了上述诸多文献和资料，总的印象是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发展，即《定位》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指明方向，甚至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矛盾。
因此，我就从《定位》开始商榷。
一、从“世界工厂”谈起 《定位》一文对“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等媒体不实的炒作，对各地出现的开发区热、高科技园热等表现的浮躁和盲目性，特别是对去年“非典”之后出现的投资热，其中制造业在某些领域中的投资高速增长更为突出，下了一副可贵的“镇静剂”。
正如该文所言：
这类情况全国到处可见，是该敲一敲警钟，泼一点冷水的时候了。
但是，该文在学术研讨的逻辑推论上出现了不甚严谨的武断，因而警钟没有完全敲到点子上。
首先，该文认定“只有英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工厂”，并下了严格的定义：
“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的本质规定性是它主要是一个供应者即自己是加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供给别人用。
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略）”这四个条件完全是把100多年前占据世界霸主地位的大英帝国当时的几个世界第一照搬下来。
这种先作“本质规定性”的定义，再进行比较分析，在逻辑上显得很勉强，说服力也不强。
据传这是某部门或某领导指示下，针对国际上出现的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议论，为消除其隐含的“中国威胁论”影响明令不准再提“世界工厂”，因而随之有不少这类反驳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共同点都是先定义后推论，例如胡立君的文章也表现得较为典型，他规定了“世界工厂”的五条标准。
构成这种逻辑过程难以成立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世界工厂’之称毕竟只是一个形象化比喻。
常识告诉我们，在比喻中，被比喻的事物与用来作比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象’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是’的联系。
”“实际上，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没有人能够，并且也没有必要使‘世界工厂’之喻的使用范围保持一成不变”。
我对这一形象化比喻的理解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制造业中的多数行业和所有行业中的大多数加工装配环节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即使在研发环节，也越来越呈现出较明显的比较优势。
因此，我国制造业境内投资的企业许多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增强；同时，在世界产业结构重组和转移规律作用下，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将工厂向中国转移，既面对中国市场，也把中国作为向全世界推销商品的生产基地。
人们发现，标有"MADEINCHINA"的商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多国的超市和商场里，由此有些外国人甚至个别政府部门（如200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白皮书）说中国即将甚至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不管是“包藏祸心”还是有感而发，它都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事实上，笔者所见到的大量相关资料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内人士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只有人说中国在若干年后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之一。
显然这类上述的反驳文章是给外国人看的，并教育国人不要上当，这是我们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
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制造业最权威的研究也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全面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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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其次，“定位”一文还有几处在逻辑上值得商榷的地方：
1.关于“世界工厂”的高标准定位与“打工仔积聚地”之间的关系。
《定位》一开始就指出：
“在今天，世界工厂已经不是值得炫耀的桂冠，而是垂直分工末端最大的打工仔积聚地的代名词。
”这里就和学界的另一极端观点“沦为论”接轨了。
“沦为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不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成为“世界工厂”就是沦为跨国公司的技术附庸，沦为受其盘剥的打工仔积聚地。
对此，“定位”在其后提到政治高度作了更深的推论：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经济的主宰，跨国公司总部积聚地美国成为这种国际资本的政治代表，已经重新举起帝国主义的旗子。
”显然，《定位》既提出“唯一论”（只有英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工厂），又偏好“沦为论”，这两极如何统一？
至于“沦为论”，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从打工仔积聚地通过学习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和本土化，发展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分工和整合的双重趋势转变，这是一个过程，既是事实，又是规律，本文后面还将进一步分析。
2.关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唯一性与多中心、无中心之间的关系。
《定位》同样断言，只有美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但还没有解释清楚这一断言，就跳跃到德、日崛起之后的多中心时代，并给了我们一点希望——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到最后突然把镜头拉到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提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辩证法：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化掉世界工厂的过程，化掉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过程。
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工人阶级也是没有祖国的。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全球制造、世界制造，美国制造、日本制造、中国制造都将消亡。
”一下子“帝国主义的旗子”不见了，世界大同了。
笔者越是反复细读此文，就越是找不到《定位》的逻辑链条。
3.关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
《定位》指出：
“当前的任务不是争当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而是首先要当好自己的工厂，以内需为主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任务。
我们大多数的制造业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主要是用好国内资源。
”“我国首要的发展任务是解决就业问题、满足国内市场。
”“当前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三、七开的，我们应该用70％的制造业在解决转化落后方面当好自己的工厂，用30％的比较先进的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参加国际竞争。
”这几段论述的基点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割裂开来，甚至对立开来；其次是把出口与就业对立起来。
对于前者，经济全球化首先就是化掉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两个市场成为一个市场，按三、七开划分是一厢情愿。
只有鼓励企业在这个统一的市场里去竞争，在竞争中学习竞争的游戏规则和先进的管理与技术，才能真正满足国内市场。
至于就业问题，《定位》提出：
“如果我们把出口退税的钱用于社会保障，而不是用于刺激出口，推倒压在内需上的大山，就业问题和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可以顺利解决。
”这可能也是一厢情愿，甚至适得其反。
众所周知，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符合WTO规则，日、韩、台湾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初期为支持企业出口采取过类似的税收优惠政策。
事实上，出口企业在吸纳劳动力上是有大贡献的，与解决就业问题并不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减税措施都是刺激经济增长，正如林毅夫等的近期研究表明：
“出口的增长除了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
”显然，刺激出口、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才[!
--empirenews.page--][1][2][3][4][5][6][7][8]下一页是正相关的逻辑链。
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确极其重要，但只能通过经济增长、节省政府支出、减少腐败造成的巨大损失等方面去逐步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就可以“顺利解决”。
4.关于“强政府”与不断降低社会成本的关系。
《定位》对政府的定位很高：
“在我国目前强政府的条件下，政府在发展现代制造业基地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在战略目标的确定、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过程中政府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运筹帷幄发挥主导作用。
”但在后面的关键点——不断降低社会成本中“强政府”体现了很大的弱势：
“我国企业成本目前在社会成本方面和发达国家企业比没有任何优势，问题就出自各级政府。
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政府的国际竞争力。
这就要靠政府改革，靠政府的准确的功能定位，没有高效的低成本的政府，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制造业基地。
”后面这段话说得太好了，抓住了我国发展制造业乃至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要害——一个低效、高成本的政府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
但前面那段话却要这个政府在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等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靠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就出现了矛盾。
我不知作者的本意，也没有拜读作者的另一著作《政府功能定位的理论思考》，但我国政府在功能上的错位即热衷于“设租”而直接干预经济、管制企业太多，确实成了我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制造业最权威的研究也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全面规划、设立专项计划、建立发展基金、集中管理、抓紧实施、实现赶超等。
真是想不到，动用如此多的权威、耗费如此高的成本，竟只对政府作出了一个“满意”的回报，而对降低社会成本的一系列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叫“国务院各部委和社会各界”如何重视呢？
笔者将以社会成本（《定位》一文定义为企业的二次成本租、税费、息）为主线，对于降低社会成本的诸多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进行分析，并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这一主题。
二、从认识我国制造业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中，清除观念上的障碍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将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制造业中的某些待业收敛得快一点，某些行业收敛得慢一点。
1.我国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我国制造业按能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1SIC）直接对应或相互兼容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94）共分30个大类行业，若不计军工部门的武器弹药制造业则为29个大类行业、171个中类行业（下同）。
笔者以中类行业为单位逐一进行经验性的粗略评估，有105个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占60％~2上。
进一步只对所有行业的加工装配环节进行估计，则超过85％的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近几年来，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快速扩展和外资进入的高增长印证了这一点。
但多年来对于发挥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之间、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之间的不断研讨和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笔者也想在此谈谈自己粗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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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对于发挥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研讨双方有较对应的观点：
一方是以林毅夫为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方则是对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持不同意见。
归纳起来，林认为“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要素禀赋结构会升级得更快，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
”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
而实施赶超战略，则将抑制市场机制，产生各种制度性扭曲，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并出现寻租、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
对于另一方，并没有直接反对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
他们认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内需大，对这样大的经济规模，应该主要靠政府组织并以自己为中心，因而在具体的措施上必然体现在某些产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重点扶植上。
显然，战略选择是表象，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是本质。
对于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实际上分别属于比较优势和赶超两大战略，本质上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问题。
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笔者在后面还要重点地进行讨论。
在今天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对劳动力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劳动的载体，还包括智力劳动。
实际上任何劳动者都是这二者的结合，都是制造技术的载体。
中国人的手、脑优势是制造业的最大比较优势。
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几乎是无限供给。
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低、管理水平低、社会成本高抵消了大半。
”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低吗？
如果从每年的绝对供给量上考察，一年几百万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几千万高中和中专毕业生，即使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勤劳、守纪律，学习模仿能力强，这种源源不断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素质低吗？
加上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民主化进程滞后，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使社会成本（即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正如秦晖从反面指出的：
“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
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
”张五常先生对廉价劳动力问题说得既直白又深远：
“廉价劳动力浪潮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
直接的影响是：
高工资、高福利的工业化国家将面临危机。
”这就是比较优势，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结构重组和新的分工格局中必将取得应有的位置，并显示其应有的竞争实力。
然而，我们的比较优势却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这一劣势上。
在发挥比较优势辉煌发展时，也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过程。
关键是如何使这二元之间的差异，目前还在扩大的差异，转换到利用差异去缩小差异，成为一个逐步收敛、能长期稳定增长的系统。
对制造业来说就是要从清除干扰系统良性循环的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做起。
到今天，竞争性的制造业从国有经济中逐步退出实现民营化，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营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营化的问题。
2.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流动中，制造业跨国公司整合全球各地的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分工、转移和重组，呈现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分工和整合的双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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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制造业的水平分工是指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
改革开放初期，境外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也是在全球市场上最具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欧、美、日、韩等国和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转移的速度加快，其年均增长率超过20％，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集成电路产业，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期，中国芯片生产未来3-5年将以42％的速度增长。
目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的部分产品如手机、程控交换机、音响、彩电以及不少零部件和元器件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榜首。
这就是制造业以加工组装环节为主体的整合。
制造业的垂直分工是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产业价值创造活动分为三大环节：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生产环节又可分为一般零部件（含原材料，下同）制造和技术密集的核心零部件制造。
跨国公司首先转移的是一般零部件制造和成品组装，总的来说是先转移生产活动环节。
正如台湾经济研究院高长先生在“台湾电子产业两岸分工与全球布局策略”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
台湾电子产业到大陆投资趋势，呈现垂直分工与上一页[1][2][3][4][5][6][7][8]下一页水平分工的现象。
而随着大陆市场开放及产业群聚之发展，台湾厂商生产活动移往大陆情形愈来愈普遍，两岸功能性分工的格局已愈明显，大陆逐渐成制造基地，台湾母公司主要负责研发设计、行销等业务。
这种趋势是市场机制引导的结果，对台湾与大陆经济、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贡献。
这是资本所有者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愿望和行动，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呈现的制造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主要趋势。
但是，还应该看到另外一种趋势，即产业的垂直整合趋势逐渐浮现：
包括松下、GE、LG、英特尔等2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中国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吸引力还将持续上升，它拥有居世界第二的研发人员数量，拥有比日本还多的博士，以及和美国数量接近的大学理工科毕业生，而且在中国只需花1.5万美元的年薪就可以雇用一个能独挡一面的高级工程师。
另外，全球快速技术变迁与技术扩散带来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对市场多变的快速反应要求（中国具有制造业最大的市场潜力），也加速了这种垂直方向上的整合。
上述在两个方向上分工、整合的双重趋势，使得技术转移过程中学习模仿和自主创新逐渐融合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这一点下一节将专门阐述。
3.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通过技术引进，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大力推进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在科技全球化、产业信息化的背景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先从笔者主持的一个案例研究——我国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来论证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制造业技术创新将呈现的新的发展趋势。
（1）家电制造业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主要是通过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为第一阶段；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家电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国外跨国家电公司大举进入我国投资，竞争加剧，这是第二阶段。
对技术创新过程而言，前者主要是模仿、学习和吸收，后者则是转移、渗透、融合和本土化，其实质则是市场竞争推动下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资源转移规律的体现，均遵循了最小化技术创新成本这一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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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技术全球化的趋势下，家电企业之间的技术依存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行为，通过国内外的技术合作、跨国并购、购买等研发国际化的方法获得技术将是家电企业的必然选择。
（3）随着信息技术（1CT）的发展，现代制造业正面临着技术共享的机遇，新的技术创新可以很快被模仿，产品的差异正在消失，技术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
因此，技术引进（外来技术）和技术创新（自主技术）之间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
对于技术密集的装备制造业，以近期调查的中芬合资生产造纸机的维美德西安造纸机械有限公司为例：
合资前，企业产品的最大幅宽为2640mm，车速200M／min，单价2~5百万元；现在已发展到幅宽5000mm，车速1300M／min，单价8千万~1.45亿元，实现了质的飞跃。
由于中方学习并掌握了技术，目前，多数纸厂要购该厂的产品，而不要芬兰维美德公司的产品，因为质量基本一样，但后者的价格要高得多。
即使对于技术最密集的产业民用干线飞机制造业，80年代中期在上海中美合作生产MD90干线飞机，通过顺利试飞，并且很快拿到FAA适航证，具备了小批量生产能力，验证了我国作为干线飞机的制造和总装能力。
由于民用飞机制造业的特殊性，官员们确定的赶超目标达到了，但市场却是无情的，“连美国人都承认‘中国人造的飞机质量好’了”，但“目前，这两架中国造的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飞机，仍停在大场上飞厂试飞站，无人认领……”但是，仅就技术而言这个项目是成功的，证实了中国人的学习、模仿与创新的能力。
综上三个案例可以证实：
无论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制造业（如上所述家电），还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高、精、尖产品，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制造业的技术创新都将呈现上述家电典型案例的基本趋势，也是规律。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将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制造业中的某些行业收敛得快一点，某些行业收敛得慢一点，不可能永远当跨国公司的“技术附庸”。
对发达国家来说，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暂时的。
由于新技术的信息迅速传播，技术差距的时间越来越短，比较优势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
美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格瑞斯在《全球化：
创造性破坏》一文中，从另一面阐明了技术创新的这一趋势。
最近我见到一位生产汽车模具的民营企业家，他说：
“我相信，10~20年之后，我国汽车制造业将像今天的家电制造业一样，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此话不在于结果的准确，而在于对一种趋势的把握。
4.现代制造业将是企业小型化与企业大型化并存，21世纪中小企业将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在网络化基础上的专业化、虚拟化成为21世纪制造业技术与经营管理的一大发展趋势。
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技术和资本均很密集的产业领域的确是跨国大企业的传统领地。
在21世纪，由于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和不易预测性，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市场不断分化瓦解，要求生产柔性化、组织机构和管理动态化；企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而协作和联合将进一步强化，制造业将更加全球化。
在产业信息化的背景下，这些变化必然推动在网络化基础上的专业化、虚拟化，也必然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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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网络化是进一步专业化和虚拟制造的技术基础。
专业化：
由于网络化能降低交易费用，必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因而更具社会化，并在生产上变得柔性化，在企业组织上变得动态化。
虚拟化：
“虚拟”就是将现实物理系统映射为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物理系统。
虚拟制造是以计算机支持的仿真技术为前提，在产品设计阶段，实时地、并行地模拟出产晶从设计开发到制造全过程，能使人感受并认识到未来产品的性能和制造系统的状态，从而可以作出前瞻性的决策与优化实施方案。
虚拟企业是分散网络化生产系统的同义词。
它是“灵捷”制造的基本的动态组织形态，是为了赢得某一市场机遇，围绕某种新产品开发，集成为靠网络联系的阶段性经营实体，也称动态联盟。
这种多变的动态组织结构把很大范围内包括人在内的各种资源集成在一起，实现技术、管理和人的集成，因而能对市场需求快速响应。
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主要是这种利用网络技术打破时空间隔的新型公司之间的竞争。
尽管网络技术是虚拟化的技术基础，但我不主张不顾条件和时机一哄而上地采用网络技术，从局域网到英特网。
根本问题是把握住“虚拟”和“网络”这种思路和哲理，它是虚与实的统一，是分散与集中的统一，也是大与小的统一。
网络不等于网络技术，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王缉慈在《网络环境：
产业组织的创新形式》一文中认为：
“网络是在市场以外以及等级组织以外的新的组织形式。
它比市场稳定，比等级组织灵活。
”该文接着提出基于网络的新产业区概念：
“新产业区是由服务于全国或国际市场的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小企业综合体，是培育竞争优势产业的地方创新环境。
”最后指出了我国企业“上规模”的认识误区。
但至今还没有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反而发展到像大学合并“上规模”这种政府主导的风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清理整顿行政性公司（实际上走了过场）之后，集团化的风潮一直延续至今，用词也不断翻新，如当今流行的“资产重组”、“企业并购”、组建“联合舰队”、“打造航母”等……并说是为了提高竞争实力，以抗衡跨国公司的竞争。
但实上一页[1][2][3][4][5][6][7][8]下一页际上大多数的“重组和并购”并没有实现产权多元化，而是国有单位的合并和兼并，有的就是行政性公司的翻版。
这种集团化风潮经久不息的原因在表面上看来是企业大与小的认识问题，就是所谓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实质上是制度性障碍所形成的“官本位”，因为企业越大掌管国有资产的权力就越大，实际对应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当然“控制权收益”就越多。
正如张维迎的研究《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中的观点：
“公有经济不仅没有能消除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反而使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而一些在私人企业间很容易实现的增强效率的兼并，在国有企业间很难进行；另一方面，一些私人企业间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无效率的兼并在政府的操纵下频频出现。
”笔者指的应该是后一种频频出现的无效率的兼并，因为只有政府具有强大的威力能体现在产业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中，当然更能体现在行动上。
但是，上述观点中关于“一些私人企业很容易实现的增强效率的兼并，在国有企业间很难进行”的论断，其前提国有企业间“增强效率的兼并”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不“从根本上改变公有制的产权制度”，即使兼并障碍消除了，兼并后会增强效率吗？
显然，在失去普遍意义的前提下设定的博弈模型还有多大意义呢？
笔者是想说明十多年来在集团化风潮中的企业兼并主要是国有企业间的“权力重组”，产权障碍的作用必然体现在兼并后的低效上，这方面的案例太多了，不过能看到的案例分析不多。
李平关于《企业集团的形成、组织和绩效——辽宁60户大型国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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