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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浩然的内心冲突看他的隐与仕

从孟浩然的内心冲突看他的“隐”与“仕”

郑华

（汉语言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4级汉文学0401041120093）

摘要: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诗人。

他的诗作不事雕琢、清淡简朴、自然流畅、生活气息浓厚，向来是作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而在文学史上拥有崇高地位。

因为山水田园诗和归隐的密切联系，加上孟浩然并不复杂人生的经历，孟浩然也自然被认为是隐居高人之一，但综观孟浩然的诗作，作者在诗中却时时显现隐中欲仕，求仕欲隐的矛盾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孟浩然的隐居与其他隐士有何不同，他又有怎样的独特经历，使他能创作出如此与众不同的作品。

笔者结合孟浩然的人生历程，从他的诗作中探求结论，认为他的山水诗作品应看成仕途遇阻的抒怀之作，在人生价值理想难以实现之后对遥山远水的一种情感寄托。

关键词：

孟浩然;山水田园诗;归隐;出仕

MengHaoran'sinnercontradic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hisretirementortobeanofficial

ZHENGHua

（No.041120093,Class0401,HWB2004,Faculty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

Abstract:

MengHaoranisfamousTangDynastypoet.Hispoetrydoesnotmatterdecorate,lightsimple,naturalsmooth,thickatmosphereoflife,hasalwaysbeenanidylliclandscapeasarepresentativeinliteraryhistoryhasaloftystatus.BecauseofanidylliclandscapeandtheprivacyclosecontactwithMengHaorannotcomplicatedlifeexperience,MengHaorannaturallybeconsideredoneofseclusionnotable,butthewholeMengHaoran'spoems,theauthorofthepoemisalwaysimplicitintheshowtoShi,beanofficialtothecontradictionimplicitattitude,whythereissuchasituation,MengHaoran'sreclusivehermitandthedifferencebetweentheother,howhehastheuniqueexperiencetoenablehimtocreatesuchdistinctiveworks.TheauthorofMengHaoran'slifehistory,fromhispoeminexploringtheconclusionthathisworkshouldbeseenasLandscapePoetrythrowedbackthecareerofaexpress,lifevaluesandidealsdifficulttoachieveafterthemountainmuchwaterasentimentsustenance.

Keyword:

MengHaoran;Sceneryidyll;Returningtonativeplace;Becominganofficial

郑华（1986.1——）男，汉族，山东五莲人。

前言

山水诗是唐代重要的诗歌类型之一，从事此类作品创作的作家众多，其中王维、孟浩然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性作家。

王孟二人虽一同被认为是隐士，但二人的经历却大相径庭，孟浩然的归隐与王维不同，其作品有其深层次的思想内涵，笔者将通过追寻孟浩然的人生经历，从而探讨他作品中的别样情怀。

诗歌创作中以山川景物为描写对象，从中体现作家思想感情的作品并不鲜见，正是这类作品的发展促进了山水田园诗的产生。

如曹操的《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

”寓志于情，意境开阔，健朗豪爽，初开山水诗先河。

东晋南朝时期山水田园诗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是陶潜和谢灵运。

陶潜代表作《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而，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情景同化，闲适自然，天人合一。

谢灵运也有《登池上楼》这样的山水佳作：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钦”，将情绪完全融于自然的山水之中，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

山水诗发展到此时，已经完成了爆发前的充分酝酿，进入到唐朝，山水诗培养出王维和孟浩然两位集大成者，二人将山水田园诗与其他风格分别开来，使其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成为一种专门的诗歌类型，可以说把山水诗发展到了极致，达到艺术性和思想性完美结合的境界。

一唐山水诗兴盛的原因

在探讨作家作品个人之前，需要解决一个上文已经提及的问题，既然以山川河岳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作品古已有之，为何这一题材类型会在盛唐王维孟浩然这里达到顶峰呢？

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诗人个人性格特点的因素。

首先，是文学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决定的。

也就是文学发展的内因，田园诗在经过晋陶渊明的充分铺垫之后，必然会在之后某个时间达到一个高潮。

通过具体作品就可以看出陶渊明的田园诗对唐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如孟浩然《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轩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青山、绿树、场圃、桑麻，描写的意象，表达的情感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其相像！

两人在某些文学创作精神上的相似决非偶然，而是存在着文体传承的关系。

除此之外，除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之外，外在的社会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最为发达和稳定的时期。

国内生产力充足，内外形势稳定，这是山水田园诗这种“闲适”的文学类型存在的必要条件，从历史上看，在政局动乱、形势不稳的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多是慷慨激昂和悲愤低沉的，如三曹时期的诗歌。

并且随着唐王朝的没落与衰败，在晚唐时期，山水诗再也没有达到盛唐时的高度。

所以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发展壮大的首要原因就是国家的强大与稳固。

再一个就是社会人文原因，即唐人对科举和诗歌的崇尚。

科举是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而在唐时科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考诗歌创作。

并且唐时隐逸之风盛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三章“歌唱自然的诗人”中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人隐逸之风盛行有两个原因：

一是老庄的自然主义思想和外来复交思想的混合，使士大夫往往轻视世务超脱于人事之外，自命超出尘世；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唐社会风气重视隐逸高人，隐逸之士遂成了社会的高贵阶级，聪明的人便不去应难度较高的科第，却去隐居山岭，做个隐士，等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推荐，朝廷征辟，即使没有征召出仕，饮食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颇得尊敬。

确实如此，王昌龄《上李侍郎书》就说得很直白：

“昌龄期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

”[1]（P64）

这样也就难怪唐代有大量文人隐居山林“以希大遇”了。

山间田园风光秀美，民风淳朴，文人墨客身居其中自然有感而发，寄情寄景，创作大量山水田园作品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几条即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就产生了王孟这样的山水田园大家。

孟浩然的诗作以不事雕琢的清淡简朴、自然流畅、生活气息浓厚著称，向来是作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而在文学史上拥有崇高地位。

但在其被称为山水田园诗的作品中，孟浩然隐中欲仕，求仕欲隐的矛盾心态却时时显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这种矛盾心理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下面我们就结合孟浩然一生的经历来探讨他的创作。

二　孟浩然生平与山水诗创作

（一）仕途初次遇挫后的创作

　　孟浩然生于公元六八八年，景龙二年（公元七〇八年）二十岁《题鹿门山》内有“昔门庞德公，采药遂不返”之句，证实作者二十岁左右即有隐居之意，并于景龙五年（公元七一一年）隐于鹿门山，《唐才子传传校正》记载：

“（张子容）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生死之交，诗篇唱答颇多”[2]（P22）两人早年同隐鹿门山，却都有出仕之意，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二人所选择出仕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张子荣开元元年登进入第，《唐才子传》张子容“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

张子容通过科举实现了出仕的目的。

在几乎同一时期，孟浩然也为了出仕的目标在谋求荐举。

开元五年作《岳阳楼》：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此时的孟浩然四十岁（开元十六年）应为孟浩然人生态度的一个分水岭，作《长安平春》诗（又作《长安早春》）：

“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

表达了应举及第的愿望，并且参与了科举考试，不第。

《陪卢明府泛舟回作》：

“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

[3]（P124）同年孟浩然与王维相识，孟浩然求仕交游的活动也频繁起来，先后作《题长安无人壁》《秦中苦雨思归而赠袁左丞贺侍郎》等谋求举荐的作品。

以及《秦中感秋寄远上人》“日夕凉风至，闻蝉但欲悲”这样抒发内心失望的作品。

但不久孟浩然就遇到了此时期交游谋荐活动的首次重大挫折，这一事件使孟浩然入仕的热情遭受重大打击，失望之余孟浩然离开长安，积极求仕的活动也基本停止。

至于这一事件因何人因而起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张说之荐孟浩然见玄宗的说法，也有观点认为是李白荐引，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王维与孟浩然同座，孟浩然向玄宗诵诗遭玄宗斥责，从此终身不仕。

刘文刚《孟浩然年谱》里介绍的情况：

“（王）维私邀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

帝喜曰：

“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

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

“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

因放还。

[3]（P37-P41）此事是否真实尚存争议，刘文刚认为此事纯属好事者的杜撰，但此后孟浩然确实未进行大的求仕谋荐的活动。

由他此时的诗作可以推断，孟浩然肯定在求仕之路上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事件，故使他对求仕彻底失望：

“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孟浩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真正进入了山水田园诗人的行列并最终成为其代表。

但对从小就受到科举制度熏陶的唐代文人来说胸怀大志有抱负想体现人生价值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谓读书忧患始，而在当时实现人生价值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出仕为官。

李白形容人生价值实现时还描绘了一幅场景：

“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

”显示了仕途失意不失志的豪迈盛唐情怀，这种情怀也是与李白同时代的孟浩然坚持进行创作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自然而然孟浩然在自己的山水田园诗中也会体现忧国忧民的情怀。

可以说隐有两种，一种是对社会彻底失望不报任何牵挂而隐，另一种是抱有希望但因为期望和现实有距离而隐，孟浩然无疑属于后者，这就使他的山水田园诗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对社会、对世俗的深切关注。

（二）仕途再次遇挫后的创作

遭弃离开长安之后，对仕途已经心灰意冷的孟浩然并没有像一名决绝的隐士一样隐入深山，而是进行了大量的交游活动，期间的诗作对自己仕途失意也多有涉及，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孟浩然在认识到人生价值很难通过出仕来实现的时候，内心不由生出对世俗黑暗的厌恶，和他对自己怀才不遇遭遇的的不甘。

在诗中，孟浩然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与自身名士地位相同的承认，《上巳洛中寄王九迥》：

“不知王逸少，何处会群贤。

”表达了对王羲之当年兰亭雅集的向往与渴望。

在认为仕途无望离开长安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孟浩然显然对出仕已经心灰意冷，决心要像当年兰亭群贤一样寄情山水，过“斗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的自在生活了。

此时的诗人甚至对生活不时流露出一种近乎消极的态度，《自洛之越》：

“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可见求仕不成对孟浩然心理上的冲击，这种打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孟浩然对生活的放纵，这种放纵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发背且愈，相得欢饮，浩然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南国。

”[3]（P51）一代大师亡于宴饮，着实可悲。

后来渐渐走出求仕不成阴影的孟浩然意志并未消沉，作品中也不时流露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同曹三御史泛海湖归越》：

“白简徒推荐，沧州已拂衣，杳冥云海去，谁不羡鸿飞。

”既然已拂衣而去，不如就超然世外，远离祸患让世人艳羡自己自由的隐士生活吧。

可以说孟浩然这一时期的心态非常微妙，既有怀才不遇，明主难寻的遗憾与不满，又有寄情山水洁身自好生活的渴望，这时诗人的复杂心理也在作品中得以体现，《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作者将旅途中得江、舟、树、月描绘得唯美动人，宛如一幅淡墨的山水旅行图，使人对诗人的交游无限向往，但诗人却“日暮客愁新，”愁从何来，联系作者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怀才不遇的窘况才是孟浩然哀愁的根源。

清沈德潜认为此诗：

“下半写景而客愁自见”[4]（P92）。

自此之后孟浩然进入了自己山水田园诗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过故人庄》这样的山水田园代表作品，“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清新秀丽，描绘田家生活俭朴可爱，表达了诗人在田间闲适欢快的心情。

此时的作品也多表现与好友之间的交游，《宴包二融宅》《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母校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此类交游的诗作下笔洒脱，意境开阔宁静。

但是一点应该指出，此时孟浩然的归隐不同于陶潜的归隐。

陶明远的归隐是他已经看透功名利禄的结果，已全部身心投入到自然山水中，“不为五斗米折腰”，与官场黑暗同流合污。

而孟浩然与之不同，他此时的交游对象多是当地的名士官员。

上文提到的两首作品中涉及的包融，时任怀州司马校书，系开元十四年进士。

可见孟浩然虽然放弃了求仕的主观行动，但他的内心依然时刻关注着上流社会的官宦名士，他并未像陶潜和王维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之中，真正从山水田间吸取诗作的灵感。

此时的孟浩然，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未仕，游历各地的著名诗人而已。

对此，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有很充分的论证。

她认为盛唐名士隐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郊馆别业休沐之隐以及州县官员在任所附近购置“寄庄”之隐，即亦官亦隐，王维就属于这种状态；另一种是在及第之后等候选官，或者是罢官之后待时再选，并且后者对田园诗的产生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十分适用于对孟浩然这一时期诗歌的分析，此时的孟浩然，政治上的主张愈挫，恰恰处于罢官待荐的状态，非常需要隐居于山水明丽、风光优美的地区，进行一定的心理状态调解，对形成新的从政思路和激发新的创作灵感是很有帮助的。

这种调节时期也恰恰是山水田园诗人创作的高产期。

说孟浩然是“暂时未仕”也很快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得到证实，很快，在首次上京未及第之后的第二年，开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诗人再上长安，投入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幕僚，但很快发现“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因守索寞，还掩柴园扉”（《留别王侍御》）。

再次心灰意冷，辞官返乡。

此后孟浩然再无意上京，谋官热情也大大降低。

虽在开元二十五年又入张九龄幕，那已是张九龄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之后的事，张九龄出于对孟浩然长安求仕屡遭挫折的愤懑将孟引入幕中。

但此时的孟浩然对入幕做官已毫无兴致，很快就通过诗作表达出了对幕僚生活的厌倦，《从张丞相游南纪城戏增裴炯迪张参军》云：

“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

岁暮登城望，偏令乡思悬。

公卿有几几，车骑何翩翩。

世禄金张贵，官曹幕府连。

顺时行杀气，飞刀争割鲜。

十里届宾馆，微声匝伎筵。

高标回落日，平楚散芳烟。

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

”“岁暮登城望，偏令乡思悬”已透露出辞官回乡之意，“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

表明和张九龄的相处也并不十分融洽。

可以说这次的幕僚经历在他的内心已难激起任何波澜，徒增一些关于游历的诗作罢了。

（三）放弃出仕之后的创作

就在孟浩然已放弃了心中最后求仕的努力之后，统治者却又向诗人伸来了橄榄枝。

“春，韩朝宗欲荐浩然于朝，约日赴京。

”[3]（P74）此时的孟浩然四十七岁，如果是二十年前甚至十年以前血气方刚满怀抱负，时时感叹“欲度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孟浩然，一定会紧紧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而此时的孟浩然已经心灰意冷，“（韩朝宗）约日引谒，后期孟浩然，叱曰：

‘业矣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

’遂毕夕不赴。

”[3]（P74）如此狂傲率性、不拘礼法，似能看到当年阮籍、嵇康的影子，这时的孟浩然的形象可以说与传统的把它当作一位隐士的看法完全背道而驰，此时孟浩然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活动也表现出对当年七贤自在率真生活的某种向往。

《京还增张淮》：

“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

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

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

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

”“七不堪”是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必不堪者七”的典故，“束带”是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

可以说，此时的孟浩然才因仕途不畅“被迫”归隐，与他三十岁时以“隐”来博取名声和官职的“名山之隐”截然不同，也不同于王维的半隐半仕和陶潜的避世之隐。

孟浩然这时的矛盾心里颇耐人寻味：

诗人既无意于官场求仕而决心隐居幽栖，但在内心深处却不能放弃文人骨子里的入世情怀。

这种状态导致了原本激荡内心的鸿鹄之志被如今对隐逸风流生活的倾慕所掩盖，于是诗人的入世情怀在作品中转化为山水诗本来并不十分常见的皇华、都城等意象，这些独特的意象和不同一般的表达方式给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增加了另一种韵味与色彩。

《与王昌龄宴王十一》：

“归来卧青山，常魂在清都”。

《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福都曹督韩公》：

“皇华一动脉，荆园几谣吟”。

作品里外处处流露出对京都天子门下的隐隐关注，这在其他的山水田园诗人的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可见孟浩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情怀还是时时浮现在心头，可令人失望的现实让年近半百的诗人已无意也无力抗争，只能空发出“义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送王昌龄君之岭南》）的感叹，来追忆自己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

三　孟浩然身上的“隐”“仕”之辨

　　孟浩然卒于开元二十八年，享年五十二岁。

在开元二十七年，孟浩然五十一岁的时候，也许是诗人预感到了什么，作了一首颇有回顾意味的五言古诗，从中可以一窥作者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与留下的遗憾，此诗也是刘文刚著《孟浩然年谱》中可考的孟浩然的最后作品。

《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

“伏枕旧游时，笙笙劳梦思。

平生重交结，迨此令人疑。

冰室无暖气，炎云空赫曦。

隙驹不暂驻，日凉听蝉悲。

壮图哀未立，班白恨吾衰。

夫子自南楚，缅怀嵩汝期。

顾予衡矛下，兼致禀物资。

脱分趋庭礼，殷勤伐木诗。

脱君车前鞅，设我国中葵。

斗酒须寒兴，明朝难重持。

”病榻上的孟浩然，感叹人生天地如白驹过隙，白发衰体已无法实现曾经的壮志鸿图，听蝉声不仅悲从中来，甚至对自己一生的交游逸行也产生了怀疑，此时此景，对诗人来说已无所谓“隐”“仕”，面对死神的召唤，孟浩然并没有支撑太长时间，不久，孟浩然终于南园。

一代诗才就此陨落。

张祜《题孟处士宅》评价孟浩然：

“才高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言简意赅。

孟浩然的一生，是古代文人“才高下位”的典型人物，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个人身上也是如此，孟浩然近乎悲剧的人生经历成为他大量优秀诗作的催化剂，这些遭遇使作者在不得志的情况下隐居山园，进而用一位诗人的本能来描绘田园。

种种因素使孟浩然的作品不同于王维的诗画结合、田园牧歌，也不同于陶潜的隐逸自在、优美闲适。

而是多了一种对世态的深层关注，在对逆境命运的反抗中体现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出现是源于他在交游中所产生的对祖国山水的眷恋。

在这种联系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的层面上，我们已不能把孟浩然看作一位隐逸诗人，“隐”与“仕”在他的内心中矛盾交织，在他的作品中也矛盾交织，这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创作气质，使他在应制唱和的作品中都能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气魄，也使得他在写景时也不忘抒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晚归南山》）的感慨。

这些矛盾在孟浩然身上怪异而又合理的存在着，这样就不能简单的断定孟浩然“隐”与“仕”，而应辩证全面地来解读诗人的作品含义以及其中更为深邃的思想内容。

纵观孟浩然由隐到仕又由仕到隐的曲折人生历程，可以看到诗人在内心理想与现实境遇之间痛苦矛盾的彷徨与挣扎，在这样两面的内心世界中，也不能简单得把孟浩然的山水诗看作隐逸闲适的作品。

而应把握作者一生的经历。

把他的山水诗看成仕途遇阻的抒怀之作，人生价值理想难以实现之后对遥山远水的一种情感寄托。

不只是孟浩然，放眼中国古代文学史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多是“忧愤之作”，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今人陶文鹏在《〈王维孟浩然诗选评〉序》中王孟两位山水田园大家的特点作了通俗明晓的分析，认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多是情与景、物与我的高度契合，二者融为一体；而在孟浩然的山水诗当中恬静优美的田园环境同诗人愤懑不平的心境往往是不和谐的，诗中……多用‘我’字，多直抒胸臆之句，很少有纯乎写景而情在景中之作。

”[3]（Ｐ１）确切地说，孟浩然这样的直接表达内心的作品多在后期，除了通过对不得志古人的追忆来比你自己的现实：

“可叹栖惶子，高歌谁为媒”（《途次》），“贾生曾吊屈，余亦痛斯文”（《晓入南山》），“平生一匕首，感激赠夫君”（《送王宣从军》），其中流露出的对贾谊、荆轲等历史人物的心理认同感是自然而然的，孟浩然内心的价值观与这些失意的古人有所契合，这是孟浩然在欢闹的交游应和诗中显露出了一丝孤寂，在自我的山水诗中有透露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向往。

《孟浩然诗集》中共有约二百七十首诗词作品，其中题目中含有“赠”“和”“送”等字眼的应和交游作品有近百首，约占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凭借孟浩然的山水诗来判定他为隐逸诗人，甚至是隐士的标志性人物，似有不妥。

孟浩然的山水诗的创作贵在他能在唱和应制的作品中坚持自己的风格，自然冲淡而不留于世俗。

注释：

[1]王昌龄．王昌龄集[M]．长沙：

岳麓书社,2000.

[2]辛文房.唐才子传校正[M].江苏: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

[3]刘文刚.孟浩然年谱[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沈德潜.唐诗别裁[M]北京:

中华书局,1964.

[5]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M]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刘文刚.孟浩然年谱[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曹永东.孟浩然诗集笺注[M]天津:

古籍出版社,1990.

[3]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4]胡适.白话文学史[M]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6.

[5]辛文房.唐才子传校正[M].江苏:

古籍出版社,2006.

[6]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M]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4.

[7]周建军.孟浩然诗歌隐逸情怀之文化背景追索[J]中国韵文学刊,2003（02）.

[8]王东明.孟浩然诗之探研[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3）.

[9]辛文房.唐才子传校正[M].江苏:

古籍出版社,2006.

[10]沈德潜.唐诗别裁[M]北京:

中华书局,1964.

谢辞

本文是在韦春喜老师精心指导和大力帮助下完成的。

我最终确立题目也得益于韦老师的帮助。

在最初的准备材料阶段，韦老师指导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使我在论文准备阶段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曾多次向韦老师请教问题，每次韦老师都给我耐心地讲解和指导。

在论文的修改定稿过程中，韦老师一次次给我认真的修改，使我的论文不断更新完善。

在此，我要向韦老师致上我由衷的谢意。

同时，我的论文还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