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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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干部

南下干部

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南下干部”的历史故事绝对震撼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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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南下干部？

　　准确的说就是解放战争未期,北方都已解放,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后,占领了南方各省份,但江南历来是国民党的统治区,所以严重缺乏我党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从军队和北方的解放区挑选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南方以巩固胜利成果,这批人大多在南方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就此留在南方,现在的江浙,两广,云,贵,川等省份如果你到干休所一问所有的老干部都是北方人,山东的尤其多,这批老干部的后代在南方各省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是沂水人,前浙江省温州市长现浙江发改委主任刘奇是武家洼刘官庄人,驻粤部队司令刘粤军是山东荣城人,他们都是祖籍北方但都生长在南方,在他们档案里籍贯都填着山东,现在南方厅局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南下老干部的后代

　　二、南下干部南下历史经过——十万山东南下干部分八批南下

　　在地图上，我们称上为北，下为南，于是就有了北伐，有了北上抗日，有了百万雄师下江南。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性大反攻的战略方针。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百余天，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一百五十四万余人。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国民党军队防线逐渐由华北退至华中，甚至华南，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

　　此时，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

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和地区的解放，而是城市的管理、群众的安抚、秩序的规范甚至经济的发展。

对于一直被战火和硝烟包围的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战场”。

为了在这一全新的战场上同样奏起凯歌，党中央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年轻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

山东解放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1947年至1949年，先后有八个批次，近十万青年干部加入南下大军，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他们是：

　　1947年南下到豫东、皖西、鄂东等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

　　1948年南下到陕南、桐柏、江汉、豫西和湖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支队

　　1949年南下到上海、浙江、苏南和福建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1949年南下赣东北和贵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支队

　　1949年南下到云南、贵州和四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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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南下干部”。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滚滚洪流中，每每有随行干部的身影。

当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回到人民的手中，他们一些人就留了下来，开始重整“家园”。

当年，主要有8批山东干部南下，他们抛家舍业，别妻离子，离开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献了青春献终身”。

　　　　第一批——晋冀鲁豫及山东南下干部支队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举行全国性反攻的战略方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中央局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区（其中冀鲁豫和冀南区所属部分地区在此前和建国后属于山东的行政区划范围）抽调1850名干部，其中区级干部1450人，组成南下干部支队。

一部分干部直接分配在豫北封邱等县，其余的跟随刘邓大军南下。

冀鲁豫为第一干部大队，彭天琦任队长，赵紫阳任政委；冀南也组建了一个干部大队（番号不详）。

8月底，这批干部进入大别山，主要分配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新划定的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在山东解放区抽调干部组成南下大队，共1000多人，先后在渤海惠民整风，后南下到大别山区，分配在豫西、陕南和江汉地区。

　　　　第二批——解放军中原支队

　　　　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分为内外线两个作战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率部为内线兵团，担任山东的作战任务，陈毅、粟裕率部组成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地区，协同刘邓大军，完成开创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

部队南下的同时，华东局抽调了一批干部随同南下，到苏、浙、赣的老苏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这批干部主要从鲁中、胶东地区抽派。

　　　　1947年11月初，从鲁中抽调的第一批干部约1000余人；11月底，第二批从鲁中抽调的干部也为1000余人；12月底，第三批鲁中干部，也就是鲁中区党委党校的全体人员700余人，在无棣待命；1948年2月，第四批从鲁中一地委抽调的公安干部约200人，由张洪林带领到达阳信待命。

这样，从鲁中共抽调了4批共约3000名干部。

　　　　1948年4月，从胶东北海、东海、西海、南海四个地委抽调的干部1000多人也来到惠民一带，当地会聚待命南下的干部已有4000多人。

随后，有关部门又增加从滨海地区抽调了一批干部，使这批干部的总数达到了1万人。

4月下旬，这批山东南下干部先后到达濮阳，随即编入随营学校，进行政治和军事学习，校长为陈毅。

5月20日随营学校抽调1000人随外线部队南下，去苏、皖及豫东工作。

6月1日，南下中原的5400余名干部编为中原支队，金明任支队长兼政委，周季芳任副支队长兼副政委，熊少南任参谋长。

中原支队各大队6月上旬先后从濮阳向豫西进发，7月30日前后到达临汝县一带。

对于他们的到来，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胜过十万大军”。

　　　　第三批——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

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基本上全是山东人），东北1.5万人（大部分为山东移民），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根据部署，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政权。

此次抽调与前两批不同之处在于：

一开始就是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

　　　　1949年3月，这批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

渡江南下后，第一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浙江各地。

浙江当时有11个地区，其中10个地区接管后的第一任地、县级干部都由山东南下干部担任。

第二支队主要分配到上海市直机关及所属各县区。

第三支队大部分去浙江，少部分去上海。

（现在拍摄的电视剧《南下》就是以此为背景）第四支队在苏北地区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基本上都到了苏南地区，其中部分干部又被抽调出来，到了福建和大西南，参加当地的接管和政权建设。

　　　　第四批——解放军二野南下、西进支队

　　　　1949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从全区抽调党政军干部3993人，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外调区党委架子，对外称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由军区司令员任支队司令员，区党委书记任政治委员。

3月下旬，在南下途中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的番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共5580人。

司令员为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参谋长万里，政治部主任申云浦。

　　　　3月31日，从冀鲁豫边区七、九地委抽调南下的620名干部由万里（山东东平人，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长）带领前去接管南京，其余大部分继续随二野五兵团渡江，接管赣东北。

8月下旬，由冀鲁豫到赣东北工作的这个区党委的全体干部随五兵团西进，成立贵州省，接管贵州。

9月10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成立，支队长傅家选，副支队长汪乃贵，政治委员徐运北，副政治委员申云浦。

在这支队伍中，包括原南下支队的全体成员，赣东北地下党的部分同志等，他们从上饶出发，踏上了西进贵州的征程，行程8000余里，到达贵州。

　　　　第五批——解放军冀南南下干部支队

　　　　1948年下半年华北局决定在冀南地区（含现在山东一些地区）抽调年轻同志南下，冀南南下区党委领导班子随即成立，王任重任书记。

1949年3月，冀南区全体南下干部启程南下。

5月下旬，华中局调整了冀南支队南下去向，由原定去江苏、浙江一带改为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

到10月，冀南南下区党委3400多名入湘人员，历时半年多，行程数千公里，胜利完成了南下入湘的使命。

　　　　第六批——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

　　　　1949年，解放军迅速攻克南京、杭州、上海，为使东南各省早日解放，叶飞、韦国清率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向福建推进，同时中央任命张鼎丞为福建省委书记。

为解决干部不足问题，中央批准福建省委的建议，决定在上海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和职工到福建工作，并正式成立了华东随军服务团，由张鼎丞任团长。

南下服务团中的山东干部主要是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大队中抽调出来的，多为来自齐东、高青、寿益三县的南下干部。

他们组成一个干部大队，在胡为新、任曰淼的带领下，5月28日进驻上海，参与接管工作，后负责带领南下服务团第四大队的五个中队继续南下福建。

　　　　此外，华东军区卫生部从华东三野第一重伤医院抽调了50余名山东籍医务人员，组成一支卫生队，由三所所长王旋率领，组成“团部直属卫生队”，也随南下服务团进军福建。

　　　　第七批——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在宁、沪等地招收青年知识分子、青年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西南工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支随军干部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由此成立了4800余人的上海西南服务团，3000余人的南京服务团和1000余人的苏南服务团。

同时从华东局和北方各解放区抽调6000余名老干部编入西南服务团，并成为骨干。

　　　　经过集训整编，包括3000余名山东南下干部在内的1.7万名西南服务团团员，于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诞生的晨曦中，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

由于蜀道艰难，此次行军被邓小平称作“小长征”。

最终，各支队克服了行军中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先后到达各自的接管地区，开始建设新西南的工作。

　　　　第八批——山东公安南下干部

　　　　山东南下干部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山东南下公安干部，主要包括华东警官学校学员和济南市公安局干警两个部分。

1949年4月华东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徐盼秋等分别率领在山东的华东警官学校师生和公安干部接管上海国民党警察、特务机构，组建人民机关。

1400余名山东南下公安干部5月间奔赴上海，李士英、扬帆出任解放后的上海市公安局正副局长。

　　　　另外，济南市委书记张北华也曾带领干部南下接管徐州，济南市公安局督察室正副主任唐劲实、张洪范分别担任徐州市公安局正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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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山东干部南下

　　　　解放战争期间，至少有八个批次的山东干部南下，其中有1947年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桐柏英雄”——晋冀鲁豫及山东南下干部支队；有1948年前去巩固中原解放区且被邓小平高度评价为“相当十万大军”的中原支队；有1949年成建制参与接管江南的由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组成的、名副其实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有包括齐鲁儿女在内、当时隶属于冀鲁豫和冀南解放区的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支队和冀南南下干部支队；也有从济南南下直接接管“半壁江山”——上海警察系统的公安干警和院校学生等。

上述各支队伍总人数近7万，其中从今天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南下的地方干部至少3万余人。

如果将解放战争期间归山东党政机关领导的苏北、豫北、冀鲁边、津南等地外籍南下干部都统计在内，如果将从华东和中原野战军转业充实到地方的山东籍部队干部也统计在内，那就有10万之众。

这还没有包括从地方升级为主力且一直从事部队工作的南下山东军队干部，没有包括原籍是山东但是从周边战略区南下的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如抗战胜利后7万山东子弟兵和6000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其中相当一部分干部又应召南下。

如果将这些都计算在内，广义上的山东籍南下干部将达十几万之多。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和领导关系的调整，这里所说的山东南下干部，既包括了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归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管辖但今天归邻省管辖的地区，如河北南部、江苏北部等地输送的干部，也包括了当时归属友邻战略区但今天属于山东省行政区划的地方，如山东西北部、西南部等地区输送的干部。

　　　　山东干部南下后，各个批次的干部面临的形势和工作任务多有不同，他们抛家舍业、别妻离子，离开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工作岗位，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忘我工作，无论是在动参征粮、土改反霸，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肃特、发展经济等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山东南下干部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这一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密切相联。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山东干部南下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作步骤，它和山东干部北上平津、东北一样，体现了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奉献意识和全局观念，表达了齐鲁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豪情，记载了山东人民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