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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

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

梅新林，俞樟华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

中国学术史源远流长，其研究方法和形式也丰富多样，一有以庄周《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二有以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三有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四有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为发端的笔记体，五有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发端的道录体，六有以黄宗羲《宋元学案》为发端的学案体，七有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的章节体，八有以民国期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为代表的学术编年体。

文章对这八种学术史研究形式的起源、发展、特点、价值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揭示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方式和基本成就。

关键词：

序跋；传记；目录；笔记；道录；学案；章节；编年

中图分类号：

G122;K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5035（2009）01-0001-22

关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源起，一般都远溯至先秦诸子——《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也有学者视《礼记》的《学记》、《儒行》、《檀弓》等为学术史的嚆矢，[1]但前者更具学术史论的内涵与特点。

正是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促成了当时学术繁荣时代的到来与学术批评意识的自觉。

其中,《庄子·天下篇》发其端，《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踵其后，一同揭开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序幕。

先秦以降，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著日趋丰富，体式日趋多样。

以《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以《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以及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朱熹《朱子语类》等为发端的笔记体等学术史之作相继产生。

至朱熹《伊洛渊源录》，又创为道录体（又称“渊源录体”），率先融铸为学术史研究专著体制，并以此推动着中国学术史研究走向成熟。

再至黄宗羲《宋元学案》，另创学案体，代表了传统学术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清末民初，由梁启超、刘师培等引入西学理念与著述体例，章节体成为学术史研究著作之主流，标志着中国学术史及其研究的走向现代并与世界接轨。

此外，民国期间刘汝霖所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学术编年之作，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类型。

对于以上这些学术史成果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相关论著问世，①现以此为基础，重点结合内涵与体式两个方面，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进一步的系统梳理与评述。

一、序跋体学术史研究

序跋包括序与跋两种文体。

就名称而观之，序先出于汉，跋后出于宋；就格式而言，序本置于正文之后，后来前移于正文之前，而以跋列于正文之后。

前文所述《庄子·天下篇》在格式上相当于今天的跋。

但置序于正文之后的通则，虽无序之名，而有序之实。

由此可见，序跋中的“序”是与学术史研究同时起步，并最先用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文体。

《天下篇》在内容上不同于《庄子》其余各篇，乃在其为一篇相对独立的学术史论之作。

而在体例上，则相当于一篇自序。

清人宣颖《南华经解》曰：

“一部大书之后，作此洋洋大篇以为收尾，如《史记》之有《自叙》一般，溯古道之渊源，推末流之散失。

”罗根泽先生的《诸子考》通过考证进而认定《天下篇》为庄子本人之作，并推测“是庄子的自序”。

他们都已体察到了《天下篇》的独特性。

《天下篇》可分总论与分论两大部分。

总论部分主要提出“道术”与“方术”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综论先秦从统一走向分裂、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学术之变（详下文）。

由“道术”而“方术”，既意指先秦学术的两种形态，也意指先秦学术的两个阶段。

分论部分依次评述了由古之“道术”分裂为今之“方术”的相关学派。

从行文格式而言，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种格式是大略概括各派学术宗旨，然后加以褒贬不同的评析，包括1.墨翟、禽滑厘一派；2.宋钘、尹文一派；3.彭蒙、田骈、慎到一派；4.关尹、老聃一派；5.庄周一派：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

生与？

天地并与？

神明往与？

芒乎何之？

忽乎何适？

万物毕罗，莫足以归。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

以上五派的评述格式大体相同。

在学术评价上，于关尹、老聃一派及庄周一派褒而无贬，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肯定；而于墨翟、禽滑厘一派、宋钘、尹文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一派皆有褒有贬。

对墨翟、禽滑厘的非乐、节用、以自苦为极，宋钘、尹文一派“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彭蒙、田骈、慎到一派的“非生人之得，而至死人之理”，皆提出批评。

另一种格式，主要是针对惠施、桓团、公孙龙一派，即所谓“辨者之徒”进行直接的批评，并对他们的错误深表惋惜。

综观以上两类六派，可见作者的评价态度明显分为三种：

一是有褒有贬；二是褒而无贬；三是贬而无褒。

学术史研究的使命、功能与特点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作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庄子·天下篇》已具其雏型。

具体而言，其学术史研究之价值主要表现在：

1．确立由“道术”而“方术”的学术史观。

这是一种由“今”返“古”、厚“古”薄“今”的学术史观，是《天下篇》学术史研究的学理基础。

2．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总括学派要旨。

《天下篇》不仅将当时学坛分为六派，而且对各派学术宗旨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可以视之为初步的学派分类，已具学术史研究的“辨章学术”之意义。

3．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追溯学术渊源。

《天下篇》综论前五家学说时，都在对其学术宗旨作了简要概括后点出“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闻其风而悦之”，通过以“道术”之源而观“方术”之流，揭示各家学说的学术渊源，已初具学术史研究“考镜源流”之意义。

4．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展开学术批判。

一是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由“道术”裂变为“方术”的学术总批判；二是对其他学派的学术批判，包括褒贬并行与贬而不褒两种类型，而对自己一派则褒而不贬。

这种抑人扬己的学术态度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实质上也寓有某种争立学术正统地位的深意。

5．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运用学术史概论体式。

这种体式的优点是通观古今，高屋建瓴，以论带“史”，言简意赅，不足是缺乏详实论证。

以上五个方面一同确立了《庄子·天下篇》在开创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

汉代犹承先秦遗风，仍以序置于正文之后。

比如西汉刘安《淮南子》最后一篇《要略》，重点论述了孔子、墨子、管子、申子、商鞅及纵横家等先秦诸子学说赖以产生的原因与条件，然后追溯诸子学说的起源，辨析各家要说的衍变，无论在内容还是体式上都与《庄子·天下篇》等一脉相承。

除此之外，西汉直接以序为名的著名序文还有佚名《毛诗序》、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战国策序》、扬雄《法言序》、班固《汉书·叙传》、王逸《楚辞章句序》、王充《论衡·自纪》篇等等，仍皆置于正文之后。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谓序文“为体有二：

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前者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论衡·自纪》篇为代表，后者以刘向《战国策序》、王逸《楚辞章句序》、高诱《吕氏春秋序》以及佚名《毛诗序》等为代表。

就学脉渊源而论，后者与先秦《庄子·天下篇》更为接近；而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而言，前者更具创新意义。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详细记叙了作者发愤著书的前因后果与艰难历程，并论述了《史记》的规模、结构、篇目、要旨等，相当于一篇以序写成，重点叙述《史记》之所以作以及如何作的自传，有助于后人对《史记》以及史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

对照宋人王应麟《辞学指南》“序者，序典籍以所以作”之论，则《太史公自序》更契合序文体式。

《太史公自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序中记载了乃父司马谈所作的《论六家要旨》，使后人了解了汉代著名史家的诸子学术史观是一种相对开放的学术史观。

《论六家要旨》首先以《易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作为立论的依据，然后将先秦诸子分归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扼要分析了各家的学术宗旨，追溯各家的学术渊源，评价各家的短长得失，更具凸现以学派为本位的专题研究性质。

从作者所持的扬道抑儒学术立场来看，此文应作于武帝元年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之前，具有同时反映作者主观学术态度与当时主流学术崇尚的双重意义。

由于《太史公自序》载入了《论六家要旨》这样的内容，使它不仅在体式上能融记叙与议论于一体，而且在内容上更具学术史批评之内涵。

古人作序通常置于正文之后，故又有“后序”之称，居于今人所称之“跋”的位置，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

跋，又称跋尾、题跋。

徐师曾《文体明辨》云：

“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

”可见，序文经历了从置于正文之后到冠于正文之前的变化；而跋文，自欧阳修为《集古录》作跋之后，则始终居于正文之后而不变。

但在此前，未名“跋”之跋已经出现。

如“题”者，可分别列于正文前后。

东汉赵歧《孟子题辞》冠于正文之前，实为序文；而自唐代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则列于正文之后，实为跋文。

其余题于正文之后而称“识”、“书”者，也皆为跋文之属。

秦汉以来，历代序跋文体为数繁多，如果再纳入赠序、宴序、寿序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关涉学术史的研究也相当可观，堪称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大宝库。

张林川、周春健编的《中国学术史著作序跋辑录》（崇文时局2006年版）、叶光大等选注的《历代名著序跋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俊旗编著的《历代序跋名篇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傅璇琮主编的《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序跋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王达津主编的《清代经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杨翼骧、孙香兰主编的《清代史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选录了大量富有学术史研究价值的序跋。

至清代，中国学术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的时代，无论是综合的还是分代、分类的学术史研究，序跋都是一种相当普遍使用的重要体式。

比如学者常常引用于学术史研究评价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即出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校雠通义序》，其曰：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这是章学诚对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制建目录之学的高度评价，后来即被广泛移用于学术史研究之中。

再如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谓“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

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这是对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总结，相当精辟。

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蒋方震（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成，请梁启超作序，然而梁氏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

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

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

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

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此长序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于1920年10月著成初稿，先连载于梁、蒋二人共同主编的《改造》杂志，然后又以单行本于1921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序一变为独立著作，题为《清代学术概论》。

饶有趣味的是，在此书付印之前，梁氏又约请蒋方震（百里）为序。

此一学坛佳话，亦可为序跋体学术史研究增光添彩。

[3]1-2

在当今学术界，序跋仍是载录学术史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载体，那些为学术著作而作的序跋尤其如此。

而在名称上则分别有“序”、“总序”、“自序”、“前言”与“跋”、“后记”等不同称谓，但已无“后序”之名。

二、传记体学术史研究

传记可分为史传与杂传（或称散传）两大类。

以史传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始于司马迁《史记》率先创设的《儒林列传》。

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卷首，冠有一篇洋洋洒洒的总序，作者从“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引出“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因史记作《春秋》”，继之历述孔子殁后的儒学演变及其在秦代、西汉的命运，至武帝即位，儒学复兴，“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高堂生。

言《易》自淄川田生。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

主要记载了自先秦儒学演变为汉代经学以及汉代前期道儒主流地位的变化轨迹，凸显了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导控下的儒学之盛，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本人崇儒抑道的学术史观，与乃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崇道抑儒形成鲜明的对比，彼此学术史观的变化正是时代学术主潮变故使然。

《儒林列传》的体例是以被朝廷立为官学的经学大师为主体，以经学大师的学行为主线，重点突出各家经说的传承关系，再配之以功过得失的评价，可以视之为各经学大师的个体学术简史。

合而观之，便是一部传记体的汉代经学简史。

《史记》开创的这一体例为历代正史所继承，并向其他领域拓展。

以后《汉书》、《后汉书》、《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宋史》、《明史》、《新元史》、《清史稿》都有《儒林传》；《旧唐书》、《新唐书》、《元史》都有《儒学传》；《宋史》有《道学传》；《后汉书》、《晋书》、《魏书》、《北齐书》、《北史》、《旧唐书》、《宋史》、《新元史》、《清史稿》都有《文苑传》；《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辽史》都有《文学传》；《周书》、《隋书》、《北史》、《清史稿》都有《艺术传》；《新唐书》、《金史》都有《文艺传》；《后汉书》有《方术传》；《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元史》、《明史》、《新元史》都有《方技传》；《元史》有《释老传》；《清史稿》有《畴人传》。

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概述了儒学、文学、艺术、科技等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思想的演进历史。

杂传，泛指正史以外的人物传记，始兴于西汉，盛于魏晋，尔后衍为与史传相对应的两大传记主脉之一。

《隋书·经籍志》始专列《杂传》一门，其序曰：

“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

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

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

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

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

推其本原，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

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据《隋书·经籍志》所录，各类杂传凡217部，1286卷。

内容甚为广泛，又以重史与重文为主要特色而分为两大类型。

而在体例上，《隋志》仅录由系列传记合成的著作，即学界通常所称的“类传”，却于单篇散传一概未录。

就与学术史关系而言，尤以乡贤传、世家传、名士传、僧侣传等最有价值。

乡贤传始兴于东汉，为著名地方人物传记，即《隋书·经籍志序》所称“郡国之书”，《隋志》所录32部。

世家传始兴于东汉末，为著名家族人物传记，又简称家传，《隋志》所录29部。

名士传或称高士传，始兴于魏晋间，为著名隐士、文人的人物传记，《隋志》著录15部；其中《孔子弟子先儒传》10卷，为孔子弟子列传，与学术史关系更为密切。

僧侣传包括分属于佛教之教的僧人与道士传记，《隋志》所录，前者如释宝唱撰《名僧传》30卷，释慧皎撰《高僧传》14卷，虞孝敬撰《高僧传》6卷，释法进撰《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撰《法师传》10卷，裴子野撰《众僧传》20卷，释僧祐撰《萨婆多部传》5卷，佚名《梁故草堂法师》1卷，释宝唱撰《尼传》2卷，佚名《法显传》2卷，佚名《法显行传》1卷，严灊撰《梁武皇帝大舍》3卷，等等；后者如刘向撰、鬷续、孙绰赞《列仙传赞》3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列仙传赞》2卷，葛洪撰《神仙传》10卷，朱思祖撰《说仙传》1卷，佚名《养性传》2卷，李遵撰《太元真人东乡司命茅君内传》1卷，华存撰《清虚真人王君内传》1卷，等等。

僧侣对于佛教史、道教史与儒学史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其中以僧人传最具特色和创意。

这里拟以列于《隋书·经籍志·杂传》中的《高僧传》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高僧传》为南朝梁释慧皎所作，原为14卷，记述了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南朝梁武帝天鉴十八年452年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立传多达257人，傍出、附思者200余人。

在编纂体例上亦多有创新：

一是按僧人“德业”分为“十科”：

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二是在每科中按僧人所处时代先后及弘法早晚定其次第，为其立传；三是在每一科后附一序论，阐述本科宗教要旨与弘法源流。

《高僧传》力图将僧人传记与佛教史的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堪称是一部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传记体佛教史。

其中的序论部分重在辨析佛教源流与得失，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一般传记体的固有局限，更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继《高僧传》之后，便有类似的著作陆续问世，如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明代如惺的《明高僧传》等。

这些著作都承续了《高僧传》所开创的传统而又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与发展，代表了传记体佛教史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隋唐以降，杂传由先前的重史与重文两种不同倾向逐步向史学化与文学化方向发展。

前者因渐渐与正史列传趋于合流之势，而较之后者更多地承担了学术史研究之职。

其中也有系列类传与单篇散传两大支脉，后者包括行状、碑志、自传等，作者更多，体式更丰富，学术史研究特点也更为突出。

宋代之后更是如此。

兹以宋代理学家有关道统传人排序，北宋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推其兄程颢为道统传人，曰：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

”[4]至南宋，朱熹弟子暨女婿黄干则进而张扬朱熹的地位，他在《朱子行状》中说：

“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5]卷8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说：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之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

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

”[5]卷5两篇传记皆以道统说为主旨而承担学术史研究之职责，颇具代表性，但其因门户意识导致的偏颇之处也至为明显。

在单篇散传日趋丰富与繁荣的同时，系列性的类传著作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其中颇有特色与价值的是专题性类传，可以阮元等《畴人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为代表。

阮元的《畴人传》始作于乾隆六十年，完成于嘉庆四年，凡46卷，337000余字，收有自上古至清乾隆末年的天文、历法、算学家300多人（包括外国41人），分别叙述他们的事迹、论说、著作以及重要贡献。

至道光二十年，罗士琳撰《畴人传续编》6卷，收录下限至道光初年；光绪十二年，诸可宝又撰《畴人传三编》7卷，收至光绪初年；再至光绪二十四年，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12卷。

以上三部续书皆仿原书体例，共收600多人，加上阮著凡900余人，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传记汇编，同时也是一部传记体的中国科学史。

后《清史稿》以此为鉴首次在正史中专设《畴人传》。

支伟成所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曾由著名学者章炳麟校定，于1925年由上海泰发书局出版。

作者先是撰成《安徽朴学大师列传》，然后由区域扩展至一代，收录自清初顾炎武至清末民初王先谦等朴学370多人，以时代先后为序，然后依一定的学科、流派分门别类，每一门类前均有作者撰写的叙目，“略疏学派之原委得失”，传中除介绍生平事迹外，更着重于“各人授受源流，擅长何学，以及治学方法”，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学术的历史继承性，可以视为一部传记体清代朴学史。

在分别论述史传与杂传之后，还应该提及引自西方、兴起于近代的评传。

所谓“评传”，往往是作者在广泛收集和深入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传主进行系统学术研究以后写成的传记著作。

因此，“评传”在传记所固有的文学性和历史性两种性能之外，还必须强调其学术性的特征。

这一类著作严格说来应当拥有大量的注解和参考文献目录，以说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和评传作者学术用功的深广度，并应当编制科学的“索引”，以揭示著作中所出现的名词术语和人物主题。

[6]因而，评传也称之为学术传记。

评传之体从西方引入本土，是由梁启超率先完成的。

1901年，梁启超作《李鸿章》，分为12章，约14万字，以分章加上标题的形式依次叙述李鸿章的一生事迹，为第一部章节体传记之作。

此后，梁启超先后撰写了《管子传》、《王荆公传》、《戴东原先生传》和《南海康先生传》等，皆为以评传体式所著的学术传记。

梁启超的努力，为中国传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与西方现代传记接轨开辟了道路。

在梁氏之后，评传一体广为流行，日益兴盛。

1921年10月，现代作家章衣萍所著《清代诗人黄仲则评传》发表于《学林杂志》第一卷第2期，是第一篇正式以“评传”命名的传记作品。

直至今天，评传作为学术传记的主流形式仍与重在艺术性的文学传记并驾齐驱。

诸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先秦诸子文库传记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学术自传丛书》（巴蜀书社）、《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等等，都是冠以“评传”之名的学术传记丛书，而且越是专业性的评传，其所蕴含的专科学术史含量就越高。

三、目录体学术史研究

所谓“目录”，是篇目与叙录的合称。

目录既是记载图书的工具，即唐代魏征《隋书·经籍志》所谓“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同时又具有学术史研究的功能。

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总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既是对目录体本身，也是对所有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最高要求。

余嘉锡先生根据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序》的精辟总结进一步发挥道：

班固曰：

“刘向司籍，辨章旧闻。

”又曰：

“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后之论目录者大抵推本此意。

章学诚又推之以二语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综其体例，大要有三：

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

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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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编纂目录开始，即已确立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与功能。

因而目录之为学，且以目录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当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而目录之体所独具的学术史研究价值，亦非一般文献载体可比。

就学术史研究要素而言，一在于学者，一在于著述。

史传重在记载前者，而目录则重在记载后者，两者相辅相成，即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主干。

余嘉锡称“目录者，学术之史也”，诚如斯言！

关于目录的分类，学术界多有分歧，但多以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私家目录为主体，同时还包括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等。

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本属于官修目录，是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领衔整理的校勘国家图书的重要成果。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于所校群书“条其篇目，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