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经济与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 发言萃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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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经济与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发言萃要
“创新型经济与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发言萃要
时间：
2009年10月24日
地点：
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服务意识，敬业精神
王玉平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
北京自然辩证法从换届以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在这里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秘书处，对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两年做的工作表示祝贺，对这种敬业的精神表示敬意。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几年来，应该说从经费、活动规模、活动范围、活动内容、研究的深度，在朱训理事长“为国服务”的指导下，有所进展，包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专刊等一系列活动。
另外，每年开一个规模比较大、在学界影响较大的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包括各界代表和研究生代表，在座的好多研究生已经参加过。
我们每年一届的研究生论坛，请各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发表优秀论文，参加比赛，来促进自然辩证法研究，促进自然辩证法团队的发展。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尽量做好这方面的服务工作。
就研究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我觉得倡导学术研究“为国服务”，为此，研究会的秘书处就必须有为广大理事和会员服务的意识，这种服务意识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敬业精神。
愿意以“服务意识，敬业精神”和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勉。
预祝今天的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是创新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义副理事长）
今天很高兴参加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新一届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王鸿生教授的主持下很活跃，也做了很多工作，学术活动很有起色。
今天会议的主题选得非常好。
中国当下已进入新的阶段，30多年的发展，使我们国家从过去感觉非常穷变成现在所谓“不差钱”，当然也不是非常富，但变化的确非常大。
那么下一段怎么走法，我觉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30年前如果不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我想不太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有一种新的更开放的思想，我觉得在未来的30年，再回过头来看，大家也就会觉得遗憾。
我想，我们应当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国家的发展，在未来实现党和国家制定的规划，到2050年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经济总量可以世界第一，在世界的各个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中国梦”。
我们现在有中国梦，外国人都是说，现在到哪里去是最能够挣钱的呢？
最有发展可能的呢？
到中国去！
这次金融危机，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具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像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他们都是比较拮据的，但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讲要好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相比状况要差些。
所以说中国梦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提出来了。
但我觉得外国人的中国梦，还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梦。
尽管一些人以此为自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是要实事求是。
外国人的所谓中国梦，只是说在中国有机会，到中国来他可以挣钱，可以有发展，但是他并不把中国作为一个理想的所在地。
我觉得这跟以前有些人说的美国梦不同，所谓美国梦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原来欧洲的人，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到美国去。
他们觉得美国是生存最好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发展，最好是能成为那里的一分子。
我觉得这样一个美国梦，我们可以很好地去对比和反思一下，把今天的“中国梦”也朝这个方向转一下，也就是让未来的中国成为培养、吸引创新人才的地方。
我个人没什么美国情结，但对美国一些东西有些思考。
比如美国现在每年有50多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
美国理工科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外籍。
而在外国人取得的博士学位中，有五分之一强是中国人。
但中国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80%以上是留在美国了。
他们是希望留在美国，争取留在美国，最后也留在了美国，这就是这些人的美国梦。
我觉得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国最好的学校，国家花最大力气支持的大学是北大和清华，过去20年的统计，北大、清华最好的理工科学生，80%去了美国，而去美国学习的80%都留在了美国。
中国的确是有了很大发展，我们有了一种变化。
但我觉得还应有一个更彻底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未来30年应比过去30年更加有声有色。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是要创新。
我们现在创新讲得最多，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最高领导到小学生都讲创新，但实际上我们的创新相对还是不足的，甚至是非常不足的。
比如，要创新肯定要解放思想，要开放。
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开放，才能创新，才能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涉及创新型经济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经济是发展的主战场，关键是人才，还要是创新型人才。
这是人才观的转变。
过去我们说中国大学生少，美国约30%的适龄人可以上大学，我们过去这个数字只有4到5%，现在已经有超过20%的适龄者可以上大学了。
但这个数量虽然上去了，其他方面未必也跟上了。
我们现在每年招五、六百万大学生，这么多，状况怎么样呢？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还是参差不齐，其中还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开放、解放思想，营造创新人才出现的教育环境。
如果没有好的教育发展环境，如果人才都急功近利、蝇营狗苟，怎么可能承担国家下一阶段在新平台上发展的任务呢？
总之，如果不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创新型人才，我想，我们不管用什么口号，不管有什么样的愿景，经济也不可能从比较低端、中端向更高端发展，也无法成为创新型的国家，无法实现我们的那个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在于中国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
目前，已有很多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愿意到中国长期居留，同时希望能加入中国国籍。
但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比较少，尤其是外国优秀的高端人才入籍中国的还比较少。
让外国优秀的高端人才入籍，这个政策美国早就有，欧洲一些国家也这么做。
日本过去比较封闭，现在也在这么做。
人才战略，一定要培养自己的高端人才，要吸引我们出去的人才回归，同时应该开放接受外国的高端人才。
美国居然能够把36%的博士学位授给外国人，他能这么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我们说美国的科技创新靠世界其他国家人才资源的支持，其中包括中国输出的人才。
目前的情况是人家做得到，我们还无法做得到。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不就成了世界大国了？
所以，有的人在讲，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得诺贝尔奖，有8个拿诺贝尔奖的华裔全都是美国籍了。
中国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未来若干年会有很多中国人拿诺贝尔奖。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想中国的确就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国家，甚至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我想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为这一天到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北京---建设创新型都市的构想
林坚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编审，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新北京”也是一个梦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我提出几个要点：
设立京津都，建立国家行政中心，开放中南海，建设京津铁路枢纽。
第一个，设立“京津都”。
这个概念从历史上就有，清朝就有京津概念。
“都”是大都会、大都市，涉及国家区域最高范畴，首都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北京天津联系在一起，设立京津都，包含北京、天津、三河、大厂、香河、秦皇岛、廊坊。
早有人提过，穆学明提案将北京和天津合并；吴良镛主持“大北京规划”，涉及京津冀；农工民主党也提出过，大北京地区考虑“流域经济”，包括上游张家口，直到下游塘沽等地。
“京津都”可以包含天津和北京，还有三河、大厂、香河这些地区。
有必要把这个地区整合起来，设立京津都，因为现在北京、天津相距130公里，可以形成北京天津优势互补，形成“一都双城”格局，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充分发挥首都战略作用，对中国格局将有重要的影响。
而且如果把秦皇岛放进京津都，加上天津新港，就有两个出海口，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第二个设想，建立新的中央国家行政中心。
为提高决策和行政运行效率，建议设立中央国家中心办公区，选址考虑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燕郊、三河、大厂、香河一带，这里处于中间地带，原来属于河北省，改成中央办公区，重新规划，解决首都地区面临的问题，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提出几个设想，一个党的机构调整，现在有的机构设置比较多，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一个是党内事务部，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而现在的中央宣传部实际上在管理文化事物，这方面的职能可以转给文化部；政法委员会职能可以归到这里。
二是外联合作部，包括目前统一战线部、对外联络部的职能。
协调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应该自己筹经费；包括处理与国外政党的关系。
三是纪律监察部，承担纪律检察委员会的职能，这就是我们说治党要严，加强队伍建设。
关于政府机构设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人力建设总体部署设置政府机构。
政治方面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司法部。
经济建设包括财政税务部、商务管理部、交通运输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农林牧渔业部、建设部、金融监管部等。
文化建设方面，包括研究开发与教育部，可以把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知识产权，教育整合在一起；文化部包括现有的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等。
生态建设包括环境资源与能源部，包含环境保护、国土资源、能源、水利、海洋、地震、气象、旅游等部门。
人力建设包括人力资源部，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
这样就是真正实行大部制，可以把发展改革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发展总体规划和协调执行。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可以分别划归国家规划委员会和商务部管理。
这样，国务院共设置21个部委机构，可以把27个部委、13个直属机构都包含在内。
为此要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在新址燕郊、三河、大厂、香河一带，建立国家行政中心，配套功能，明确职责。
当然不必把所有的中央机关放在一起，这个需要具体的考虑。
第三个设想，开放中南海。
历史上中南海是皇家园林，属于文化遗产，把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改造为人民的公园，和北海公园连在一起，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树立北京新形象。
第四个设想，建设京津铁路枢纽。
在新的国家行政机关中心区所在的大厂、香河一带建设新的铁路线，以东经117度为轴线，分为上行、下行两条线，上行京津到满洲里，下行线京津到汕头。
这两条铁路线可以经过几个省市，全程经过北京、河北、内蒙古；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市，大站可设：
满洲里、沧州、济南、曲阜、徐州、蚌埠、合肥、安庆、景德镇、鹰潭、龙岩、汕头，等等。
这样可以缓解交通的压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实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实践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
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应该确认主人翁的意识，敢想敢说敢干。
也许是梦想吧！
关于北京发展创新型经济的三点思考
李建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
近年来，北京关于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和创新型乡镇的建设提的比较多，而且在国家层面上，提到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性乡镇，创新型企业，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很高，反映出决策者、研究者，各界对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增长方式和社会治理机制的探索和渴望。
创新，作为一种基于知识资源进行财富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行为和活动，实际上应成为整个社会化解各种危机、应对各种挑战的基本策略。
北京市近年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相当高，奥运经济形成拉动效应，使许多决策者、企业家和社会公众开始看到北京发展创新经济的优势和巨大潜力。
但开展创新经济，有效推进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对创新经济核心资源和运行机制做一些探讨。
首先应该强调，创新型经济是一种“知本经济”，也是所谓知识的资本化。
企业非常重视资本，国家非常重视知识，也强调人力资本，这都是前提条件。
当代社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深入发展，财富创造机制发生了变化。
相对讲，就是过去的资本和生产场地等，实际上成为财富创造的基础性资源，主导性资源和核心资源则是知识、技术、核心创意。
在创新经济时代，技术、知识、创意等构成了无形资产。
知识资本，智力资本，成了财富创造的核心要素。
一些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像微软，都善于将各种知识、智力资产转化为经济优势。
一些有这方面优势的城市和国家，可能在创新经济中居于价值链的高端，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和持续发展的优势。
第二，创新型经济的实际上是创意经济。
关于创意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各个国家也都非常重视。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发展也都证实，比如日本，现在最挣钱的出口商品实际上不是汽车和电器，而是通俗文化产品，像流行歌曲、偶像电视剧等等东西。
还有许多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制造业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自己着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所以，有的研究者讲，随着互联网全球化带来很多创意。
实际上，创新包括实施正确的创意，并以创记录的速度将它们推向市场。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创意经济发展的非常火，商业的创意化也是非常突出的。
有些企业招聘员工，过去可能非常重视工商管理硕士，现在非常重视艺术类硕士，因为许多部门要跟客户打交道，或者要设计一些产品等等，有艺术修养的专家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优势。
第三，创新型经济实际上也是创业经济。
在这个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创意和价值设计成为经济增长亮点。
而且个人通过创意来设立企业或者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机会也增多了。
所以，许多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尝试通过创新、选择创业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这类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自主创新，实际上成了一种社会常态，政府政策在这方面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
最后，我提出北京发展创新经济的三点建议：
第一个就是：
创新经济是一个知本经济，是知识资本化，政府在一些制度规范上，要有利于知识的资本化，这方面可做一些制度方面的创新，比如加强知识资产的价值评估，建立各种各样的服务机制，包括改善知识管理。
第二个是发展创意经济方面，要求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要强调艺术教育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
还要加强学生的技术经营理念和创意创新培训。
比如，北京现有创意资源很多，可对大学生开放创业孵化园，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创业资源和服务，可能培育其创新创业意识。
另外，可为大学生创业发展启动小额贷款，促进大学生创业。
最后一点，北京要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尽可能让北京成为创业家的栖息地，在政策上应该真正落实到位，使北京变成一个创新经济的基地，中国最有活力的创新型城市。
网络技术的一个关键创新
刘二中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今天，互联网在我们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为巨大。
我主要讲两个例子，一个是网络技术为什么它的传输能力这么大？
其实它的基础有一个重要的硬件，就是光导纤维，现在我们网络为什么传输这么便宜，国外打电话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是沙子做的传输，比过去用电缆便宜上万倍，这个技术突破怎么来，我们一个华人叫高锟，上海人，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1998年出版的《技术发展史》（2006年再版）谈到通讯这一段，用了比较显著的篇幅介绍高锟的东西。
我每次讲华人里面对世界有重大影响就是高锟，结果没想到，我8月份讲课，他今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发明光纤，其实这个光纤在19世纪末，1870年，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就想到了，想到了但是没做出光纤。
能不能传信号，比较麻烦。
你弄一壶水，在壶里面安一个小灯泡，弄了一个小光源，往地上倒，发现水柱落到地上的光非常亮，说明光可以约束。
1930年，另一个德国学者做了石英纤维，发现能传导光，但这个应用很困难。
到1951年，一个英国科学家利用纤维素做内窥镜，这个我们知道。
后来发展到用化学纤维、有机玻璃做纤维镜，为什么用它传信号有困难？
结果发现，玻璃无论如何纯，光信号一般传递到几米就半衰了（信号衰减一半），做不好几十厘米就半衰。
普通玻璃几厘米就半衰。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无数工匠提高光纤质量解决不了，怎么让高锟一下解决了？
高锟是上海人，解放前夕到香港，他特别喜欢物理，香港没有理科大学，他跑到英国去学，他特别喜欢，所以理论物理学的非常透。
爱因斯坦已经解释光是受激辐射和吸收光，这个原理高锟很清楚了。
他一毕业，到通讯研究所，给他一个任务，研究什么方法能够特别用很高的通信量来传输信息。
因为从通讯电缆传输的信息，波很有限，他最后想到光纤，光纤几米数据就完了，怎么办？
他进行了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并1969年发表了文章，认为可以使光纤传递信号的能力有极大增长。
于是他到处去推广，后来美国康宁公司搞玻璃，也搞光纤，就接受他的思想，然后做实验，70年，71年做实验觉得有点戏，76年在亚特兰大做光纤，发现光纤传递非常好，发现可以非常好地传递几百公里，当然还有其他技术的辅助。
被传递的信号有半导体激光信号，还有很多激光信号，都在一根光纤传递。
这样就解决了传递信号的容量问题。
正是因为光导纤维的发明，我们今天进行手机或者互联网通信，密度再提高几百倍也没有问题。
所以，光导纤维技术导致了互联网革命。
如果没有这个技术，我们今天互联网上信息传递，收费比现在要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科研管理要“尊重自然”
任振球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研究的涉及科研体制问题。
我这几年和科技部打交道比较多。
现在科学管理体制是最落后的，比经济还要落后。
咱们讨论过真理的标准跟实践的关系，在这里似乎没有了，不要了。
比如,这方面国外有一套，但在中国是不是都可行?
符合中国自己的情况？
或者说,是否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不要实践检验?
我的体会，只有实践检验才能鉴别真理。
胡锦涛在汶川地震一周年讲话非常重要，他在2008年讲抗震救灾，以人为本，尊重科学。
到今年一周年，他讲尊重自然。
这么一改非常好。
这个自然界是第一性、客观的。
人们的科学理论认识，包括政治方针，好不好，对不对，都要经过实践来检验，所以尊重自然很重要。
因为自然才是最根本的，人们的理论、科学都是第二位的。
所以，在科学管理体制上，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把自然放第一，要记住老子讲的“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非常好，提出尊重自然，和尊重科学不矛盾，但是尊重自然更深刻，意义更大。
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
徐治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教育普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创新，关键在社会政策层面。
我们国家实行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实行十多年，虽然当初（80年代）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都没通过，因为传统有影响，现在已获得整个社会的共识，学理和法理层面也一直在深入。
知识产权制度与科技创新有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科学技术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形成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
比如，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是科技发展促成的。
众所周知，最早的知识产权制度是1623年英国的专利法，垄断是它的核心，知识产权制度支持获取暴利。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有大量的科学原理被发现和应用，带来很多功利性的经济利益，所以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
科技发展造就知识产权制度体系。
就是在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发达的国家，知识产权体系的完善也是几起几落，一个阶段发展，一个阶段限制，一个阶段又发展。
发达国家根据当时经济历史条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增加了，对知识产权的主体扩大了。
比如现在，随着科技发展，科技开发研究的人数增加了，很多的科技内容都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保护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原来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制造权，使用权，销售权，现在增加了很多知识产品的链接，进行捆绑，保护区域在扩大。
还有很多公共知识产品也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包括基础科学发现。
所以，现在的大科学活动功利性增强，对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产生需求动力。
这是科技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正面促进作用。
第二，知识产权制度也对科技知识的传播起到限制和阻碍的作用。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有私权和公权的关系，要求限制知识的传播。
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从科技伦理的角度，对一些知识进行产权制度规范。
这也制约了知识的传播。
还有些知识的传播，要受到法律、社会惯例、风俗规则的制约。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对科技发展起了法律确认的作用。
它对科技发展也有资源配置、激励、规范引导的作用。
从“学理”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可以看到，它在三个维度上规范科技的发展。
比如，专利讲长度、宽度、高度。
长度是专利保护期；宽度是技术模仿限度，技术水平的高低；还有高度，是创新的程度。
在当代中国，应选择怎样一个科技政策和法律制度呢？
从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来看，我认为，总体来讲，目前整体上还是要适当地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为什么说适度加强？
因为我们面临的国际态势如此。
发达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早就有计划、有目的实施一种专利保护战略。
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跨国公司就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你没有意识。
比如摩托罗拉公司，先是以子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而不是以摩托罗拉的名义。
到90年代初，就把子公司专利权人统一变更到总公司名下。
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包括90年代DVD打的官司，跨国公司都是采用这样的策略，是等你做大后再找你算账。
就我国的大企业而言，也有不少专利成果和研究成果，应加强知识产权的意识，要想到世界分工，想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许多知识产权还可到美国抢滩，在那里实施自己的专利。
“低碳经济”观念的形成和影响
蔡永海
（北京化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我主要讲低碳经济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的情况，再结合国内情况，谈谈北京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就国际层面看，低碳经济，这个词汇最早见到的政府文件是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这个词定义目前尚未统一，而且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它的内容。
但主流的观点谈低碳经济，实质就是指尽可能最小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体。
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其实缘于一个结论，就是全球温室效应产生的原因，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此，解决对策，想在全球范围倡导低碳经济，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手段。
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就达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公约，就是全球气侯框架。
这个框架之后，进入实质性的进展是《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2005年进入实质性生效，它实际上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开端。
《京都议定书》只规范2018年到2020年减排的机制，包括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减排。
从经济上讲低碳经济，最早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杜拉斯·斯特恩，他写过报告，他说用全球1%的投入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话，未来每年GDP的5%和2%的损失就可以避免。
因此他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到2007年的时候，有后《京都议定书》的新安排，这得益于联合国气候大会，是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试图对温室气体减排做出新的计划和安排，这号称为“巴厘岛路线图”，要求未来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5%到40%的程度。
因此，这导致2008年世界环境主题就称之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因此我们说，达成了全球共识。
在全球共识的基础上，有人甚至把“低碳经济”说成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升为革命性质，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相对前三次工业革命，称之为新能源革命。
从它的经济运行机制看，就是实行低碳交易。
低碳交易就是用市场化手法发展低碳经济。
低碳，包括低炭能源，低炭技术，低炭产业体系，低炭产业。
这要发展清洁能源，像风能、电能，以便替代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低炭技术包括清洁技术和二氧化碳捕捉，储存技术等。
低炭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循环经济、资源回收、节能材料。
所以，低炭经济起点就是要统计炭源，还有炭分配配额的问题。
目前来讲全球范围，有资源减排，也有CDM机制。
对发展中国家，就是CDM机制。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符合CDM机制。
CDM机制要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但目前，还是发达国家引导了低炭经济的主流。
所以，一些规则受控于发达国家。
那么，北京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发展，就有城市发展主打低炭牌这样一个整体思路，或者进入一个低碳的时代。
我们国家从政府角度，正好也有十二五规划。
其实，主打低炭牌、北京后奥运、新北京建设、科技北京、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等发展思路都是一个方向。
北京目前讲节能减排，或者发展低炭经济，具体可以在垃圾填埋、房地产、城市照明领域内大力研发。
其次，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炭产业。
还要提倡低炭消费，提倡社会环境建设，最后把低炭北京建设与低炭中国建设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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