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过去与现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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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过去与现在
汤显祖:
过去与现在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曲学会、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浙江省文化厅、遂昌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06中国•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及汤显祖文化节”在浙江遂昌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120多名汤学专家学者,齐聚遂昌,对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研讨。
汤显祖是明代著名的大戏曲家。
《牡丹亭》千古流芳,在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一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今天,又重新焕发出新的青春。
遂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是汤显祖任知县的地方,他在这里实施仁政,兴办教育,构思创作出传世巨著《牡丹亭》。
“走近遂昌,走近汤显祖”
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戏曲研究近几年非常活跃,就拿2006来讲,整个戏曲界各种各样的全国性的或者是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非常多,而其中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三地多所高校演出,而且两度进入北大校园;4月,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也专门召开过一次青春版《牡丹亭》文化现象研讨会。
9月,分别在江西和浙江遂昌,先后举办了两个汤显祖国际研讨会。
在戏曲研讨频繁的2006年,仍有这么多学者,包括海内外学者来参加,确实显出了汤显祖的伟大和《牡丹亭》的魅力,这是400年前的汤显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而对汤显祖的关注,在我看来基于两点:
一是他作品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和完美;二是它舞台上不朽的演出。
《牡丹亭》不仅是历史名典,也是现实的艺术,所以才吸引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研讨。
在当今的戏曲研究中,没有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像汤显祖的《牡丹亭》这样,被人们所钟情,所执著不舍。
汤显祖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将来,这正是我们道不尽的原由。
让更多的人认识汤显祖
刘厚生(著名戏曲理论家,中国戏曲学会顾问):
我觉得遂昌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气派,能这样来重视汤显祖,这种精神状态在我们全国两千多个县里面是不多的。
遂昌的党政领导同志这样重视和宣扬汤显祖在这里的业绩,首先受益的是遂昌的广大人民群众。
让遂昌的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更深地了解汤显祖,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使整个遂昌、遂昌这一带乃至整个浙江,更多的人认识到汤显祖的地位、作用和他伟大的意义。
如果能够有人到这里来,跟随便一个老百姓一谈汤显祖,遂昌的老百姓就能把汤显祖说得头头是道,这是很了不起的。
汤显祖的研究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地理解。
大家都说汤显祖是个浪漫主义文人,但从《邯郸记》看出来他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的,而且完全是个批判现实的文人。
《牡丹亭》是歌颂爱情、歌颂美,而《邯郸记》是揭露丑,是鞭挞现实的,这两个戏很多地方是可以相互对照的,完全可以看出汤显祖不仅仅是一个方面的人,他的面很广,所以深入全面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样才能使我们汤显祖的研究更深入一步。
遂昌有资格成为
汤显祖研究的重镇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汤显祖研究分会会长):
遂昌虽然不是汤显祖的故乡,但是在遂昌成立中国汤显祖研究会也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我们知道汤显祖一生从政一共有15个年头,其中有五个年头是在遂昌度过的。
遂昌的五年,占据了汤显祖政治生涯的三分之一。
汤显祖为了实现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理想,制定了许多惠政爱民的举措,也正是在遂昌实施的。
汤显祖的几部传奇杰作,可能在遂昌期间就已经进入了酝酿或者是写作的过程。
汤显祖在遂昌最后告别了官场,给遂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佳话和遗迹。
在遂昌山城,县令汤公,口碑载道,遂昌人民对汤显祖的深厚感情令人感动。
20世纪80年代开始,遂昌兴起了汤显祖研究热潮。
不少具有遂昌特色的研究成果问世,遂昌还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汤显祖纪念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遂昌有资格成为汤显祖研究的重镇之一。
汤显祖与罗汝芳
戴琏璋(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
汤显祖深受老师罗汝芳心性之学的影响。
作为泰州学派传人,罗汝芳关于儒家天道性命的义理都是通过《周易》来阐述的;他宣扬的是天机人事不二的道理,教人体现纯然至善的天机,体现天机人事不二的道理。
这两点对汤显祖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汤显祖的剧作尤其是《牡丹亭》是儒家生命的学问,杜丽娘的“情不知所起”其实起于“天机”。
“不知”也者,即在指出此一衷情之触发,没有受到“用智”与“自私”的干扰,“源头清洁”,纯然出于天性,是一个青春年少的生命在“不识不知”中所呈现的天地生机。
他所揭示的生命美学是对于老师罗汝芳生命哲学的一种创造性继承。
不宜渲染所谓
“汤显祖与利玛窦会晤”
洛地(浙江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徐朔方先生根据汤显祖《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判断汤显祖与利玛窦曾于万历二十年(1592)在肇庆会晤。
这个说法有疑问。
根据《玉茗堂诗之六》,万历二十年汤显祖只在二三月间在“端州逢西域两生”;而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被带到肇庆是在七月之后,随即去澳门治脚伤。
因此,徐先生说1592年二三月间利玛窦“因事过肇庆”并未能得到着落。
汤显祖去端州也许是特地为送朋友鲁司理,“逢西域两生”是偶然的事,并非专门拜访。
而这“西域两生”具体指谁,则无法查考;汤显祖与利玛窦到底在肇庆会晤没有,材料无法落实。
而利玛窦由于被逐出肇庆及肇庆基督教会所被占,对反对基督教的人痛恨到咬牙切齿的地步;他诅咒中国戏剧是中国的“一大祸害”,最严重的“罪恶渊薮”。
利玛窦也并不是“将西方先进文化输入中国的第一人”;徐先生《汤显祖与利玛窦》最后归结到中西“科学技术的差异”,这并不能、也不宜从二人的关系引出。
因此,不宜渲染“汤显祖与利玛窦的会晤”。
《牡丹亭》传奇的版本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牡丹亭》自问世以来,在明清两代流传极为广泛,现存版本即不下50种。
但是各种公私书目记载颇为混乱紊杂,甚或难以凭据。
依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等书所录,并参考多种国内外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略分为明单刻本、明合刻本、清单刻本、清合刻本、清抄本数类,胪列《牡丹亭》传奇现存明清版本,每类略依版刻时代先后为序,并列出《牡丹亭》改本现存明清版本。
《玉茗堂乐府》
应是汤显祖戏曲合集
吴书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明泰昌时茅元仪最早提到《玉茗堂乐府》,其中有《牡丹亭记》,因此《玉茗堂乐府》应当是汤显祖戏曲的合集。
在研究汤氏交游和诗文系年时?
o从明吴之鲸(伯霖)的《瑶草园初集》中,发现了久被遗忘而又罕为人知的《玉茗堂乐府总序》,从而更进一步证实,《玉茗堂乐府》的确是汤显祖的戏曲合集。
《玉茗堂乐府总序》的作者吴之鲸字伯霖,与黄汝亨文名相伯仲,同《再生缘》杂剧作者吴大山并称为“江皋二俊”;与冯梦桢、陈继儒、虞长孺、屠隆、梅鼎祚、沈朝焕等过从较多。
《玉茗堂乐府》的编刊者吴敬,安徽休宁人,吴氏世代经商,家资雄厚,并且历来重视子弟读书,一门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又广交当时的文人士大夫。
再加上吴敬又喜好戏曲,为汤显祖编刊《玉茗堂乐府》是非常自然的事。
吴之鲸万历三十七年卒于浮梁任所,“总序”约写于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之间,《玉茗堂乐府》也应编于此时。
反思《牡丹亭》叙述方式
邹元江(武汉大学教授):
汤显祖的《牡丹亭》虽然一产生就“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但这并不就能说明该剧作者已十全十美。
汤显祖非戏曲叙述性的曲词使《牡丹亭》缺少了舞台表演的叙述功能。
戏曲的叙述方式主要通过副末开场、自报家门、剧情介绍、上下场诗、科范揭示等表现出来,汤显祖的《牡丹亭》本身就缺乏戏曲文本的叙述性。
而将这种缺乏叙述性的诗文看得过高,尤其成为我们评价汤显祖《牡丹亭》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显然有悖戏曲艺术的基本精神。
这就涉及到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一、什么是评价戏曲文本的标准;二、汤显祖是不是一个杰出的剧作家;三、《牡丹亭》之所以传世的因素为何。
《牡丹亭》和《三妇评本》
中的梦异描写
周锡山(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前后共有两梦,第一个梦是《言怀》中柳梦梅梦到杜丽娘;第二个梦即著名的《惊梦》,是全剧的关键和核心。
清代吴吴山《三妇评本》围绕《牡丹亭》的评批,记载着三位评批者做的两个奇异、美妙的梦。
这个梦表现了吴与陈同的凄惨动人的生死恋情和他与继妻钱宜异人同梦的奇妙、瑰丽的动人审美经历。
此书细腻分析了情、痴与梦、幻的关系,对剧本的艺术成就做了多方面的分析和评论,不仅佳思妙评随处可见,而且评论的语言灵慧优美,别具风韵。
吴舒凫本人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这为《三妇评本》的传播和推广起了很好的作用。
《牡丹亭》和《三妇评本》是神秘现实主义和神秘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牡丹亭》蕴含着
浓厚的巫术思想背景
郑元祉(韩国全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牡丹亭》的思想、结构、花园都充满宗教的象征意味,其至情的内涵以及柳梦梅身上投映出的巫者都显示出宗教文化的影响,可以说,《牡丹亭》这个作品里蕴含着浓厚的巫术思想背景,汤显祖的四梦都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再理解。
《牡丹亭》的
世俗与民俗观照
杨振良(香港花莲教育大学教授):
《牡丹亭》中的科诨运用,屡见情色暗示,呈现市井俗趣,这种雅俗共赏的创作原则,正是吸取大众所熟悉喜爱的俗趣以成不朽之作。
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的世俗环境,以及汤氏所采取的艺术观点,决定了这部传奇的艺术高度。
《牡丹亭》另一民俗场面《冥判》,则出现民间宗教与地狱景象。
如上所述,《牡丹亭》为明代传奇中大放异彩的一颗明珠,汤显祖受前代还魂观念之影响,直接取材于话本情节,该书的著名出目,均具原话本之雏形。
由于再加工与再创造,其改编工作已使《牡丹亭》与原话本有了相当大的不同,使一个粗糙的民间讲说故事,被改写为55出的长篇传奇,不但通过作者生花妙笔塑造了生动的戏曲人物形象,作者汲取世俗与民俗的灵感,加入地域文化、民间宗教、采茶歌谣、傩仪的养料,使作品内容丰富可观,尤值得人们思考与发现。
汤显祖的《邯郸记》
赵山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以唐人沈既济《枕中记》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存在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包括元人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人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第二个系列包括明人的《邯郸道卢生枕中记》《吕翁三化邯郸店》以及汤显祖的《邯郸记》。
汤显祖的处理更接近沈既济《枕中记》的原来面貌,也有利于表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为了表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汤显祖一是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开掘,所以更符合沈既济初衷;二是从明代现实生活中开掘,从而创作出《邯郸记》,对自己18年的坎坷仕途作了一个总结。
汤显祖《邯郸记》问世之后,在剧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第二个方面是对创作的影响,第三个方面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的强烈反响。
汤显祖“四梦”批评的历史影响
何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汤显祖的作品演出后,震撼了剧坛,就此也拉开了对汤显祖“四梦”批评的序幕。
以沈?
Z为首的一大批戏剧家意在对昆曲“合律依腔”的努力,他们对传奇创作中的文辞不恭做了大量的拨乱工作。
面对批评,汤显祖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艺术主张,要求尊重自己原作的“意趣神色”,其浪漫主义创作思想是汤显祖戏剧精神的真正继承与发扬。
汤显祖及其“四梦”不仅在明清剧坛掀起了巨大的批评旋风,围绕汤显祖“四梦”所进行的音律与文辞的较量,不仅对明清两代的戏曲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推动中国戏曲的发展,特别是使昆曲走向成熟和完美所产生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不可忽视的。
值得沉思的是,在昆曲作家仍然沿着曲律派依曲填词的创作道路进行创作的时候,昆曲之路到底怎么走却成了一个时代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汤显祖的曲律主张有着崭新的现实意义。
《牡丹亭》与明清女性阅读
谢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明清时期拥有为数不少的女读者,这些女读者的活动地域主要在江南,而且都是具有诗人、剧作家、弹词家、文学批评家身份的青年妇女。
阅读《牡丹亭》对她们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能够触发灵感、推动文学创作的审美中介。
因世界观的不同,她们对《牡丹亭》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或全部接受、或部分接受、或全部否定,体现出《牡丹亭》文本阅读的复杂性。
她们中的有些人因阅读《牡丹亭》而早亡,明知阅读有伤身体,却仍然如痴如醉地沉迷于阅读,可见《牡丹亭》的阅读对于明清女读者来说具有特殊的生命内涵。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的戏曲理论史意义
李小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体现了汤显祖对戏曲创作源泉、戏曲表演理论、戏曲本质特征及戏曲功能的理论阐述,在我国戏神研究史上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是汤显祖戏曲理论的重要代表作。
汤显祖对于戏曲创作源泉的论述继承了我国古代诗论的悠久传统,从理论上将历来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提到了与文学正统的诗相提并论的高度;他相对准确地总结出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征;全面地阐述了戏曲的功能和表演理论;《庙记》一文对戏神的记载是我国古代关于戏神传说的最早的记载,把戏曲提到了与儒、释、道三教同样的地位,认为应该像儒家供奉孔子那样祭祀戏神。
这些理论是明代中晚期戏曲艺术已经成熟后的理论体现,对于后世的戏曲理论批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于汤显祖与沈?
Z的论争
蔡美云(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
对于“汤沈之争”,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
汤显祖与沈?
Z论争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他们追求的基本目标却是一致的:
即他们都是顺应当时趋俗的社会潮流,在戏曲的领域实现了他们向往自由、追求不同价值观的心态转变。
它是对文学艺术俗化追求的必然产物,体现出传统文人在社会变革时期心灵的徘徊和选择,是文人社会责任感的另一种体现,无论是汤显祖还是沈?
Z,都力图通过戏曲这种艺术形式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
《牡丹亭》与昆曲
朱伟明(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牡丹亭》与昆曲有着特殊的关系。
《牡丹亭》并不是专为昆曲创作的,最初的《牡丹亭》是用宜黄腔演唱的。
但是,最能表现《牡丹亭》艺术精髓的表演形式,则非昆曲莫属。
从某种意义上说,昆曲选择了《牡丹亭》,《牡丹亭》则创造了昆曲的辉煌。
汤显祖始终视“意趣神色”为最高境界,并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审美特征。
《牡丹亭》正是作者的创作精神与审美风格最为集中的体现。
可以说,“意趣神色”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牡丹亭》与昆曲艺术精神的根本相通之处。
《牡丹亭》完美地体现了昆曲的审美精神,昆曲则以其精美的艺术形式强化了《牡丹亭》的艺术魅力,二者的独特关系和相得益彰的深刻影响,正是一种审美精神与审美趣味的契合。
《牡丹亭》舞台呈现多元化
曹树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汤显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牡丹亭》在戏曲舞台上争奇斗妍,显示出多元化舞台呈现的喜人现象。
应当对这种多元化舞台呈现的诸种表现,及其对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牡丹亭》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作一初步的论述,以引起专家和昆曲爱好者们对《牡丹亭》演出研究的关注,让更广大的观众通过观赏其演出,进而引起对汤显祖研究的兴趣,珍爱汤显祖剧作这一人类文化瑰宝。
《牡丹亭》演出的多样性
江巨荣(复旦大学教授):
《牡丹亭》在舞台上历经400年,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无论宫廷戏班,家庭戏班,专业戏班,民间草台班,还是赣、秦、豫、昆等不同剧种的演出,它们在剧本、声腔、演出风格上就显示出多种选择,多种面貌,表现出多样性。
《牡丹亭》演出上,其剧本构成主要有三种形式:
原本演出、改编本演出和折子戏演出。
在声腔上,有宜黄腔、调腔、新腔、皮黄、豫剧、赣剧、采茶戏、昆腔等。
虽然这些舞台演出表现出内容、剧种和部分表演的多样性,却无法在戏剧理念、戏剧美学、舞台美术上有重大的突破,显现出这个富有生命力的剧目本身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活跃、艺术创新意识增强、舞台技术日渐成熟的环境下,昆曲《牡丹亭》的演出出现了锐意革新的势头,舞台上也显出了创新演出和传统演出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风格,迎来了更广泛、更深刻的《牡丹亭》演出多样性竞赛。
关于《牡丹亭》的音律问题
刘水云(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牡丹亭》及汤显祖其他剧作的用韵历来备受曲家之訾议。
明清曲家批评汤显祖戏曲用韵大有人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凌?
鞒酰?
他指斥汤氏剧作用韵“随心胡凑”、“用韵庞杂”其实并不公平。
导致汤显祖剧作颇受訾议的原因在于以沈?
Z为代表的“吴江派”曲家主张曲韵必遵。
汤显祖对“吴江派”曲家的批评相当愤激和不屑。
笔者认为沈?
Z等人对汤氏不遗余力的批评主要基于两大原因:
首先,为了确立“吴江派”的曲坛盟主地位,要求他们必须坚决推行和贯彻自己的音律主张,对异己者予以严厉的批评。
其次,由于受明中叶以来戏曲领域内部崇元复古的影响,沈?
Z等晚明曲家在戏曲观念上产生了推尊北曲的倾向,使得他们在南曲创作上有意套用北曲范式。
在明清曲家看来,汤剧格律方面的问题主要是:
一、随意打破定格;二、自我作祖,自乱其例。
至于《牡丹亭》用韵、宫调,则基本符合规范。
汤显祖的“情深一叙”
司徒秀英(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汤显祖“情深一叙”,写成《牡丹亭》。
他用深情聪慧重塑杜丽娘。
《牡丹亭》情调感伤,不但无损杜丽娘造像的至情真性,反而相得益彰。
可从感知能力和孤注一掷的“情”意指出汤显祖为丽娘造像之匠心,得见丽娘的意念和意象运用的微妙关系、“半开而谢”母题的设计安排以及丽娘造像之倒影──柳梦梅的重要性。
应当重视发现《牡丹亭》文字意象的潜在意蕴,这些意蕴是汤显祖吹入角色使之活起来的生“气”。
杜丽娘“情至”造像及“生”之气来源主要是世间有情人的想像、汤显祖的至情叙写和感人的文字。
《牡丹亭》是一部“曲意”深至的理辨戏剧
龚国光(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牡丹亭》是一部“曲意”深至的理辨戏剧,现实性和理辨性极强,是继李贽《焚书》之后的另一类叛逆反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向传奇体制挑战,不仅有力地冲击了传奇的陈腐规制,而且它在神奇、浪漫的外壳中,包涵着现实生活的内容,在谈风月、说梦境的过程中,抒发着满腔郁愤。
其次,“至情”理论的提出,在万历年间戏曲界和文学界掀起了一场浩大波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用“曲意”之笔作弱者的呼喊与抗争。
南安、遂昌与临川三地应是汤显祖《牡丹亭》创作不可分割的贯一的整体,而创作的高潮则无疑是在遂昌为官的最后两年。
《牡丹亭》的舞台演剧,彻底打破了明代剧坛的“情境”模式,开拓出“意境”天地。
后世的改编作品,大多由于没有理解“原作者的意旨”,而不得流传。
而现代的舞台演出则较完整地体现了原著的基本精神。
晚明文论话语下的《牡丹亭》批评
孙书磊(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晚明的《牡丹亭》批评在晚明的文论话语下进行,既受唐宋派、公安派文学批评的影响,又有所新变。
在唐宋派的影响下,晚明《牡丹亭》批评具有崇元思想,并塑造偶像,树立模仿榜样。
公安派内省式的诗性批评成为晚明《牡丹亭》批评中至情观的理论基础,其性灵说主张为晚明《牡丹亭》批评中的个性倾向张本,而其有意识的矫枉过正又对晚明《牡丹亭》批评态度以极端化的感染。
晚明《牡丹亭》批评呈现出许多新变的因素,诸如文体意识的强化与曲体意识的倡导,极端化的批评态度趋向缓和以及由此而呈现的理论争论折中化等。
关于遂昌“十番”
罗兆荣(汤显祖纪念馆):
遂昌“十番”是苏(州)昆还是金(华)昆?
为什么说遂昌“十番”源头来自正昆?
湖山“武十番”是婺剧还是昆剧?
针对一些人对遂昌“十番”是否是昆曲的置疑,首先应对清末以来遂昌民间昆曲演出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以详实的资料证明,遂昌“十番”是昆曲而不是婺剧。
其次应从演出剧目、记谱方式、伴奏乐器入手,指出遂昌民间锣鼓调、坐唱班和昆腔班所演习的剧目,基本上是金华昆腔所传习;金华昆腔的记谱方式采用工尺谱,这同遂昌十番一样,和正昆一脉相承,遂昌“十番”直接来自正昆的曲唱,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金昆的内容;遂昌民间昆曲活动与汤显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汤显祖把昆曲传到了遂昌,遂昌人民在纪念汤显祖的同时,也形成了崇尚昆曲之风。
汤显祖与黄岩坑
陈少华(遂昌金矿):
汤显祖与黄岩坑有关的诗文具有很高的矿业科技史意义和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汤显祖反对开办矿冶,但被迫组织了黄岩坑古代最后一次开采活动。
反对开矿、不堪采矿重负促成了汤显祖的离任,而汤显祖的抗争是促成黄岩坑最终被废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汤显祖一生中参加的最大的一次政治经济活动,其实际影响和意义大于万历十七年的《论辅臣科臣疏》。
(李小菊根据录音及论文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