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发展的多中心模式与绅士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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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发展的多中心模式与绅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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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绅士化”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是指城市中原先低收入阶层居住的社区被高收入阶层移入所取代，［1］中心区的居住阶层不断置换的动态过程，也称为“贵族化”、“中产阶级化”。

我国的“城市更新”或“旧城改造”与之有相似之处。

　　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就出现了城市，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城市发展极为缓慢。

直到近代产业革命后，城市发展才获得强劲的动力，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成熟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等演化阶段，与此同时城市功能和结构不断演进，也出现了一些城市问题。

　　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大城市人口和其他资源开始向郊区迁移，郊区化过程开始并迅速蔓延开来。

到20世纪60年代，某些大城市的旧城区出现了因过度郊区化而衰退的现象，昔日繁华的街区破落不堪，空心化现象一度难以遏制。

同时，过度郊区化也带来社会隔离、都市区运营成本过高，甚至可能影响到城市竞争力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城市美化运动”等。

与此同时，郊区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年轻的专业人士和老年人出于中心区的热闹、医疗等考虑又热衷于重新回归城市中心区，此时绅士化运动可谓应时应景，为衰落的内城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内城街区的复兴开辟了新的天地。

然而兴奋之余，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心区复兴运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原来住在中心区的穷人无法获得基本的住房，甚至流落街头。

［2］巨大的反差在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大城市发展引人注目并发生了巨大的结构重组。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市空间重组飞速发展，许多大城市的内城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更新改造，为了避免发达国家绅士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门禁社区和社会隔离、失地农民、社会两极分化等等，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国家走过的绅士化道路进行深入地研究，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找出合理的旧城改造方案提供参考。

　　二、国外大城市绅士化的经验与启示。

　　“绅士化”现象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英国，此后在北美、欧洲以及大洋洲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绅士化”运动，［3］可谓影响深远。

专家学者们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城市运动褒贬不一，大体而言，认为绅士化运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生活的重构、居住空间的分异、社会结构的重组以及城市中心区的复兴等方面。

　　绅士化进程有效扼制了城市中心区的衰退，复兴了内城街区的活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了郊区化阶段，人口向郊区大规模地迁移，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商业以及服务业等相继迅速外迁，城市中心区所占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量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迁居住至郊区，中心城区日益衰败，环境急剧恶化，最终沦为贫困阶层的聚集地。

［4］绅士化进程首先是由中产阶级发起的，特别值得一提是艺术家们，他们居住到“贫民窟”体验底层人民的生活，以激发创作的灵感。

中产阶级进入衰败的社区后，为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对破旧的住宅进行了修缮，不断改造社区的环境，提升了社区的吸引力，使其再次获得繁荣。

中产阶级的侵入演替推动了城市中心区的复苏，促进了其景观、空间功能、产业功能的转型升级。

［5］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绅士化运动对于城市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绅士化现象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首先它激起了贫富阶层的对立情绪，引发阶级矛盾。

绅士化进程推动了当地的房价，大幅度地提高了房主的财产税，收入微薄的房主被迫卖掉房产；房价的节节攀升带动房租的迅速上涨，租住的贫困阶层被迫向低租金社区迁居。

［6］这场运动一轮又一轮地层层演替，最终的结果是富裕阶层完全接替了贫困阶层，甚至连早期迁入的中产阶级下层也被更替出局，造成了贫富隔离的格局。

因此，绅士化运动带来了阶级对立、人情冷漠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其次，绅士化运动造成城市古老建筑和风貌的破坏，不利于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保留。

当中产阶级从开始的小规模修葺改善逐步演化为追求商业利益的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时，开发商为了高额利润不惜破坏大批的古老建筑和历史古迹，他们将建筑的轴线纵向拉伸，以林立的高楼大厦重新演绎了城市的繁荣，这样的繁荣是以千百年来历史积淀的城市肌理为代价的。

再则，原居民大规模的被迫外迁使绅士化区域中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破坏了城市人文文化的延续性。

一方水土一方人情，有独特人情世故、民族风情的城市才是富有生命力的乐土。

可以说人文是城市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代代沿袭的居民是传承城市个性最活力的载体，是彰显城市魅力的重要元素，剥夺原居民的居住权就是掏空城市的灵魂，割裂城市承载的记忆，造成人文历史的断层。

［7］。

　　纵观西方国家走过的绅士化道路，学术界争论不休。

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上，任何现象、任何模式都不可能绝对的尽善尽美，也不可能绝对的一无是处，辩证地分析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我们扬长避短，绕开绅士化运动可能对城市健康发展造成的障碍，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路线提供有效参考。

　　三、我国大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城市的旧城区就开始了更新改造。

近年来，这种改造更为频繁，贵族化趋势也更加突出。

以北京、南京和沈阳2016年6月在售住宅为例，北京二环内霞公府均价106000元/平方米，而同期北京地区在售的565个住宅项目销售均价为21837元/平方米；南京中山路上的长发都市羲和均价45000元/平方米，同期南京地区所有在售的264个住宅项目销售均价为14148元/平方米；沈阳和平区华润中心悦府均价22000元/平方米，同期沈阳地区在售的385个住宅项目销售均价为7900元/平方米。

很显然，中心区的更新改造并没有走亲民路线，骇人的价格甚至连中产阶级也望尘莫及。

笔者认为，这样的“城市更新”或“旧城改造”本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绅士化运动无异，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国内专家学者将我国城市中心区的更新改造重新命名，主要源于二者形式上的差异。

其一，西方国家的“绅士化”现象发生于普遍郊区化进程后的再城市化阶段，富裕阶层几乎都居住到了郊区，城市中心区沦为贫困阶层的集聚地，贫富分化严重；而我国的旧城改造发生于郊区化的初级阶段，富人到郊区购买住宅或投资或度假型居住，搬迁至郊区落户的还很有限，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中心区继续享受繁华与便利，因此城市中贫富分化不显著；其二，西方国家的绅士化城市中心区已经显现了“空心化”的衰败，郊区取而代之成长为新的引力点，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而我国的城市虽然出现了由中心区向外的迁移现象，但是城市中心区依旧繁荣，引力不减。

我国城市中心区汇集了最优质的教育、医疗、商业、娱乐等资源，生活配套设施齐备，同期郊区的适居状况还亟待完善，其建成的配套设施与生活便利度目前还很难与城市中心区相提并论，因此，城市中心区住宅的平均价格遥遥领先，其常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例居高不下，我国的城市中心区始终保持着炙手可热的状态。

其三，西方国家的“绅士化”运动最初是中产阶级自发进行的，他们出于价值偏好、个人喜好或者利益驱使对衰落的街区进行修葺改善，逐渐提升了街区的品质，在此初始阶段，政府并未进行干预；而我国城市中心区的更新改造首先是政府决策，出于对城市中心区黄金稀缺土地价值的利用，重新规划用地性质，再与开发商一起有计划地新建住宅或公共设施。

［8］。

　　可见，我国城市也开始了绅士化过程，尽管它在一些大城市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它还不至于可怕到“谈其色变”的程度。

换个角度来看，它也曾经充当了城市繁荣的积极推手。

笔者认为只有当绅士化现象不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而纯粹受商业利益所驱使，大规模地走高端路线时才会成为城市的灾难。

　　从目前我国大城市中心区新建楼盘的房价来看，绅士化运动已经逐步向高端方向发展，展露出了贵族化姿态，向城市伸出了破坏之手。

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

我国的绅士化是政府主导、开发企业参与的旧城更新，政府部门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发展和政绩，开发企业追逐高额利润，他们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进行大规模地推倒，通过补偿款或安置房等形式将贫困的原居民赶出了城市中心区，而重建的高档商品房则吸引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回流，这种以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出发点的改造侵害了低收入居民的利益，缺失了社会公平，拉大了贫富差距，引发了贫富之间、政府与底层民众间的矛盾。

其二，影响或破坏了城市中心区的文物古迹。

城市中心区是城市的核心，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存了大量人类生活的印记，千百年历史更迭遗存下的建筑和景观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变迁，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珍视，得到有效的保护。

而我国城市中心区大规模的更新改造使很多未列入保护范围的一般性历史建筑物让位于土地整合，逐渐湮没于绅士化的步伐之下；某些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文化古迹如梁思成故居，也曾以保护为名遭到了拆除性重建，大部分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文化古迹虽未遭到毁灭殆尽的威胁，但周边地区如火如荼的大拆大建很可能使其受到震荡和冲击，微弱的损耗经过时间的放大就会积聚为滴水穿石的破坏力，影响了文物古迹的保存；大规模的绅士化运动还挤占了保护区的土地资源，破坏了文物古迹的整体格局，使其孤身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中，失去了文化韵味。

　　因此，在绅士化运动大规模进行的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对其推动力进行深入研究，追根溯源，寻求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调控，将绅士化进程的步伐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四、我国大城市绅士化的动力机制。

　　城市的繁荣是非均质的，这是长期以来不同区域范围内复杂的区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繁华与破败无序地交织着，共同绘制了城市的脉络。

西方发达国家的绅士化运动首先发生于城市中心的破败区域，某些艺术家因创作的需要入住到低收入社区中，继而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家集聚，他们修葺改善了社区的面貌，提升了社区的品质，使原先破败的区域重新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大量的资金开始入驻，因此西方国家绅士化进程中最根本的动力是“文化”和“资金”，政府的作用力相对较弱。

［3］这种弱化了政府调控和监管的绅士化运动一度发展到不可控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很显然，我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动力机制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它开始就是在政府的决策指导下进行的。

起初，政府为了改善城市的综合环境，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将目光聚焦于环境恶劣的老旧建筑物，特别是超期使用的危房和棚户，应该说这种改善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但是具体的实施结果却也出现了种种弊端，为什么在规划监管下的更新改造也不尽如人意呢？

这就很有必要细细分析我国城市绅士化的动力机制，查找出潜在的不合理因素。

　　第一，政府决策权力的导向。

我国城市中心区破旧建筑物的改造以大规模的拆迁重建为主，这与政府追求政绩的决策方向不无联系。

［9］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衡量以GDP为主，追求GDP的主观倾向引导了城市更新的规模化方向。

当然，大面积的成片重建也能为城市带来整体收益，一则能科学地规划改造区的用地性质，合理地布局基础配套设施，为居民打造更加舒适便利的居住环境；二则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性，有效调整了城市的功能和结构，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交通、环境等问题；三则使改造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

［10］然而，大规模的成片开发重建也有其不足。

其一，大规模的重建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浪费。

亟待修缮的残破建筑往往是零星的、分散的，而成片的开发又将部分未到使用期限的建筑物囊括在内，这样一刀切的推倒重建并不必要，或者说并不紧要；其二，大规模的重建使拆迁居民的安置和赔偿尤为棘手，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高昂的土地成本使就地或就近安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由于改造后用地性质发生了变化，住宅单元大幅度减少，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

即便不存在供需的缺口，原居民也难以租住或购买改建后的住宅。

破落街区居住的基本都是低收入人群，改建后的住宅价格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而拆迁款对于新的房价就是杯水车薪；同样，租住群体面对同步提升的房租也只能望楼兴叹了，就近安置的困难也基本无二。

改建安置不得不把原居民迁至郊区，给他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因此，即使他们本身对恶劣的住宅环境极为不满，也并不情愿迁出，以致漫天要价的钉子户层出不穷，增多了政府和民众的矛盾。

其三，大规模的重建阻碍了城市更新的脚步。

重建的成本与规模是成正比的，大规模的拆迁重建意味着更多的资金筹措、更周全的项目规划、更复杂的居民搬迁工作，因此，项目的审批和前期准备历时更长，急需改造的区域得不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因问题太多导致项目搁置的。

在政府部门规模化重建思想的主导下，老旧建筑常常因更新不及时而恶化加剧，持续地衰退并影响到周边地区，这一区域很可能演变为环境更为恶劣的“城中村”，成为城市空心化的发源地，为绅士化运动提供温床。

　　第二，开发商的拆迁和建设的高额利益追逐。

首先，开发商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机构，他们参与拆迁改造的根本目的就是从中获取利益。

改造区是城市中心区十分稀缺的居住用地，而新建的住宅受到楼层、容积率等限制，很难达到开发商期望的得房率，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自然地选择高端路线的重建，通过提高住宅的单价提升利润空间。

［11］其次，城市中心区住宅的平均单价位于全市之最，即使是老旧小区也价值不菲。

新楼盘因其稀缺性备受瞩目，加之其全新的建筑风格、科学的户型设计、充足的停车位配备、贴心的物业管理等诸多优势，自然是愁建不愁卖。

另外，高端房价的制定也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

我国大部分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三口之家、丁克家庭已逐步成为主流，富裕家庭更是追求高品质的精致住宅，他们要求健全的配套设施，拒绝半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12］城市中心区高端楼盘的推出可谓投其所好，对富裕阶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本质是政府决策、开发企业参与的高端化旧城更新，其动力归根结底就是资本和权力，二者共同作用，贵族化了城市更新的步伐，富裕阶层将贫困的原住居民更替出局。

　　五、有效控制绅士化现象的策略探讨。

　　现阶段，我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社会分化等城市问题，并且市场在城市更新改造中的作用还在不断增大，从动力机制方面来看，就是“资本”的作用力正在迅速膨胀，如若放任其肆意发展，必然导致历史教训的重演。

客观分析我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动力机制可知，“权力”对于城市的更新改造具有指挥棒作用，有了正确的方向指引才能促使城市的社会空间向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

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制定合理的政策方针制约市场作用，引导“资本”的流向，少一些功利，多一些务实，通过深入地探究寻找到更新城市空间的切入点，合理疏导，科学调控，将绅士化现象控制在适当的程度内，发挥其积极的影响。

　　我国城市的更新改造具有可控性，政府机关的决策引领着城市发展的进程。

通过行政干预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加强其对资本的监管，让健康的绅士化改善城市的宜居环境，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真正实现受惠于民。

首先，城市中心区的更新改造不应该以利益回报作为排列先后位序的标准，而应该根据改善民生的紧迫性为依据，优先考虑陈旧落后的“城中村”，防止其因过度衰退沦为影响城市整体环境的顽疾。

第二，慎用大拆大建，多采用小规模的修缮改造以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规避大面积的拆迁安置等难题，提高更新改造的效率。

［13］第三，制定政策法规，规范城市住房市场。

对开发商加强监管，防止开发商以高额利润为目的，大规模地新建高端豪宅，为过度的绅士化推波助澜。

第四，重建住宅应以“平价房”、”廉租房”为主，尽可能保留相对稳定的低收入原住居民，促进主中心的社会融合。

［14］第五，广泛听取城市居民对于城市规划的意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公开透明化规划、拆迁和补偿的全过程。

第六，积极筹建公益组织参与一些商业价值不高或者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15］鼓励私人在政策范围内的修缮改造，避免因投资渠道单一而对开发企业过度依赖。

第七，加强文物古迹保护，保留城市的历史风貌，深度发掘城市内涵，彰显城市特色。

　　从宏观角度分析，当绅士化运动不断侵害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就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致使贫富隔离，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危害根源于富裕阶层对城市中心区的侵占，他们向城市中心区的集聚和城市化进程是一致的，如果能够延缓他们跨入中心区的脚步，更多地吸引其向郊区迁移，也是避免绅士化过度发展的一条思路。

我国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发生于郊区化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正是我国吸引人口外移、推进郊区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从人口流动的方向上看，其与绅士化现象的作用力是互逆的。

如此而言，城市发展的多中心模式和绅士化现象同期并存，二者互利共赢是可能的。

　　六、实施城市多中心策略的意义。

　　多中心城市结构是相对传统单中心城市提出的优化模式，多个中心形成不同层级的引力点，吸引人口多方向集聚，旨在防止城市中心区因人口过度集聚而造成基础设施超负荷、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城市病。

构建多中心模式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方向，［16］多个中心共同发展，形成凑综复杂的网络结构，以保持城市的生机和活力，促使其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中积极构建多个中心有助于缓解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压力，避免旧城由过度集聚导致空心化，减少孕育大规模绅士化现象的土壤。

西方国家的绅士化现象起源于空心化的旧城，当内城衰退严重，又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发起了对内城社区的修葺改造。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中心城区人口高度密集，用地矛盾突出，基础设施落后，通勤压力大，环境污染严重，而大规模的绅士化运动又吸引了中产阶级大量回流，城市中心区的承载力必将受到更大的挑战。

如若这些城市病得不到有效解决，它们必然愈演愈烈，为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埋下隐患，成为绅士化现象的导火索。

因此，我国城市要防止大规模的绅士化运动可以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从源头加以控制，构建多个副中心分流主中心压力，避免其因一系列城市病造成过快衰退，防患未然。

［17］。

　　在城市郊区培育若干富有吸引力的副中心，可以提供更多的中心区住宅，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选择，使其择居目光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主中心内，避免贫富阶层在城市中心区大规模地更替现象，有利于穷富交错而居，促进社会和谐。

副中心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除了能沿袭主中心的繁荣外，还可具有交通便捷、空气良好、环境舒适等比较优势，能够成长为吸引中产阶级视线的引力源，承担起分流城市中心区集聚压力的重任，成为平衡城市人口及功能的新的增长极。

　　在城市郊区培育若干富有吸引力的副中心，使城市中心区高端住宅的消费群体大量流失，对城市中心区豪宅的开发起到显著的遏制效用，旧城改造的贵族化现象将因此发生扭转。

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旧城更新往往选择地理区位好、自然环境优美的老建筑，而这些建筑很多都未到使用年限，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没有市场就没有利益，如果这些建筑物因其丧失了高额回报导致热度大减，满足不了开发企业逐利的欲望，就会淡出他们的视线，大大降低推倒重建的几率，集约了社会资源的投入，也为危房、棚户等急需修缮的建筑物提供了更多、更及时的资金保障。

　　积极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从整个城市大范围来看是人口、产业等的分散，但从城市中各个区块来看要素流向仍然是集聚的，多中心结构将城市的发展从无序的绝对集中转变成有序的相对分散，既拓展了城市中心区有限的空间，又兼顾了资源的集聚效益；既缓解了城市中心区的压力，又带动了郊区的发展。

因而，促进了城市的共同繁荣，对于制约绅士化运动的过度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七、我国城市多中心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我国已经提出在大城市构建副中心的规划设想。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城市的副中心在分流主城区人口压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上海，在远离主城区的郊区培育了松江、嘉定两个副中心，初步形成了多中心城市结构；也有些城市多中心的构建并不理想，例如北京，虽然初期勾勒出了多中心结构的框架，但由于城市中心区绝对的优势削弱了副中心的影响力，最终主中心因强大的蔓延扩散力逐步吞噬了副中心，城市结构恢复了环状带向外扩散的空间格局；还有的城市始终保持着单中心的格局，如成都，城市中心区各个功能向外辐射扩散，始终保持着单核心的同心圆结构。

　　总体说来，我国城市的多中心结构发育还很不完善，副中心的构建存在着诸多不足。

　　第一，选址不当。

在城市中构建副中心目的是为了让其承载中心区的某些功能，分流主中心的压力，那么区域原有的发展规模对于其承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降低对副中心的投入并尽快实现其功能，某些副中心的选择往往过于追求被选区域自身的发展条件而忽略其与主中心间的距离，如选择徐家汇作为上海的副中心时，正是在其初具规模的商业设施优势下，决策者未足够重视其距离主中心仅约五公里的位置条件，虽然徐家汇如其所愿迅速发展为上海市的商业副中心，但随后又因其距离缺陷很快掩埋在主中心强大的扩张力下，成为主中心无序蔓延的一部分，最终成为副中心构建失败的案例。

［18］。

　　第二，引力不足。

某些城市的副中心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购物、医疗、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配套与主中心的规模相差太大，还达不到服务周边地区居民经济活动和生活需求的能力，独立性较差；有的副中心工业污染严重，空气质量差，以PM2.5的数据监测为例，南京的仙林大学城副中心的检测值往往高于中心城区，人口低密度伴生的生态环境质量优势无法体现；也有的副中心公共服务水平较低，还不能达到高层次人才多样化需求的标准，因此其对人口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低端产业人口集聚，高层次人才比例不足，特别是对中产阶级的疏散效果不显著。

　　第三，功能定位缺乏明确的分工。

决策者未能将主中心的部分功能合理地分散到不同的副中心，致使各副中心未能形成自身的特色而发展动力不足，甚至有的副中心因产业结构趋同而争夺资源，导致了恶意竞争关系。

　　第四，交通体系不完善。

一些城市交通网线不发达，交通道路的修建规模明显滞后于小汽车的增长速度，再加上副中心的产业、住宅、基础设施的配套不协调，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主副中心间的通勤压力大成为很多城市发展的新障碍。

　　鉴于此，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寻找构建多中心城市模式的对策，引导城市结构向多中心方向发展。

　　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区域培育副中心。

优先考虑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交通条件便利、地理环境较好或者有一定产业功能基础的区域。

这样，既有利于副中心的快速成长，也能减少投资建设的资金需求；副中心与城市主中心应保持理想的空间距离，一般说来，现阶段我国城市的副中心位置尽可能选择在近郊区。

我国城市居民的城乡观念深重，主观上不愿意居住到远郊区，所以副中心距离主中心太远，吸引力就会减弱，对人口和产业的疏散发挥不了不明显的作用，但是距离太近，副中心又容易遭到主中心的扩张兼并，很难发育为相对独立的副中心。

［19］。

　　第二，注重培育副中心的独立性，促使其形成足够的规模。

在规划多中心城市结构时，要考虑各类用地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就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平衡，深入研究不同就业人员对于不同住宅类型的喜好，促进职住平衡，同时逐步完善副中心的综合职能，弱化其对城市主中心的依赖，减少不必要的通勤流，降低城市交通压力，节约能耗。

副中心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只有当人口、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规模经济，发挥出巨大的集聚效益，才能形成相对主中心的反磁力系统，分流主中心的压力。

　　第三，积极培育富有吸引力的副中心。

不断健全副中心的配套设施，如增设医疗卫生机构、大型的超市、购物中心和娱乐